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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为标榜，理应进一步依赖大众的口语。排斥文言所造成的损失，也许能从方言弥补。加以作家也难免偏爱自己的家乡话，于是四川的作家写“耗子”，东北的作家写“胡子”，广东的作家写“打工”，台湾的作家写“牵手”，大家看了，也很喜欢。
“鸡蛋碰石头”固然是好句，“生铁碰钢蛋”也不坏。“丑媳妇终须见公婆”甚婉，“是骡子是马你拉出来蹓蹓”却甚豪。“黄河边上卖清水，气死黄河”，“长江边上却饿死了卖水的”，两种假设，各有妙处。说到竹笋：“这叫笋仔，竹的囝仔，常给大人掘出、剥皮，一片一片切下，煮熟，吃了！”你看，这话连用了三个带“子”的字，其中又有两个是“人”字旁，立刻把竹笋人化了，读了，真以为吃笋是残忍的事情，无异把胎儿装进蒸笼。
白话文学以“话”为底本，而“话”本来是说给旁人听的，因此：一、它的句子短，以便一口气说出一口话来；二、句子的内容简单，听来容易明白。“蝇营狗苟”中看不中听，因为单音词和同音字太密集：“像是见缝就钻的苍蝇和见了骨头就啃的狗一样”，又中听不中“说”，因为句子太长，需要中途换气。“像苍蝇，见缝就钻；像狗，见了骨头就啃。”这样才听、说两便，句子短，每句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意思。可是新文学运动兴起以后，外国的文学作品纷纷译成中文，译书的人对外国语文那样又长又复杂的句子不知怎么有好感，大量照译，有些作家读了那些书，不知怎么也对那么长的句子有好感，刻意仿制，于是文学的语言大起变化，出现“在银行放款部当经理的是跟她离了婚的丈夫”，“年轻而放荡的我和老年而拘谨的他居然在宗教问题上意见一致”。当时管领风骚的名家才人，居然写出：“它那脱尽尘埃的一种清澈透逸的意境超出了图画而化生了音乐的神味。”还有：“那些自骗自的相信不曾把他们自己的人格混到著作里去的人们，正是被那最谬误的幻见所欺的受害者。”于是有人大叫：“中国的语言那里去了？这怎么得了？”
翻译家也有很大的功劳。读翻译的作品，中国读者知道形容一个人一口气喝下大碗水，不但可以用“牛饮”，也可以用“鱼饮”。知道我们眼中的“银河”，在人家眼中是“牛奶路”。人可以“埋葬”在沙发里，新人进了房并不是婚姻成功，夫妻感情美满才是“成功”。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原来是他的“篱笆”，可以保护他，也给他一块“地盘”，一块用武之地。作家需要新意象、新词汇、新角度，在翻译的作品里可以找到很多。作家需要新句法，被动、倒装，把假设或让步的句子放在后面，都值得兼收并蓄。“不久的将来”，“最大的可能”，“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可怕的经验”，不是有很多人在这样说、在这样写了吗？“一过密西西北河，内布拉斯卡便摊开它全部的浩瀚，向你。坦坦荡荡的大平原。”“中西部的秋季，是一场弥月不熄的野火，从浅黄到血红到暗赭到郁沉沉的浓栗，从爱荷华一直烧到俄亥俄，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维持好几十郡的灿烂”。诗人能写出这样的好句，也许正因为他同时是一位译家。
句（3）
文艺的世界里有一个现象：如果有一个人说“东”，往往就有另一个人说“西”，是东是西，要拿出作品来。那个说东的人尽量往东走，最后又向西退回一段路；那个说西的人尽量往西走，最后也向东退回一截。西仍是西，东仍是东，只是东中有了西，西中也有了东。我们的文学语言有过标准与方言之争，本位与欧化之争，论战并未终结，综合的文体已现。文言与白话之争也是如此。“一清见底”的白话是一种可爱的风格，但应不是新文学惟一的风格。早期领导白话文学的人对文言深恶痛绝，他们的作品里如果也有文言的成分，那是因为白话文学尚未成熟，得心不能应手；可是他们的追随者认为文言并没有那么坏，可以做白话文学的养料，他们故意吸收文言加以运用来表示白话文学已经成熟。
