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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很忙，很多时候走不开。但是还是有时会和倪匡从香港去台湾找他喝酒，联系虽然比以前少，但是并没有影响彼此的感情。古龙有两方印，就是我给他刻的。
（有人曾经问过你，倪匡和金庸的书你更喜欢哪个，你的回答是更喜欢金庸的。我想问的是，在交往上，这两位老朋友你更喜欢跟谁交往？）他们两个都好，两位我都喜欢。倪匡兄比较随和一些，我们年纪也比较接近，还在一块做过节目，见面比较多一些。查先生比较忙，我和他的见面要看他的情况。但是我在查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像在历史方面，碰到不懂的问题，问查先生，总是能得到答案。和倪匡兄在一起就很放松啦，八卦的事情也会聊一些，花天酒地也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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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书法是四十岁之后的事情。我父亲有位朋友刘作筹先生，是个收藏家。我很小的时候，他就给我看一些他收藏的书画，看到后来，我跟他说，我想学篆刻。他说好，你要学篆刻，我给你推荐一位老师。
结果老师说：学篆刻一定要从学书法开始。我说我不喜欢书法。老师说那不行，书法是篆刻的基本功，没有这个基本功就没有办法篆刻。
写字是先从王羲之开始，然后是黄山谷，沿着这个谱系一直临下来，临完了之后，觉得哪个书家的笔画最合适自己，就拿来用。不过就是到现在，也不能说我的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要说吸收古人的笔意，我觉得我从黄山谷那里吸取的营养最多。
经常有一些餐馆邀请我去吃饭，对他们的菜进行点评，一般吃完之后，人家都会拿出纸笔让我写字。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只要他们喜欢书法，又看得起我，那写幅字跟签个名没有什么区别。等我的书法有了基础，老师才教我刻印。老师把汉代古人的印拿来让我模仿、琢磨，直到我刻了几百方印，老师才觉得我可以了。这个过程让我觉得，中国的艺术没有捷径，基本功一定要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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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把金庸、倪匡、黄霑和我称为四大才子，我其实很反感这个说法，我觉得，我们就是四个很好的朋友。
黄霑现在过世了，虽然他在电视上那么随意，但其实他是个很拘谨的人，比如他做节目之前，会手里拿着小卡片背台词。我从来不肯做这样的工作，可是黄霑觉得要做就要做到完美。
倪匡、黄霑和我过去曾经在一起做过一个电视节目，叫《今夜不设防》。
那时候，我们三个人常常在一起，倪匡喜欢泡夜总会，我和黄霑每次都去给他捧场，但不能总是让倪匡买单，所以去了几次我们就要回请倪匡。
那时候去一次夜总会，一晚上要花三万块钱（港币）。在十几年前，那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而且我并不喜欢那家夜总会，觉得那里的女孩子不漂亮，酒也不是很好的酒，而我们三个人在那里聊的内容都很有趣，结果那些女孩子都被我们逗得哈哈大笑。
蔡澜：邵逸夫先生教我做就做到最好（3）
我就觉得很不划算：还不如我们自己做一档电视节目，那样的话，酒商会拿最好的酒给我们喝，美女明星们都喜欢我们风趣的谈话，而我们还可以有钱拿！何乐而不为呢？
我把这个想法和他们两个人讲了，他们两个都觉得不错，黄霑就去和电视台接洽，结果和电视台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那样的节目。也很奇怪，从那以后，香港所有的清谈节目都是三个人，其实三个人或者四个人都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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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香港拍电影的时候，邹文怀先生刚好离开了邵氏，去创办嘉禾了，他一离开我就接上去了，头衔是制片经理。（制片经理权力是不是很大？）算是不错吧。（有些腼腆地笑笑）
倪匡口才好，其实我还是在文字上感觉好一些，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这样的性格都不应该去做什么电视节目，后来做惯了也就一个一个接着做下来了。
不过，我倒不觉得和人打交道很麻烦。做制片也有让我很喜欢的一面，就是要求在很短的时间里处理几百个问题，我很喜欢这种状态，这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比如，有一次王宇在韩国拍戏，那边的制片没有经验，出现了很多困难，什么都不顺利，邹文怀先生就把我从日本调过去。当时命令特别急，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你马上走，什么话都不要说，马上到机场买一张机票走。我连回家换身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我到了韩国，处理完问题回到家，家里养的一笼小鸟都死掉了。从那时起我就不养宠物了，我觉得没有时间去照顾它们还要去养，就很不负责任。
