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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何大福乘着月光到生产队蚕豆地里扒开雪、刨去土，偷挖秋季点下去的蚕豆窝里的蚕豆。见不远处来了几个人，以为是来抓他的，急忙跑到附近的一块丘陵山坡上，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谁知过了一会儿，那几个人走了，原来他们也是来偷蚕豆的！刚起身，何大福被绊倒了，低头一看，是几个硬僵僵的死尸躺在那儿！……那时候，死的人太多，无法掩埋，只得往丘陵山岗上乱扔。
有人说，一个人小时候吃过苦，长大了才能成才！万庆彪说，何大福就是这种人！从那时候起，万庆彪特别记住了这个人！
名“左”实“右”：“政治考验”过关
在金东化工厂，通过“###”的“战斗洗礼”，何大福经受住了“严峻的政治考验”，使他在政治上开始成熟。
“###”爆发时，何大福正好二十岁，因为“根正苗红”，成为当然的“造反派”。金东化工厂是全县最大的工业企业，根据“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成了全县“###”的“红色革命根据地”。那些日子，工厂经常停工闹革命。###、写大字报，闹得不亦乐乎。化工厂800余名职工，一下子分成两派，科长以上的十几名干部，全部都有了“问题”。1966年9月3日，当时的党委成员、人事科长成洪由于平时“出人头地”太犯嫌，“造反派”们制作了一个大大的高帽子，给他戴在头上，胸前还挂了一块牌子，写着“坚决打倒反革命分子成洪”，用红叉一画，走在最前头。跟在后面几个戴小高帽子的是厂里原来的积极分子。几百人跟在后面不断呼号，直奔县委，要求县委书记邹平表态，坚决撤成洪的职。从此，化工厂造反派打响了全县造反的第一炮，这个根据地红极一时，在当地折腾了好多年。
在那个年代，金东化工厂“一把手”万庆彪真是受足了苦。他身高近米，气度非凡，1964年何大福刚进化工厂当工人时，万庆彪到车间视察，威风凛凛、一身正气，像个大将军。不料“###”一来，他一下子成了走资派，后来还成了“死不改悔”。被发配到全厂最苦的造气车间拖板车、运煤。那时他已四十多岁，每天拖几十板车的煤，确实够受的。这个工种，企业都是在外面请苦工干的，现在轮上他了，这叫“劳动改造世界观”。如今想来，何大福真不知道他当时怎么熬过来的。最令何大福难忘的，是他上台挨批斗那天，他开始挂了块大牌子接受造反派的“批判”。谁知会场气氛越来越激烈，最后人们高喊着让万庆彪跪下来低头认罪。万庆彪还没跪稳，造反派一名骨干跑到他背后，用穿着厚底皮鞋的脚往他的腰部猛踢了一脚，万庆彪当场“啊唷”一声趴了下去。过后他又慢慢地爬起来重新跪在地上，那个造反派接着又是一脚。连续两脚，何大福见了，好像不是在踢万庆彪，而是在踢自己，他不忍心看，把头低了下去。
从那天以后，何大福竟对“###”产生了怀疑和消极情绪。对那些被批斗的、被关押的、被撤职查办的干部都给予同情，并暗中帮助。在斗争最紧张的那几天，万庆彪被关在牛棚里，每天由专人送来猪食般的饭菜。那时何大福还是“造反派”，参与轮流看管这些“牛鬼蛇神”，他经常乘人不注意，将排骨、红烧肉之类的菜从窗子里递进去，令万庆彪又怀疑又感动。何大福的异常表现，很快被造反派头头发现，他们认为他革命意志不坚定，将他从“积极分子”贬为一般“革命群众”，不久，又把他划为“保皇派”。
万庆彪作为被打倒的走资派，是要“株连九族”的。万庆彪的爱人张凤仪在另一工厂做人事科长，也受到“株连”，变成走资派家属。不仅化工厂没人敢与她联系，连她本单位职工也不敢跟她来往。有一天，何大福骑车上县城，见张凤仪一个人走在街上，孤苦伶仃的。他连忙从自行车上跳下来，喊了一声：“张师傅！”那时候兴叫“师傅”。在这特殊的敏感时期，有人敢在大街上称自己“师傅”，闹得张凤仪呆望了半天，却不敢答话。因为何大福从来没与她有过接触，他认得她，她却不认识他。
“我是化工厂的小何。”何大福自我介绍。
“……”她两眼泪水直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其实，当初何大福保万庆彪与他老婆，只是出于普通人的良心，出于对自己敬慕的老领导的一点同情，根本没有想到过后万庆彪还有“解放”的一天。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还能“东山再起”吗？二十岁的何大福根本没有这个政治经验。