文言求精简，因精简而一句之中意思拥挤稠密，有伤明晰，但若把文言巧妙地融入白话之中，即可增加白话文的密度。白话求清浅，因清浅而可能单薄松散，若使白话吸收文言灵活使用，可以增加句子的弹性和节奏变化。一位散文家写他看自己的照片簿，他认为人的生气、机智、热爱、嫉妒全不能靠一般照片表达出来。他说：“这本簿子是一个木偶世界，即使从呱呱堕地到气息奄奄，每年的照片全有，也不能构成一个动作。”呱呱堕地和气息奄奄是文言成语，有了这两个成语，可以把生和死的情景在一句话内说完，这句话不致拖得很长，也不致于难懂。而且读来也顺口。这句话“一句说完”的好处是，轻舟直下，一笔扫过，避免冗长的“过场”。更妙的是生命由“呱呱”开始，而“呱呱”是成语的前两个字；生命到“奄奄”告终，而“奄奄”是成语的末两个字，两个成语恰在此处连用，说尽人的一辈子。
说到句子的节奏，可以看另一个例子：“怀乡人最畏明月夜，何况长途犹长，归途的终点也不能算家。”节奏由长短轻重快慢构成，“怀乡人”三字要连着读，“明月夜”三字也要连着读，短而且快。中间“畏”字较重，略略一顿，这个字的声音很容易过入“明”字，虽顿而不至于断，比“怕”字合适。下面“长途犹长”四字连读，干净利落，与上句相接，节奏不滞不乱，此所以用“犹”不用“还”。“归途的终点也不能算家”，这一句要长，长一些才收得住，才可以把前面两句托住。由于句长，这句的最后五个字“也不能算家”是清浅纯净的白话了，长音袅袅，余音也袅袅，这时读者以较多的时间承受较轻的压力，得以回味全三句的变化与统一，伸缩与开阖。
白话文学所以重拾文言还有一个原因：真正的大白话词汇有限，尤其对古典、高贵、庄严的情景气氛拙于表达。白话文学的先驱者，有人曾主张连“古典、高贵、庄严”的内容一并革除，但是，后继者认为，文学表现人生，“古典、高贵、庄严”也是人生的样相，白话文学要接受它的挑战。我们谈过字词的历史文化色彩，容我补充，“仕女”决不等于女人，而是有很高的教养和很高的生活水准的女人。“遗体”决不等于尸首，而是我们所敬所爱的人的尸首。“喟然”决不只是叹气的声音，而是伟大的人物叹气。在这些地方，文言仍被借重，文言仍是有其价值与生命。
白话文学揭竿而起，推倒文言，夺得正统，在基础稳固之后再将文言收归己用。此外，“欧化”和方言也都奔流归海，共襄盛举。作者，由于各人的才情、气性、素养不同，有人偏爱欧化，有人偏爱方言，有人偏爱文言，有人三者都要，细大不捐。如调鸡尾酒，各人握有自己的配方，形成自己的风格。学习写作的人正好多看，看人家怎么做，看谁做得好。只要做出好作品来，怎么做都对。但求尽其在我，不必强人同己。这时，我们发现，白话文学写出来的“话”，与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相互沟通联系的语言确乎不同，它堪当大用，能承担多方面的任务。它“延长”了很多，但它仍然不是文言，不是土话，更不是外国话。十指连心，十子也连心，它和母体仍然息息相关，遥遥相应。如同孩子，离开母亲身边，转一个大圈子，再回来；可是，还要再走出去；可是，并非一去不返。
语文功能（1）
语文是一种工具，凡工具都有它的功能，它的功能也都有一个限度。譬如写字，要用纸笔，什么时候用生纸，什么时候用熟纸，什么时候用硬毫，什么时候用软毫，书法家完全明白；譬如打仗，要用枪炮，什么情形之下步枪射击，什么情形之下机枪射击，什么情形之下枪榴弹，什么情形之下迫击炮，指挥官成竹在胸。作家写作要用文字，文字能为他做什么？
文字的第一种功能是记录。你大概听说过“世上最好的记性是一支铅笔”。在中国有一个说法是：发明文字是为了代替结绳记事。结绳记事的方法据说是，发生了事情就在绳上打结，大事打大结，小事打小结，这个办法当然不行。南美的印第安人也用结绳记事，我在秘鲁的博物馆里见过残件，一把绳子像花蕊辐射开来，每根绳子上面都有几个结，专家说，此物相当于中国的算盘，专记数字，大概人的记忆力对数字最没有办法，特别需要符号帮助。结绳计数的功能有限，你无法想像它怎样记下十万个电话号码，当然，有十万个电话号码的社会必定会有文字，如果没有文字又怎样发明电话？文字的重要，记述功能的重要，于此可见。
在这里，我们不谈电话号码簿，不谈动物学大辞典，不谈科学实验报告，只就文学范围以内探讨“记录”。散文的体裁包含记叙文，大家都说日记、传记、游记都属记叙之列。诚然不错，不过日记、传记、游记大都不是纯粹的记录，只是“记录”的成分多一些，要想发现、分析这记录的成分，必先明白什么是纯粹记叙文，必先观察、分析纯粹的记叙文。这样的文章那里找？也许最方便的地方是报纸。
