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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朝廷的大逃亡-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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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一直是“利用,限制、改造”,利用,就是尽可能的用他们来对付原来的主子,消灭他们的故国,为清廷争江山夺社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限制,就是他们都得在清人的统领、指挥、监督、防范之下进行,不得越雷池一步,更不许实力膨胀,自己坐大,稍有二志便加以除之。改造,就是尽可能使他们满化,而且是先于百姓做到满化,例如剃阴阳头,留长辫子,甩马蹄袖,能说几句夹生的满话,至少能大声地说“喳!”,开口闭口“我大清!”,把自己也认作半个满人。此外,对这些变节者,清廷其实非但不尊重,而是极为鄙薄的,这在清廷后来命人编写的《贰臣传》中,把在亡明中功不可没的洪承畴排在第一位就是最好的说明。这是后话。但总的说来,清廷对布防在各地的数量庞大的降清兵将疑惧很大,从未放心过。    

  凡此种种,都成为清廷,尤其是摄政王多乐衮的心腹之患,成为摆在他面前的十分棘手的问题,他要加以慎重考虑,妥善处置,一一加以解决。至于永历帝,他倒不在意,因为那已是被赶到边僻一隅,小鱼翻不起大浪,构不成任何的威胁,不过苟且偷安而已。出于这种种的原困,他还忙不得,也还不打算立即剿灭永历。

  但改变清廷主意和残明命运的一个关键人物出来了——就是故明崇祯皇帝的股肱重臣洪承畴。

  他,曾经作为大明朝的重臣,也作为大清新朝的新臣,他对明、清两方的情况自然是了如指掌,对明、清博奕的最终结局也是心里有数。可以说双方都在他老谋深算的心里,逃不出他的估计。

  当初,南明朝建元之初,清军已入关大败李自成,占据北京,传徼远近,大有一统天下之势。此时,弘光政权还不知大祸已经临头,竟然还派出使臣代表弘光帝到北京慰问清军,表达对清军消灭李自成“报君父之仇”的感激之情,并提出和清军进行和谈,划地为界,南北分治,得以苟安。可是,弘光帝派出的使臣被清军扣押,又被多尔衮逼着供出南明朝廷的诸多机密。洪承畴在一旁,听了后说:“现在明福王用了马士英、阮大铖等入阁主事,恐怕就要灭亡了。”

  多尔衮问:“为什么?”

  他说:“马士英贪鄙,阮大铖是魏阉的干儿,皆阉党,用这种人执掌朝政,还有什么好事?不亡才怪呢。”

  多尔衮说:“他二人不行,还有史可法呢!”

  洪承畴说:“史可法固然忠义之人、韬略之才,只是他被排挤,发挥不了多少作用,大厦还是要倒塌的。” 

  后来发生的事也真的被这个洪承畴言中了。

  
  本来,南明朝建立之初,尚有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有数十万军队,有遍布各地的农民起义军(特别是李自成大顺军余部和张献忠大西军余部)的支持,无论是在地域上,人口上,还是军事上都超过清军(入关的清军总兵力不过十余万人),和清军抗衡甚至东山再起光复大明并非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弘光政权自身的*和内斗——皇帝的荒淫无度穷奢极欲,朝臣的明争暗斗自相残杀,使它不但不能充分地整合和利用优势的战略资源来和清军相抗,而是相反,是在不断地给自己挖掘着坟墓。当然,也为清人消灭它创造出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当初,南京故臣议立福王朱由崧时,争议很大。史可法认为立福王有七不宜:一贪,二淫,三酗酒,四不孝,五虐下,六不读书,七干预有司,恐误国。但马士英等一意孤行,坚持拥立福王,并派重兵强行护送福王朱由崧至南京监国,使之既成事实,迫使史可法等不得不承认。而福王登基以后,正如史可法所言,一上来别的事一概不管,只就忙于选淑女、饮佳酿,命太监四出掳掠民女,扩充后宫,造成民间大恐慌,当时的苏、杭等地为逃避选入宫中,竟然嫁娶一空。有人形容弘光帝“清歌漏船内,痛饮焚屋中”足见其荒淫*到了何等程度。

  由于弘光帝只纵情声色,不问国事,把朝政交给马士英掌握。马士英入阁执掌朝廷大权以后,便荐用阮大铖为兵部尚书。这样,马、阮等人便把持了南明的军政大权。马、阮又是阉党余孽,得势以后,便把晚明的“党争”这一恶性肿瘤移植并继承下来,把多年的党争积怨发挥到了极致,更加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结党营私,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打击政敌。

