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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恩对NBA已经渗透到中国如此广阔的范围感到吃惊。他非常想知道，这位身处中国内陆的女士，在哪怕一场常规赛或者季后赛都没有在这里转播过的年代里，是怎样成为一个NBA球迷的？“这说明通过一些途径，她被NBA和迈克尔·乔丹吸引了，也许是盗版录像带，”斯特恩说，“于是我知道，在中国那么内陆的地方，都有对NBA篮球充满渴望的人存在——那里NBA电视节目还没有被授权播放。”
当被问到盗版问题是否困扰着他的时候，斯特恩笑了。“没问题，”他说，“只要我们能在后面跟进就可以。”
斯特恩来到中国的时候，正值中央电视台（CCTV）在对西方长期关闭大门后，开始尝试对外国电视节目放开的时机。CCTV的电视网，已经播放过一些NBA全明星赛，但往往是在实际比赛后的几周、有时是几个月之后，因为节目在邮寄途中——还有的在中国审查人员的办公室里——被耽搁了。斯特恩想得到更多，于是他让一个代表，安排了一次和CCTV负责体育转播的领导的会面。
因为CCTV是国家经营的单位，斯特恩很清楚自己不可能期望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能够要求几百万美元的版权费用。但那不是什么大问题。他不顾一切地想在中国找到一个落脚点。当几亿中国观众开始有“我爱这项比赛”的感觉的时候，其他一切东西——商品销售，几百万美元的转播合同，在中国举行NBA比赛——都会随之而来。斯特恩回忆，中国第一次想转播NBA赛事，是在一次向CCTV提供NBA“一周集锦”播放权的会谈时。他认为，这充满竞争性的表演，肯定会在整个赛季里吸引着热爱篮球的中国观众，而不仅仅是在NBA总决赛期间。
此外，斯特恩准备免费提供这一切。
当来自NBA的这些人步入CCTV总部巨大的、铺着大理石地板的大厅，他们第一次真切体验到了面临的困难。在访问过的大多数地方，主席先生总是受到盛大欢迎：红地毯，欢迎队列，精心准备的宴会，一切都显示出东道主对这位体育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的讨好与奉承。但是CCTV的领导没有来大厅迎接他，甚至没有派一个官员来带斯特恩到自己的办公室。这对斯特恩来说算不了什么。面子对美国人来说并不是严重的事。他们可以自己直接去办公室，而不会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打击。
但是当NBA的翻译告诉秘书，斯特恩有预约时，那位女士飞快地扫了一眼日历，草草地回答：“这里没有任何预约记录。”
桑迪·布朗，当时NBA电视台的主管，走上前想看一下是不是出了什么错。秘书打了个电话，但得到的回复依然是：没有预约。这些美国人又走上几步，但是秘书的语气变得严厉。“领导今天非常忙，”她说，“他不可能来会见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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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NBA之梦（3）
即使对不那么重要的美国访问团来说，这样的接待也让人感到不舒服。他们不仅没能从这个警惕的女秘书那里通过，更糟的是，CCTV似乎没有人知道大卫·斯特恩是谁。NBA主席恨不得离开这里，去和其他有竞争力的电视机构敲定一份合约。但这里是中国，还没有那么强的对手存在。如果美国人想打进中国市场，他们就要等，等到电视台的领导出现，然后尝试去毛遂自荐。
“我们就在休息室里晃来晃去。”斯特恩回忆着那几个小时，没有任何领导会出现的迹象。
“可怜的桑迪，他让他的老板和他一起等在那里，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对他来说一定就像是一生那么漫长。我只是抱着双手站在那里，说‘好吧，精明的家伙’。”
而这样的怠慢对斯特恩来说尤其是一种煎熬，因为就在几年前他曾经给了中国人非常热情的接待。1985年夏天，在成为NBA联盟主席一年后，斯特恩接见了一支来自北京的代表团。带队的官员是牟作云，他参加过1936年奥运会，被认为是中国篮球之父。在那个时候，中国只是斯特恩雷达屏幕上一个模糊的小点，但出于礼貌，他玩笑似的向牟作云发出了盛情邀请，当然其中的含义还是礼貌的成分要多于正式的承诺。
“我告诉他：‘我期待着有一天能作为主人接待中国国家队，’”斯特恩回忆。“然后我记得几周后收到一封回应的电报，‘我们接受你的邀请，球队会来的’。”
