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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演义-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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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8226;商颂&;#8226;长发篇: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有截,有名声)是说相土(今天的卫河,安阳)的势力达到了海外,在海外有名声。相土,安阳古地名,借指商氏族。

  这二句诗歌颂商祖先事业的宏烈。在今天,我们就不能不想到,相土与昭明的关系。就是说,有昭明人的分支来到了安阳地区。这支分支叫作相土。

  上面的一些记载是说,有一支叫作昭明的氏族起源于砥石,“迁于商”。战国时,不知道砥石在什么地方。到了唐,宋时,认为在西辽河,渤海岸。

  “砥石”,砥石就是砥山,一个叫作砥的地方。砥就是狄。其实砥石就是狄。这个传说也证实了契氏族起源于狄,“殷契,母曰简狄”,原来如此。

  可知,西辽河的昭明后代汇合进了契氏族,也是契氏族的一支起源祖先。

  昭明,砥石,商。这是流传到战国时的名字。砥就是狄,商是对商族的通称。这个名字在周春秋以后出现。因为是晚出才为我们熟知。

  上面说了大商祖先的人口成分。大商的人口由蚩尤人,昊人,炎人,昭明人,契氏族几支人口汇合起来。讨论到这里,可以说对古中华的起源部分认识清楚了。基本的核心找到了。古中华的人口分布稳定,没有古中华人口的大量外流,也没有非汉语人口的大量进入,古中华社会长期处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契以后时期的古中华人称作古汉语氏族。

  依照时间的顺序汇合的过程大概这样:

  公元前4千年开始,蚩尤人从东向西进入古河道,昊人从南向北进入古河道,炎人从北向南进入古河道。这三支人口的语言不一样。炎人说太行方言。蚩尤人说大汶口(山东)方言。昊人说伏羲方言。这三支人口在古河道杂居不少于千年的时间。在这个时期,在黄淮平原主要是禹氏族人。禹氏族人因为崇拜形成了自己的方言。昭明人的分支从北方来到黄河北岸,留在黄河北岸的昭明分支称作相土。经过了千年的融合和斗争,在古河道形成了以太行方言为基础的古汉语,人口的分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今天能够知道:到了公元前3千年,禹氏族人退出了黄淮平原,向南,向西迁徙。蚩尤人退出古河道分散在很大范围。契氏族从黄河北岸进入古河道。炎人和昊人退向黄淮平原。

大商其名 商谱 走进古河道 从巫祠到生产氏族
大商其名

  商这个名字见于诗经。诗经诗,大商的后代追颂祖先说:“有戎方降,帝立子生商”。对于大商,古书称作商和商朝。但是,西汉的史记依据殷墟就称作殷。有古书说,舜封契于商因而得名。另,在古河道有地名商丘。商丘,古语就是叫作商的巫祠和祭坛(遗址)。在渭河有地名商洛,商南。在大商时代,大商人是氏族的集合而不是某一支氏族的名字,因此没有统一的商族。古人注意到商名,至于大商的名字从什么时间开始,怎样得名,不得确知。这就象我们中华民族的名字中华是从清亡以后开始,清亡了,改称明人也不合适,故名中华。中华两个字是中原和华夏的合称。

  今天能够确知,商氏族在公元前2500年兴起,在公元前2千年进入鼎盛时期,一个叫作唐的氏族政权在伊洛建立起来。又知道大商人的中心巫祠在安阳。安阳出土了著名的殷墟。在安阳地区的濮阳古称帝丘。从安阳到伊洛,一个创造了历史辉煌的古帝国建立起来。公元前1500年,周兴起了,古帝国衰落了。商帝国大约千年。

  因为上面的资料,演义认为,大商人的后代在古帝国衰落以后在以商丘为中心的黄淮平原集合起来,以古巫祠商丘命名,自称商。大商的名字这样起源。

  商谱

  关于商氏族,史记记载有商谱。谱,又叫谱牒,在今天,有族谱,家谱流传。商谱就是商氏族的族谱。

  史记记载的商谱如下:

  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微,

  天乙,太丁,外丙,中壬,太甲,

  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戌,中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

  南庚,阳甲,

  盘庚,小辛,小乙,五丁,祖庚,祖丁(帝甲),廪辛,庚丁

  武乙,太丁,帝乙(微子启),辛(纣)

  谱中的天乙就是著名的成汤。天乙的时代在公元前2500年。在天乙前面有8个名字。这8个名字早于天乙时代。在天乙后面有4个名字。这4个名字今天能够知道是天乙的后继子孙。