  (这里需要加以补充的是,这里提到的“党”,是历史上的说法,与今天所说的“党”不是一回事,不能相提并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他的《朋党论》中说,“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君子以道为朋,小人以利为朋”。朋便称党,党也称朋。历史上所谓的“党”,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纲领章程、组织形式等,只是一些政见相近、利害相关的人,这些人往往也是一些关系较近的人,譬如师生、亲属、同窗、同事、同乡等,无非是一些松散和组合,还谈不上什么组织。也就是俗称的“一群人”,“一伙人”,“一帮人”等等。这样的“党”在历史上累见不鲜,代有传人。后汉献帝时,曾将陈蕃、郭泰、张俭等一大批很有才学,名气很大的人抓关起来,称他们为“党人”。唐朝后期,朝廷发生“牛李党之争”,原因出于牛僧儒和李德裕的政见分歧,牛主张要这样做,李坚持要那样做,朝臣中有的赞同牛僧儒,有的赞同李德裕,形成两个政见不同的“党”,无论谁得势都要排挤打压对方,互相倾轧,互相争斗,长达近半个世纪,后世便将其称为“牛党、李党”。明代后期,阉党与东林党之争尤为激烈,阉党多为太监宦官,东林党则多科举出身的读书人。这两大派系的官僚不停地在互相争斗,互相打压,尤以阉党奸诈凶残为甚。)

  这样一来,朝中一大批有才能有作为的大臣都被排挤打压,史可法被贬到扬州督师,姜日广、刘宗周等被相继罢官,或逐出京城,有的甚至被冤枉入狱,朝中便充满了马、阮等人的亲信、亲戚这样一些庸碌之辈。

  就在清军歼灭李自成,集中力量杀向南朝的危急时刻,马士英、阮大铖却置江北防线于不顾,撤回防江大军,集中全力,与前来“清君侧”的武昌总兵左良玉杀得你死我活,完全无暇御敌,使清军得以乘虚而入,轻而易举地破扬州,取南京,各个击破。而真正坚持抗战的只有史可法等少数干臣。史可法虽说身为参赞机务兵部尚书,看起来位高权重,但实际上他的手上并没有几个可战之兵,重兵都被马士英、阮大铖所掌握并调去打“内战”去了,所以尽管他英勇抗战,死守扬州,最终也只能如他所说的“全力御敌,鞠躬致命,克尽臣节”了。其他大多数的官僚不是乞降清军“伺奉新朝”,便是东逃西散,挈妇将雏,如猢狲之临树倒,使清军如入无人之境,横扫南明。据说,南京城里有一乞丐,题下绝命诗投水而亡,其诗曰:“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民田院,乞丐羞活命一条。”此诗传至南北,感概者众。

  清兵攻破南京以后,将弘光帝朱由崧押解出城,民众非但不同情他,而是沿途夹道唾骂,向他投掷污物。可见民众对南明朝这个“一把手”荒淫*殃民祸国的刻骨铭心之恨!

  弘光政权在*与内斗中败亡后,南明便土崩瓦解,一蹶不振。后来相继上台的几位国君,尽管也不乏重振山河的雄心壮志,但败局已定,回天无术,大明朝的最后灭亡也就不可避免地进入倒计时了。

  
  现在,孙可望被李定国击败后带着家眷和残兵败将跑到长沙,投降了洪承畴。由于孙可望曾经是大西军残部在云贵等地的首领,是永历政权的支持者,深知永历政权的内幕,洪承畴便接纳了他,并从他的嘴里了解到永历帝和李定国军的详细情况。于是,他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制订了一个消灭永历,根除大明的详细计划,以便进一步向新主子献计献策邀功请赏。

  洪承畴亲自将奏疏带到北京,当面呈报给摄政王多乐衮,向他作了详细的分析说明。他向多尔衮献言,说:当下我大清已经拿下朱明江山的十之*,大局甫定,但还有遍布各地为数众多的残明逆贼在负隅顽抗,他们共同的口号是“抗清扶明”、“共襄勤王,恢复大明”,其目的就是要使残明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我满汉大军奋战十余年也未能将其全部消灭——这是因为他们现在还有一个明桂王朱由榔,此人虽然庸懦无能,但他毕竟是朱明王朝的血脉,残明的象征,甚而至于是朱明王朝的象征,天下逆贼的精神支柱和希望所在,是天下逆贼共同的一面旗帜,此人不除则众逆不服,我大清朝永无宁日。为此,当下的打击对象当以朱由榔为首选,所谓“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当下的上策就是集中军力灭掉朱由榔!灭掉他,就砍掉了众逆贼的这面大旗,消除了众逆贼的精神支柱和希望,众逆贼也就群龙无首,树倒猢狲散,天下就好平定了,我朝便可江山永固,万岁千秋。

