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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同时抓到。幸亏我们有两个人，可以分头追赶，可是假如运气不好捉到了一只，那一只却被逃掉了，那么这一只捉着的也只好放走了事。好容易找到了一对，用绵线缚好了，送进药罐里，说时虽快，那时却不知道要花若干工夫呢。幸喜药引时常变换，不是每天要去捉整对的蟋蟀的。
这样诊治了四五个月之后，这一位大夫说：“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1896年10月12日（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九月初六）深夜，父亲去世了，才三十六岁。这时节，祖父还关在杭州府狱中，父亲又死了。不用说，一家人有多么悲哀了。
在一家忙于给父亲治病的时候，祖父的事情倒是有了一点转机。光绪二十一年秋审，这本来是一个生死关头，万幸的是，“奉旨：周福清著免勾。钦此。”九月十八日（1895年11月4日）的上谕说明了免勾的理由：“一起斩犯周福清……闻拿投首，中途投递信函求通乡试关节未成，赃亦尚未与人，不无可原，是以未勾。”从此，监禁在杭州府狱中的他，不再为每年的秋审提心吊胆了。
祖父的狱中生活，在周作人的《五十年前的杭州府狱》一文中可见一斑。1897年正月到1898年五月中旬，这段日子他在杭州，每隔两三天就去陪侍祖父一天。这篇文章说：
我在杭州住了两年，到那里总去过一百多次，可是这署门大堂的情形如何却都说不清了，只记得监狱部分，入门是一重铁栅门，我推门进去，门内坐着几个禁卒，因为是认识我的，所以什么也不问，我也一直没有打过招呼。拐过一个弯，又是一张普通的门，通常开着，里边是一个小院子，上首朝南大概即是狱神祠，我却未曾去看过，只顾往东边的小门进去，这里面便是祖父所住的小院落了。门内是一条长天井，南边是墙，北边是一排白木圆柱的栅栏，栅栏内有狭长的廊，廊下并排一列开着些木门，这都是一间间的监房。大概一排有四间吧，但那里只有西头一间里祖父住着，隔壁住了一个禁卒，名叫邹玉，是长厚的老头儿，其馀的都空着没有人住。房间四壁都用白木圆柱做成，向南一面，上半长短圆柱相间，留出空隙以通风日，用代窗牖，房屋宽可一丈半，深约二丈半，下铺地板，左边三分之二的地面用厚板铺成榻状，很大的一片，以供坐卧之用。祖父房间里的布置是对着门口放了一张板桌和椅，板台上靠北安置棕棚，上挂蚊帐，旁边放着衣箱。中间板桌对过的地方是几叠书和零用什物，我的坐处便在这台上书堆与南“窗”之间。这几堆书中我记得有广百宋斋的四史，木板《纲鉴易知录》，《五种遗规》，《明季南略》《北略》，《明季稗史汇编》，《徐灵胎四种》，其中只有一卷《道情》可以懂得。我在那里坐上一日，除了偶尔遇见廊下炭炉上炖着的水开了，拿来给祖父冲茶，或是因为加添了我一个人用，便壶早满了，提出去往小天井的尽头倒在地上之外，总是坐着翻翻书看，颠来倒去的就是翻弄那些，只有《四史》不敢下手罢了。祖父有时也坐下看书，可是总是在室外走动的时候居多，我亦不知道是否在狱神祠中闲坐，总之出去时间很久，大概是在同禁卒们谈笑，或者还同强盗们谈谈，他平常很喜欢骂人，自呆皇帝昏太后（即是光绪和西太后）起头直骂到亲族中的后辈，但是我却不曾听见他骂过强盗或是牢头禁子。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7）
祖父在狱中吃饭的情形，这篇文章说：“男仆阮元甫在楼下歇宿，他是专门伺候祖父的，一早出门去，给祖父预备早点，随即上市买菜，在狱中小厨房里做好了之后，送一份到寓里来（寓中只管煮饭），等祖父吃过了午饭，他便又飘然出去上佑圣观坐茶馆，顺便买些什物，直到傍晚才回去备晚饭。”
祖父在狱中，想看书，便向申昌派报处买些申报馆的铅印书，或者浙江官书局的木板书来看。他买来的木板书中有一部《唐宋诗醇》，是乾隆皇帝“御选”的一部有四十七卷的大部头书，唐朝选了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四家，宋朝选了苏轼和陆游两家。祖父看过之后，将这书搭回绍兴家中去，书中夹了他一张字条：
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 示樟寿诸孙
这张字条现在保存下来了。可见他虽然人在狱中，对孙辈教育这事他还是放在心上的。
从周作人说的这些情况看来，祖父在狱中，人身自由当然是被剥夺了，但在生活方面，包括精神生活，却还不能说受了怎样的虐待。可是家里，要负担他在狱中的开销，负担一个病人的医治，负担一家长幼的嚼用，很快就穷落下来了。几年中间，那四五十亩水田，全被卖掉了。
家境的骤然败落，对少年鲁迅的影响不小。后来他在《呐喊·自序》里写到了这几年中的感受：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父亲死了。祖父还在狱中。十五岁的鲁迅就成了他这一房的代表了。寡母孤儿，总少不了受人欺压。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书中讲了这样一件受欺的事情：
鲁迅往南京以前的一年（1897）间的事情，据他当时的日记里说，（这是我看过记得，那日记早已没有了）和本家会议本“台门”的事情，曾经受到长辈的无理的欺压。新台门从老台门分出来，本是智仁两房合住，后来智房派下又分为兴立诚三小房，仁房分为礼义信，因此一共住有六房人家。鲁迅系是智兴房，由曾祖父苓年公算起，以介孚公作代表。这次会议有些与智兴房的利益不符合的地方，鲁迅说须要请示祖父，不肯签字，叔祖辈的人便声色俱厉的强迫他，这字当然仍旧不签，但给予鲁迅的影响很是不小。