1985年匆匆举办的NBA/中国友谊巡回赛，就像评论的那样，是一个带着点运气和偶然的成功——并成了斯特恩将联盟推向全球的意义重大的第一步。前所未有的全新体验让中国运动员瞪大了双眼——观看棒球大联盟的比赛，访问纽约证券交易所，和斯特恩在世贸中心顶楼共享丰盛的晚餐——但真正震动他们心灵的，是面对那些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球员的时候。虽然中国球员从来没有看过一场真正的NBA比赛，斯特恩还是说服了六支NBA球队中断各自的季前训练，和中国队一起练习，打训练赛。他甚至安排中国队参加了每年的篮球名人堂庆典活动——而地点就是牟作云1949年解放前曾经学习过的地方——和克里夫兰骑士队打了一场表演赛。不过让中国队后卫（后来的中国国家队主教练）王非记忆最深刻的，是和迈克尔·乔丹的对抗，那是乔丹在芝加哥公牛的第二个赛季。“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乔丹，”王非回忆说，“每次我想突破时，球就被抢走了，等我抬头的时候，他已经在球场另一端扣篮了。我想：‘这些球员简直不是人。他们都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五年后，NBA的官员们和CCTV达成了他们之间的第一份大合同。表面看，这份合同是笔亏本买卖。NBA向CCTV提供的免费节目，和日本、欧洲、拉丁美洲以几千万美元价格买下版权后得到的节目完全一样。但NBA也想向中国人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表明它在今后能成为给CCTV带来巨大利润的合作伙伴。那样就保住了面子。第一个电视合同“纯粹是成本”，斯特恩说，“我们把比赛提供给他们，还剪掉了广告。”因为他找不到广告商为转播付钱。“我们从来没有卖过任何东西，”他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给了CCTV一张支票，因为不想显得自己缺乏魄力。”
这样的经历让主席先生对贸然进入中国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想到那是一个有超过十亿人口的地方就让人感到兴奋，”斯特恩说，“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一个又一个公司进入中国却没有获得成功。这份名单还在继续增加。他们都退出了，舔着留下的伤口，说他们承受不起没有回报的付出。”这样的结果就是NBA非常小心地考虑着是否进入中国。1992年，他们在香港建立了负责该地区事务的办事处，但直到十年后，NBA才在北京建立了只有一个工作人员的办事处。在这段时间里，没有NBA训练营，没有NBA正式的巡回表演赛，没有草率的许诺——只有数量逐渐增加的通过电视转播的球赛。
第五章 NBA之梦（4）
不过，斯特恩知道，他承受不了忽视中国造成的后果。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篮球爱好者，记者、篮球评论员徐济成几年后遇到了NBA主席，他很直白地问：“您认为有一天中国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的篮球市场吗？”
斯特恩考虑了一会儿，然后笑着回答：“你们有十二亿人口，整整十二亿！有那么多人，你们应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篮球市场，比美国还要大。”
非常有运气的是，CCTV最早通过录像带延后播放的三届NBA总决赛——从1991年至1993年——正好是迈克尔·乔丹在芝加哥公牛夺得他第一次三连冠的时候。对许多中国球迷来说，这就是一见钟情。乔丹的个人才华，和他对率领球队获胜的激情完美地结合了起来，这恰好让中国篮球领悟到了一直在为之奋斗的那种平衡。他的中文名字“乔丹”，不仅是简单的中文音译，还是有寓意的汉字组合——乔，代表“天赋的才智”；丹，意思是“承担起责任”——那样就与中国文化形成了共鸣。
1992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不怎么科学的投票选举，在中国学生心中，整个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个人，一个就是来自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乔丹先生。大徐（徐济成）很喜欢讲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来访的美国教师对班里的中国学生讲了一些关于那位NBA超级巨星的知识。当他问学生们是否知道乔丹效力于哪支球队，学生异口同声地做出了回答，还背起了他的技术统计。一个学生举手问教授是否知道乔丹的臂展长度。当这位教授为难地说不能时，学生回答：“你是这间教室里唯一不知道答案的人。”
