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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日下午，指挥部的无线电里传来了巴拉克的声音：“发现两辆轿车，一辆轻便卡车……两辆吉普……还有一辆装甲车。”
“停止行动！”无线电里传来了古尔将军急切的声音。
“没问题。”巴拉克争取着，“我们能对付！”
所有的分队指挥官都通过无线电听到了将军和巴拉克的对话，所有人都在屏息等待总参谋长埃拉扎尔的决定。
“不行！”总参谋长发话了。
“我请求您授权开始行动！”巴拉克再次坚持，每个人都能听出他声音中的焦急，“他们正在我面前几米处，我们现在就能突击！”
“不！”埃拉扎尔将军加重了语气，“绝对不行！”
一直在听着无线电的穆基叹了口气，他知道将军们取消行动的原因是那辆装甲车。一分钟后，叙利亚车队从穆基的分队前面开了过去，钻出了“箱子”。“板条箱２号”行动又流产了。
那天下午，部队的所有指挥官都在两位将军召开的会议上发言表示他们的不满：埋伏了半天一夜，最后就因为车队里多了一辆装甲车而取消行动，他们有点想不通。
“我如实地向指挥部汇报了前方的情况。”巴拉克说，“但我绝对想不到一辆装甲车会导致指挥部决定取消行动。我们早已为有装甲车的情况做了准备，它并不构成额外的威胁。而你们的决定使我们轻易放弃了可能是最后一次营救战俘的机会。”
“更糟的是，这个决定造成了一种后果，以后我们可能不会再向指挥部如实报告一切情况，因为担心你们又会像今天这样取消行动。”（事实上一年后，巴拉克在贝鲁特指挥“少年之春”行动时，便没有如实向指挥部汇报敌情的变化）
埃拉扎尔将军和古尔将军默不做声，任由军官们说出他们的恼火，而没有命令小伙子们注意他们的军衔——这情景在各国部队中恐怕都不多见，在以色列正规部队中也不大可能出现，而只可能发生在极为强调灵活性，和尊重前敌指挥官临机处置权的以色列特种部队中。古尔看着总参谋长，而后者皱着的眉头显示出他心中也很矛盾。既要救人，又不能让营救部队遭受损失。他低着头，用手不停地在地上划着。营里所有的军官一个一个地发言，全都站在巴拉克一边。最后，埃拉扎尔将军拾起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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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行动、战例（7）
“可能是我错了。现在，我只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总参谋长说得没错，还不到一个星期，巴拉克召集全营的军官，通报了叙利亚车队即将于次日返回的消息。
“这次我要做到万无一失。”巴拉克对军官们说，“我会待在指挥部里和将军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又有什么问题，我就向他们解释，我们能行。”
于是，巴拉克把突袭分队的指挥权交给了约尼·内塔尼亚胡。此外，为了增加突袭的效果，这个分队还找来了两辆民用轿车，准备让它们开到伏击点的路边停下来，装作是抛了锚正在修理的样子，司机和乘客当然都是战士装扮的。与此同时，全副武装的突击分队就埋伏在车后的路边。他们将事先在地上挖好了坑，并利用坑洼不平的地形把自己严密地掩蔽起来。
其他分队的配置也作了一些调整，北部军区“胡桃”侦察营的一个连加强了进来，替下了在约尼东边负责从后面包抄的分队。这个连的另一部被部署在西侧，负责为穆基指挥的机动堵截分队提供支援。为了坚定将军们的信心，穆基的机动部队里还增加了一辆坦克。
各分队照例在前一天夜里进入了伏击位置，第三次打开了“板条箱”。第二天（６月２１日）上午１１时左右，东侧的“胡桃”部队观察哨报告发现目标车队：两辆武装轿车、两辆轻便卡车，由一辆装甲车开路。所有的人都紧张起来。叙利亚车队继续向前开，离埋伏着的部队越来越近……突然，车队在伏击圈前面不远处停下来不动了。约尼的分队立即高度警觉了起来，在他后面，穆基也命令装甲车发动引擎。
１１时２５分，巴拉克把那两辆伪装的民用轿车派了出去。它们开到离叙利亚车队只有几十码的地方停了下来，好像是抛了锚的样子。为了更自然一些，车上的司机还下来掀开了轿车的前盖，做出修理状。
