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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慢慢地变得有钱了。上海是那样一种地方，要是有一点点钱的话，它可以做出很有钱的样子出来，它天生地懂得使自己气派。那时候，任何从外国来的旧衣服，都能在被普希金雕像的小花园和蓝顶的东正教堂夹在中间的华亭路上，卖一个好价钱。那衣服一穿到上海人身上，配上他自己的围巾和微笑，好像从来就是他穿的。那时候，苏联正在打个不停，苏联的女孩子在为一双*子而献身。
华亭路上来了苏联人，背着一个小小的包，里面有他们的望远镜、手表和照相机。他们想用它们换中国人的衣服和袜子回家。那是个小伙子，高高的。那一次，我才真正看到了在书里看了那么多次的亚麻色的头发，和那头发下的蓝色的眼睛。
白俄来了又走了，留下了普希金的雕像。赤俄来了又走了，留下了布拉吉的梦想。现在亚麻色头发的小伙子来了。
华亭路上的人笑嘻嘻地看着那高大的小伙子，有一个中国小伙子跟在他身后，大声对每一个摊主说：
“苏联人没有钱的啊，他拿了东西来换，就是没有钱买的意思，别看他们是外国人，外国人也分三六九等的呢，你们好好地杀他的价，从前，人家都叫他们罗宋瘪三的呢。”
外滩的三轮车（1）
晚上到外滩去，能看到沿着江面的从前黯淡的大楼群，如今被新装上的照明灯照得雪亮。一百多年以前的欧洲大楼，巴洛克式的，青春艺术式的，芝加哥式的，罗马式的，几经沧桑而不毁，在上海发红的夜空下默默伫立，带着一种好像是哀伤的气息，即使是被照明灯照得像一根根透明的棒冰一样的夜晚，也不能挥去这样的气息。它们总是要让人想象。
外滩从来是上海人的骄傲。甚至在最为排外的五、六十年代，上海出产的黑色人造革旅行袋上，也印着白色的外滩风景：沿江的尖顶大楼，梧桐树。从外地来的人，要是不到外滩来看一看，好像没有到上海一样，就像到了北京而没有去长城。
晚上的外滩，刮着潮湿的风，在那里走了不久，露在外面的皮肤就潮了。一盏一盏地经过立柱的铸铁路灯，那路灯是最近修外滩的时候，仿着从前租界时的欧洲街灯的样子新造起来的。仿造的，不知道在哪里，就让人看出来它的不结实、不老和不精致。虽然它也亮着，它也站着，它也是黑黑的，可是看上去还是像话剧里的道具，罗密欧和朱丽叶小小心心地站在三夹板钉起来的阳台上歌唱爱情，他们一动不动，生怕不小心踩裂了外面画着石头的阳台。听说从前外滩的老铸铁路灯，在五十年代，为了大炼钢铁，把它们都推倒了去炼钢铁，当时人们以为这种租界留下的旧东西，有去炼钢的机会，都是它们的幸运。而现在它们的膺品在有雾的夜晚大放光明，一些年轻人靠着它们照相，那是新从法国时装杂志里学来的情调。
到圆明园路街口，暗暗的老式路灯下面，看到了一个老人骑着一辆红色车身的三轮车。路灯浑黄，把两座高高的旧大楼下没有一棵树的窄街照得像一个深壑，老人和他的老三轮车，停在和平饭店和银行大楼的裂口中，好像是从历史书的缝隙里不小心落下来的陈年灰尘，红色的木头车，黄色的油布篷，车夫挥汗如雨，那是三毛漫画里的旧上海，车夫的后背上坐着一个飞扬跋扈的美国水手和一个鞋头尖尖的女郎，那是劳动人民在没有翻身得解放时候的痛苦生活。我想起来一个纪录片里说过，全上海现在只剩下最后七辆从旧上海过来的三轮车了。
老人用一条看上去白花花的毛巾用力打了打座位，望着我们响亮地说：
“坐在三轮车上白相夜外滩，味道才好。”
座位用白布蒙着，按上去硬硬的，好像里面还是油布的座。从前的人一定都瘦，所以两个人坐上去，紧紧地挨着。
老人伸出两个手指，要二十元钱，从灯塔到外白渡桥，回来走圆明园路，看老房子，最后到云南路吃小绍兴鸡粥。
“二十元，比出租车还要贵呢。”我们反驳说。
“出租车算什么东西，你坐在里面什么也看不到。我这个车子，你要快，用脚踩一踩踏板，我就会快，你要慢慢地看，吃吃瓜子，看看风景，我就慢慢地踏。从前的小姐，都是这样子的，把脚跷个二郎腿，坐相好看得不得了，美国玻璃*的一根筋，一点也不歪的在后面横好。街上的人也看你们，好像是看风景。”
我的天，那是从前长三堂子出街。
“碰到有太阳的时候，小姐啪地撑出杭州绸布伞，花露水香了半条街。”
还很是香艳。也许就是他车上的女子，把《子夜》里那个从乡下来上海的老太爷惊得到上海第一天就中了风。
外滩的三轮车（2）