斯特恩很乐于借助乔丹的受欢迎程度做推广，但他明白中国公众——最重要的是CCTV本身——不会完全地接受NBA，直到有一个中国人在这个联盟打球。“大卫·斯特恩一直想找到一个中国的迈克尔·乔丹来打开中国市场，”大徐说，“他只是还没有找到。”
不过这只是时间的问题。1994年6月8日，CCTV第一次实况转播NBA总决赛那天，###的天才少年坐在了他们各自所在的训练营的电视机前——一个在上海，另一个在北京。那时还不到十四岁的姚明，还有十六岁的王治郅，被放了假能和队友们一起观看比赛。那年的总决赛没有乔丹参加——那个赛季他有一部分时间是在尝试打职业棒球——但是在休斯敦火箭和纽约尼克斯之间进行的这个系列赛，造就了联盟两个最好的大个子之间的经典对决：休斯敦那有着梦幻脚步，身高2米11的哈基姆·奥拉朱旺，对阵纽约总是表情肃穆的超一流中锋，身高2米16的帕特里克·尤因。这个跌宕起伏的系列赛打满了七场，给姚明最开心的记忆却是有七个美好的早晨可以休息，而不需去训练。在最后一场比赛中，出生在非洲的奥拉朱旺展示了众多让人眼花缭乱的假动作，晃过尤因，为火箭队赢得了总冠军。
比赛后，大卫·斯特恩走到球场中央，向奥拉朱旺和主教练鲁迪·汤姆贾诺维奇颁发总冠军奖杯。在地球另一边，姚明和王治郅都用一种敬畏的眼光看着这个场景。这两个孩子还没有交手过，他们只零碎地听到过一些关于对方的传言，一些暗示着一对未来对手的只言片语。但几年以后，他们两人都谈到，1994年NBA总决赛是他们篮球生涯里的关键。不仅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拥有这样优雅的动作和运动能力的大个子，还因为他们第一次感觉到了在内心深处有一种浓浓的向往：或许有一天，他们也能在NBA打球，更有可能像尼日利亚裔的奥拉朱旺给故乡带来荣耀一样，给他们的祖国带来荣誉。
在当时，这种想法似乎是非常滑稽且不可能实现的。还没有一个中国球员能够优秀到在NBA打球，国家也不会允许他们那样做。即使经济开始逐渐繁荣起来，私营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实际上，上海第一家麦当劳开张营业就在1994年NBA总决赛结束后几天——中国的体育系统依然提倡运动员要为国家争取荣誉，并且还是不赞成对个人荣誉的追求。但渴望的种子在那时已经种在了姚明和王治郅心里。在他们完全成熟前，曾有另一个球员有机会在NBA打响第一枪——一个来自河北省北部的自信、拥有精湛射术、身高2米01的后卫，你能从这个球员身上看到一切，除了中国球员的传统特点。
第五章 NBA之梦（5）
马健看了一眼身边的国家队新队友。教练正在讲解怎样在那天来访问的美国教练们面前进行训练，球员们都默不作声地听着。马健只有十九岁，是个新秀后卫，但他在篮球生涯里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沉默。这种看上去显得有些木然的表情挂在几乎每一个球员脸上，他们在严格的纪律和体育系统的管理下已经有太长时间了，以至于他们的个性已经被完全地磨掉了，就像是在永不停止的水流中变得平滑的岩石。
但马健正相反，他的身上还存在着锋利的棱角。他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与众不同，为什么他会对那些让他做什么、怎么做、应该成为什么样的话产生抗拒。他成长在和别人一样的体育系统里。马健的父母都是篮球选手，他的父亲在家乡河北是一个著名教练。马健十三岁时，运动学医生给他的手腕照了X光，估算了他的骨龄，并且询问了他是否有青春期发育的身体特征。“我告诉他们没有，这让他们非常高兴，因为那意味着我还有很长的时间去长身体。”他回忆道。十七岁时，马健已经长到2米01，差不多就是完全发育后的身高，他灵巧的运球技术和致命的外线投篮，足以为他在国家青年队赢得一个位置。
但马健并不满足。一个朋友从美国带给他一本有插图的篮球册子，他并不懂上面的文字，但依然非常珍惜，睡觉的时候也会把书抓在手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马健看了许多盗版的NBA录像带，并开始把自己和洛杉矶湖人队的“魔术师”艾尔文·约翰逊做比较，身高2米03的“魔术师”打控球后卫，他带领球队打出了一种随心所欲的进攻篮球，被简称为“表演时刻”。“我认为我还有时间赶上他，于是每天都会泡在球馆里。”马健说。除了无数次的投篮练习，马健还认真地训练力量，练出了一副轮廓分明的、在瘦弱的中国球员里少见的强壮体格。