这时，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辆德国大众货车从叙利亚车队的后面赶了上来，超过了车队。然后，这辆货车在伏击圈前突然调了个头，加速从来路跑了回去。约尼的观察哨立即向他报告了这一情况，同时“胡桃”部队的观察哨也把大众货车的奇怪举动报告了巴拉克。任务再次失败的不详预感笼罩了所有的参战人员。这时，叙利亚车队也已开始打轮调头。
侦察营灵活机变的作风在这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巴拉克抢在两位将军做出反应前，向约尼下达了出击命令，约尼立即命令突袭分队出动。两辆伪装轿车的司机飞快地跳进汽车发动起来。与此同时，所有埋伏的部队全部从路边和山坡上的隐蔽位置跳了出来，用最快的速度向叙利亚车队冲去。在他们后面，穆基指挥的装甲车和坦克闪电般地飞奔过去，掠过了目瞪口呆的联合国观察哨和黎巴嫩警察哨所。
叙利亚车队还没开动起来，他们在等着最前面的装甲车调头，而装甲车在这么狭窄的公路上调头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不等车队调转完毕，以色列人已经冲到了他们面前。侦察营的一名军官举着扬声器跳到一块大石头上面，用阿拉伯语向懵头转向的黎巴嫩护卫部队大喊：“不许动！快投降！”这时，约尼分队的几名战士已经把几名叙利亚军官从两辆轿车里抓了出来。另一些战士举起枪，瞄准了每一辆车。一辆车里的黎巴嫩士兵开枪抵抗，立即被击毙。但那名喊话军官的膝盖还是被打伤了，他成了此次行动中惟一的伤员。
穆基的车队赶到时，约尼分队的战士正在给最后一名叙利亚军官戴上眼罩，并把他塞进侦察营开来的轿车里。其他人则将五名投降的黎巴嫩士兵押上了穆基的装甲车。这时，穆基突然发现一名趁乱逃脱的叙利亚军官，和一名黎巴嫩士兵正向“板条箱”没有盖上盖的那一面跑去，他命令部队去追，但两人成功地滑下了一个陡坡，甩开了追兵。这时，巴拉克命令部队撤离。
俘虏的五名叙利亚军官中，有叙利亚空军情报部的一名将军和两名上校。当夜，以色列再次向叙利亚提出了人质交换。几个小时后，叙利亚同意了交易。三名以色列飞行员最终获释。
反恐行动、战例（8）
以色列空军为获释的飞行员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负伤的皮尼坐在轮椅上被推上了主席台，向听众讲述他当战俘的经历。最后，他说：
“那时我们常常在想——总参侦察营一定会把我们救出去的。”
３．“少年之春”行动
１９７３年３月的一个晚上，正是地中海短暂但风和日丽的早春。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以北的岸边，人们在三三两两地散步、闲聊。海上，一艘“风暴”级导弹艇的黑影正悄无声息地漂过。一群全副武装、身着黑衫和绿军裤的人从船上放下几艘橡皮艇，安静而迅速地登了上去。橡皮艇随即发出轻轻的哼声，向遍布礁石的海岸疾驶而去。
岸边，三辆轿车不合时宜地停在晚上出来“工作”的女孩子堆里。橡皮艇刚一靠岸，艇上的人就飞快地钻进车里。车子立刻发动，开进了离岸边不远的拉马特阿维夫居民区，这是个上层社区，住着不少有头有脸有钱的人。车在几幢还没竣工的楼房前停下。穿黑衣的人们相互低声招呼着，迅速分成了两组。一组守在街上，警惕地盯着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另一组飞跑着冲进楼内，棕色的伞兵靴踩得脚手架一阵乱响。
一个粗壮结实的人坐在车旁，盯着秒表。
以色列人天生是很有警惕性的，一群彪形大汉在一个挺富裕的社区里跑来跑去，自然特别地叫人放心不下。离他们不远的一幢楼里，有位老先生躲在家中紧张地拨通了１００报警电话。几分钟后，一小队警车急急忙忙地赶到现场。
查问情况后，警察们着实地吃了一惊！在这儿，以色列最大城市的一流社区里，这些穿黑衣服的，鬼知道是哪个部分的人，居然连声招呼也不打，正在一本正经地忙活着一场军事演习！这有点叫人想不通。警察们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此外，还得把几个家伙带回局里，仔细查问个清楚。但领头的人拒绝与警方合作，还倒过来给警察们一个忠告：“我要是你，就不要什么解释。”
给警察总部打了几个电话后（也有人说，这些警察遇见并认出了正在附近“散步”的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将军），这些认真的警察发现他们一头撞上了一件根本不需要被看见的事情。于是，他们只好和平地，满肚子狐疑地收队。一个穿着黑衣的小伙子向他们眨眨眼：“也许以后你们会在报纸上看到……也许。”
