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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就感到自己是在一出戏的布景前吃着东西，好像是一个演员，扮演着三十年代吃冰糖红枣的上海人，装得像真的一样，也在那故事里哭，也笑，也为了演好那故事，看好多那个时代的书，可是，只是在演。
一顿晚餐吃下来，一桌子的人都说，从前的上海人过着精致的好日子，想得出那样实惠而精美的东西来吃。一桌子的人都恨自己生错了时辰。一桌子的人，几乎都和某一桌子的人打过招呼，是各自的朋友，朋友带了外国人、外地人来这里吃上海饭。也有带了自己的一家人来学习做回从前的上海人。好像大家都在这里找到了安身的地方，坐在在天花板下修出来的青瓦飞檐里，很得其所。
水边的老酒店
在上海人的心里，黄浦江边上的，绿色铜皮瓦楞装饰的花岗岩的大楼，和平饭店，是上海最好的饭店。在那些怀旧的上海人心里，它是他们梦想中的故乡，它即使是在阳光最好的夏天，也充满了昏暗沉重的黄色灯光，让人心里轻轻地一沉；因为岁月而泛黄了的白色大理石，即使是在最渥热的夏天，也是清爽而典雅的，让人想到不该穿着露脚趾的鞋子；路过大堂，褐色的高大护壁板，黄色的铜栏杆，青春时代建筑的黑色铸铁花纹旖旎浪漫地曲卷着，都是过去，都是过去，在老式的圈椅里坐下，还没有等到自己叫的咖啡，已经闻到了那香气，那是多少年来，多少杯热咖啡在点点滴滴的地方留下来的气息。只要一分钟，你就能想到从前的人和从前的咖啡，那怀旧的心，不由得就生出来，何况一心想着回到过去时代里的人！要是他们的家乡真的有什么让自己骄傲的地方，那就是这水边的老酒店了。
酒店是二十年代造起来的，是芝加哥学派的哥特式建筑，它是外滩最早兴建的大楼，是从前的沙逊大厦，由在上海发了财的英国犹太人沙逊建筑，由于它造得美，造得豪华，造在迅速成为远东大都市的上海的最黄金地段的江边，从前，在那些怀旧的上海人远远没有出生的时候，它被称为“远东第一楼”，是远东在战前最豪华的地方。
这花岗岩的大楼，是上海欧洲人的传奇，就像一个苦孩子在桥边拾到金斧头。想来也是这样，一个在欧洲生活安定、没有大理想的人，不能想象到一个没有咖啡和忌司的地方干什么去。而那些穷而思变的人，挟着他们的硬壳箱子，和冒险一博的心思，到上海来了。沙逊也是这样，而且还是个瘸子。靠着这个迅速发展的都市，他发了财，他找到了在欧洲幻想的好日子。他享受它们，炫耀它们，让在水边的酒店夜夜笙歌。维也纳来的咖啡，纽约来的黑色*，巴黎来的香水，彼得堡来的白俄公主，德国来的照相机，葡萄牙来的雪利酒，全都来陪衬一个欧洲人在上海发迹的故事。还有那个时代的名人，美国的马歇尔将军，美国的司徒雷登大使，法国的萧伯纳，美国的卓别林，中国的宋庆龄，中国的鲁迅，他们从黄铜的旋转门外转了进来，走在吸去了所有声音的红色地毯上。
还有从前为了躲开暗杀党的人，整年住在这里的某一扇静静的褐色门后；还有从美国来的剧作家在这里写了《私人生活》；还有从欧洲九死一生逃亡上海的犹太人，在这饭店里，度过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永远拉着白色丝窗帘的房间，像母亲的温暖子宫，包围着他们，保护着他们，制约着他们，直到他们被国际犹太人遣送组织送走的那一天。
那楼上长长的甬道，安静的，温暖的，被黄色的青铜壁灯照亮的，两边的房间门总是紧闭着，要是你站在长长的甬道尽头，看着灯里的门，也许你会想到，当门打开的时候，走出来的是四十年代的人，女人穿着后面有一根袜筋的玻璃*，男人抽着那个年代时髦的埃及香烟。
八十年的老饭店，什么事没经历过呢。
像上海这个城市一样的，几经沧海。
有一件事没有改变，从前，这里就是落在上海的一块欧洲的碎片，现在它还是这样。几十年过去，上海重新出现了外国旅游者以后，欧洲的老人们成群地来住在这里，他们在这里看到了完好保留着的他们年轻时代的东西，褐色的护壁板，青春时代建筑风格的曲卷铸铁花纹，还有老欧洲的那种令人心灵一沉的黄色灯光，那种微微的感伤气氛。还有一支在英国式的酒吧里演奏爵士乐的老人乐队，他们从四十年代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演奏爵士乐，中间空了三十年，重新又为外国人演奏原来的曲子了。