老人在此刻是不能抗拒的，他鼓动的笑容为我们闪闪发光地展开了一个时代。对从小看《旧上海的故事》、《新上海的故事》长大的我们来说，那是个多么神秘、多么似是而非、多么纸醉金迷的时代，如今我们眺望着它，像破落地主家穷大的灰孙子看从前的家谱。
三轮车在荷兰银行边拐了一个弯，上了靠江边的大道，风湿湿地掠过我们的脸。海关的铜门在灯影子里，像拉洋片一样，从我们眼前无声地掠过去了，老人伸手点点钟楼说：“这只钟是英国货呢，用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坏。”
东风饭店外面挂着好多小灯，看上去热闹而又贫穷，小孩子手里拿着吃剩下的可口可乐红纸杯从里面出来，那里现在是小孩子最喜欢的、吃美国炸鸡的地方。
老人说：“从前这里是最高级的地方呢，上海最有钞票的人去开销的地方。那时候这里干净啊，出出进进的全都是头面人物啊，像现在，弄成这种瘪三腔调。你们是没有见过，上海从前兴旺的时候，你们的爷娘大概还拖鼻涕呢。”
“你进去过吗？”
“我们这种苦力怎么进得去，我们的车子都不好在那里停的，人家都有私人轿车开过来，司机戴好白手套，像那么回事。”
“那，你现在高兴了，想进去就进去。”
“有什么好高兴的，进去的是那个地方，可不一样了啊。从前是什么气派。现在我都不要进去，我儿子结婚时候喜酒办在那里，天花板上还洇出水来的。”
老人的背像大鸟一样耸起来，把手撑在龙头上，两只脚一吊一吊地骑着车，是纯熟到了油滑的骑法。他从十六岁开始踏这辆三轮车，现在已经六十年。从前他是一个从苏北乡下来的小伙子，现在，他是一个两腿暴满了青筋的结实老人。
“从前我们也会看山水的，看到时髦的人嘛，说哈罗哈罗，外国人在车上，用斯笛克顿顿脚踏板，就说Hurry；Hurry，就是快的意思。”
我们在车上惊倒，他也会说英文！
老人脸上笑了笑：
“客人下车了，就说古德拜，Sir。”
一盏路灯照亮了老人的笑，那是非常老于世故的笑容。
看到旧灯塔了，它小小的、百无一用地坐落在外滩的尽头，再过去，是四九年以后慢慢扩展的新外滩了。那个早已被废弃的灯塔黑暗着，像一个寡妇一样，在夜里背时而抒情地站着。从前，它是为进港的船引路的，船带来了四面八方来上海做发财梦的人。骑车的老人也是坐船到上海来的，只是他一辈子都没有发财，但这没有影响他对上海的回忆和怀旧。可为什么他怀念从来不曾属于他的那种上海世面？
老人像大鸟一样的背影，无声前行的木头老车，有雾的灯下，我们好像跟着他在飞。从来都没有人这样热衷地对我说过从前的上海，这样惆怅地。他为什么是热衷的呢？好像是他失去了根，好像是他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好像是他终于能在缅怀里得到什么。
“从前外滩到底什么样子？”我们问。
“比现在干净多了，外国人领着小孩，在这里散散步。黄浦江里，有钱人的游船呜哇呜哇唱唱。是有钱人来的地方。”
大家现在向往着的，想念着的，以为自己从前有的，就是这种日子么？
“那从前到底好不好？”我们问老人。
“你有钞票，就是好。没钞票，到什么时候也不会好。”
这就是从前像我爸爸这一辈的浪漫的学生革命者说的社会的不平和革命的动力么？
“要是你有钱呢？”
“人生在世，谁不想吃喝玩乐，风风光光呢？”
没有树的窄街。
外滩的大房子。
南京东路的大房子掠过去了，那曾是一个犹太人用卖鸦片的钱盖起来的东亚第一楼。
白渡桥后面的上海大厦掠过去了，那曾是上海最豪华的旅馆之一。
外滩公园在雾夜里水边黑色的树林掠过去了，在那里，几个中国牧师曾为公园门口竖立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与外国巡警交涉，一个年轻的中国牧师被打，这时一个年轻的女子挺身而出，他们就这样相识而且结了婚，并生下了两任国母：宋庆龄和宋美龄。
上海的从前几经沧海以后，变成传奇。
突然远远看到南京路上，堆在一起射过来了高高矮矮的霓虹灯。那里想要重铸昔日辉煌的心思正在发扬光大，老店名在恢复，老建筑在重建，人人享受寻根的乐趣，像十九世纪欧洲旧小说里的孩子，贴身挂着一个不知来历的金鸡心坠子，里面是个贵夫人的像，可是他穷得像老鼠一样活着，然后有一天，发现自己原来是贵族家的私生子。现在，整个城市，都在找自己的金鸡心坠子。在我们小时候从来就是在黑暗中江风横扫的外滩，现在一点一滴地收拾起来，像是这个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坠子，可是拿不准是不是金的，用牙咬，用手搓，心里直嘀咕。