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这个社区里再打１００报警电话的公民都被告知，他们应该关上窗户去睡觉。还不仅仅如此，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特拉维夫艾伦比大街上那家最时髦的男装店老板发现，近来嬉皮士的服饰走俏，—连两天，已经有十好几个小伙子光临他的店，清一色地要买蓝色牛仔裤和特大特肥的皮夹克，尽管他们看上去没有那么胖。开头，老板还很负责任地一再向他们解释，那个尺码实在是大得离谱了。但当一个个的小伙子又走进来要这套打扮时，聪明的老板觉出来事情有点蹊跷，这些人是想干点什么事，反正不像是要再成立个甲壳虫乐队。但还没容他打听出个端倪来，就有一个地区安全部门的官员来通知这位聪明人，只管闷头发财，不要操心太多的事情。
１９７３年４月１日，愚人节。一位３５岁的比利时人吉尔伯特·雷姆勃德来到了春色迷人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他叫了辆出租车，开到了沙滩饭店，—家挺朴素的旅馆，开了个房间，准备在这个中东的巴黎疗养上几天。几个小时后，一位西德游客迪埃特·奥特努德也住进了这家饭店。这两人看上去谁也不认识谁，甚至从没在饭店走廊里遇上过。但他俩的度假方法好像差不多：雷姆勃德喜欢整天在城里的大街小巷上走走，看看景色，特别喜欢沿着海岸边走。而奥特努德除了也喜欢没完没了地看街景外，还钟意钓鱼，特别是喜欢在达佛海滩岸边那几个他选好的点位上钓。
过了５天，沙滩饭店又来了三位新客人：比利时人查尔斯·布萨德和两位英国人安德鲁·维希洛、乔治·埃德尔。同一天，贝鲁特的大西洋饭店还来了一位有点麻烦的英国人安德鲁·梅希，一个典型的英伦岛上的人，每天都要絮絮叨叨地向服务生问上好几遍天气，不过他给小费倒是满大方，这一点不像英国人的风格，却不难让人接受。这样一来，他对当地天气的一大堆问题也就不那么惹人烦了。
反恐行动、战例（9）
这６个外国人都租了又结实又耐用的车：３辆别克云雀，１辆朴利茅斯客货两用车，１辆勇士和１辆雷诺。
事情还得从１９７２年德国“慕尼黑事件”说起：
１９７２年，奥运会正在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举行。９月５日，凌晨４时，奥运村外八个穿着运动服的身材魁梧的男子，拎着蓝白色的阿迪达斯运动包，翻进了运动员居住区６英尺高的铁丝栅栏。虽然有人看到了他们，但包括保安在内都以为他们是哪个国家的运动员，晚上溜出去找德国姑娘刚回来。
这几个人悄悄走进以色列代表团住地，从运动包里取出几支苏制ＡＫ－４７自动步枪，装弹上膛，然后将万能钥匙插进了１号房间的门锁。房间内，摔跤裁判古特弗罗因德闻声醒来，起初他以为是室友，摔跤教练摩西·魏因伯格从外面回来了，他有晚归的习惯。但门后面低声传来的阿拉伯语，立即让古特弗罗因德醒过神来。他飞身扑到门上，死死地顶住正在被推开的门，一面大声向室友们叫喊：“有危险！”其他人立刻砸碎了窗户，但这时八个恐怖分子已经挤开门冲了进来，只有举重教练维亚从窗中逃了出去，古特弗罗因德和其他４名没来得及逃脱的运动员被枪口紧紧逼住。
尽管恐怖分子又是拳打脚踢，又是许诺自由，但运动员们拒绝说出其他代表团成员住在哪个房间里。恐怖分子决定搜查３号，这时摔跤教练摩西·魏因伯格刚好从外面回来，恐怖分子想把他制服，但这个大块头的摔跤教练一拳就把他们放倒一个，一名恐怖分子开枪把他打伤，暂时将他制服。经过这么一场争斗，恐怖分子漏掉了２号、４号和５号房间，只抓住了３号房间里的六名运动员。当他们把人质从３号房间押回１号房间时，轻量级摔跤运动员祖巴里突然向前飞跑，恐怖分子向他连开数枪，但这个小个子在高低不平的庭院里左躲右闪，安然逃脱。带着枪伤的魏因伯格乘机猛击一个恐怖分子的头部，打碎了他的上颌骨，这个家伙昏了过去，旁边的恐怖分子立即将一串子弹打进了魏因伯格的胸膛。
被押到１号房间的举重运动员鲁马努想在恐怖分子把他们绑起来之前，和队友砸碎厨房的窗户逃出去，但没能做到。他从厨房抄起来一把菜刀砍在一个恐怖分子的脸上，但另一个恐怖分子从他身后打来一梭子弹，将他齐腰打成了两段。恐怖分子们刚刚喘了口气，突然黑暗中一个血淋淋的躯体向他们扑来，他们着实吓了一跳，竟忘了马上开枪。身负重伤的魏因伯格拼出最后一丝力气，又打倒了一名恐怖分子，用菜刀砍伤了另一个人的胳膊，然后才因头部中弹而身亡。
这伙恐怖分子的头目，穆罕默德·马萨哈德喘了口气，望着被７．６２毫米枪弹打得遍体鳞伤的房间和死尸，望着手无寸铁的九名运动员，得意地向他的伙计们笑了笑：“黑九月又打了个胜仗。”