  一部大商历史从成汤灭夏开始,但是在商谱中,成汤前面有8个名字。对于这8个名字,史记说:“自契至汤八迁”。这八个名字实际上是大商的八个分支氏族的名字。第一个名字“契”已经讲述过,大约从公元前4千年契氏族渡过黄河,进入古河道。第二个名字“昭明”也讲述过,是南庄头时期向东迁徙的部分。第三个名字“相”,就是相土,是商祖先中停留在黄河边卫河,安阳的分支氏族。后来用作卫河地区的地名。昌若和曹圉两个名字可能是芮城人后代向东迁徙的两支氏族。两支氏族融合进了商族。大商祖先进入古河道的大商人,前文已经说到有炎人,有契氏族。从商谱看,从契这一支进入古河道以后,先后有几支氏族进入了古河道。冥,振,微即是其中有名字流传下来的分支氏族。

  契的记载见于史记。史记,殷本纪开头的一段话说: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

  这一段话是关于契氏族祖源的资料。殷本记后记说,资料来源于“书”和“诗”。书是尚书,诗是诗经。

  契氏族来自太行山,说太行语,是古汉语的起源氏族,这一点很重要。契氏族用本氏族的语言直接传说下来的名字,由文字记载下来,没有方言间的传递。

  殷契,考古证实,殷是商都,在今天的安阳,商的中心巫祠在这里。秦汉时已经知道殷墟这个地名。因此史记称历史上的“商朝”为殷。殷契,大商的第一代(血统)。

  “契”的母亲叫作简狄,简狄的娘家是有娀氏(族),简狄是帝喾的“次妃”,那么,帝喾就是契的父亲。这是怎样的关系泥?

  这一段话至少有两个疑点,我们不妨讨论一下。

  1, 既然喾是契的父亲,又是高贵的“帝”,为什么(族谱)说契是第一代而不说喾是第一代?

  2, 简狄是“妃”,出身于有娀氏,可是,喾是“帝”,是崇拜神。神怎么能作人的父亲呢?

  古人大约也觉察到这段话的疑点,可是,传说如此,尚书和诗经的记载如此:大商人的后代说,帝立子生商。于是,古人解释说:契并不是喾的亲子。契是简狄吃了乌鸦(玄鸟)蛋生了他。乌鸦怎么能作人的父亲呢?总之,契的父亲找不到,是个谜。其实,契是一支氏族的名字,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名字。说契父是说契氏族的起源。

  再看一看别个氏族的起源:

  禹,无父母,生于石纽(一说禹父是鲧)。禹的儿子启生于石人,也等于无父母。

  稷,周的第一代。稷的母亲叫做姜源(第一代为什么不是姜源?可知稷是父系的第一代)。姜源也是帝喾的“妃”,姜源却是因为踩了一个大脚印有孕生下了稷。

  上面乱七八糟的关系怎样解释?是胡说编造吗?当然不是。当我们应用氏族学说,回到氏族时代的实际中,这其中的关系就清楚了。

  周以后,有了姓氏,于是有了“生”的关系。在商和商以前,商祖先的时代没有姓氏,只有氏族。商史是在周,春秋时代整理的,史记的作者根据战国时的资料。到了周时,娀和狄被认为是北方的异族。周人不能理解殷的祖先为什么是狄和娀,不能理解“姓氏(生)以外的社会关系”为狄增加了一个简字,为娀增加了一个有字将娀加了个女旁,以示女性。

  禹,商,周都是古中华的大氏族,历史极其悠久,可以追溯到社会的早期。而语言的记录和传递几乎与社会一样长。在社会的早期,没有人名,只有分支始族的名,动物名,植物名,崇拜名和巫祠名。这些名字流传了下来,就是始族起源的名字。契,狄,娀,喾,禹,稷,就是这样的名字。但是,古人没有关于氏族的认识,不能知道中华起源。古人不能超越“神造人”的界限:契是大商人的第一代,而喾则是一位神。周春秋时,“朴素的唯物论”思潮涤荡着神思想。喾这位远古时代的崇拜重新回到人间。古人赋予喾有四妃的人格。古人用“喾有四妃”为商,周起源重新作了解释。喾有四妃说在周春秋时很流行,以致司马迁将它当作资料收集进史记。

  说到这里,事情已经清楚了。如果我们再深入的想一想,再问一问:古人怎么会出这么大的(神喾造人的)误解?古人当真相信不是父亲的父亲,不是妻子的妻子么?这里有一个语言变迁问题。原来古汉语时期的词汇没有今天汉语这么丰富,这么精密。在今天汉语,生,意生育,生长。妃,意妻子(皇妃,王妃)。但是,在古汉语不是这样。生字有起源,出现一些意思。而妃字一定不是妻子。因为在喾时代是母系制,喾是一位神(崇拜),因此,一定没有“妻”的关系,那么,“妃”字一定是表达了别一种关系。别一种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呢?读者是聪明的,一定想像出来。

