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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全集》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曾提出要抽掉《阿Q正传》这篇作品，理由是歪曲了辛亥革命。
《阿Q正传》是以幽默的笔调写深刻的反思，显示出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过人的洞察力。这并不是轻松的、叫人“开心”的文章。从第二章起，它就不再在“开心话”专栏刊出，移到“新文艺”栏去了。
罗曼·罗兰。他看了《阿Q正传》的法文译稿，就把它推荐给巴黎《欧罗巴》月刊发表。当《阿Q正传》还只在《晨报》上发表到第四章的时候，后来也成为著名小说家的沈雁冰就称它为杰作。在1922年2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二号上，他在答覆一个认为《阿Q正传》“讽刺过分”，“稍伤真实”的读者来信中说：
至于《晨报附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论。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我读了这四章，忍不住想起俄国龚伽洛夫的Oblomov（奥勃洛摩夫）了！
《阿Q正传》问世之后，不久就赢得了国际声誉。敬隐渔（《约翰·克利斯朵夫》最早的中译者）把它译成法文，寄给罗曼·罗兰。罗曼·罗兰介绍给巴黎《欧罗巴》月刊，在1926年5月和6月出版的第四十一、四十二期上刊出。罗曼·罗兰的遗物中还保存了他写给《欧罗巴》月刊编者巴查尔什特的荐稿信，信中他这样谈这部小说：
这是乡村中的一个穷极无聊的家伙的故事。这个人一半是流浪汉，困苦潦倒，被人瞧不起，而且他确实也有使人瞧不起的地方，可是他却自得其乐，并且十分自豪（因为一个人既然扎根于生活之中，就不得不有点值得自豪的理由！）。最后，他被枪毙了，在革命时期被枪毙，不知道为什么。使他郁郁不乐的却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当人们叫他在供词下边画一个圆圈时（因为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的圈圈画不圆。这篇故事的现实主义乍一看好似平淡无奇。可是，接着你就发现其中含有辛辣的幽默。读完之后，你会很惊异地察觉，这个可悲可笑的家伙再也不离开你，你已经对他依依不舍。
你愿意读一读这篇不长的稿件吗？如果不，我只好另作处理。可是，请你还是把它发表在《欧罗巴》上罢！
在这前后的几年间，《阿Q正传》还出了英文、俄文和日文的译本。
1922年末，鲁迅把他写的十五篇小说编了个集子。12月3日，他给这本名叫《呐喊》的小说集写了一篇自序，讲述了他怎样走上文学的道路。这些作品的倾向，自序说：
1925年7月4日应《阿Q正传》的英译者梁社乾的要求摄。他的译本1926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说这个译本“似乎译得很恳切”。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后来他在《〈自选集〉自序》中，就说得更加强调了：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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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和绥惠略夫（4）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呐喊》初版是十五篇。1930年1月第十三次印刷的时候，作者把以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为题材的《不周山》抽了下来，以后各次印刷的《呐喊》就只有十四篇了。《不周山》后来改题为《补天》，收入小说集《故事新编》中。
这时，鲁迅不只是自己写文章，他还拿出许多时间精力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他翻译了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芬兰亚勒吉阿、明那·亢德、保加利亚跋佐夫、日本夏目漱石、森鸥外、有岛武郎、江口涣、菊池宽、芥川龙之介等人的短篇小说。翻译了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翻译了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童话集和剧本《桃色的云》。
在当时鲁迅翻译的许多外国作品中，他自己最重视的是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他翻译这本书，说来真有一点偶然。那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是战败国，中国算是战胜国之一，于是把上海的德国商人的俱乐部里的德文书作为一种战利品搬到北京来。###派了一些人去清点，《工人绥惠略夫》就是鲁迅被派去清点的时候从那些书里面挑出来的。在《华盖集续编·记谈话》里，鲁迅说起这事：
那一堆书里文学书多得很，为什么那时偏要挑中这一篇呢？那意思，我现在有点记不真切了。大概，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
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就是鲁迅挑中这书的原因吧。这书引起了鲁迅强烈的共鸣，书中的好些议论，我们都可以在鲁迅后来的杂文甚至小说中看到。例如在小说《头发的故事》和讲演《娜拉走后怎样》中，就都提出了“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这个问题；在《答有恒先生》的通信中说的，“……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小杂感》中说的“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类似的意思甚至字句，都是来自《工人绥惠略夫》书中。心心相印，鲁迅才着手翻译它的吧。
鲁迅翻译这书，心中不时拿来同中国作比较。他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中，说起这书中的人物，对于主要人物绥惠略夫和亚拉借夫，用了“伟大”这字眼。“便是其馀的小人物，借此衬出不可救药的社会的，也仍然时时露出人性来，这流露，便是于无意中愈显出俄国人民的伟大。”而他在中国一搜索，就很不容易见到这样的人物。可是他并不希望中国出现绥惠略夫这样改革家。他在《记谈话》中说：
然而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
他盼望社会改革，赞美改革，却不希望出现这样破坏一切的改革家，只是他的一种最良好的愿望吧。
荷戟独彷徨（1）
1920年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组建中国共产党。他得到了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在上海编辑《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的合作。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陈独秀、李大钊都成了党的领导人，《新青年》杂志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
其实还在这之前，《新青年》这刊物要怎样办下去，同人间的意见已经发生了很大分歧。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写了一信给高一涵和胡适，其中说：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来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艺为是。但似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期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原因。
从胡适的复信中，可以看出同人意见分歧的情况了：
