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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伟立了军令状：“只要领导相信我，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在所不辞！不攻克铝箔纸难关，我就自己辞职！”
何大福说：“这不是上刀山，是上金山！我们正在攀登一座座金山，只要能攀上去，山顶上就会有金光灿灿的黄金等着我们捡！”
奚伟很快成了金箔人的又一个“英雄”。他带领一班工人日夜奋战，终于拿出了合格的香烟铝箔纸，还发明了在铝箔纸上涂一层润滑油，这在以前连烟厂都没听说过，上机以后，任何高速卷烟机使用都畅通无阻。奚伟领导的卷烟铝箔车间很快成为金箔厂又一个主打产品车间，奚伟本人也成了金箔厂的管理奇才。
在中国烟草发展早期，最老的企业是上海卷烟厂，最大的烟厂是云南玉溪卷烟厂。玉溪卷烟厂在改革开放前也仅仅是一个小烟厂，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玉溪选了一个能人叫褚时健，他刚刚摘掉右派帽子，工作尚未落实。当时的玉溪卷烟厂破败不堪、亏损严重，很多干部看不上这个烟厂，没想过争这个位子。褚时健被找去，问他愿不愿去玉溪烟厂当一把手。褚时健说：“共产党员随时听从党的召唤！”于是，他走马上任，当了玉溪卷烟厂的厂长。
褚时健1979年到玉溪烟厂任职，仅仅几年工夫，就将玉溪烟厂办成了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年利润200多个亿的特大型企业。褚时健也一下子成了名人。
当时，何大福崇拜褚时健，他开发出的卷烟铝箔纸，早期就为玉溪烟配套。80年代中后期的褚时健，声望才刚刚开始，架子还不是很大，企业需要各行各业支持。何大福为玉溪烟厂提供产品，褚时健还经常出面接待他，有时还陪他们吃饭。做生意就是这样，一吃饭，就有交流；一交流，就想了解；一了解，就相互产生了信任；一信任，生意就做起来了。何大福通过与褚时健的交流，“小船靠着大船边”，水涨船高，生意也开展得越发兴旺。
可是，玉溪烟厂毕竟是亚洲最大的烟厂，各路供应商像蚂蝗一样死死叮在褚时健身上。到了90年代中期，玉溪烟厂已不可一世，卷烟配套材料自足自给，绰绰有余，何大福的卷烟铝箔已不再是“紧俏商品”，何大福在褚时健的心目中也不再“举足轻重”，而是“可有可无”，业务供货量开始逐年下降，大有“断交”的兆头。一天，何大福利用褚时健到江南省视察市场的机会，将褚时健请到金箔厂，吃饭的时候，何大福与褚时健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对话，耐人寻味。。 最好的txt下载网
有了小姨子别忘大老婆（2）
“褚老板，你现在做大了，世界闻名，可你会不会忘记你刚刚创业的时候呢？”何大福首先挑起了话题。
“怎么会忘记呢？”褚时健边夹菜边答道。他对江南金陵咸水鸭还是很喜欢的。
“那你认为我们这些早期为你做配套材料的单位是什么人呢？”何大福问。
“什么人呢？老朋友呗！”褚时健笑着说。
“不对。”何大福说。
“不对？那你说是什么人呢？”褚时健仍然笑着。
“照我说呀，我们是你们的大老婆。”何大福说。
“这话怎么说呢？”褚时健放下筷子，煞有兴趣。
“不是吗？我们这些早期与你做配套的企业，与你共同度难关、打江山、开创事业，等于是你的大老婆，一直伴随着你，死心踏地，毫无怨言，心甘情愿地为你付出一切。可你现在成名了、成功了，巴结你的人多了，这些人就像你的小姨子一样，年轻漂亮。而我们却人老珠黄了，在你心目中，大老婆没有小姨子漂亮了，你有点嫌弃了。”何大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呵呵，有这么回事吗？你在批评我。”褚时健有点不自然。
“我不是批评，我这是希望，希望你能正确处理好‘大老婆与小姨子的关系’，在你喜欢小姨子的时候，能不能将我们这些大老婆安排好？”何大福笑着说。
“你说的意思我懂了，请相信我，我一定不会忘记你这位‘大老婆’！”褚时健端起酒杯，与何大福酒杯碰了碰。
“哈哈”，众人一起笑了起来。
可是，还没来得及兑现他对何大福说的这句话，1999年年底，褚时健因牵涉“私分外汇”而被国家法律机关判处无期徒刑。
何大福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为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创造了一个“鸡蛋”理论。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鸡蛋理论引出的思考”，寄到了《 人民日报 》，引起了编辑部的重视，将这篇文章编发表在“内部参考”上。一天，一个烟厂的厂长到金陵金箔厂来考察，席间津津乐道地侃起了这“鸡蛋理论”。何大福笑着听着，也不做声，叫办公室主任递上一篇稿子，让这位厂长看。这位厂长翻开一看，题目正是“鸡蛋理论引出的思考”，作者：何大福。全文如下：
在世纪之交、建国五十年将至、澳门回归在即，这些大喜大贺的新年开头，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 企业家在想些什么？