报纸报导新闻，有所谓“纯净新闻”。记者写“纯净新闻”，必须置身事外，不动感情，滤除意见，非常客观。新闻事业认为新闻报导必须真实公正，要真实公正必须冷静客观，要做到冷静客观，记者笔下的文字必须纯净，必须不染色，必须防止情绪和意见渗入。否则，记者笔下的事实就要扭曲、变形，与真正的事实不符。情人眼里出西施，西施一旦移情别恋，又成了蛇蝎，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尊敬一个男人，称他为那位君子，那位先生，有一天憎恶他，又可以称他为那个家伙，那个坏蛋，他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西施、蛇蝎、君子、坏蛋，都染了色，都只能代表一种情绪一种意见，看不出真正的事实来。现在，“纯净新闻”在理论上稍居下风，不过记者仍以写这种新闻为基本训练和职业的特征。
新闻记者所受的文字训练常为人津津乐道。一位记者写立法院开会审查某一议案，某某委员“竟”未出席，总编辑问他：“你为什么用这个竟字？你是不是认为他应该出席？倘若如此，你可另外写一篇短评。”说完，提笔把“竟”字勾去。报导联考生弃权缺席的人数，不宜说“有三千人之多”，也不宜说“不过三千人而已”，三千人就是三千人。报导一个经商失败的人死了，只能说“身旁有安眠药的空瓶一个”，不能说他“服安眠药自杀”，除非法医验尸之后如此宣布。在香港，一个提琴手失业了，站在行人道上演奏并接受报酬，报纸说他“流落街头”，他到法院告报馆诽谤，结果报馆败诉，因为法官认为“流落”一词含有恶意。
惟有用这样严格的态度控制文字，才可以做到忠于事实，写出纯粹的记叙文。为了完全了解文字的功能，作家应该做这实验，而这种能力，在创作的时候，尤其在写小说或剧本的时候，也常常用得着。写实主义的大师曾经主张，作家的工作应该像科学家一样，作品完成之后即脱离作家，其中完全没有作家的“人格”。提出这一主张的人并未能够完全实践自己的主张，就文学论文学，也没有彻底奉行的必要，但是有时候，在某一部作品的某一部分，为了造成某种效果，这种能力可以为作品添一姿采。有一部小说的主角是医生，可是他在诊病的时候完全不像个医生，作者忘了，医生在讨论病情的时候所用的语言也是十分“纯净”的。
语文功能（2）
文字的第二种功能是论断。它和前面所说的记录几乎相反：一个纯洁，一个染色；一个客观，一个主观；一个使人知道，一个使人赞同；一个写外在事物，一个写内心主张。
什么是“论断”呢？且看那个“断”字，“断”是一种分辨，一种决定，一种选择。法官判案叫做断，他要分辨是非，决定谁对谁错；记录，纯粹的记录，只有“是真是假”的问题，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它像是法庭上的书记。法官判案不是要客观公正吗？怎能说“断”要主观？在法庭上，原告被告各执一词，都很主观，法官在原告被告之外、之上，不偏袒任何一方，但是法官仍在法律之下，在政治制度之下，政治制度若不同，法律也不同，法官的见解、决定也不同。
观察语文论断的功能，最方便的，是重温一些格言，“要人家怎样待你，先怎样待人”，这句话代表一种决定。说这句话的人希望别人举手赞成，他用这句话做标准，去判断别人的行为是对是错。而这句话是对是错，也常常引起别人的论断。“先送货到家，再分期付款”，就代表相反的决定。它的句式应该是“做人处世要像分期付款买东西，先让他们把货送来”。这句话也可以成为一个标准，去判断别人的行为。而这句话也同样可能引起别人的反对。如果作记录，写成：“耶稣说过，要人家怎么待你，先怎样待人。”它可能引起的争论是耶稣到底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记录是真是假。只有引用耶稣的话去规范人生，才涉入论断的层次。
“储蓄金钱的人很聪明，储蓄时间的人是傻子。”所谓“储蓄时间”，是指荒废时间，不加利用。不用说，第一个储蓄是用本义，第二个储蓄要用引申义。聪明和傻子两个词毫不客气地染了色，褒贬分明。但是天天在北窗下多睡午觉的陶渊明，大概不承认自己的智力远逊别人。鼓励投资和消费的经济学者未必肯称赞守财奴。有人在看过《格言大全》之后说：“怎么有许多格言彼此冲突？”他发现了“论断”语句的主观色彩。这正是论断的作用：它要建立一点什么，肯定一些什么，同时排斥一点什么，否定一点什么。
