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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两年半之后，一天晚上，潘岗到艾丰的办公室聊天。艾丰旧事重提：“潘岗，咱们还有一桩公案没了呢：第一个公案是我断定你三年停滞，第二个公案是我给你的评论挑了17条毛病。你现在回答我，现在有什么作品超过了你原来的水平？”朴实的潘岗觉得的确是被艾丰说着了。
艾丰接着说：“我为什么断定你要停滞三年？是因为你当时非常努力，也就是说，你超级的努力把你所有的基础和素质都发挥了，甚至可以说发挥到顶了。你如果要再继续进步，必须在基本素质方面有所提高，比如说理论素养、社会活动本领、文学功底等。这就好像种花的底肥，原来的底肥都用没了，就是马上添加新底肥，也要有段时间才能促使新的花朵绽放。”
“反革命”（4）
潘岗会心地点了点头，两人谈得很融洽。此后他更加敬重艾丰了。
王清宪，是艾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带的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一上班，艾丰就对他说：“我的办公室，不找你，一般不要进来。”
过了一年，他有些恐慌，找到艾丰：“艾老师，你对我到底有什么意见，为什么一直不找我？”
艾丰说：“你现在已经不是我的研究生，是我的属下干部。如果你老往我这儿跑，别人会说我给你‘吃偏饭’了。你所有的成绩都会被认为是‘吃偏饭’的结果。你不要以为有一个导师当领导有好处，我是导师的时候，辅导你，我对你是正面的，现在你成了我的部下，我对你就是负面的，因为在我的阴凉下很容易把你盖住！”
作为上级，艾丰对王清宪更加严格要求。和国家体改委合作搞的一组关于房改的报道，在艾丰的要求和指导下，王清宪从头至尾改了四遍，最后一遍还是艾丰亲自改定的。现在，这些修改稿的底稿王清宪还作为纪念品保留着。后来，王清宪到《中国改革报》当常务副总编，到《中国信息报》当总编辑、社长，还总是回忆起那段收获最大、心情最愉快的日子。
“执政风格”
艾丰做部主任，除了工作制度和业务建设之外，更重视的是与同事之间心与心的交流。
他上台之初，便向大家交代自己的“执政风格”：
“第一，我的风格是‘诚恳的简单化’。我保证对大家是诚恳的，不会嘴不对心，但方式、方法力求简单。表扬你就是表扬你，批评你就是批评你，不会在批评你的时候再加上许多肯定你的客套话。我说什么话就是什么意思，大家不必去猜是否弦外有音。因为我们天天在一起工作，关系搞那么复杂，大家都会太累了。
“第二，我不怕‘刺头’。保证公正、公平办事。如果怕‘刺头’，不是‘刺头’的同志也会‘刺头’起来。
“第三，欢迎‘拍马屁’。我要做好工作，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大家的支持。现在有一个毛病，谁要支持领导的工作，谁向领导多汇报工作，往往就有人说他‘拍马屁’。这样谁也不敢接近领导了，领导就被架空了。不要怕人家说‘拍马屁’，这点小风险你都不敢冒，再大的风浪你能顶住吗？这样的人怎么重用你？”
这些话初听起来“理很粗”，很刺耳，但它本身就体现了艾丰“诚恳的简单化”的风格。
艾丰大胆改革夜班制度。当时夜班的问题很突出，多数人不上夜班，上夜班的人很少，几年都是同样的人，而且多是刚来的年轻同志。老同志不上夜班，又对年轻编辑改的稿件有意见。于是，部务会议决定，男同志55岁以下，女同志50岁以下，都要上夜班，“无一幸免”。
决定宣布之后，一位研究生同学找到艾丰，说：“我有病，我不能上夜班。”艾丰问什么病，他说“美尼尔氏症”。艾丰说：“美尼尔氏症平时不犯不算病。你上夜班，如果病犯了，你再下来。”那位同志觉得艾丰不讲同学情谊，艾丰解释说：“这是公事，不是私事。私事，同学之间好商量，公事就要公办。如果你是我的同学，就可以不执行部里的决定，那别人不执行我怎么管？如果你非要不上夜班，我也不能逼着你上，但有一条，将来评职称，我会不同意你被评为主任编辑，因为主任编辑的条件之一就是能够主持版面。你再想想看。”
这位同志想通了，愉快地上了夜班，并且在版面设计上有不少创新。艾丰专门召开了一次例会，举办这个同志的版面展，让他介绍经验。
艾丰“诚恳的简单化”也有过头的时候。一次，部内评中级职称，一位年轻的同志在申报表上把“编辑”的“辑”写成了“通缉令”的“缉”。艾丰看了非常生气，申报编辑，居然把“编辑”的“辑”写错！艾丰当面批评了他，但还觉得“言犹未尽”，就在一次例会上，又当着这个同志的面点出了这个问题，还说：“这个错误让别人啼笑皆非。据说，你在大学还是个高才生，你怎么不高才一个给我们看看？”这句挖苦的话一出，全场鸦雀无声，那个年轻同志本人也深深地低着头。会后有人提醒艾丰话说过了头，也有人对被批评的年轻同志表示同情，认为艾丰的话说得不妥。那个年轻的同志笑笑说：“没关系，我知道，他这是恨铁不成钢。”