甚至一个从旧上海一路踩着三轮车而来的劳动老人。
甚至他的后代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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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亭路（1）
坐落在小花园后面的结核病防治所正在大修，粉刷成明亮橘黄色的大房子突然强调了它本世纪初的欧陆式样，它在街角突然营造出来的华贵与舒适引得路人纷纷驻足。在*中用泥巴糊平的三个西洋古人浮雕头像重新沉思地低垂眼睛出现，这栋大修变旧的大屋在延庆路华亭路上连排的旧欧式房屋几近尘色的景观中也像三个头像一般凸现。
这是第一栋在华亭路上复旧的屋子，它的灼目出现，使人回首百年之前的上海租界历史，那是曾被人们努力消除的历史，但由建筑沉默地强调。在大修中这栋旧屋虽然同样将外墙刷黄，但眼前的新鲜暖和的黄色与世纪初欧洲建筑流行的冷静高傲的黄色有微妙的区别，后一种黄色今天我们只能在上海租界建筑的外墙局部可以看到，比如窗台下端。不知那种颜色上的区别，是否由于冷静的柠黄是英国人涂上去的，而如今温暖的橘黄色是中国人涂上去的缘故。
带领我走进如今充满了油漆和尘土气味的大屋的陈姓老人，是在这里工作多年的资深医生，在他通常老年人穿的羽绒衣衣领里，衬着一条细格围巾，1950年，他在租用这栋房子时曾经目睹这大屋作为在上海的外国人住宅的最后情形。
1949年，拥有这栋房子的英籍犹太人逃离中国。1950年，房子二楼的宽大走廊上，还挂着大幅壁画，甚至在宽大阳台上，还放着一些晒太阳用的藤椅：用中国上好的藤编织出西洋的式样。只是时光飞逝，即使是当时目睹变化的陈姓老人，也不能回忆起壁画的模样，是英国的严峻与真实，还是犹太人在绘画中喜欢的辽远与写意。
陈姓老人绕过一堆建筑垃圾，推开底楼的一扇厚重精致的房门，告诉我这里原先是餐室。曾经有一扇窄门，从后面的厨房通向餐室，给仆人上菜时直接进出，现在演变成一个放X光片的细长木柜。这里曾经还有一只大菜台，在医院的小仓库里我看到了它。阳光从我的身后射向仓库深处的大菜台，它翻倒在絮尘飞舞的阳光之中，台面已裂，露出台角可伸缩的机关，粗重结实的桌腿至今还保留着栗色的油漆光泽和雕刻出来的菱形花纹。据说等到房子大修结束之后，这个大菜台还会搬回去，作为医院小会议室的会议桌。
在二楼卧室门边我站了几分钟，看到门上嵌有白瓷的把手，那被黄铜环固的小块椭圆白瓷，有着纵横细密的龟裂，龟裂的纹路也已变成微黄。我相信这个现在我们已经不知其名了的犹太人是一个要求着生活情趣的人，陈姓老人把那犹太人称为“他”，当时“他”委托代理租*宜的中国人已经年老去世，整栋房子里的工作人员连同现任所长，都不知道“他”的姓名，一个人的经历失去了注释者，就变成了故事。
“他”是英国人，却住在法租界，据说这也是当时一些相对富有的英商的趣味：在繁华的英租界做生意，到安静的法租界造屋居住，或者租用英商中国建业地产公司连家具出租的小楼，在“他”住所的五百米左右，就有七栋英商公司的租房。华亭路当时已经成为上海非常优美因而非常昂贵的高级住宅区，在这里附近，有白俄贵族创造出来的享乐的西方文化情调，冲淡了十月革命之前上海租界被当时贵族化的欧洲本土非常轻蔑的恶形恶状的暴发户气味。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华亭路（2）
上海租界史研究者李天纲用“个体户”这个词来形容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形容他们的发迹、文化、作为和格调，以及其中的鱼龙混杂。照李天钢的说法，种满法国梧桐的法租界是远在东方的西洋人“逃避生活的地方”。同样帝国主义国家的人们，也有着一些不同，在上海的人到黄浦公园门口挂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臭名昭著的木牌，在本土的人则视正在东方发财的冒险家们为一群没有教养还不安分、大肆败坏欧洲形象的人，而在本土的报纸和演讲中不时*。那个情形，我想和现今中国人对去东欧贩卖劣质商品发财的个体户有某种情绪上的相似。
“他”就住在这个地方。用铸铁的黑色镂花的栅栏围出一个在延庆路和华亭路拐角的地方曾经鲜花灿烂的花园，法国南部的各种玫瑰到了东方的土壤里，有了一些变化：变得小了。
