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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学。由于她口齿清楚，熟悉学生的情况，教学效果好，多次被推上公开课。1979年退休后也不得休息，先后被请到上海大学、财经大学、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市第一职工业余学校、侨联业余学校等学校教英语。76岁以后，年纪大了外出不方便，就辞去了各校的差事，在家个别辅导前来求教的学生。这样一教又是好几年，直到眼睛出了毛病方罢。
现在她已经87岁了，仍旧保持了一颗年轻的心，不仅关心时事，还关心世界杯足球，有时竟半夜起来打开电视看球。平时常有学生打电话向她请教问题，拎起电话，她的声音仍旧那么年轻、爽朗，笑起来，还是一串银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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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是李鸿章的哥儿们吴调卿
跟上海一些豪门望族的老太太们聊天，但凡提起当年的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她们就会睁大眼睛，很有兴致地说：“你知道吗？赵四小姐的嫂子还活着，就在上海，98岁了，脑子还非常清楚，也是个大家闺秀，天津吴家大院的后代，外公是上海的传奇人物严筱舫……”
的确，吴靖老太太仍健在上海，仍住在她66年前就住的那栋小洋楼里，每天早起看书读报，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说起话来声如洪钟。即便是在阴天下雨的时候，她看书看报也不用戴老花镜，只是耳朵有些背，跟她交谈大多要借助于笔头。但是，一旦亲眼看见人家98岁老人笔下流出的字，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哎呀，真教我们这些人汗颜死了！
提起吴调卿（名懋鼎，1850－1927），天津的老人们立马会说：“哦，吴家大院！”。
吴家祖籍安徽婺源（现划归江西），吴调卿9岁时为避太平天国战火，随家人逃难到苏州，在一家笔店当学徒。17岁时经一位老师介绍来到上海，开始时给外轮当跑舱、干杂活，给汇丰银行赶马车，后来学会了洋泾浜英语，逐步接触了洋行业务。在汇丰银行服务十年后，凭着安徽人的精明和勤勉，他当上了该行的副买办。1880年汇丰银行要向北方发展业务时，他被派到天津创办汇丰银行天津分行，担任了该行的买办，并且把汇丰银行的业务发展到了北京。那时，正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驻节天津的时候。他们是同乡，原先在上海时也间接地打过交道，现在一个有权，一个有钱，于公于私都可以互补，于是成了好朋友。
吴调卿担任汇丰银行天津分行买办达25年之久，是该行的首任买办，也是银行界买办在天津的开山鼻祖。他在为汇丰银行效命的同时，也为清廷做过不少事。如1894年，清廷决定修筑关内外铁路的时候，所需巨额贷款就是吴调卿在汇丰为之办理的，同时为之从英国进口了路轨和机车，聘请了多名英国工程技术人员，还在山海关创办了一所北洋铁路官学堂（1896年），他亲任学校总办（校长），这所学校就是后来西南交大的前身。为此，李鸿章也不亏待他，任命他为关内外铁路局的督办、淮军银钱所总办，还向清廷保荐，授予一个“直隶候补道”的头衔。汇丰银行方面自然也很信任他，凡是遇到有关借款和一些需要与李鸿章直接接洽的事项，都交由吴调卿去办理。所以若干年间，他充当了清廷与洋人之间的桥梁，是个两头都搞得定的人。
与此同时，吴家也就有了充足的钞票去投资，去创办一些近代新式企业，先后办起了天津自来火公司、天津硝皮厂、天津织呢厂、天津打包公司、天津电灯厂、天津自来水厂、门头沟通兴煤矿公司……其中吴家独资创办的企业就有5个。在天津1900年之前创办的4家新式企业中，属于吴家的就有3家。可知吴调卿早已经具备了现代工业的眼光，有了钱，并不去捣鼓那些传统安徽人擅长的典当和茶叶之类。
久之，天津首富就非吴家莫属。吴调卿在天津达文坡路（现建设路）建起了规模宏大的私宅，世称吴家大院。他的大儿子吴颂平则在天津昆明路117号建造了更为洋派的花园别墅（现为天津花园饭店）。到吴调卿1927年去世的时候，他名下遗产还有500万元。那年他的孙女吴靖（原名吴佩琳），正在读高一。
三岁来到上海外婆家