“黑九月”是由少数热衷于恐怖活动的人组成的一支“特种力量”，它组建于１９７０年。那年的９月６日至９日，一个名为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的巴解派别连续劫持了四架飞机，有３架飞到了约旦，上面有３００名人质，劫持者要求用以交换在瑞典、英国和西德关押着的巴勒斯坦人，这些行动虽然取得了成功，但也叫约旦得罪尽了人。因此，约旦国王侯赛因下令动用军队，将设在约旦的巴解总部和巴解武装驱逐出境，造成数千名巴勒斯坦人丧生。这一事件发生在９月。一些极端的巴勒斯坦人立即成立了一个名为“黑九月”的组织，意欲对约旦进行报复。１１月，“黑九月”的枪手将约旦首相刺死于开罗希尔顿饭店的台阶上，两个星期后，又在伦敦枪击了约旦驻英大使。
“黑九月”很快将枪口转向了以色列。１９７２年５月，四名“黑九月”的敢死队员把一架比利时民航客机劫持到特拉维夫，准备交换３１７名关在以色列狱中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但以色列的特种部队总参侦察营突袭了飞机，击毙２人，生擒２人，反使在押的巴勒斯坦人增加到了３１９人。随后，“黑九月”把战场转移到了慕尼黑，从而发生了上面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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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行动、战例（10）
两名逃出去的以色列运动员从意大利和南朝鲜代表团的住处报警。而马萨哈德正等着警察来听他开价：“以色列军政府”必须立即释放２３４名在押的巴勒斯坦人，名单已经用英文打好。德国人也得放德国“红色旅”的头目巴德尔和梅因霍夫走人。上述要求必须在上午９点前得到满足，否则他们就要撕票。此外，在两国放人后，还要派三架飞机将恐怖分子和人质送往一个“安全的地方”。他们将在那里释放人质。
几千公里外，以色列被这记闷棍敲得头昏眼花。总理梅厄夫人急忙召集阁员商讨对策。这位“以色列的老祖母”原先喜欢把部长们叫到她家里开会，她给大家炖点鸡汤，边喝边商讨国事，她的内阁因而又叫“厨房内阁”。但这回她显然没有这个心情了——恐怖分子给他们端上来了一大碗胆汁。
经过一番紧张的讨论，以色列内阁决心坚持那个著名的、铁一般的原则：绝不与恐怖分子谈判，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让步，否则只会让恐怖分子干得更起劲，然后开出更加异想天开的价来。在西德总理勃兰特打来电话时，梅厄向他表明了以方的立场。但实际上，老祖母还是惴惴不安，她立即派摩萨德（以色列对外情报机构——情报与特殊使命局）局长扎米尔将军带上局里的专家赶到慕尼黑了解情况。国防部长摩西·达扬还向德国人提出，以色列国防军可以派特种部队去西德，用以色列人的方式把问题解决掉，但波恩出于政治原因拒绝了这个建议。
德国人在谈判——他们倒不在乎放掉巴德尔和梅因霍夫，而且一上来就讲明了这一点。尽管以色列的强硬态度叫人为难，德国人还是想尽了各种办法拖延局面，一些高级官员，包括一名联邦部长、奥运村村长和慕尼黑市警察局长还提出愿意用自己交换人质，但马萨哈德对他们不感兴趣。谈判时限被一推再推，到了晚上９点，“黑九月”成员终于降低了要求，只要一架客机载他们和人质去开罗，在那里，如果以色列仍不屈服，他们将处死运动员。
与此同时，西德政府和以色列政府已达成共识，绝不允许恐怖分子离开西德。德国人有自己的方案：当恐怖分子走向波音客机时，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暴露在狙击手的瞄准镜内，在有利地形埋伏下高手，扣动扳机，如此而已。然而，事情远非这么简单。一个美国人在他的书中是这样评论的：“德国警方接下来的表现真的可以写一本作战教材，题目叫做《如何搞砸一次人质拯救行动》——西德警方狙击手使用的是单发的狙击步枪，没有军队的支援，而恐怖分子则装备着自动武器（就是说，每人每分钟可以打出１００发子弹）和手榴弹。狙击手们缺乏夜战训练，更有甚者，当时给狙击手作的战前简报中，竟说恐怖分子只有两名。扎米尔将军向德方提出了他们那个警察部队存在的问题，但德国人没有接受。那个夜晚，注定将令摩萨德的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