不知道“他”为什么辛苦地创造出一个华亭路上的英国，我相信即使是在租界，也并非易事。由于“他”对本土生活方式的坚持，使人猜想是否他也属于贵族式的固守与坚持，不像哈同，完全以一个贵族犹太商的身份把自己的生活汇同到清朝宫廷化的生活方式中去。但我不相信一个英国贵族或欣欣向荣的富商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图谋业绩，一个人远离本土，总是有着巨大的梦想或巨大的失望。也许他是一个具有野心的人，但在本土，富家阶层宛如铜墙铁壁，令人无法进入，他挟着一只旧箱子，乘邮轮的三等舱来到上海，像后人描绘的一样，在东方混战中他成功了，于是他实现梦想，不再是本土社会的不甘者，或出局者，他用仰慕已久的整套本土的富家大屋向自己证明了成功。
铸铁的栅栏在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的时候拆去炼钢，楼下的满园玫瑰也早已不知去向。放眼窄小的华亭路，陈旧但仍然优美的西洋的小楼房，在花园里多年疏于修剪的树木中寂静伫立，宽大的阳台上，堆放着新彩电的空包装盒和夏天用的旧竹躺椅，三层阁楼的窄长窗台上晒出一竹竿衣物，红白格子的桌布迎风飘扬。在褪色的百叶木窗里，是小心擦亮的玻璃窗。这些华亭路上光阴岁月渐渐流逝但努力呵护的欧陆情调，使人想起的是一句关于爱情的古诗：衣带渐宽终不悔。
越过延庆路，华亭路的东侧是一些早先英商中国建业地产公司的产业：尖顶红砖的法式小楼，墙面灰色的二层小楼以及嵌着积满尘烟的鹅卵石外墙的三层小楼。在那里的一条寂静里弄的尽头，由汽车库改建的房子里住着杨姓老人，在接受采访时他回忆了童年时住在华亭路的情形。他随父亲看守过当时英商中国建业地产公司的房产，因此从小生活在这条华亭路上。对于华亭路在1949年之前，他的评价是：“土豪劣绅”的高级住宅区。“洋房花园，马路干净，春天花园里全是花，格是老那个的噢。”他住在这里的经验是，牢牢地记着在他七岁的时候，因为和华亭路上外国人学校的外国孩子玩，被学校里的外国人老师打了一个耳光。当时这条路上除了他和父亲看守房子住在这里之外，几乎没有普通中国孩子可以玩，他总是越过华亭路到延庆路上的大德里去找男孩玩。对于现在的评价是，当然不如从前了，现在是大家公用的东西，总不像独家人家用那样当心爱惜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华亭路（3）
跟随陈姓老人走上三楼，在东侧的房间里看到了与墙壁相连的长写字桌，在它的上方有一个长长的架子，架子的两边，有椭圆形的玻璃小窗，他说：“这是‘他’的办公桌。”在大修中它被漆成灰色。
我相信他是属于那种挟着一点小钱来上海的洋人，照十年前在深圳的北方人的话，是捞世界。他来到上海，远离英国的法律与等级，带着人种和国籍的傲慢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滋长出来的掠夺的兴奋，他在贫穷的东方赚到了大钱，这实在是一个有无限寓意的悖论。在这张办公桌前，不知他算过多少笔账，计算他的财产和取得财产的途径，而他的方法如何则不得而知，但我相信对上海人来说未尝不是残酷的。1900年英国亲王到上海来访问租界时，目睹他的同胞在上海的所作所为，曾经说，这些人贪赃枉法，毫无道德准则，不能够代表真正的英国人，更谈不上代表英国的贵族。
然而，租界的使用则来自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的条约。
在那张写字桌上，不知“他”写过多少封寄往欧洲的私人信件，向旧大陆的人描绘这冒险家的乐园，他也许会描绘一些我们这些地道的中国人都不曾看见的历史：1914年洋泾浜被填成爱得加路，我们只知道延安中路，可当时这条路的出现大大扩展了租界的地盘。他是英国人，也许还要描绘一下跑马场赌场的情形，而我们只是为乘49路车，在人民广场上走来走去。或者他会像玛格利特·杜拉斯那样写一些*？这是一段怪异的历史，洋人在租界营造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国的文化人伦，又点染他们的生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