吴靖的祖父一辈子与洋人打交道，深知洋学堂的重要，把儿子一个个都送出国留学。唯独吴靖的父亲吴熙元（号吉臣，排行老三）没有出国，一生都在天津，打理吴家的产业天津硝皮厂。据说是因为他19岁结婚后，一年生一个孩子，共生了九个孩子（还不算中间夭折的）。孩子多，奶妈、佣人就更多，拉拉杂杂一大群人，要出国，实在带不动这么庞大的家眷队伍，干脆就不出国了，就守着家业过也觉得不错。
吴靖的父亲掌管的这个天津硝皮厂，表面看来是个民间制皮企业，其实是个跟官府有密切联系的行当。北方天冷，皮货本来销量就大，加上那时军队也有穿皮军装的，尤其是骑兵，马靴马鞍都是皮质的，吴家的生意就只愁做不完了。所以这家工厂在1898年创办的时候，资本就达万元，机器均购自英国，技师也是聘请的英国人，常年雇佣工人五六百人，活儿忙的时候工人达一千余人。产品的销路，最初大部分是供应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所需军装，后来到了宣统初年（1909年），清廷禁卫军的军装也由该厂包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厂还向英、俄两国提供炮车套、马鞍、马靴等军需产品。所以吴靖的父亲吴熙元，在北方是一个挺风光的实力派。
吴靖的母亲是李鸿章另一个重要幕僚严筱舫（名信厚，1838－1906）的大女儿，名严淑英。严筱舫同治初年在上海时就加入了李鸿章幕府，后来由李鸿章派到天津掌管长芦盐务，由此发家。他在上海和天津都干过很多事业，尤其为人称道的是出任上海第一任总商会会长，还担任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首任董事长。他总共有三个孩子，一男二女，儿子就是后来继承、掌管了源丰润官银号的严子均（即严义彬，上海名媛严彩韵、严莲韵、严幼韵的父亲）；大女儿就是吴靖的母亲严淑英；小女儿严毓珊，后来嫁给海盐官宦之后朱培卿。
吴靖出生在天津吴家大院（1910年），兄弟姐妹共九人，那时虽然她的祖父已经从汇丰银行买办的职位上退休，而她父亲吴熙元的生意还很红火，辛亥革命对这个钟鸣鼎食之家并无大碍，因为北洋政府里基本还是清廷旧僚的天下，他们与吴家不是亲戚就是朋友。
当时她的外公严筱舫已经过世，她外婆仍住在上海虹口的大宅院里，因为身边没有小孩子，很寂寞，很想要一个孩子来做做伴儿。正好吴熙元、严淑英夫妇有一群孩子，正为孩子太多烦得要死，夫妻俩为管孩子还常闹点矛盾，能送走一个正求之不得。拣来拣去，就把老二吴靖送去了。一来因为吴靖最老实听话，不会给老人惹麻烦；同时还因为，老大是第一个孩子，父母宝贝的，不肯送走的，其他的年龄还太小……而吴靖当时已经三岁了，不大不小，所以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她应当到外婆家去。
于是，三岁的吴靖来到上海外婆家，住在虹口的塘沽路（那时叫文监师路）的一条大弄堂里。那弄堂只住了三户人家，数严家的房子最大，有前厅后厅，前院后院，有专门祭祖的厅堂，也有专门给孩子们玩的地方……吴靖在外婆家过得很开心，因为表哥表姐们都已长大了，有的已经成了家，家中多年没见小毛头了，突然来了一个漂亮的小妹妹，大家都拿她当宝贝，要什么给什么，样样都很自在。她到上海后的第二年，大表哥严智多家生了一个小妹妹，叫严仁美，从此她跟这个比她只小三岁的外甥女，成了最要好的童年伙伴，她们整天在外婆身边转来转去，是老外婆的心头肉。
清华大学的第一届女生
到她稍稍懂事的时候，外婆为她请来了家庭教师，教她认字写字。七岁的时候进入一个教会办的启秀小学念书（当年位于横浜桥，校长是严仁美后母的姑姑）。到了她13岁要上中学的时候，因为严重的关节炎，母亲从天津赶来，把她带回天津家，入读天津中西女中（Keen Sehool），人们觉得北方气候干燥，可能对治疗关节炎有好处。
离开父母整整十年了，天津家中的一切都让她感到陌生，她觉得在家里自己就像个客人，很拘束，不像在上海那样自由自在，无所顾忌，况且有的姐妹还生性霸道，她只好处处忍让，这就使她非常思念外婆和幼年的伙伴严仁美，课余时间常常是一个人靠着窗边，埋头看书。那时，天津的女孩已经风行剪短发了，吴靖的大姐和妹妹都剪辫子了，可是吴靖要剪时，母亲却不允许。她觉得很受欺负，伤心地哭了起来。她祖父看到了，老人心疼孙女儿，就对她说：“你想剪就剪吧！我批准你！”后来，或许是受了表姐严彩韵、严莲韵、严幼韵的影响，她非常喜欢学校，喜欢读书，只要捧起书本，就忘记了不愉快的一切，在学校里门门功课优秀。