这位逼他签字的长辈就是他开蒙的老师周兆蓝。鲁迅对他一直怀着敬意和好感的。可是这一位和蔼的老人在涉及利益问题的时候也不免声色俱厉了。这事对鲁迅的刺激很深，后来他在小说《孤独者》中，让魏连殳说的“我父亲死去之后，因为夺我屋子，要我在笔据上画花押，我大哭着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热心地围着使劲来劝我”，显然就是对这一件事的回忆。
走异路 逃异地（1）
鲁迅在《自叙传略》中说：
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底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底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
这事他在《呐喊·自序》中是这样说的：
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
就这样，鲁迅从母亲手中接过还带着体温的八块银元，避开了母亲的泪眼，怀着凄怆的离愁别绪，离开他生活了十七年的故乡，离开他亲爱的母亲和兄弟，动身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他结束了自己的少年生活，开始踏上人生的征途。
这是他第一次离家远行。当时他写的一则《戛剑生杂记》说：
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
他在旅途中就是这样一种心情。
鲁迅于1898年4月底离家，5月7日到南京。他到南京求学，是因为远房叔祖父周庆蕃（字椒生）在江南水师学堂教汉文，兼任管轮堂监督。周家子弟因他的关系进那学堂的，鲁迅是第三个。入学考试只是写一篇文章，试题是《武有七德论》，他考取了，分在机关科学习。
入学的第一件事，是这位当监督的庆爷爷给他改了个名字，叫周树人。改名的原因，据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椒生》中说，是因为“那时学校初办，社会上很看不起，水陆师学生更受轻视，以为是同当兵差不多，因此读书人觉得不值得拿真名字出去，随便改一个充数”。
周作人的这本书接着还说了：“那时候考学堂本不难，只要有人肯去无不欢迎，所以鲁迅的考入水师，本来并不靠什么情面，不过假如椒生不在那里，也未必老远的跑到南京去，饮水思源，他的功劳也不可埋没。鲁老太太因此对他很是感激，在戊戌后每逢他年假回家的时候，总预备一只炖鸡送去，再三谢他的好意。”
鲁迅的《朝花夕拾》里有一篇《琐记》，记下他在水师学堂的情况：
一进仪凤门，便可以看见它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烟通。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初进去当然只能做三班生，卧室里是一桌一凳一床，床板只有两块。头二班学生就不同了，二桌二凳或三凳一床，床板多至三块。不但上讲堂时挟着一堆厚而且大的洋书，气昂昂地走着，决非只有一本“泼赖妈”和四本《左传》的三班生所敢正视；便是空着手，也一定将肘弯撑开，像一只螃蟹，低一班的在后面总不能走出他之前。
可爱的是桅杆。……它高，乌鸦喜鹊，都只能停在它的半途的木盘上。人如果爬到顶，便可以近看狮子山，远眺莫愁湖，……而且不危险，下面张着网。
原先还有一个池，给学生学游泳的，这里面却淹死了两个年幼的学生。当我进去时，早填平了，不但填平，上面还造了一所小小的关帝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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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异路 逃异地（2）
在《忽然想到（八）》里，鲁迅还讲过这样一件事：
我在N的学堂做学生的时候，也曾经因这“钊”字碰过几个小钉子，但自然因为我自己不“安分”。一个新的职员到校了，势派非常之大，学者似的，很傲然。可惜他不幸遇见了一个同学叫“沈钊”的，就倒了楣，因为他叫他“沈钧”，以表白自己的不识字。于是我们一见面就讥笑他，就叫他为“沈钧”，并且由讥笑而至于相骂。两天之内，我和十多个同学就迭连记了两小过两大过，再记一小过，就要开除了。但开除在我们那个学校里并不算什么大事件，大堂上还有军令，可以将学生杀头的。做那里的校长这才威风呢，——但那时的名目却叫作“总办”的，资格又须是候补道。
鲁迅到南京的这一年，正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高潮。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促使朝野上下都有了一种强烈的改革要求。这种要求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他多次上书，指出当时正处在“四千年未有之变局”，“今日在列大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具体措施，他提出了例如“停捐纳、汰冗员、专职司，以正官制；变科举、广学校、译西书，以成人才”。1898年初，他又发表《孔子改制考》一书，以为《春秋公羊传》讲“通三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沿袭，孔子作《春秋》就是为的改革法制。他把孔子说成改革家，表明他的变法主张不但大合时宜，而且深合古训。这样，赞同者可以理直气壮地赞同，反对者也不能不稍有顾忌。加上他的经学家的名声和新科进士的身份，当然地成了维新运动的领袖。