  我们知道,始族的首领是母亲,始族是女子世界。巫祠的巫是男子,巫祠是男子世界。众多的母系始族由巫祠维系着,这样就形成了始族时代的婚姻关系。我们还知道,喾是著名的巫祠崇拜。始族与巫祠的婚姻关系就不能不罩上神的氛围。喾有四妃说向我们揭示了,(高辛)巫祠的喾崇拜传播到了很大的范围,周,商,尧,挚(可能是黄淮氏族的古名)四支氏族的祖先都在喾崇拜的范围。这就是周春秋时代出现四妃说的原因。周春秋时代的古人对这一层关系十分清楚。妃就是这一层关系的语言。只是后人将妃字挪作他用,引出来误会。(实际上,就是今天的妃字仍打着非婚生的印记。)

  我们从大商角度来探索:大商人并不是由一个单纯的始族,而是由多个始族汇合起来。不同始族的巫祠崇拜不同,由此,不同始族的起源祖先也就不同。在契氏族的祖先中,有喾祖先,有娀祖先,有狄祖先,有玄鸟传说,等等。不同始族汇合起契氏族以后,就有了丰富多彩的起源祖先。契氏族的始族汇合过程在黄河北岸的安阳地区完成。

  走进古河道

  书接前言。就在契氏族徘徊迁徙的时候,地貌的变迁给了发展的机会。在安阳以南地区;黄河主河道形成,在主河道和废河道中间出现了干爽的土地。干爽的土地向东连接到山东丘陵,叫作古河道地区。契氏族走进了古河道。这个时候的古河道是一片荒原,就象江南水乡那样河网密布。这里鸟飞兽走,荒草繁茂,人迹稀少。几百人的契氏族人淹没在荒原里。契人的首领选中一块地方,住下来,小心的扩展领地的范围。

  契氏族从黄河的北岸经由安阳,向南进入古河道。进入古河道的契氏族人口并不多,而且分布在黄河的南岸。从契氏族的领地向南是大片的炎人的领地,向西是大片的蚩尤人的领地。蚩尤人在考古上叫作大汶口人。在契氏族进入古河道以后,先后有冥,振,微几支氏族也进入了古河道。

  初到古河道的契人不过是从安阳地区分支出来的始族群,母亲群,采集群。契人找到定居的地方,住下来。从考古知道,在安阳地区早到公元前四千四百年就有了对巫师的崇拜。契人也将这种对巫师的崇拜建立起来,这是一些巫祠。可以说,商社会从商巫祠开始。巫祠实际上是商社会的政权机关。契人与大汶口人为邻,大汶口人与契人同是山顶洞人的后代。海水入浸的时期,大汶口人的祖先停留在水湿土地上,向南,到达了山东,叫做东山经人。契氏族时期,大汶口人还在始族阶段。他们只有始族巫,始族巫是始族和村落内部的巫,没有巫祠。从生产方面看,契氏族已经开始了人工生产,古河道的土著还停滞在采集阶段。

  在公元前四千年契氏族不过是几百个娀狄始族中的一个,契氏族能够成就千年的大商事业,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一个“生产氏族”。在天然的食物严重枯竭的时期,率先实现了人工生产,走出饥饿。

  契人来到古河道地区,这里是大片的荒草地和水草地,食草动物在荒草间出没,可吃的食物不是很多。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是秦汉时的匈奴人唱的歌,契时的古河道也象这个样子。在今天的大草原上,牧草连小腿也盖不上。

  契人带来了猪和狗。这是二种最先饲养的动物。从出土的遗物看,先是狗多,后是猪多。羊少,鸡少,在早期,没有马和牛。契人崇拜猪神。猪不是放牧动物,直到今天,猪仍不适宜放牧。契人用木耒挖出壕沟,围起一块土地,将猪,羊,鸡放进去。契人只能用这样的方法防止野兽的袭击和动物的逃逸。在猪,羊吃光了野草的土地上,契人便撒上粟的种子。一块一块的粟田就这样的开发出来。

  契人有挖土的工具木耒。木耒是一块木板,为了能伸进土中去,便在木板的中间去掉一块,做成了木叉一样的东西。契人使用用石和蚌壳做成的镰,用来收取粟穗,还有去掉粟皮用的石磨一类的工具。这些工具土著人都没有。