在天津中西女中读高一的那一年（1927年），她从报上得知北京清华大学开始招女生了（在此之前清华大学只有男生）。对于清华大学，她一直很神往，于是就跟大姐吴佩球一起去报名。但是她们没有高中毕业证书，于是跑到天津教育局，请求开具一张同等学力的证明，还好，天津教育局很开明，给开了。考试结果，姐姐没有考取，妹妹却考取了，主攻西洋文学专业。在报考清华的时候，她为自己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吴靖（原先谱名叫吴佩琳）。于是她跳过了高二和高三，1928年，成为清华大学第一批女生。那一届清华学生有一百多人，女生只有十八名，吴靖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清华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学校学习风气好，大家不仅认真读书，体育活动也很红火。那时北京只有五所大学，其中清华的体育活动是最棒的，有篮球队、足球队、排球队，还有田径队，常常外出比赛。学校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如果谁能参加五个体育运动队，就能获得一件印有清华校徽字样（T。H。）的毛衣。吴靖受到学校环境的熏陶，逐渐变得活跃而坚强起来，她样样活动都很起劲，很投入，五个队都参加了，因此获得了学校颁发的那件有意义的毛衣。体育活动中她最喜欢的是溜冰和游泳。清华校园里有个湖，到冬天就结冰了，北海公园的湖冬天也结冰，另外北京的青年会还有冰场，同学们在课余经常成群结伙地前去追逐。
其实原先在天津上中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夏天游泳，冬天溜冰，已是北方大户人家年青人的生活定式。每年暑假三个月，基本都是在北戴河过的。天津地方买办多，旧官僚也多，很多人家在北戴河都有别墅。北洋政府时期的交通总长朱启钤家，在北戴河有五栋房子，大人孩子一到夏天就去避暑。包括张学良的弟弟妹妹，夏天多半也是在北戴河度过。朱启钤的第五个女儿朱媚筠（世称朱五）、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女儿陆静嫣、财政部长李思浩的女儿李兰云、津浦铁路局局长赵庆华的女儿赵一荻（赵四小姐）……都是吴靖中学时代的朋友，后来到了北京也常相来往。倒不是由于同学而认识，基本都是由于家长们常来往，孩子们也就“扎堆”了，课余常在一起游泳和溜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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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逃婚回北京
但是好景不长。在她读完大学三年级放暑假的时候，母亲发话了，要带她到上海去相亲——是一些爱管闲事的人做的媒。对方是一家留日回来的医生的儿子。吴靖根本不想去相什么亲，也不想这么早就结婚，但拗不过母亲，还是跟着到了上海。到那家一进门，就看见那家的母亲斜躺在床上抽大烟，她心里反感极了，回头就对母亲说：“这家人家不行，回掉算了！”
谁知母亲不依她，坚持说这家人家怎么怎么好，一定要她接受这门亲。
吴靖感到很奇怪，当初人家为姐姐吴佩球说亲时，尽管是北京很有名望的一家人家的公子，吴佩球看不上，当母亲的并没有逼婚；而这回自己也看不上对方了，母亲却不肯让步，逼着她一定要把这门婚事定下来，这就使吴靖感到很不服气。在上海磨了一个月，她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同意了，才回到天津。但是，好人有时是做不得的，吴靖这头一答应定婚，母亲那头又得寸进尺，宣布不要她回北京念书了，把她关在家里不让出门，就等着上海的那家人家来娶亲！
这下把吴靖激怒了，原本最听话的二小姐一下子变成了反抗者。她眼看自己还有一年就要清华大学毕业了，而老派的母亲却全然不可惜她的学历……
在北京的要好同学听说了这件事，纷纷打抱不平，伸出援助之手，帮她赶快设法逃回北京。其中黄中孚同学（其妻子是苏州席家之后席均，“两江”女子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很出名）帮忙最多，他是赵燕生同学最要好的朋友。但是吴靖母亲的强硬也是一贯的，一旦决定了的事情是不允许别人改变的。娘儿俩闹翻了，拖了半年时间，谁也不让谁。最后还是吴靖本事大，趁母亲不备，夜里翻墙头逃出了吴家大院，乘上火车重返北京，自家的亲戚家不敢去，就住在同学家。
从此她自我解放了，不要家里管了，感到浑身轻松自在。若干年后回忆起这件事，她仍旧为自己当初的决定而感到自豪，她认为“一个人，关键都要看自己，关键事情上一定要自己把握好。”从此走上了一条独立的人生道路，同时也为她的姐妹们作出了榜样，开拓了一条自由婚姻之路。后来她的大姐吴佩球嫁给一个朝鲜藉学者（北京著名肿瘤专家金显宅），尽管大人们很不情愿（他们看不起“高丽棒子”），但也没办法，只好同意。其它几个妹妹也都以她为榜样，摆脱了父母的干扰，自主地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大事。