十六夜你给一涵的信，不知何故，到二十七夜才收到。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功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
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做计画，故不曾对朋友说。
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部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
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望兄质直答我，并望原谅我的质直说话。
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馀人我明天通知。适。
抚五看过，说“深表赞同”。适。
此信我另抄一份，寄给上海编辑部。适。
鲁迅是1921年1月3日午后收到胡适的这一通知的。他同周作人商量之后，就立即写了复信：
寄给独秀的信，启孟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他现在生病，医生不许他写字，所以由我代为声明。
我的意思是以为三个都可以的，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
陈独秀对胡适这封信却是十分恼怒，他对于来信中提出的“发表新宣言声明不谈政治”一点“大生气”，至于“另办一杂志”的考虑，“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胡适认为，这是陈独秀对他的“误会”，于是在1月22日写了一信给《新青年》杂志同人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诸位，信中对惹起陈独秀生气一事作了这样的表白：
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按：当时苏俄出版的一种宣传刊物《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
胡适征求各位同人的意见。现在只把周作人和鲁迅两人的意见转录如下：
荷戟独彷徨（2）
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或者倒还好一点。作人代。
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树
事实上，《新青年》杂志也无法继续办下去了。它在1922年7月出满九卷之后停刊。后来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这样描写他当时的心情：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新的战友在那里呢？……
在《新青年》杂志停刊之后，同鲁迅关系最深的刊物就要算《语丝》周刊了。说起来，这刊物的创办就同鲁迅有关。孙伏园在《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一文中回忆说：
一九二四年十月，鲁迅先生写了一首诗《我的失恋》，寄给了《晨报副刊》。稿已经发排，在见报的头天晚上，我到报馆看大样时，鲁迅先生的诗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掉了。抽去这稿，我已经按捺不住火气，再加上刘勉己又跑来说那首诗实在要不得，但吞吞吐吐地又说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理由来，于是我气极了，就顺手打了他一个嘴巴，还追着大骂他一顿。第二天我气忿忿地跑到鲁迅先生的寓所，告诉他“我辞职了”。鲁迅先生认为这事和他有关，心里有些不安，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那时孙伏园是一位很有名的副刊编辑，他辞掉了晨报馆的职务，邵飘萍就请他到京报馆去编副刊了。他辞职这事还有另一个后果，就是促成《语丝》周刊的创刊。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回忆说：
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几天之后，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至于投稿者，倒全是他独力邀来的，记得是十六人，不过后来也并非都有投稿。于是印了广告，到各处张贴，分散，大约又一星期，一张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学附近——出现了。这便是《语丝》。
《语丝》周刊的创刊号是1924年11月17日出版的。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知道，他捐了十元钱资助创刊的费用。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论雷峰塔的倒掉》（收入《坟》）一文。文章就这年9月25日杭州雷峰塔倒坍一事谈到白蛇传。据这个神话传说，那可爱的白蛇娘娘就是被法海和尚镇压在雷峰塔下的。鲁迅借这个神话故事表示了自己对妇女解放的主张：
那时我惟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
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
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
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
在《语丝》第三期上，鲁迅发表了散文诗《秋夜》。
第四期，他又发表了《影的告别》、《求乞者》这两篇散文诗以及那首结果导致《语丝》创刊的讽刺诗《我的失恋》。后来这些都收入了散文诗集《野草》。《野草》全书中的各篇最初都是在《语丝》上发表的。这些优美的散文诗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作者矛盾而痛苦的心情：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影的告别》
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
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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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戟独彷徨（3）
——《求乞者》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希望》
还有《过客》那篇中写的那“过客”，反映的也是作者的心情。他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的信中作了这样的解释：
《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但这种反抗，每容易蹉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乎不能前进了。
在作者的心中，其实还是怀着希望的：
1924年7月，鲁迅应邀赴西安，到陕西省教育厅和西北大学合办的暑期学校讲学。这是7月20日开学典礼上的合影。21日，鲁迅讲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
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
——《淡淡的血痕中》
是的，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
——《一觉》
鲁迅的青年朋友聂绀弩在1940年写的一篇《略谈鲁迅先生的〈野草〉》一文中指出：“《野草》是鲁迅先生为自己写，写自己的书，是理解他的锁钥，是他的思想发展的全程中一个重要的枢纽；不过，同时也是整个中国文化思想不能不向前迈进一大步的忠实的反映。”（《聂绀弩全集》第三卷，第386页。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
在《语丝》周刊上，鲁迅还发表了《示众》（第二十二期）、《高老夫子》（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