1991年，著名的海滨娱乐团开始选择和平饭店做他们每年一夜的狂欢聚会的地方。来自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怀旧显贵们，来这里寻找他们昨天再来的一夜。那一夜欧洲宫殿式的大厅所有的水晶吊灯全部被擦亮打开，成箱从南欧运来的葡萄酒被喝光了，地上散着戒指，老饭店的庄重，豪华，伤感，高贵，在海滨娱乐团的那一夜全都复活了，好像灰姑娘的故事。
那个夜晚，目睹了老饭店突如其来的活力的上海年轻人，真的目瞪口呆。在场的一个年轻摄影师，后来成了最热爱上海过去的人。后来和平饭店更换了从前速度太慢的老式电梯，他是最持久和痛苦的反对者，他反对更换任何一件老上海的东西，反对拆除任何一栋老上海的房子。
1992年，和平饭店被世界著名饭店组织接受为世界最著名饭店，中国只有这一间饭店得到这个称号。
好像什么东西都又回来了，饭店里的英式房间里生着壁炉，美式房间里有银烛台，西班牙式房间里放着老式的高柱子木床，侍者的黑发上擦着亮晶晶的发蜡，笑容矜持而殷勤。
一句“到和平饭店喝咖啡去”，说出了上海年轻人的一个怀旧的晚上。坐在那里，他们想要是自己早生五十年，会有什么样的生活，能有什么样的故事。那是比坐在他们邻桌的欧洲老人更梦幻的心情吧，也是只有上海孩子才能有的心情：对欧化的、富裕的生活深深的迷醉。对自己生活的城市曾经有过的历史深深的自珍。到那里去的上海年轻人，希望自己有更好的英文，更懂得怎样用刀叉吃饭，更喜欢西洋音乐，有一天，可以拿出来一张美国护照，指甲里没有一点点脏东西。
这也是这个城市年轻人潜在的传统，从来没有被大声地说出来过，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水边的老酒店，又是夜夜笙歌了，当然它的主人不在这里。
他死在上海，躺在上海虹桥的一小块荒凉的墓地里，那是一块外国人墓地，他的四周还有许多和他一个时代来的欧洲人，都死在上海。只是他的墓用一些绿色的冬青树围了起来，席地而来的绿色藤蔓没有爬满他的墓碑。他的墓碑是用最普通的石头做的，他的名字是用最简单的黑字刻的。
他还是著名的，所以他的名字没有被刻错一个字，不像别的欧洲人，常常被刻错了名字，也没有生卒年月。
外国人拥挤的墓地，只有石头的墓碑紧挨着，躺在异乡的草地上。那里也是静的，也有金色的上海阳光照耀着，有一点点像老酒店里被灯光照亮的甬道。
白发苍苍的及时行乐（1）
中英合营的红宝石面包房1987年在上海开张时，本埠还没有几家小圆桌子上铺上红白格子桌布的面包房附带咖啡室，咖啡室大都开在几家老牌酒店里，为来上海旅游的外国人服务，要用外汇券付账。它是最早的几家可以让市民有钱就进来坐的咖啡室。那时，它街对面的静安宾馆的法式面包房外总是有人排队，等着买新出炉的长棍子面包，最疯狂的时候，有一些人家专门雇人去排队。人们买一大包长棍子回家，吃好几天，直到本来松软的面包全潮得像牛皮糖。
红宝石面包房的英方老板是上海人，姓过。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去英国多年以后，成了英资老板。他回到上海开面包房，联络过去的老朋友、老同学，于是，那些当年留在上海没有离开，现在大多已经退休的老工程师、老教师、老职员、老翻译、老会计师就把自己每星期三次的咖啡聚会从对面的静安宾馆迁过来。一个星期总有几天，早上到面包房去买早点的人，可以看到店堂靠里的那些圆桌子被团在一起，二十个左右的老人围在一起聊天，桌上有红茶或者咖啡，还有两片吐司，烤得脆了边，黄油化在中间，像六一节在学校里演出的小孩子腮上的胭脂粉。
老人的咖啡聚会从七十年代就开始了，当时开始在八仙桥一个街角的点心店里，喝的是上海咖啡厂出品的磨碎咖啡，放在洋铁罐子里，香得很烈，可一点也不甜蜜。那时这些解放前的大学生大都在夹着尾巴做人，下放也总不能少了他们，许多人要在八仙桥中转交通，于是他们就在街角找了一个点心店聚聚。当时参加聚会，现在还健在的，是八十六岁的周先生。就是和所有的人一样穿着蓝布人民装，他们也还是要将人民装穿出一点笔挺的意思，不让人想到毛泽东，而让人想到孙中山。只是他们从来不像孙中山那样谈政治，他们从来不谈政治，也不谈是非，他们说到红房子吃饭最好点名要厨子小谢烧，那人年龄不大，可做法国菜还真的拿手。