  他的这一番话说动了多尔衮,使他从千头万绪纷纭复杂的事务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掌握了打开最后胜利之门的金钥匙。这样,就根本改变了多尔衮对南明永历帝的看法和估计,改变了他对整个战局看法和估计,确定了他的重点打击对象。于是,他决定誊出手来,集中力量,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扫荡云贵,根除永历。

  1658年(清顺治15年,南明永历12年)末,清廷兵分三路,一路命清贝子洛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与经略洪承畴从湖南进发,一路命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从四川进发,一路命清将卓布泰为征南大将军,从广西进发,每路兵马五万,进入贵州直取云南。又命清郡王铎尼为安远大将军,总统各路兵马,督军入滇,掀起对南明的最后一战。


清三路大军浩浩荡荡而来。永历帝大惊,他自从被拥戴当上这个皇帝,至今十二年多,大部份时间都在东躲西藏中度日,尤其令他震骇的是肇庆的逃亡,即位不几天,降清明将李成栋便拿下广州,和清军一起追杀而来,速度之快,如迅雷不及掩耳。他只得仓皇出逃,除太后、皇后、太子和少数宫人外,他的宗室老小,还有许多的宫人都成了清兵的刀下冤鬼。到了昆明才算是稍稍松了一口气,勉强安居了二年,睡了个安稳觉,可清兵又像一群饿狼似的追逐而来。这时,他似乎又隐隐约约听到令人胆颤心惊的铁蹄声,看到气势汹汹的清兵蜂拥而来。他不敢怠慢,当即召开御前会议,召集李定国等众将官研究对策。

  是时,由于南明军在广西、湖广等地不断抗击清军,损耗很大,蜀王刘文秀和许多将领已经战死。李定国被加封为招讨使,军政大事全靠他掌握。李定国身系永历政权的安危,意识到这一次非比寻常,清人已是下了决心集中力量来对付永历了,而南明军现在能集中起来的兵力也不过六七万人,这区区兵力是难于和清军对抗的。他经过反复思考,慎重分析,决定充分利用云贵一带多深山、峡谷、江河、险岸、密林的特点,用出奇制胜的办法,险路出奇兵,机动灵活地与敌周旋,使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保存自己,击退来敌。万一实在不行,便退入交趾地,而后再作长远打算。   

  李定国将他的这一想法向永历帝和众将官说明,大家也拿不出其它更好的办法,都表示同意并听从他的指挥。

  永历最后说:“我大明就全靠晋王与众位将官了,就按晋王的想法去做吧。”

  李定国当即作出部署,急令各部迅速调集军队,凡是能战斗的都集中起来,兵分三路分头抵抗:一路命白文选率部至七星关要塞,挡住西路进攻的吴三桂;一路命张光璧至南盘江一带扼守东路,挡住卓布泰;一路命冯双礼出兵中路,在北盘江上游牵制洛托、洪承畴;他自己则率精兵三万,守住北盘江铁索桥,居中进行策应。这样就形成一个保卫滇都昆明的防御体系。

  南明军各路按照李定国的部署迅速开赴前线,充分利用有利地势,作好战斗准备,严阵以待。

  
  清军各路进入贵州,分头进击云南。

  吴三桂大军抵达七星关。这里为滇黔交界处的要塞,明洪武年间曾设七星关千户所驻军屯防。吴三桂大军进到关前,发现关内已有重兵防守,更兼地势甚为险要,前有滔滔的江水,两侧山势如壁,是个易守难攻的险关。吴三桂来到江边,站在关对岸反复看了好大一阵子,发现这七星关地势虽然险要,但它的弱点却是左右没有相互支援的力量,形不成畸角,只是一座孤关,难于久守,攻之必破。不过,他也知道对这样的险关进行强攻,伤亡会很大,困难殊多,还是不能蛮干,得讲究一点策略。然而,由于他邀功心切,想在洛托、洪承畴和卓布泰之前攻入滇中,拿下昆明,活捉永历帝,争立头功,以便显出他对清廷的忠诚和非凡的干才,获得更大的封赏。于是,他稍加运筹,挨到天黑,便用红夷大炮隔江轰击,对明军实施火力压制,再命部将督令士兵用木船、竹筏偷渡过江,在炮火和夜色的掩护下展开攻关。一时间,炮火连天,杀声四起,大有一口吞下七星关之势。然而,关内明军并非等闲之辈,而是百战之师,更不甘示弱,也用将军大炮进行轰击,用强弓硬弩、飞石火箭射杀,有力地压制住清军。这将军大炮系原守关明军铸造,二三百斤,固定在关上,能控制一定的距离和范围,装上黑火药,塞上铁弹子破菜刀烂火钳铁链子等,发射起来,威力并不亚于清兵的红夷大炮,对清兵的杀伤也很大。明军大炮射出的一条铁链如火蛇般盘旋飞舞,横扫而去,一清将被铁链扫落马下,当即毙命,铁链直飞到吴三桂的大帐上,大帐立即燃烧起来,吓得吴三桂退后五里。攻关的清军更是被打得血肉横飞,尸骨盈野,前来增援的木船、竹筏也被击毁大半,顺水飘浮而下。到得天明,清军渡河的先头部队三千多人已大部被歼,仅有少数狼狈逃回。这是关内明军的首战告捷,也是西路清军的首战失利。