  从人工生产开始,就发生了生产的分工,出现了生产的组织者和生产者。一定是这样,不这样,社会的生产就不能进行。在今天,生产者和组织者以个人为单位,在契时代不是这样,而是以“族”为单位,叫做贵族和依附氏族。在政权以前,这种关系表现为纯生产的关系。

  土著人使用始族和村落的语言,这样的语言流通的范围很狭小,人们不得不用手势来补充。契人的语言要丰富得多,使用的范围也很大。对契人的语言,凡是来自太行山的人都会说,都听得懂。契人说话不加手势,十分的流利。说到语言,就不能不说娀狄人的巫文化。从磁山到濮阳,地下的遗址显示了高度发育的巫文化。娀狄人的巫文化超前了一个时代。所有这些对古河道的土著无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契氏族的优势,还表现在巫祠的高度的组织能力。读者还能够记得,娀狄人在母亲始族时期,走出母亲始族的成年男子集合在巫祠的组织中。这是一支组织起来的力量。这一支力量对于开发古河道地区(的人工生产)发挥了优势的作用。

  契人的到来,改变了土著的生活方式。一些人愿意到契人这边来,给契人打工。不再漫山遍野的去拣食,又一些人开始建立起自己语言的巫祠。土著语言的巫祠被契人称作蚩尤,九黎,三苗,等等。契人与土著的关系表现了二种习俗,二个发展阶段。太行语在古河道普及起来,代替了土著语。古河道契人使用的语言叫做古汉语。古汉语的形成打下了汉语的基础。如果从古汉语算作汉语的开始,汉语的连续的历史不少于6千年。

  契人到古河道时,已经进入氏族阶段,土著还停留在始族阶段。因为土著向契人的依附,契氏族包括了商氏族和依附氏族两种成分,开始了依附的生产关系。古河道的生产还是很低下的,但是,有了依附生产,生产的剩余能够积蓄起来。这些积累能够供养巫祠的存在和发展。我们看不到古河道地区的人工生产,看不到依附生产的积累,但是能够看到巫文化。史诗时代的巫文化便是对古河道人工生产的反映。在契氏族时期(史诗时期,古汉语时期),古河道走在了社会进程的前面。

  据史记记载,从契到汤有过“都的八迁”。实际上,这是大商祖先的分支后代。

  贵族关系建立了起来,氏族关系向贵族关系转变,发生了社会关系的“飞跃”。这是千年的人工生产发生的生产关系的转变:新的生产关系从旧的氏族关系破茧而出,贵族的生产关系在商殷地区普遍建立起来。新的生产关系诞生在古河道土地上,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大商的大一定大在这里。贵族关系存在到春秋的晚期,在大商时代度过了它的辉煌岁月,春秋学者充当了文化总结者的角色。

  在契人的领地,依附的氏族为商族生产。这是怎样的生产?有管理的,有生产的,生产的运动实现了。实际的情况并不这样轻松。经济的(生产)运动不同于政治的运动,不同于文化的运动。经济的运动经历着更加严重的困难。由商族组织起来的生产还很软弱。气候的变化(灾荒),管理的能力,家畜的瘟疫死亡,与依附氏族的关系,等等。一下子压在了商族的头上。契人(的首领)就不得不求得巫祠的支持。商族与巫祠的关系差不多存在到商时代,存在到商氏族成长为独立的生产氏族。

  生产的组织者,商族对巫祠的依赖是大商的特征,打开大商的历史,我们看不到对商族的讲述,看到的是一部巫祠的历史,看到的是帝的故事。说明从事人工生产的契人还处于很软弱的时期。契氏族,依附氏族,巫祠几乎是相依相伴的整体。

  从巫祠到生产氏族

  前文说到公元前3千年巫祠文化达到了高峰时期,先后出现了5个巫文化的中心地区。这5个中心是:渭河上游的秦安中心,渭河下游的华山中心,伊洛的负中心,古河道的安阳中心和渤海岸的红山文化中心。秦安中心留下了秦安建筑遗址。华山中心发源了女娲崇拜,整理了昆仑巫文化。负中心起源了伏羲崇拜,接受了禹崇拜。安阳中心在整理山海经工程的同时进行殷墟的建设。红山中心出土了神庙和祭坛的遗址。

  本文探索古河道地区从巫祠向生产氏族转化的过程。

  前文说到,契氏族,依附氏族和巫祠是相依相伴的总体。随着人工生产的发展,契氏族从巫祠独立出来。独立出来的契氏族独立的组织生产和管理生产。生产的积累不再集中到巫祠而是由氏族自己支配。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因为生产关系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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