因为这件事耽误了半年多学业，吴靖本来应当1932年大学毕业的，只好拖到1933年才毕业。
她父亲知道她从家中逃走后很吃惊，想不到最温顺的二小姐会起来抗婚。他舍不得女儿一人在外没人管，同时也顾虑到社会舆论，毕竟是天津吴家的闺女，于是每月给寄10元伙食费。但是老人家还是很不情愿的，对于她逃婚和后来的自主婚姻一直耿耿于怀。所以当她与同学赵燕生在天津结婚时，父母都在天津，却都没来出席婚礼，尽管姐妹和弟弟来参加了，嫁妆自然也一件没拿到。
成了赵四小姐的嫂子
赵燕生是津浦铁路局局长赵庆华的六儿子、赵四小姐赵一荻的六哥。他们和吴靖原先在天津时就认识，到了清华大学，赵燕生与吴靖是同班同学。赵燕生是个艺术加运动型的人才，喜欢戏剧、美术、打球、社交。他个头高大（因此有了英文名，叫LONNY），是清华足球队的守门员，也是棒球队的主力。赵燕生与赵四小姐同父同母，感情最亲近。他虽然排行老六，但生就一派老大哥的慈善胸怀，待人热情、好客，非常忠厚，有侠义之心，常常助人为乐。吴靖在上海“定婚”时，他是同学中最为焦虑的一个。
现在很多报刊上都说，当初赵四小姐去沈阳找张学良将军，是她六哥赵燕生帮忙从家中逃出来的。其实不是的。赵四去东北是1929年，那时赵燕生已经在北京读清华，他并不知道家里事的详情，只是耳闻了许多传闻。当他看到报纸上刊出他父亲与赵四断绝关系的声明后，难过得哭了起来。他从感情上同情四妹，但没有料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
在赵四倍受家庭和社会舆论指责的时候，吴靖跟她仍旧是好朋友。在独立地安排人生道路上，她们有共识。后来赵四也来到北京，周末常开着汽车来清华找吴靖玩，身边还带着保镖，是张学良将军为之安排的。在春秋季节天气晴朗的时候，她们和六哥赵燕生及要好的同学、朋友，还常去西山或香山。赵四牙齿不好，在一个外国医生的诊所看牙，吴靖常陪她去。
赵四与吴靖的交往，还有一个不小的收获。吴靖在清华读书时，雇了一个女佣叫吴妈，赵四常去玩，与吴妈也认识了。她认为吴妈这个人很好，人干净又勤快，靠得住。吴靖大学毕业后，赵四就叫吴妈到她家去服务，吴妈答应了。此后吴妈一直跟在赵四身边，还跟去了台湾。她丈夫去世得早，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就由赵四供养读书，几十年间就像一家人一样。
1935年年底，赵四小姐从国外游历回来，陪张学良将军住在上海皋兰路1号那栋小楼里。那时吴靖与赵燕生已经结婚，他们带着才六个月的孩子（赵允皋）一起到上海看望赵四。赵四小姐常年跟着张学良将军辗转武汉、西安等地，难得与家人见上一面，对于哥哥嫂子的到来非常高兴，他们聊起了很多往事，赵四还跟他们谈起一些张学良的趣事。比如讲到张学良在东北干掉杨宇霆的时候，起初总是犹豫不定，后来竟是用抛掷银元的办法来下决心的。赵四说，当时张学良将军非常紧张，因为此事事关大局，事关成败，他接连抛了三次银元（袁大头），全都是头朝下，于是认为这是天意，决心行动。果然事情干得很顺利，干净利索。
那次见面一年后，西安事变爆发，赵四小姐陪张学良在幽禁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无法与家人见面。
西安事变爆发前夕，赵四并不了解西安面临的紧张局势，还邀请他六哥赵燕生和一个朋友胡若愚（曾任青岛市市长，李鸿章家族的李家煐的老丈人）一起去西安玩。赵燕生因为在中孚银行北京分行（光绪帝师孙家鼐的后人所办的银行，孙家也是安徽人）工作，快到年底时银行要年终结算，没能去，胡若愚一个人去了。西安事变爆发的那天晚上，枪声大作，胡若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从房间里跑出来，趴在楼梯上朝外看，结果中了流弹。有意思的是，那子弹从他右腮帮子射入，左腮帮子穿出，当时他满脸是血，吓昏了，后来他脸上就留下了两个深深的“酒窝”，朋友们常拿他的“酒窝”开玩笑。赵燕生个头比胡若愚高大，假如是赵燕生的话，推算下来，那枪子儿正好击中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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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后相逢在美国
张学良、赵一荻夫妇到了台湾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