我在想：我们这些企业家以后怎么样才能有好下场！？
当然，我这样说决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企业家需要政府明确的激励政策
最近碰到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沉重思考。就是远距离的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80年代早期，褚时健接任了一个破烂摊子 ——玉溪卷烟厂，当时真是困难重重。在他的领导下，十多年，玉溪厂创造了奇迹，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他任职期间累计上缴国家税收1000个亿。结果在五十八岁快要退二线那年，私分了几百万美元，被判无期徒刑。个人犯罪受到惩罚，当然无可非议。但有老百姓说，国家给了他一个鸡蛋，他孵养了一群鸡，又生了无数蛋，结果他偷吃一个蛋，主人不饶他。这好像有点欠公正。
我现在也面临着这个问题：1984年组织上将我从一个大厂调到濒临破产的作坊企业金陵金箔厂（ 县属城镇集体企业 ），当时固定资产只有38万元，亏损197万元。十多年下来，我将这个企业变成固定资产上亿元，年利税超5000万元的小型集团企业，而自己已经五十三岁，也快退二线了。下一步我将拥有什么？万一不干后企业垮下去怎么办？从一个经营几十年的领导人身上找出个一万元、二万元的“问题”来，企业家谁都不敢说个“无”字。 。。
有了小姨子别忘大老婆（3）
我不想做没经过主人批准同意而偷吃鸡蛋的人，也不想做垮台企业的“替罪羊”，而想搞“阳光下的吃鸡蛋”，想在企业盛兴时讨一个“说法”。可是，现状就是不搞如何“吃鸡蛋法”。平时老是“盖着葫芦摇”，全凭你自己“看着办”。无事时你“安然无恙”，有事时就说你“偷吃了蛋”。到时真的这样做了，你二话说不出来，因为你确实“偷吃了蛋”。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企业现在急需要政府能拿出一个激励企业家的政策。改革的时代将企业家推向了市场，搞产品、搞销售、搞投资。别的，政府都“推”出去了，唯独到底给企业家吃多少蛋，老“推”不出来。光是嘴上喊你要切好这个“蛋糕”，实际上这个蛋糕多大，是什么蛋糕，怎么个切法，谁也讲不清。到时说你没偷蛋也行，说你偷蛋也行。这样下去怎么行？再这样“推”不出来，“老企业家”一个一个都要“倒”下去，新企业家一个一个难上来。要上来的都是私人企业“老板”、外资企业“老板”。公有企业“老板”即使有，也只能是“稀有动物”了。共产党培养多年的企业家都“倒”下去了，谁光彩？谁高兴？难道共产党不需要更多的企业家？难道中国企业家都非要走“犯法”的道路才能致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究竟是指哪些人？
企业家需要社会的“理解万岁”
企业家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他们从事的行业也是特殊的行业。每个行业都有“特殊性”，特殊的行业就要按特殊的政策加以区别。
企业家“特殊性”特在什么地方？社会上许多人并不十分注意这个问题。其实，企业家特就特在玩的都是“钱”。企业家玩“钱”与军人玩炮弹一样危险特大，但与银行家玩“钱”还不一样。银行家是用别人的钱在“政府控制下”的玩钱，而企业家是在推向市场、政策不管的前提下没有“钱”要“凭空”变出钱。因此，企业家绝不等于政治家。可是现在我们国家###、党纪党规，大部分内容是将企业家与政治家摆在一起量法规、提要求。这是政策导向的重大失误，其结果是政治家越来越多，企业家越来越少。
演员在电影里、电视里、舞台上接吻，人们“理解万岁”；当兵的人在战场上、在演习过程中子弹走火、战争失利，人们“理解万岁”；科学家在实验中浪费这个、损坏那个，人们“理解万岁”。为什么？因为社会承认他们的“特殊性”，人们将他们的职业行为和他们的现实人格严格区别开来看。而企业家在玩“钱”的过程中，也犹如演员在演“接吻”戏，犹如军人在玩“子弹”，犹如科学家在搞“实验”，难免走火，难免失误，为什么不能来点“理解万岁”？因此，企业家也需要“理解万岁”。
在一个社会大家庭中，扮什么角色都是演员。作为一个演员，演什么都要投入，只有进入“角色”才能干好。你说演员在演“接吻”戏，究竟带没带“真感情”？谁说得清？在今天这个大潮中，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十分规范的情况下，企业家想把“钱”玩好，就必须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就难免与我们现行的常规“法规”有相抵触的地方。在“玩钱”的时候，难免有失误的地方。事物到了特定环境里，“犯法”与“不犯法”也就难界定了。例如，无论公有企业或私有企业，搞市场经济都需要一些经费“打点”市场，私人拿钱打点理直气壮、无忧无虑；公有企业拿钱出来“打点”，查不出拉倒，查出来不是算“行贿”就是算“受贿”；再如，中国公有企业大一点“老板”都有小车子，清明上坟，难免全家人老婆孩子都坐车去，你说这个领导不廉政，办私事竟用公车；等等。这些事累算起来，后果能不大吗？所以说，现在的企业家真有意思，正面总结一下，能当全国劳模；反面搜集一下，能进牢房。因此，只有将其作为“特殊性”加以区别，同时高呼“理解万岁”，中国公有企业老板才能放开手脚干，企业才会有希望。