新的出版物，也反映出了维新空气的浓厚。1895年，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1896年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创刊，1898年，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出版。一时间，新办起的报刊和新出版的译本还不少。鲁迅就是在这个时候，从一个比较闭塞的小城走出来，他立刻受到这种维新空气的感染。在《琐记》这篇回忆文里，鲁迅生动地记下了当年他兴奋地阅读《天演论》的情形。
维新变法的主张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他下诏定国是，提出“博采各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就是史称“百日维新”的第一日。几天之后，皇帝在仁寿殿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这次召见的情况，据《光绪朝东华录》说：
上深以廷臣守旧阻碍变法为忧，康有为面奏：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彼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怨谤自息。
“渐擢小臣”就从康有为开始，当天，“命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这样也就开始了新旧党之间的剧烈斗争。五月初二（6月20日）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奏劾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奏折说：
皇上既深维穷变通久之义，为鼓舞人才起见，特开经济特科、岁举两途，以广登进。而许应骙庸妄狂悖，腹诽朝旨，在礼部堂上倡言经济特科之无益，务欲裁减其额，使得之极难，就之者寡，然后其心始快。此外见有诏书关乎新开下礼部议者，其多方阻挠，亦大率类是。接见门生后辈，辄痛诋西学，遇有通达时务之士，则疾如仇。
奏折建议给予许应骙降职处分，以为守旧误国者戒。光绪皇帝对这事的处理，据康有为在《自编年谱》里说，“时许应骙议经济特科及废八股事，多方阻挠，御史杨漪川、宋芝栋联名劾之。上恶及阻挠科举，即定罢斥。刚毅乞恩，不许；请令总理衙门查覆，不许；乃请令其自行回奏，上不得已允之。”光绪皇帝下的上谕是：“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奏礼臣守旧迂谬阻挠新政一折，著许应骙按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许当然明白皇上对他的恶感，怎样回奏才能挽回局势确实是个难题。怎么办呢？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说：“许应骙夜走请于刚毅，刚属其牵攻我可免，许从之。上重于为我故去大臣，故听之。”老于官场的刚毅老奸巨猾，看准了慈禧和光绪的矛盾，叫他反守为攻，回奏中猛攻康有为，光绪投鼠忌器，就不会拿他怎么样了。许应骙就照着刚毅指点的这样办，两天之后，五月初四（6月22日）他遵旨明白回奏了。对原参各节逐项痛驳，全面为自己辩解。说的都是“夫诽存于腹，该御史奚从知之”，“何得云多方阻挠”，“何尝痛诋西学”之类。他还自我表白说：“窃臣世居粤峤，洋务夙所习闻，数十年讲求西法，物色通才……”似乎他早就赞同维新，讲求洋务，还很跟得上时代潮流哩。在奏折中，他痛诋康有为，在行文上却不是攻击他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而是攻击他的人品。许应骙也只能采取这样的态度。这时，正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时，变法不仅是康有为的主张，而且是皇上的庙算，他不能不表示他是可以接受甚至赞成变法的态度。奏折中涉及康有为变法主张的，只有这样几句：“康有为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攻击他人品的话就说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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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异路 逃异地（3）
康有为与臣同乡，稔知其少即无行。迨通籍旋里，屡次构讼，为众论所不容。始行晋京，意图幸进。终日联络台谏，夤缘要津，托词西学，以耸听观。即臣寓所已干渴再三，臣鄙其为人，概予谢绝。嗣在臣省会馆私行立会，聚众至二百馀人，臣恐其滋事，复为禁止，此臣修怨于康有为之所由来也。比者饬令入对，即以大用自负，向乡人扬言。及奉旨充总理衙门章京，不无觖望。臣在总署有堂属之分，亟思中伤，捏造浮辞，讽言官弹劾，势所不免。
趁这机会，许应骙就把宋伯鲁、杨深秀这两位言官对他的弹劾，说成是康有为怂恿所致。他请求将康有为罢斥驱逐回籍。
五月二十四日（7月12日）的《申报》上刊登了许应骙的这一道奏折。周庆蕃看了，很是开心，其中对康有为的那些斥责，大合他的心意。他又看到，鲁迅到南京两个多月以来，热心阅读新书报，谈新学，俨然是个小康党了，于是把他叫来，把这份报纸递给他，说：“你这孩子有些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
二十多年之后，鲁迅在《琐记》这篇回忆文中写到这件事：“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