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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闺,独睡的床称空床、空帷。在这些地方,不可以词害意。张诗说“已十年”,张愔死于元和元年(806),据以推算,其诗当作于元和十年。白诗说“十一年”,当是“一十年”的误倒。元和十年秋季以前,两位诗人同在长安,诗当作于此时。其年秋,白居易就被贬出京,十一年,他在江州,无缘与张仲素唱和了。
在这首诗里,没有涉及张愔。但他并非消失,而是存在于盼盼的形象中。诗人展现的盼盼的精神活动,乃是以张愔在她心里所占有的巨大位置为依据的。
适看鸿雁洛阳回,又睹玄禽逼社来。
瑶瑟玉箫无意绪,任从蛛网任从灰。
──张仲素
今春有客洛阳回,曾到尚书墓上来。
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
──白居易
原唱第三首,写盼盼感节候之变迁,叹青春之消逝。第一首写秋之夜,这一首则写春之日。
起句是去年的事。鸿雁每年秋天由北飞南。徐州在洛阳之东,经过徐州的南飞鸿雁,不能来自洛阳。但因张愔墓在洛阳,而盼盼则住在徐州,所以诗人缘情构想,认为在盼盼的心目中,这些相传能够给人传书的候鸟,一定是从洛阳来的,可是人已长眠,不能写信,也就更加感物思人了。
次句是当前的事。玄禽即燕子。社日是春分前后的戊日,古代祭祀土神、祈祷丰收的日子。燕子每年春天,由南而北。逼近社日,它们就来了。燕子雌雄成对地生活,双宿双飞,一向用来比喻恩爱夫妻。盼盼现在是合欢床上的独眠人,看到双宿双飞的燕子,怎么能不发生人不如鸟的感叹呢?
人在感情的折磨中过日子,有时觉得时间过得很慢,所以前诗说“相思一夜(被禁止)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长”;而有时又变得麻木,觉得时间流逝很快,所以本诗说:“适看鸿雁洛阳回,又睹玄禽逼社来。”这两句只作客观描写,但却从另外两个角度再次发掘和显示了盼盼的深情。
后两句从无心玩弄乐器见意,写盼盼哀叹自己青春随爱情生活的消逝而消逝。周邦彦《解连环》云:“燕子楼空,暗尘锁一床弦索”,即从这两句化出,又可以反过来解释这两句。瑟以瑶饰,箫以玉制,可见贵重,而让它们蒙上蛛网灰尘,这不正因为忆鸿雁之无法传书,看燕子之双飞双宿而使自己发生“绮罗弦管”,从此永休“(蒋防《霍小玉传》)之叹吗?前两句景,后两句情,似断实连,章法极妙。
和诗的最后一首,着重在“感彭城旧游”,但又不直接描写对旧游之回忆,而是通过张仲素告诉他的情况,以抒所感。
当年春天,张仲素从洛阳回来与白居易相见,提到他曾到张愔墓上去过。张仲素当然也还说了许多别的,但使白居易感到惊心动魄的,乃是坟边种的白杨树都已经长得又粗又高,可以作柱子了,那么,怎么能使得盼盼的花容月貌最后不会变成灰土呢?彭城旧游,何可再得?虽只是感今,而怀旧之意自在其内。
这两组诗,遵循了最严格的唱和方式。诗的题材主题相同,诗体相同,和诗用韵与唱诗又为同一韵部,连押韵各字的先后次序也相同,既是和韵又是次韵。唱和之作,最主要的是在内容上要彼此相应。张仲素的原唱,是代盼盼抒发她“念旧爱而不嫁”的生活和感情的,白居易的继和则是抒发了他对于盼盼这种生活和感情的同情和爱重以及对于今昔盛衰的感叹。一唱一和,处理得非常恰当。当然,内容彼此相应,并不是说要亦步亦趋,使和诗成为唱诗的复制品和摹拟物,而要能同中见异,若即若离。从这一角度讲,白居易的和诗艺术上的难度就更高一些。总的说来,这两组诗如两军对垒,工力悉敌,表现了两位诗人精湛的艺术技巧,是唱和诗中的佳作。
(沈祖棻程千帆)
蓝桥驿见元九诗
蓝桥驿见元九诗
白居易
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
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
元和十年(815),元稹自唐州奉召还京,春风得意,道经蓝桥驿,在驿亭壁上留下一首《留呈梦得、子厚、致用》的七律。八个月后,白居易自长安贬江州,满怀侘傺,经过这里,读到了元稹这首律诗。前后八个月,风云变幻如此诡谲,白居易感慨万千地写下这首绝句──《蓝桥驿见元九诗》。