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看完这篇文章，那位厂长握着何大福的手，激动地说：“哎哟！真没想到这鸡蛋理论的发源地、创造者，竟是你啊？！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就在这一年，企业家的“年薪制”普遍在全国试行起来。就在这一年，许多新闻机构、执法部门，硬是找到金箔厂，找到何大福“刨根问底”，要查清何大福一年到底“吃了多少鸡蛋”，有没有“偷吃鸡蛋”。亏得何大福及时解决了分配这个大事，一切都在“阳光”下操作，没找出什么“珠丝马迹”来，才免遭这次“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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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坛上的风波（1）
1994年，何大福应江南省委党校第五期县团干部培训班邀请，为他们作了一场“论企业十大改革难题”的专场报告。
何大福在开场白说道：
###理论中关于改革开放有很多英明论断，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之所以称之为“第二次革命”，我个人认为，###清楚地知道在中国改革开放十分不容易，他预感到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习惯势力等各种各样的矛盾将很多。因此，他把改革开放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武装革命相提并论。现在，改革开放这场革命，进入了一个攻坚战阶段，多种多样的矛盾###得比较明显突出，尖锐复杂的各种情况进行激烈交战。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很多改革开放的组织者、宣传者、教育者都感到十分的棘手，感到不太好想，不太好说，也不太好做。
作为我们这些直接参加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者来说，亲自感受、直接运作，确确实实感到中国改革要想做好、想做成功，难度相当大。作为我们企业界来说，改革开放中就有十大难题。通过反复思考，反复推敲，中国全民、集体企业和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着的乡镇企业等都面临着这十大难题。不认识好、不解决好这些难题，企业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取得丰硕成果。这么多年来，我对这十个方面的难题进行大胆地闯，大胆地创，并且不断在思想观念上提高认识，才使我所领导的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了比较好的局面。
那么，中国改革开放中，企业究竟有哪十大难题？
何大福首先抖落出第一个问题：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帽子的问题。
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把中国企业推向市场。中国企业走向市场、走向世界，必须要走市场经济道路，必须打破计划经济模式，真正按经济规律来办企业。首先面对一个难题，就是中国人普遍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画等号。总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今天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由于这个理论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中国的企业改革就出现了徘徊、停滞、观望的局面。这些错误的看法和认识，不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不符合中国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重大战略性调整，不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提出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中国改革要向纵深发展，首要的难题要从理性上解决这些认识。