1971年，万庆彪被解放，又重新当了厂长兼党委书记。何大福成了“###”后金东县工业系统第一个入党的青年，还是厂里第一个“以工代干”干部，并且受到万庆彪等许多老干部的高度信任。万庆彪的爱人1979年得了癌症，临死前何大福去看她，她还念念不忘地说：“小何你真是好人，‘###’老万倒霉成那样，只有你敢理我们！”
每每想到何大福“###”中的表现，万庆彪都认为：这样的人，我们不信任，谁信任？！我们不用，谁用？！
亲眼看见了美女蛇
何大福除了经历过许多苦难，还经历过许多磨难。他曾经是“左”的思想、“左”的路线受害者，也是“左”的路线的执行者，他深深懂得“左”的东西的危害性。
万庆彪记得，何大福曾经做过一件“左”得出奇、“左”得可爱的事，闻名全厂。
何大福大难不死，度过了1960年安徽最严重的饥荒。当年5月份，他被江南省金东县龙湖镇一位叔叔救助，终于告别了死神，跟着叔叔离开了故乡——何家庄。到了龙湖镇，开始一年，叔叔叫他补习文化，后被当地一个供销社照顾招为练习生。1964年，金东化工厂创办，何大福因为年轻，成为金东化工厂首批创始人。当时，因为何大福只有小学文化，万庆彪安排他做化工厂最简单的工种，叫氨水泵房。何大福只知道“党叫干啥就干啥”。从死人堆中爬出来的他，浑身充满着无穷的力量，工作中做到“三不提”：不提职务高低、不提待遇多少、不提条件好坏。各项工作都干得出类拔萃。万庆彪记得，何大福当时积极肯干的表现是全厂有名的。
1966年初，山西太原五一化工厂一行一百多人到金东县化工厂来培训学徒。那时何大福在氨水泵房当操作工。他的岗位上分来两名女徒弟，其中一名叫白莉莉。这白莉莉圆圆的脸蛋，白晳的皮肤，挺挺的胸脯，青春###，魅力无限。虽然当时何大福和这些徒弟们都是二十来岁的青春年华，但是在那个年代，学徒工是严禁谈情说爱的。何大福那时向往未来，追求进步，因此，他对徒弟们正儿八经，从没有非分之想。两个徒弟学艺也认真，工作负责，从未出差错，师徒相处十分融洽。
问题就出在春节后不久的那天大夜班。深夜###多钟，何大福困了，一个人跑到操作室外面的氨储罐边呼吸新鲜空气。正独自享受这清冽的夜风时，白莉莉飘然而至。
“何师傅！”白莉莉嗲声嗲气，唱歌一般。许多人都说她讲话好听，犹如银瓶乍破。
“你跑出来干什么？”何大福没想到她也跟了出来，连忙问。
“我想……我想陪陪你。”月光下，她的神情似乎有点异常。
“我呼吸呼吸空气，要你陪什么？！”何大福希望她走开。那个年代，“阶级斗争”像紧箍咒一般，男女青年是不能单独在一起谈话时间过长的，何大福生怕被其他人看见。
“何师傅，你难道讨厌我吗？”白莉莉细声细气地问。
“讨厌什么呢？你不是学得蛮好吗？”何大福讲的是真话。
“那你为什么对我的表示没有反应呢？”北方姑娘胆子真大，竟当面对何大福示爱。
白莉莉早就对何大福有意了，可是何大福毫无察觉。面对这种场面，他不知所措，想进操作室躲开她，可是她突然拉住了他的膀子：“你能不能抱抱我，亲亲我？我好喜欢你！”
何大福呆若木鸡。1965年我们国家开始学毛选，到了1966年已进入高潮，何大福曾读到过毛主席关于“坏人会变为化成美女的毒蛇”那一段，印象特别深。突然，他仿佛感到眼前的白莉莉就是化成美女的毒蛇。原来开朗活泼的她现在变得十分可怕，仿佛自己不逃脱，就要被她吃掉似的。于是他迅速挣脱她的手，跑进操作室。白莉莉一人站在氨储罐旁边进退两难，好长时间都没进操作室。那一夜，何大福是在恍恍惚惚中度过的，他的神经绷紧到了极点，生怕白莉莉拖他下水不成，会狗急跳墙，破坏生产，引起爆炸，所以对她高度警惕，严密注视着这个“美女蛇”的一举一动。
早晨八点夜班人下班，何大福连忙找到班上团支部书记，报告一级一级上升，不到二十分钟，事情就汇报到了万庆彪那里。万庆彪立即将对方带队的负责人找来，商量处理办法。第二天，太原五一化工厂全体学徒人员召开紧急大会，带队人在会上宣布开除白莉莉，立即押返太原。听到对她的宣判，何大福才舒了一口气。整个“###”早期，何大福都为自己立场坚定，勇敢地挖出一条化成美女的毒蛇而感到洋洋得意。