元稹题在驿亭的那首诗说:“千层玉帐铺松盖,五出银区印虎蹄。”“玉帐”、“银区”说明他经过这里时正逢春雪,所以白诗一开头就说:“蓝桥春雪君归日”。元稹西归长安,事在初春,小桃初放;白居易东去江州,时为八月,满目秋风,因此,第二句接上“秦岭秋风我去时”。“秦岭”泛指商州道上的山岭,是他此行所经之地①。白居易谪江州,自长安经商州这一段,与元稹西归的道路是一致的。在蓝桥驿既然看到元诗,后此沿途驿亭很多,还可能留有元稹的题咏,所以三、四句接着说:“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
这首绝句,乍读只是平淡的征途纪事,顶多不过表现白于元交谊甚笃,爱其人而及其诗而已。其实,这貌似平淡的二十八字,却暗含着诗人心底下的万顷波涛。
元稹于元和五年自监察御史贬为江陵士曹参军,经历了五年屈辱生涯。到元和十年春奉召还京,他是满心喜悦、满怀希望的。题在蓝桥驿的那首七律的结句说:“心知魏阙无多地,十二琼楼百里西。”那种得意的心情,简直呼之欲出。可是,好景不常,他正月刚回长安,三月就再一次远谪通州。所以,白诗第一句“蓝桥春雪君归日”,显然在欢笑中含着眼泪。更难堪的是:正当他为元稹再一次远谪而难过的时候,现在,自己又被贬江州。那么,被秦岭秋风吹得飘零摇落的,又岂只是白氏一人而已,实际上,这秋风吹撼的,正是两位诗人共同的命运。春雪、秋风,西归、东去,道路往来,风尘仆仆,这道路,乃是一条悲剧的人生道路!“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诗人处处留心,循墙绕柱寻觅的,岂只是元稹的诗句,简直是元稹的心,是两人共同的悲剧道路的轨迹!友情可贵,题咏可歌,共同的遭际,更是可泣。而这许多可歌可泣之事,诗中一句不说,只写了春去秋来,雪飞风紧,让读者自己去寻觅包含在春雪秋风中的人事升沉变化,去体会诗人那种沉痛凄怆的感情。这正是所谓“言浅而深,意微而显”,极尽风人之能事。
一首诗总共才二十八个字,却容纳如许丰富的感情,这是不容易的。关键在于遣词用字。如,写元稹当日奉召还京,着一“春”字、“归”字,喜悦自明;写自己今日远谪江州,着一“秋”字、“去”字,悲戚立见。“春”字含着希望,“归”字藏着温暖,“秋”字透出悲凉,“去”字暗含斥逐。这几个字,既显得对仗工稳,见纪时叙事之妙用;又显得感情色彩鲜明,尽抒情写意之能事。尤其可贵者,结处别开生面,以人物行动收篇,用细节刻划形象,取得了七言绝句往往难以达到的艺术效果。这种细节传神,主要表现在“循、绕、觅”三个字上。墙言“循”,则见寸寸搜寻;柱言“绕”,则见面面俱到;诗言“觅”,则见片言只字,无所遁形。三个动词连在一句,准确地描绘出诗人在本来不大的驿亭里转来转去,摩挲拂试,仔细辨认的动人情景。且七言中三用动词,构成三个意群,吟诵起来,就显得节奏短而迫促,如繁弦急管并发,更衬出诗人匆遽的行动和急切的心情。通过这种传神的细节描绘和音乐旋律的烘托,诗人的形象和内心活动,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使人深深为他怀友思故的真情挚意所感动,激起我们对他遭逢贬谪、天涯沦落的无限同情。一个结句获得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更是这首小诗的特色。
(赖汉屏)
舟中读元九诗
舟中读元九诗
白居易
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
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遇刺身死,白居易上书要求严缉凶手,因此得罪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他被撵出长安,九月抵襄阳,然后浮汉水,入长江,东去九江。在这寂寞的谪戌旅途中,他想念那早五个月远谪通州(州治在今四川达县)的好朋友元稹。在漫长水途中,一个深秋的夜晚,诗人伴着荧荧灯火,细读微之的诗卷,写下了这首《舟中读元九诗》。
这首小诗,字面上“读君诗”,主题是“忆斯人”,又由“斯人”的遭际飘零,转见自己“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诗境一转一深,一深一痛。“眼痛灭灯犹暗坐”,已经读了大半夜了,天也快要亮了,为什么诗人还要“暗坐”,不肯就寝呢?读者自然而然要想到:由于想念微之,更想起坏人当道,朝政日非,因而,满腔汹涌澎湃的感情,使得他无法安枕。此刻,他兀坐在一个小船内。船下江中,不断翻卷起狂风巨浪;心头眼底,象突然展现一幅大千世界色彩黯淡的画图。这风浪,变成了“逆风吹浪打船声”;这是一幅富有象征意义的画图,悲中见愤,溶公义私情于一炉,感情复杂,容量极大。