“反革命”（5）
花絮？凌志军
为了凝聚人心，艾丰也总是好想一些特殊的“招数”。
经济部组建后的第一个春节就要到了，部里决定开一个春节联欢会。联欢会第一项程序是艾丰讲话。在联欢会上做报告，风险不小，但是他不但做了，而且竟拿了厚厚一摞约100页稿纸的发言稿，一万字左右，整整讲了一个小时。
艾丰这个报告没有抽象的概念，也没有众人皆知的陈词老调，他用事实回顾过去一年经济部的发展。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报告里，经济部所有的50多个人都提到了，并且具体讲述了每个人在过去一年做的一件好事。
大家津津有味地听着。每个人都关心部里的这些好事，特别是关心提到自己时说的是什么好事。他们不仅关心经济部的发展，也关心这位新领导对自己是什么印象。大家鸦雀无声，生怕漏掉一个字。他们感到，这位主任不仅目中有人，而且心中有人。他们不知道艾丰的这个报告准备了整整一周的时间，但他们知道，如果平时不关心每一个人，事先没有这方面的积累，再怎么准备也是讲不出来的。
“不合时宜”的报告获得了成功。
又是一年的春节，部里又要召开联欢会。艾丰想，第一次联欢会上做报告，我讲了那么多，虽然获得成功，这次也不能再听我夸夸其谈了。这次的办法要出人意料，来个一句话不说。恰巧他的新作《新闻写作方法论》刚刚出版，艾丰决定在联欢会上每人送一本自己的书。只是送书，还是单薄了点，于是他又决定在送给每个人的书的扉页上，写上一句自己的赠言。
赠言是每人一条，既不能抄现成的名言佳句，还要对每个人有比较强的针对性。一人一条，还要有个性、有味道，谈何容易！他冥思苦想，遣词造句，写了一个晚上，又写了一个晚上，直到开联欢会的那天凌晨三点，才算写完。
联欢会上，他抱着几十本书走上讲台，说：“今天，我一句话不讲。我要赠送大家每人一本我的新作，同时，赠送给每人一句悄悄话，你们回去自己看。”
他把赠书一本一本送到每个人的手里，然后又走上讲台：“我这里还有一本书没有赠出。这本书是赠给江夏的，给她的赠言我本想写一首四言绝句的诗，现在书上只写了两句，还有两句作为谜语，请大家补上。谁补对了，我这里有精装的《新闻采访方法论》作为奖品。”
江夏当时是经济部的年轻女记者，现在已经当了经济部副主任。
艾丰念道：“我赠言的前两句是：‘温柔如一江春水，热情如夏日凌空’……”
会场活跃了，人们已经听出来了，这是一首藏字诗，把江夏的名字藏进去了。“温柔如一江春水”藏了一个“江”字，“热情如夏日凌空”藏了一个“夏”字。后两句怎么接，大家各有各的补法，一时议论纷纷。这时，后来写过《交锋》、《联想风云》等畅销书的凌志军站起来了，他那时在经济部工作，爱逗趣，有点调皮。他说：“我对出来了！”艾丰说：“请讲！”凌志军以朗诵诗的腔调，大声说：“温柔如一江春水，热情如夏日凌空——我爱你呀，江夏！”
妙哉！顿时，众人鼓掌大笑，江夏娇羞如花。艾丰一看欢快的气氛出来了，也乐开了怀。
后来有人问艾丰到底应该怎么对，艾丰说：“四句诗，我是按春、夏、秋、冬设计的。前两句春夏已经有了，后两句，一句要有秋，一句要有冬，就算对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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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与争议
“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
——王进喜
十年不得提拔
有一篇名为《走近艾丰》的文章，这样开头：
“无论你是否喜欢他，但你不得不重视他。”这是国外对《人民日报》的评价，但在这里用在艾丰身上很合适。不过似乎还应该加一句，无论你是否喜欢他，但你不得不佩服他。
艾丰从1986年做《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此后十年当中，几乎每次报社调整领导班子，他都是呼声很高的人选，但每次都落空。
后来他跟一位领导这样讲述过自己的心情：“十年来我一直被放在火上烤。如果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提拔的希望，也就死心了，可以安心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痛快地提拔起来了，也就可以安心在新的岗位上工作了。说提又不提，就总让人们关注你、议论你，有的甚至还会攻击你，总在那个议论的旋涡中。每次都给你希望，每次都要郑重其事地考察你，而每次又都狠狠地破灭你的希望。这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锻炼。这样的日子一过十年，对我的世界观、意志和心态，都是一个很好的考验。”