这个可笑的故事现在的青年人听起来可能会认为是编造的，可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件轰动金东化工厂的“大新闻”！当时，就是以这种左的标准来衡量干部职工的。何大福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后来被一路重用，其中肯定有对待白莉莉事件这种“杰出”表现的“功劳”。
多年以后，何大福曾经为此事满怀内疚地写了一篇文章。文章说：“为什么同样一个政党，不同时期却用不同的理论，不同的政策标准去培养、教育自己的干部呢？在不同的教育下，下属的干部就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对待老百姓，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可怜的白莉莉啊，要是你生活在今天，你的那些爱的权利，怎么会被剥夺到那种地步呢？！可是我感到更可怜的倒是我自己，与白莉莉相比，我太愚笨太可笑了！”
文章还说道：“一个没有老百姓自我和自爱的社会，这个社会肯定是不健全的社会，一个不尊重老百姓人性和自爱的干部，这个干部就不是好干部；一个失去自我和自爱的人，那他或她就不是完善的人。1966年那个年代，白莉莉是人，而我不是人。”
但不管后来人们观念怎么变化，在当时，万庆彪却感到何大福这个小青年是金东化工厂未来的栋梁！
令人羡慕的“以工代干”
1970年，金东化工厂开始全面恢复“正常”秩序，万庆彪等几位被打倒的“走资派”逐个“解放”复职，生产机构开始运行，各项制度开始建立生效。这个过程中，干部人手不够，所有老干部都想到了何大福。所以，何大福一夜之间，由普通工人成为“以工代干”的“干部”了。那时候，“以工代干”非常时髦，令多少年轻人好生羡慕，向往不已！
开始，何大福只是当秘书，做做记录、跑跑腿、刷刷标语，忙忙黑板报、管管大印介绍信。后来事情越干越多，从秘书到政工科副科长，到后来当了政工科科长。实际工作的锻炼，不断的职务培训，使何大福逐步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干部。
有件事万庆彪记得很清楚，那是1979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晚上，建厂初期就参加工作的陈国华找到何大福家，支吾了半天才说明来意。原来，他是来送礼的。他说老婆进厂做“计划外用工”有许多年了，一些比她后进厂的人都转成了“合同工”，而她至今未转，不知什么原因。那时候，“计划外用工”转为“合同工”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愿望。为这件事，陈国华曾经找过何大福多次，他都答应帮忙，但许诺归许诺，一到“做主”的时候，比他权大的人还是将名额给了别人。一些善于钻营的人告诉陈国华：“不拍不送事情办不中。”于是，他特意送来一顶“尼龙帐”，价值40多元。这在当时算一份不轻的礼了。特别是尼龙帐子，当时何大福连见也未见过，在本地市场上是买不到的，是陈国华通过福建老家寄过来的“宝贝”。
“何科长，这点小意思，你无论如何要给面子收下来，这顶帐子看起来值钱，其实也不值几个钱，我老家那边多着呢！”陈国华心诚意切反复解释。
望着这顶尼龙帐，看看陈国华那张期盼的脸，何大福不知如何是好。说真的，那时开始流行“开后门”，像陈国华这样“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的人，“合同工”名额确实很难落到他老婆头上。厂里一年才几个名额，要照顾的、开后门的、包括上头带名单的那么多，光凭“排队”怎么能排到他头上呢？尽管何大福也想帮忙，可是拖了一二年还是没解决。陈国华怎么能不急呢？
于是，何大福坦城地对陈国华说：“忙我肯定要帮的，可这顶尼龙帐我肯定不收，一是违纪，二是我不喜欢搞这一套。我干这个工作这么多年，经办了不少这方面事情，一件贵重的礼品都没收过，当然，吃顿饭是有的。”
谁知，何大福说了半天，陈国华竟不相信！他用怀疑的目光望着他，冷漠地哼出了一句：“那么，我老婆先进厂为什么转不了合同工，后进来的为什么转了呢？”他的意思何大福清楚：你如果没收人家的礼，为什么帮人家忙，不帮我的忙？
“这个……这个……一时也难跟你说清楚”，何大福结结巴巴有点回答不出，“不管怎么样，忙我肯定要帮，这尼龙帐我肯定不能收。”何大福说着，将小包裹往陈国华手上一塞，态度十分坚决。