我们可以发现，有些语句是没有“排他性”的。“一个衣着朴素的人，带着鲜花，从细雨中走过，在墓地徘徊。”“故乡的河不大，但是有娟秀的面貌，它似乎是锦缎织成的腰带，而田野就是卧着的女郎。”这样的句子愿意和别的句子并用而不相害。从前有一位名士，生逢乱世，他从未说过一句“论断”的话，未曾得罪别人。而现代著名的杂文作家出言像利刃，两者都深晓语言的性能而长于使用。说孟母三迁的故事是叙述，“不要跟杀猪的屠户做邻居”是论断，“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山花红似火”是描写。叙述可能引起论断，描写可能包藏论断（例如认为有山有水的地方最宜安家），然而都不是“论断”的本身。
作家有正义感，能明辨是非，他的“内在语言”当然有丰富的论断语句，至于“外在语言”，他有时要写论文或杂文。在小说和戏剧里面，人物对话可能有讲理、吵架、辩论、讲道、训话的时候。在抒情写景中本不宜有论断式的语句掺入，但是这个“规矩”已逐渐打破。抒情写景所用的语句，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进行，论断的抽象层次较高，偶尔杂用，能使读者“眼界扩大，感慨加深”，如看风景，爬到高处眺望一番再回到地面细赏。“康桥本来就是剑桥，这是后来才弄清楚的。剑桥大学对英国文化的意义，则为高中以后读闲书时获取的启示。闲书真是不可不读，虽然读多了难免杂念纷纷，考不上大学。教育就是这么复杂这么矛盾。不幸而考不上大学也不是太了不起的事情，因为科举落第的人当中也往往有些大智大慧，如浩瀚渊博的王国维。”这段话由低抽象层次开始，越说越高，到教育复杂矛盾一句为最高点，然后一级级下降，读来跟走过一座拱形大桥的经验差不多。“黑衣人早就逗着引着秋秋，要引起秋秋的注意，此时犹不迭地喊着他。大约爱得到别人欢迎的人，也有这样一颗虚荣心，也要得小孩子的欢迎……”最后两句升上去低头观照前面三句，特别有滋味。
语文功能（3）
文字还有一种功能：描写。“描”和“写”本来指画画儿，现在作家用文字作画，把人、物、情、景写得“历历如绘”。这种功能，“论断”固然没有，“记录”也不成。“论断”着重“义理”，忽略“形相”，捉到了鱼就不要捉鱼用的竹篓子。记录太注重有形的、可以实指的外表，达不到精神韵味，有“画虎画皮”的嫌疑。“描写”所制作的文字画，是画虎画骨，“画竹未必似竹”，是人、物、情、景先进入作家心中，再由心中流入笔底，融合了作家的感情气质抱负识见，成为他所创造的人物情景。米芾画的山水，自成一家，人称米家云山，在文学界，也有某某人笔下的台北、某某人笔下的香港，跟别人写的台北、香港不同。
“描写”，大半写作者的眼睛观察到的景象，可以叫做视觉描写。此外，“心理描写”也很重要，写出人物的心理活动。文章也描写听觉、味觉、嗅觉甚至触觉。一篇小说写猎人穿着黑衣服，在黑夜里进入黑森林去打一只黑鸟，我们也走进了那个黑森林，其实我们眼底只有铅字。一篇散文写清晨带露的竹叶有细细的清香，我们也闻见了那香味，虽然我们实际上闻到的只有油墨。读“客去茶甘留舌本”，我们舌底生津，读“车走雷声语未通”，我们耳鼓发胀。一位盲聋作家说，他也到音乐会去过，坐在位子上，扶着把手，音乐响起来，他的手感到那轻微的、有韵律的震颤，——那震颤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这么说，作家所描写的，比画家要广泛，他不只是在“画画儿”，“描写”一词的含义引申得更长了。
“描写”所用的语文，更具体，更精细，张力和密度都超过记录、论断，用一位批评家的话来形容，叫做“调门儿拔高”。有一位作家形容香港，她说：“海湾里有这么一个地方，有的是密密层层的人，密密层层的灯，密密层层的耀眼的货品……然而这灯与人与货之外，还有那凄清的天与海，——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这可不是记录，这是描写。这位女作家形容香港的男孩子：“总是非常合身裁剪的衣服，衬着瘦高的身材，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