艾丰有一本书《艾丰随感210条》。由于时间紧张，他不能坚持写日记，但总好把平时的各种感受用格言的形式记录下来，这本书就是这样形成的。
对于痛苦与欢乐，艾丰历时十载似也悟出了许多道理，并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生活中，痛苦多于欢乐。这是因为痛苦是一个过程，而欢乐只是一瞬之间。
做一件事是一个过程，成功了，大家欢呼，自己也高兴，但一瞬间就过去了，不能老欢呼。
痛苦是精神的积累，而欢乐是精神的消费。在痛苦当中，脑子就会动起来，促使你思考：你做对了，人家为什么要说错；你做错了，那么你又为什么会错。痛苦更能使你深刻地想问题。
而欢乐与痛苦相比，只是一种精神的消费。所以，人不应当怕痛苦，要善于在痛苦中积累。想到今日的积累，才有他日的欢乐，于是痛苦也就不那么痛苦了。倒是人要警惕老是追求欢乐会变得浅薄。
这些悟道，恐怕也是艾丰在痛苦之中思索的结晶吧。
艾丰特别赞赏王铁人的那句话：“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
当然了，干，也有不同的干法。在性格和追求上，他最大的特点是勇于开拓，发现了开拓的领域，就爆发出极大的热情，忘了痛苦，也忘了人生的失意与挫折，一股脑儿全身心地投进去。
艾丰多年的体验是：开拓的领域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开拓与争议，往往是同义语，因为都说对了，就已经不是开拓了。开拓的领域，因是一个新领域，必然是有争议的领域。
有人对艾丰的新闻作品和著作有不同的议论，他很在意，又很不在意。说很不在意，是他并不把它当做一件“坏事”，反认为是好事，他最怕的是一篇东西、一本书发表、问世后，无人理睬、无人提起，就好像没有发表、没有出版一样。说在意，是因为议论是没有界限的，争议多了，会使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个人怎么老是引起争论？”于是会把你划入“有争议人物”。一旦成了“有争议人物”，那就比较复杂了：由问题的争议到人的争议，由人的争议又涉及人的品质的怀疑和不确定性。艾丰直言不讳，对他的这类处境理解的有，但理解很深的是少数。人们不能在他身边盯着他工作，即使在他身边也不见得能钻到他的心里去，他又不可能有适宜的时间、场合，采取某种方式向人们解释。若到处去解释，人们又会觉得“这人有毛病”。于是他只有在自己心里去消化，否则状态不好，不能干事。他觉得一个人必须过这一关，心的承受能力有多大，做的事业才会有多大。
这是艾丰的苦楚与无奈，也是艾丰的肺腑之言。理解与不理解，跟年龄和官衔无关，跟心智有关。
而更让艾丰意想不到的是，开拓的气魄和实绩给他的升迁带来的不是加分而是减分。艾丰后来说：“到了耳顺的年龄，也就想通了。一个人只要决定做事业，并且是做开拓性的事业，引起争议是正常的。”
差点“栽”进长城案（1）
北京长城公司赞助《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社三万元启动费的事，就让艾丰差点“栽”进去了。
1994年4月12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评论员文章《反腐倡廉必须警钟长鸣》。文章说：
今天，本报公布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的两起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一起是：原北京市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总裁沈太福利用职务之便，采取欺骗等手段，侵吞公款，并向国家工作人员大肆行贿，犯有贪污罪和行贿罪，被依法判处死刑；同案犯孙继红（沈太福之妻）也同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另一起是：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接受沈太福和其他人贿赂，并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犯有受贿罪和贪污罪，被依法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0年。
令新闻界感到震惊的是，与以往笼统地强调坚决打击各种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加强廉政建设的报刊评论员文章不同，这篇重头文章，用专门的段落向自身敲响了警钟：