凄苦,是这首小诗的基调。这种凄苦之情,通过“灯残”、“诗尽”、“眼痛”、“暗坐”这些词语所展示的环境、氛围、色彩,已经渲染得十分浓烈了,对读者形成一种沉重的压力。到“眼痛灭灯犹暗坐”,压力简直大到了超过人所能忍受的程度。突然又传来一阵阵“逆风吹浪打船声”,象塞马悲鸣,胡笳呜咽,一起卷入读者的耳里、心中。这声音里,充满了悲愤不平的感情。读诗至此,自然要坐立不安,象韩愈听颖师鼓琴时那样:“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了。诗的前三句蓄势,于叙事中抒情;后一句才哗然打开感情的闸门,让激浪涡流咆哮奔鸣而下,让乐曲终止在最强音上,收到了“四弦一声如裂帛”的最强烈的音乐效果。
如果你反复吟哦,还会发现这首小诗在音律上的另一个特点。向来,诗家最忌“犯复”,即一诗中不宜用重复的字,小诗尤其如此。这首绝句,却一反故常,四句中三用“灯”字。但是,我们读起来,丝毫不感重复,只觉得较之常作更为自然流泻。原来,诗人以这个灯字作为一根穿起一串明珠的彩线,在节律上形成一句紧连一句的效果。音节蝉连,委蛇曲折,如金蛇盘旋而下,加强了表达的力量。
(赖汉屏)
放言五首(其一)
放言五首(其一)
白居易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
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
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
白居易七律《放言五首》,是一组政治抒情诗。诗前有序:“元九④在江陵时有《放言》七句诗五首,韵高而体律,意古而词新。……予出佐浔阳,未届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独吟,因缀五篇,以续其意耳。”据序文可知,这是宪宗元和十年(815)诗人被贬赴江州途中所作。当年六月,诗人因上疏急请追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遭当权者忌恨,被贬为江州司马。诗题“放言”,就是无所顾忌,畅所欲言。组诗就社会人生的真伪、祸福、贵贱、贫富、生死诸问题纵抒己见,宣泄了对当时朝政的不满和对自身遭遇的忿忿不平。此诗为第一首,放言政治上的辨伪──略同于近世所谓识别两面派的问题。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底事,何事,指的是朝真暮伪的事。首联单刀直入地发问:早晨还装得俨乎其然,到晚上却揭穿了是假的,古往今来,什么样的怪事没出现过?可有谁预先识破呢?开头两句以反问的句式概括指出:作伪者古今皆有,人莫能辨。
“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颔联两句都是用典。臧生,即春秋时的臧武仲,当时人称他为圣人,孔子却一针见血地斥之为凭实力要挟君主的奸诈之徒。宁子,即宁武子,孔子十分称道他在乱世中大智若愚的韬晦本领。臧生奸而诈圣,宁子智而佯愚,性质不同,作为则一。然而可悲的是,世人只爱臧武仲式的假圣人,哪晓得世间还有宁武子那样的高贤?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颈联两句都是比喻。草丛间的萤虫,虽有光亮,可它终究不是火;荷叶上的露水,虽呈球状,难道那就是珍珠吗?然而它们偏能以闪光、晶莹的外观炫人,人们又往往为假象所蒙蔽。
“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尾联紧承颈联萤火露珠之喻,明示辨伪之法。燔柴,语出《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这里用作名词,意为大火。照乘,明珠。两句是说:倘不取燔柴大火照乘明珠来作比较,又何从判定草萤非火,荷露非珠呢?谚云:“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诗人提出对比是辨伪的重要方法。当然,如果昏暗到连燔柴之火、照乘之珠都茫然不识,比照也就失掉了依据。所以,最后诗人乃有“不取”、“可怜”的感叹。