  关内明军的士气和战斗力完全出乎清军的意外,特别是吴三桂,他自从在山海关凭着八旗兵的支援大败李自成,一路杀来,沿途的明军将士不是望风而逃便是开城投降,有坚持抵抗者便杀他个片甲不存。至于李自成残部和张献忠散兵,更是杀得顺手,杀得便当,真可谓所向披靡,一路凯歌。今个儿是他自从引清兵入关以来遭到的最大的一场败绩,一次重创,他感到耻辱,也感沮丧。不过,他毕竟是故明的平西伯、镇守山海关要塞的总兵,现在又是清平西王、数万满汉兵将的统帅,身经百战的将军。他知道,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他的部下,他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镇定下来,打开地图重新进行谋划。良久,他似乎找到了感觉,找到了思路,想出了办法,他暗暗在说:“孙子曰“狭路相逢勇者胜,勇者相逢智者胜” 险关虽固,必有险路可取,白文选,斗勇斗狠我斗不过你,斗智斗计谋我未必就会输给你?你凭险关,我出险路,险路出奇兵,打你个措手不及,给你来个“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一定能胜你。”

  他谋划已定,一方面放出兵勇沿江上下进行探访、侦察,寻找一条能够迂回到七星关背后的小路。一方面命清兵继续在正面进行佯攻,昼夜不停,以便吸引明军注意力,麻痹明军。

  果然,经过几天的侦察探访,吴三桂派出的侦探还真的找到一条通向七星关的小路。原来,当地为土著民族,民风淳朴、乐于助人,有人问个路,吃顿饭,找个住宿有求于他,都能提供帮助。清兵前去问路,他绝不会想到这是一场阴谋,一场杀伐,是去杀人或被杀,去制造成千上万的荒冢悲风,深闺春梦。因此吴军便轻而易举地探明了情况,找到了响导。吴三桂大喜,立即作出布置:命清将墨尔根统本部人马,再配备一千弓箭手,带上响导,乘着黑夜,神不知鬼不觉的沿着小路偷渡过河,待到达七星关背后,便点燃烽火作为信号;又命汉将李国翰加强对七星关的正面佯攻,继续吸引明军注意力,疲惫明军;再命其余满汉各部备好渡河的木船竹筏,整装待发,只等关后烽火燃起,所有各部便同时发起进攻,做到前后夹攻,两面包抄,力求全歼明军,生擒白文选。

  吴三桂布置完毕,料定七星关现在不过是手中的一只鸡蛋,已在掌握之中。他在帐中来回踱步,两手交换着把指头捏得啪啪响,就像把鸡蛋捏碎一样,然后伸个懒腰,舒了口气,坐下来。他这神态被帐后的陈圆圆窥视到了,她聪明伶俐,善解人意,知道这是他的一种习惯,每当他打了胜仗,或是胜算在握,或是心情舒畅的时侯,往往就做出这样的姿态,这时他就要享受他优裕的生活,喝茶,饮酒,听琵琶,当然还有女人。于是,她命使女沏上龙井,摆几碟菜,斟好美酒,抱过琵琶,为他弹奏。吴三桂十分的高兴,他的沅姬如此的体帖入微,使他几天来的紧张、沮丧、羞辱一扫而光。他将她拉过来坐在自己的身旁,拿起杯子向她的小嘴喂了一口,自己才慢慢的饮酒,听她弹琵琶,等待着前方的报捷。吴三桂本将门出身,虽然品行低劣,为人凶残,但对陈沅却是一见钟情,心怀不二。为了她,他可以厚着脸皮低三下四去向陈沅的故主田畹讨要她;为了她,他可以冲冠一怒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去乞援清军;为了她,他可以不管自己父母妻儿的死活去和李自成拚命。总之,为了她,他什么事都敢干,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自从他攻入北京,寻回陈沅以后,他到那里便带到那里,行军打战,追亡逐北,再也不让她离开自己。本来,军中带女人在当日的满汉大营中已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而且大多是在攻城掠地时劫掳来的,其中不乏名门闺秀、官宦千金,有的则是梨园红角、青楼歌伎。只要被劫入军营,便无分出身高低贵贱,同为军中*。何况是吴三桂这样的权势人物,更何况他带的是陈圆圆。

  吴三桂在大帐里倚红伴香,等待墨尔根迂回成功,夹击明军。七星关前,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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