还要指出的是，沈太福为了蒙骗视听、虚构神话，罪恶之手也伸向一些新闻单位和其他一些职能部门，并部分地得逞。我们要通过这一典型案例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教育，使大家都能恪守职业道德，杜绝“有偿新闻”，维护党的新闻事业的崇高声誉。《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关报，决心在杜绝“有偿新闻”、加强廉政建设方面起带头作用，并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予以监督。
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这话外之音，直指人民日报社内部。
事实上，《人民日报》与长城公司事件确有瓜葛，经济部和艾丰首当其冲。因为长城公司当时的主要罪状是“非法集资”，《人民日报》关于长城公司的报道客观上为它开展非法集资制造了舆论。而介绍长城公司的两篇重要报道和文章都按照分工发表在经济版，经济版稿件的签发权首先在艾丰手里。
这是始料不及的。对于长城公司，艾丰在签发报道之前特别询问过记者，记者汇报，这是主管部门抓的典型，并且拿出主管部门的文件。肯定长城公司的文章是一位著名人士写的，应该更没有问题了，但问题还是出现了，而且案件很大、很轰动。先是与长城公司直接打交道的两位经济部记者涉嫌受到审查，再往深里挖，自然就想到掌握版权的艾丰。按照一般的逻辑，没有领导参与，是不可能做出这么大的事情的。
检察院采取了“闪电战术”，在拘留一位记者之后，立即把艾丰约到检察院“了解情况”。路上，艾丰还天真地想：“这下好了，可以帮自己部下把情况说清楚。”到了检察院，艾丰按照自己的思路，首先为记者“说情”，认为记者拿了长城公司两万元钱是因为政策界限不清，自己原来虽然不知道内情，但也应该承担领导责任。然后又介绍这位记者的工作成绩……他当时并不明白检察院的真实意图，这些话其实都起了反作用。谈完话，检察院送艾丰回报社，但不是让他一个人回去，而是派了一个检察官陪着。到了报社又立即叫经济部三个副主任和部办公室主任一起返回检察院，不给艾丰和他们对口径的时间。几个人一齐去了检察院，分别谈话，一直到夜里10点多钟。几个人回来向艾丰谈到谈话的内容，这时艾丰才恍然大悟：检察院是对着自己来的？！
第二天、第三天，检察院的人不断找艾丰“了解情况”。艾丰索性就跟他们挑明了：“我清楚了，你们不仅是怀疑我们的记者有问题，还怀疑我有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现在清楚地告诉你们，我和长城公司一点直接接触都没有，都是我根据记者的汇报作出决定。长城公司的报道我还专门问了一下，了解到它是主管部门支持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典型才签发报道的。如果你们要查我，我没有办法，但我肯定没有问题，劝你们不要耽误时间，还有更重要的案子需要你们处理……”
艾丰这么一说，检察院的人不再来找了，但并不是就此罢休。据知情人说，检察院曾经有人想对艾丰立案侦查，但考虑到艾丰有比较高的知名度，目前手中的材料又不很过硬，一下子进入司法程序有些唐突，就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交给党的纪检机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办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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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点“栽”进长城案（2）
中纪委常委会讨论决定，派两个人进驻人民日报社，查艾丰的问题。这两位同志内查外调的时间跨度是两年，一直到1995年秋长城公司结案后，艾丰的问题才做了结论。
审查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1993年刚刚创刊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曾经要了长城公司三万元钱的赞助作为启动费。杂志是由经济部主办的，艾丰又是社长。给赞助费的时候，沈太福耍了个心眼，他告诉经办的记者说：“两万块钱要发票，一万块钱可以不要发票。”意思是暗示其中不要发票的一万元钱，个人可以“秘”起来。艾丰不懂其中奥妙，就按这个办法办了。钱收下了，但杂志社只给长城公司开了两万元收据。案发之后，调查的人自然就怀疑这一万元被艾丰贪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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