在中国，比强壮的身体更少见的是那种有独立气质的球员。“马健在中国是非常引人注意的，”杰米·弗洛克鲁兹说，他是常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对马健非常熟悉，“其他队员大多数看上去就像是机器人，没有表情，缺少激情。然后突然马健出现了，充满天赋、勇气，为了超越其他人决心付出一切代价。”马健的教练们始终不明白应该怎样对待他——他的雄心壮志看上去太个人化了，很难控制——可他也很优秀，不可能忽视他的能力。“我想去其他地方，去中国之外的地方，为了证明我自己，”马健说，“也许还有很多孩子也有这个梦想，但是没有人会把机会交到你手里。我知道自己必须很积极地想办法走出去，抓住遇到的每一个机会。”那天在国家队遇到的事情，让马健觉得他已经眼睁睁地看着机会从球馆门口溜走了。那是1988年夏天，有一个来自美国的教练代表团到北京首都体育馆看球队训练。其中一个叫杰姆·哈里克，他很年轻，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担任主教练。马健从来没听说过UCLA。他并不知道这所学校有着值得夸耀的、在美国大学篮球史上最传奇的纪录，在约翰·伍登教练的指挥下，它曾让人难以置信地连续赢得八十八场比赛，连夺七次NCAA（全称是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全国大学体育联盟，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个成员，几乎囊括美国所有具规模的大学。内部再分为Division Ⅰ、 Ⅱ、 Ⅲ一共三个级别的联盟，其中Division Ⅰ包括三百多所学校。跟NBA那些专项职业联盟不同，NCAA包括了篮球、足球、排球、高尔夫、游泳、田径等绝大多数的体育比赛）冠军头衔，并培养出了比尔·沃顿和卢·阿尔辛多这样的篮球巨星（后者更具知名度的名字是卡利姆·阿布杜尔·贾巴尔）。马健也没有看过一场NCAA的比赛，可他还是认为：“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机会。”
不过，哈里克和他的同事们来中国的目的是寻找巨人球员。国家队有两名球员身高2米13，还有两个超过2米08，哈里克的目光似乎被他们吸引住了。中国队的老教练蒋兴权，看上去对美国人的出现并不怎么高兴，于是安排队员慢慢地跑了几个战术，他并不想让美国人看到什么。马健的队友也觉得没有理由打得那么拼命。中国的专业篮球选手连国内的大学都没有进过，他们怎么可能会到美国去上大学呢？
第五章 NBA之梦（6）
训练中途，哈里克走上前询问球员们能不能试着来几次一对一，这种个人之间的比赛与中国传统的篮球理念是相背的。其他中国选手都觉得有点为难，但是马健发现了自己的机会。“我鼓足勇气站了出来，”他回忆道，“他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大个子身上，但是不管在外线还是内线我都从他们身上取了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
训练结束后，哈里克跑过去和马健交谈起来。“我听懂的唯一一个词就是‘美国’，”马健说，“我那时还不会说英语，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想让我去美国打球。”一个月后，马健收到了一份来自UCLA的入学申请。哈里克向这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份全额奖学金。马健的教练强烈反对他去美国打球。他们说，不管是国家队还是省队都需要他为球队出场。毕竟是国家培养了马健：他训练免费，有免费的房间和膳食，现在每月的收入是一百五十元人民币。他怎么可以认为个人理想比国家事业还要重要？而且无论如何，国家有规定，中国球员在满二十八岁前是不能出国打球的。换句话说，马健必须为国家效力，直到他的年龄符合条件，只是那时他已经超过了上大学的年龄。
但是马健决心很大，他写了一封正式的信，表明了自己的打算，包括承诺他会重归国家队参加奥运会和其他重要的国际比赛。这封信在各个层面的领导那里跑了个遍：从国家队，到国家队训练中心，分管“大球”的部门，省体委，再到国家体委。信退回来的时候，上面已经盖了数不清的印章，每一个都是同样的三个字：不同意。
马健在国家队成长为一个优秀的球员，但随着时间流逝，他不禁觉得无法最大程度地发挥出自己的天分。球队每天训练六到八个小时，总是重复同样的内容。有时候，教练甚至会在周日，他们原来的休息日安排双倍的训练课。没有什么人会对此表示不满，但马健感到了一种挫折感。
“教练，为什么在周日还要训练？”他问道，“我们都感觉有些疲劳了，需要一天调整。”教练对这个明星后卫的大胆行为非常吃惊，还没有一个球员被允许能质疑教练的决定。“我们今天一定要训练！”教练回答，“你觉得如果领导下来看到我们周日还在训练，他会怎么想？他会看到我们一周七天都在训练！那么，即使球队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