这首诗,通篇议论说理,却不使人感到乏味。诗人借助形象,运用比喻,阐明哲理,把抽象的议论,表现为具体的艺术形象了。而且八句四联之中,五次出现反问句,似疑实断,以问为答,不仅具有咄咄逼人的气势,而且充满咄咄怪事的感叹。从头至尾,“何人”、“底事”、“但爱”、“可知”、“终非”、“岂是”、“不取”、“何殊”,连珠式的运用疑问、反诘、限制、否定等字眼,起伏跌宕,能篇跳荡着不可遏制的激情,给人以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的感觉。联系诗人直言取祸的冤案,读者自会领悟到辨伪之说并非泛泛而发的宏论,而是对当时黑暗政治的针砭,是为抒发内心忧愤而做的《离骚》式的呐喊。
(赵庆培)
放言五首(其三)
放言五首(其三)
白居易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元和五年(810),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因得罪了权贵,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元稹在江陵期间,写了五首《放言》诗表示自己的心情:“死是老闲生也得,拟将何事奈吾何”(其一),“两回左降须知命,数度登朝何处荣”(其五)。过了五年,白居易也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时元稹已转官通州司马,闻讯后写下了充满深情的诗篇:《闻乐天授江州司马》。白居易在贬官途中,风吹浪激,感慨万千,也写下五首《放言》诗奉和。
这是一首富有理趣的好诗。它以极通俗的语言说出了一个道理:对人、对事要得到全面的认识,都要经过时间的考验,从整个历史去衡量、去判断,而不能只根据一时一事的现象下结论,否则就会把周公当成篡权者,把王莽当成谦恭的君子了。诗人表示象自己以及友人元稹这样受诬陷的人,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因而应当多加保重,等待“试玉”、“辨材”期满,自会澄清事实,辨明事伪。这是用诗的形式对自身遭遇进行的总结。
在表现手法上,虽以议论为诗,但行文却极为曲折,富有情味。
“赠君一法决狐疑”,诗一开头就说要告诉人一个决狐疑的方法,而且很郑重,用了一个“赠”字,强调这个方法的宝贵,说明是经验之谈。这就紧紧抓住了读者。因在生活中不能做出判断的事是很多的,大家当然希望知道是怎样的一种方法。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不用钻龟与祝蓍”。先说不是什么、不是什么;是什么,却不径直说出。这就使诗歌有曲折、有波澜,对读者也更有吸引力。
诗的第三、四句才把这个方法委婉地介绍出来:“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很简单,要知道事物的真伪优劣只有让时间去考验。经过一定时间的观察比较,事物的本来面目终会呈现出来的。
这是从正面说明这个方法的正确性,然后掉转笔锋,再从反面说明:“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如果不用这种方法去识别事物,就往往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对周公和王莽的评价,就是例子。周公在铺佐成王的时期,某些人曾经怀疑他有篡权的野心,但历史证明他对成王一片赤诚,他忠心耿耿是真,说他篡权则是假。王莽在未代汉时,假装谦恭,曾经迷惑了一些人。《汉书》本传说他“爵位愈尊,节操愈谦”;但历史证明他的“谦恭”是伪,代汉自立才是他的真面目。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是一篇的关键句。“决狐疑”的目的是分辨真伪。真伪分清了,狐疑自然就没有了。如果过早地下结论,不用时间来考验,就容易为一时表面现象所蒙蔽,不辨真伪,冤屈好人。
诗的意思极为明确,出语却纡徐委婉。从正面、反面叙说“决狐疑”之“法”,都没有径直点破。前者举出“试玉”、“辨材”两个例子,后者举出周公、王莽两个例子,让读者思而得之。这些例子,既是论点,又是论据,寓哲理于形象之中,以具体事物表现普遍规律,小中见大,耐人寻思。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