何大福接着挑开第二个问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与政治挂帅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强调政治挂帅，特别是“###”中，政治挂帅被喊得震天响，所有的中国人都害怕戴上一个政治不挂帅的帽子。改革开放中，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重要职责就是走向市场、搞市场经济，按经济规律把企业办好、办活、办强、办大。要这样就必须要把企业的根本目的搞清楚，那就是创造合理的和较好的经济效益，应该以效益为中心。作为国家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企业应以效益为中心。因此，我们所有活动都必须以效益为中心来展开。企业一系列活动都应当是经济运作，都属于经济领域的行为，并不是一动就牵涉到政治挂帅的问题。这个理论问题也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就不敢放大胆去创办好企业。很多人长期以来背着政治挂帅的枷锁，很难有所突破。搞经济的人，在国家地位排在第三第四位，在社会上认为是排后面几位的人才。一句话，在中国搞经济不如搞政治，这个现实问题更加影响企业在经济改革中的发展。所以我们认为，不把政治挂帅的帽子从自己头上拿掉、从企业头上拿掉、从思想上改过来是不行的。
讲坛上的风波（2）
何大福越说越关键，一口气又说了其他几个问题，他说：第三是企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
改革开放，一个重大内容是政企分开。将企业从政府的怀抱中抱出来推向市场。以往几十年在计划经济领导下，所有企业都是由政府来包的，资金大部分由政府来投资，产品大部分由政府安排，市场也由政府来控制。现在要将政企责任分开，社会上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企业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不找市长找市场”，政府官员就有一种失落感，认为你现在目无组织、目无领导，眼里没有政府了。如果我们企业什么事都找政府、都请示政府，遇到棘手问题时政府官员又说：不是叫你们找市场吗？你们怎么又找我们？所以政企难分难解的问题，一直束缚着中国企业的改革。
几十年来，政府官员习惯于什么事都想参与，什么事都要发表意见，什么事都要制定一些管理办法。企业经济制度在改革，政府政治制度没有改革，从而出现政企关系难以处理的棘手矛盾。很多企业也养成了一个事事找政府的坏习惯，认为只有这样做错误犯的少，可以不会影响政企关系，得到政府的庇护，对企业非常有利。当地有一家企业，办垮了办糟了。在追究责任的时候，这个企业领导人抓着一个笔记本说：这个企业是某某领导要求办的，支持办的，叫我们这样办的，这个责任怎能由我们来承担呢？政府难道一点责任没有吗？所以现在一些企业办垮了、办糟了、办倒闭了，所有债务都由政府掏钱，所有人员都要政府安排。所以很多职工就围在政府周围转，坐在政府大门口，要求政府解决问题。
改革开放，搞好政企关系是一个重大课题。以往的做法形成，各级政府的负责人就是该级地区企业的总经理，企业只不过是他一个小部门。时至今日他们还是以这样的习惯来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时，仍然是企业在干政府的事，政府在干企业的事，政企难分难解。这个矛盾不解决，企业就根本办不好、办不强、办不上去。
第四是企业干部与政府干部的标准问题。
由于长期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我们现在往往习惯于把政府干部与企业干部相提并论。有的地方政府干部没办法安排，就顺手往企业一塞。有的企业干部干得好，就把他们调到政府部门当干部。这在计划经济年代也许还行得通，在市场经济、在中国改革纵深发展的时候，这个矛盾和难题就比较棘手。
政府干部和企业干部，应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干部。随意把企业干部调到政府去，把政府干部调到企业去，如果用其所长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慎重。政府干部有政府干部的素质要求，企业干部有企业干部的素质标准。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工作素质不尽相同。企业干部是特殊干部，是特别人才。他必须懂得企业管理，还要懂得一定技术和市场经营知识，不是一般政府官员能够干得起来的。而政府官员也有特殊要求，也不是一般企业干部就能干得来的。企业干部与政府干部，由于在不同领域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他们在社会上表现上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企业干部，由于要进行大量的商务活动，他常常出现在各种宴会上，出现在很多娱乐场所，还会出现在很多的宾馆里，用的车子住的房子根据企业情况有所不同。如果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