后来，更多的人陆续退休，大家选择了离家比较近的西区，虽然经过几十年，家中父辈留下来的房产绝大多数已经不在手里，他们还都住在从前法租界拥挤破旧的洋房里，练出了在堆满杂物的黑暗走廊里灵巧穿行的功夫。他们的咖啡聚会到了淮海路老大昌的楼上，四周围是棕色的火车座，当时年轻人谈恋爱最好的去处。他们坐在中间的桌子边。那时老大昌有奶茶卖，装在发黄的钢化玻璃杯里。那时已经陆续有了海外亲戚的消息，也已经小心翼翼地通信。参加聚会的人，家家有人在海外，常常说的，是他们的消息，好几家人都同住在纽约的法拉盛区，他们说那里很好，没有黑人，可是没有说，那是纽约人眼睛里的贫穷移民住的地方。
随着海外可以寄钱进来，他们中许多人的日子丰富起来，他们从老大昌楼上转移到静安宾馆的咖啡室里。那白色老房子里面，大都保持着1949年以前的样子，外国来的旅游者给大堂留下了久违的科隆香水的气味。有时他们就在这里聚餐，这里的水晶虾仁是有名的，还有狮子头。这时许多人暗暗准备把子女或者孙辈送出国去，为他们准备考托福，可极少有人在聚会上提起来。倒是常有人说到自己治病的经验，年纪大了，百病上身，可医院里的医生是空前的差，让人不能信任，所以，宁可交流自己看病吃药的经验。
白发苍苍的及时行乐（2）
再后来，就到了红宝石。这时有一批打网球的老人也加入进来。打网球的人里面，很有一些是圣约翰毕业的，当时圣约翰重视体育，建校之初的第一届全校运动会开中国大*动会的先河，他们的足球队，被称为“圣约翰辫子军”。也许是因为求学时代在学校养成的习惯，也许是从小良好的家境让他们打好了身体基础，来红宝石的老人里面，常常可以看到几个上海最早穿美国运动鞋、用英国球拍、身手矫健的老先生，让人想起陈年的酒。
那以后，在十年的日子里，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五的早上，不相干的人来买面包，就能看到这些老先生，有时也有人带了太太来，他们说话很轻，神情也安详，雪白的头发在店堂的暗处云似的浮动，有人在领上围着深蓝色的丝围巾，上面有绛红的花纹，让人带着羡慕去想象他们的生活。
我问：“你们现在要是靠养老金生活，不可能再来这里吃咖啡的，总是在吃外汇。想想从前你们亦是佼佼者，现在靠孩子汇款生活，怎么想？”
当年孙中山到圣约翰做演讲，对同学寄托深切希望。而学校的校训是要使学生成为新的、自由坦直的、有思想、肯钻研学术、忠诚教育、有崇高目的和行为的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圣约翰一直以管教严格著称。
老先生望着我问：“你说我们能怎么想？”
从被华丽丝围巾轻拢的脸上，一层层的谦恭忍让里面，泛出了总是被羞辱的傲岸、被冷落后的自尊和“你又算什么”的反诘的底色。就像脸上真的被人踩了一脚。然后，才说：“这是命运，只能这么想。要不然你让我怎么想呢？在我住着三层楼的大洋房时，国家要我交出去，私人不能有房子，我们就交。现在国家又要我买房子住，可我已经一无所有，我拿什么买房子？”再问下去，觉得是不是后悔四九年不走，老先生会说：“你能不能说英文，我们可以用英文讨论话题，我教你英文，这样就没有问题，要不然，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一口圣约翰训练出来的英文，到八十岁都不会忘记。也就是圣约翰的背景，使得他们一辈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必须努力改造洋奴意识”这句话。
他们将吐司折起来，斯文地放到嘴里，被改造了这么多年，现在还是能看出他们年轻时代受到良好西式教育，和他们心里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尊重。那白发如雪的老人是荣毅仁圣约翰大学的同班同学，温文尔雅地自谦说：“从前上海衡量学堂好不好的标准，一是英文好不好，二是抓得紧不紧。圣约翰是好学校，可我是里面的推板货色，我的英文勿灵光。”
我刚刚看过了一小段《上海滩野史》，里面说到了1925年五月上海发生外国人打死中国工人的事件，上海市民群起支持工人，遭租界巡捕*。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为了参加上海学生的罢课声援，与“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的校规发生冲突，五百多名学生立誓永不再进教会学校，永远离开圣约翰校园，随即，十七名教授为支持学生也辞职随学生离开。随后，他们成立了光华大学，是光大中华的意思。