“我求求你，帮个忙吧！”陈国华认定何大福不收他的礼，事情肯定办不成，他猛地站起来，将尼龙帐往何大福家床上一甩，跑出门外。何大福想追上去，将尼龙帐送回给他，考虑到在半路上拉拉扯扯影响不好，又怕引起陈国华的更大怀疑，心想，干脆等他老婆的问题解决了再退给他吧。
于是，在党委会上，何大福向组织报告了“尼龙帐”事情的经过。他对万庆彪说：“如果这次不解决陈国华老婆的转正问题，我就不干了！”结果，在何大福的“强烈要求”下，陈国华老婆的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办好陈国华老婆转合同关系的那天晚上，何大福拎着那个原封不动的尼龙帐包裹来到了陈国华家，里面还夹了一封何大福写的亲笔信。信中说：现在你老婆的事解决了，这下放心了吧？我今天特意退回尼龙帐子，你们还是自己用吧。虽然这年代风气不好，办什么事都要请客送礼，可我不愿搞那一套，希望你从这件事中认识一个道理：在共产党干部队伍中，大多数人还是好的！
万庆彪了解到这件事后，对何大福的人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还有一件事，万庆彪也是记忆犹新。何大福有一位堂哥，叫何大根，比他大七八岁，在金东化工厂做保管员。堂哥为人正派、办事一丝不苟，缺点就是少言寡语、脾气倔犟。有一次，一个车间急需领用一批螺丝，分管的领导不在，正好另外一位厂领导来了，他们便请他帮忙说说，过后补签手续。可何大根坚决不同意，理由是什么情况下也要执行制度。结果他们硬在那死搅蛮缠，闹得何大根火了，嘴里不干不净起来。
那个厂领导问他：“你在骂谁啊？”
“骂你！”何大根顺口答道。
“你竟敢骂厂领导！”旁边人不饶了！
“我没有领导！”何大根也真来火了。
“那你领导呢？”那名厂领导见何大根不上路子，连忙追问。
“我的领导在台湾！”何大根大声说。
“你的领导在台湾？”那个时代，一讲到台湾，就是“你死我活”，“革命与反革命”。何大根竟敢说他的领导在台湾，这还了得，这就是反革命言行！定你反革命，立即逮捕抓人！
事情迅速汇报到党委会！党委会经过研究分析，认为何大根为人老实，出身贫下中农，决定不报批捕，但一定要组织全厂革命大批判。那时最有力的批斗“坏人坏事”，就是搞革命的批判。此任务就交给何大福。
当天晚上，何大福召来六七名“敢于斗争，立场坚定”的小文人，布置任务、上纲上线。第二天召开全厂职工大会，何大福亲自主持。当何大福大声宣布：“将散布反革命言论的何大根押上来”的时候，何大根双腿发抖，立马乖乖地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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胳膊拧大腿（1）
何大福虽然一直是万庆彪的“大红人”，但是有一件事，差点让这两位“滚过稻草”的上下级成了“陌路人”。
那件事令万庆彪永生难忘。那也是何大福这个初生牛犊与他这个当年化工厂的最高领导面对面“较量”的一次公开战。也是那件事，使万庆彪倍感“后生可畏”，让他对何大福刮目相看。
这次金箔厂选强将，万庆彪想到了何大福，更想到了那难忘的一幕。
1974年，金东化工厂扩建一条新生产线，由于是“农”字头项目，市政府与县政府高度重视，不仅筹集了一千多万元资金，还抽调了好几位在金东县有能耐的科局级干部，成立了一个化工厂扩建工程指挥部，由万庆彪兼任总指挥，其他人任副总指挥。
新生产线一项最大的工程，就是增加五台煤气发生炉。发生炉四周全部需要保温材料进行系统保温。那阵子，想承接此项保温工程的厂家很多，其中山东省腾县红旗保温材料厂通过关系找上门来，抱定“非我莫属”的信心要做这项工程。一天晚上，万庆彪家门被人敲开，进来两位山东大汉，厚实实，憨墩墩的，四十岁左右，长像差不多，笑起来满口黄牙，还都穿了一件黄军大衣。
“你们是？”万书记不认识来客，站在门口，拦住客人问。
“万书记！你好！我们是山东腾县红旗保温材料厂的，我是副厂长彭来贵，这位是我们厂长贾登喜。得悉贵厂搞农字项目工程，我们特地赶来支援参加建设的，请求领导批准！”来客开门见山，说明来意。
“呵呵！那好！请坐！”万庆彪得悉来客的身份，心中便有数了，因为有人已向他打过招呼。他连忙让座泡茶。就在他泡茶的当儿，客人从拎来的黑塑料包中拿出一袋花生米，两瓶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