当时我将书读给我的父亲听，他并不觉得奇怪，他说：“当时有两类大学最容易出共产党，一类是师范学校，因为都是穷人子弟。另一类是教会学校，富家子弟里有人因为理想而投身革命，自己与自己的阶级决裂，但这样的人终身坎坷。”
当我和红宝石的老人坐在咖啡前时，我问到他们关于1925年的事。朱老先生是四○年圣约翰英国文学系的毕业生，他说他是在校园里听说这件事的，“都是四年级马上要毕业的学生，说走，就这么走了。”他说，“可是有什么用呢，没有人相信圣约翰的人为爱国会做这种事。多少年，有谁真正提起了这件事。”
张老先生是1927年进光华大学念会计专业的。一进大学就知道是从圣约翰分裂出来的大学。在他上学时遇到太平洋战争，他一个只知道好好读书、对得起家里供自己读书的一年一千块袁大头的单纯学生，只要学生会一声令下，他也跟着去睡铁轨，也跟着去枫林桥市政府所在地请愿。光华大学继承了五卅的传统，常常组织学生*，张先生总是跟着去，他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应该为国家做学生该做的事。“当然人人都是爱国的。我们读了英文，也不是就不爱国，我们总也是中国人啊。”他说。
老先生们都说：“我们老了，不愿意想，也不愿意说过去的事了，开心的，不开心的，都不要再想起。现在我们就要安安定定，每星期可以到这里和老朋友碰碰头，吃吃咖啡，说说话，解解厌气，就可以了。”
要不是我问，他们不会说这些事，不管是那五百学生的事，还是“改造洋奴思想”的事。他们在一起，说梅龙镇的三鲜汤不错，说十元钱可以买到一只吃口好到底了的烤鸡，说下午的卫生麻将到谁家去叉，说二十号有老先生要做八十九岁生日，请大家吃中饭，大家都年事高了，晚上出来不那么方便。也说到东南亚经济危机对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日元的贬值，日本钢铁价钱会比中国低，这样宝钢会出现失业问题。当然也说戴安娜，红颜薄命的女子让巴黎从今以后添一个旅游点。现在一生都停止了，只是背景气味相投的人聚在一起度过最后的一段日子。
到十点多钟，大家就陆续散了。有人搬得远了，在梅陇那里，每次也搭地铁过来，只是要早些回去。走的时候，总是互道珍重。现在，每年总有十来个老人，下一次没有来，再下一次也没有来，永远不来了。早餐聚会的老人们从不去参加大殓，但会订鲜花请人送去。然后，红宝石面包房的早餐桌子上再不会有人提起这个人，白发之聚，及时行乐是基本原则。
咖啡馆十年记（1）
目睹上海的咖啡馆，就像目睹人生的变化一样，这家开张，那家歇业，此起彼伏。当年我常去的咖啡馆，细数起来，竟是变化的为多。
时代咖啡馆关门了，裘德的酒馆也关门了，连房子都拆掉了。我做人物访问时常去的邮局对面的佐伊咖啡馆，现在成了广东发展银行营业厅的一部分。有天黄昏时和大学同屋散步经过那里，她说：“从前我们总在这里见面。”我说是的，那时我喜欢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她喜欢日式的抹茶咖啡。华亭路口的真锅咖啡馆也不见了，在那里，作为畅销书《上海的风花雪月》的作者，我接受过日本记者的访问。我写《时代咖啡馆》的申申咖啡馆，现在是一家受欢迎的新式川菜馆子，我还常去那里和朋友吃饭，还喜欢坐靠窗的敞亮座位。
和平饭店的大堂咖啡馆现在已不是外滩最合适会朋友和歇脚的地方了，更多的屋顶花园开张了，更多的咖啡馆开张了，现在，那里很少见到隆重地来喝一口咖啡的上海本地人了。
不过，红宝石面包房还在原来的地方，原来的红白方格子桌布已经被洗得起了球，但还用着。每逢星期四早上，圣约翰大学校友的早餐会还在继续。只是在早餐会上，老人们越来越少，即使来参加，也越来越沉默。陪他们来的子女，成了谈话的主力。一个寒流将要到来的阴霾星期四早上，我坐在早餐会旁边的桌上看他们，还像从前一样，他们选在一个角落里，将小桌子拼起来，桌子上的羊角面包和本地产的笨拙不锈钢奶壶，让我想起十年前的情形。老人们沉默地喝着咖啡，他们头发已经花白的子女们就台湾面包房的蛋糕价钱高谈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