那场戏的最后一场是下雪的戏，但是那几天又没有下雪。中国人的观念，过年是一定要回家的，剧组里很多人都嚷着要回家过新年，王宇很着急。但是没有雪又拍不下去。我说：“好，不管花多少钱，买几卡车的白面来。”面买来之后，把面撒在山上，虽然不是很像，但是拍出来后可以和以前的戏接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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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倪匡演嫖客的事他肯定跟你讲过吧？（我想听你再说说。）
当时那个戏里有一个妓女是利智扮演的，倪匡又很喜欢利智，我说你喜欢就来客串嘛。倪匡的知名度很大，他来客串，大家都喜欢。
后来我发现电影其实不是很符合我的个性，但是当时电影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玩具，怎么玩都可以。比如说我很喜欢香港过去的一个叫池塘咀的很高级的地区，但是那个时代我已经错过了，没有办法去，那么我酒在一次拍电影的时候请了一个美术指导，让他把那里当年的一点一滴再现出来。包了一桌菜，菜都是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来做的，酒也是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我在片场享受到了当年的气氛。这都是电影带给我的。
电影虽然很好玩，但终究是团体的事情，完全不是个人的。那时候，我的性格是这样的，就是无论谁投资给我拍电影，我一定要把钱给人家赚回来。如果说我对艺术要讲良心的话，我对投资者有更大的良心。这样我就不能不顾投资人的死活拍一部自己想拍的电影，即使那样的话，拍出来也不能说那就是蔡澜的电影，因为拍电影要有很多人。拍电影不像写稿子，只要一张稿纸一只笔，没有几千万的投资，你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写下来就永远是自己的。所以，我就转向写作了。转向写作之后，我又发现我很会做生意，就一边写稿，一边做起生意来了。
侧记：
金庸说蔡澜：论风流多艺我不如蔡澜，他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
黄霑说蔡澜：他是我最值得信赖的朋友。
倪匡说蔡澜：蔡澜这个人写什么像什么。有一次，他冒了我的名字，把自己的剧本交给某制片人，结果对方即刻交了剧本费给我。
蔡澜很忙，忙他的生意。在香港，蔡澜的生意有很多：旅行社、茶餐厅等等。按照约定的时间，《中国周刊》记者在蔡澜的旅行社和他见面，门口是蔡澜自己的题字，苍劲有力，有黄山谷神髓。
见到蔡澜，他彬彬有礼，让座，倒茶，很儒雅。很难与他狂放的文字联系在一起。开始聊天，他竟然还有几分腼腆，有时候记者说了一大堆，他连说几个是是是就过去了。
“是不是因为在你的办公室，对着你的员工，你才这样？”
蔡澜说：“不是，我一向如此。”记者不信：“能与倪匡相交莫逆，怎么能是这样一个拘谨的人？”
正好他和倪匡有个约会，和倪匡熟络的记者要求同去：“我要去看看你在倪匡面前是不是真是如此。”
蔡澜狡黠地笑笑：“好。”
倪匡见了我，哈哈大笑，蔡澜也跟着笑：“他非要看来看看我在你面前是什么样子。”还是那样，彬彬有礼。
孔子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我说：文如其人，缪于蔡澜。
不信，且看蔡澜如何说。
秦晖：与黑暗擦肩而过（1）
秦晖
秦晖，生于1953年12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年作为中国“文化大革命”后首批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秦晖研究领域涉及明清农民战争、明清经济、古代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商品经济史、农业农民史、地域史、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等等，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口述：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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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有些事情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有些说起来很偶然。比方说，我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当时在全国来说这种病都很难治好。我的右眼在出生之后就是失明的，左眼也非常危险，在广西看不好，后来又到湖南去，当时中国有一所很有名的眼科医学中心就是湖南湘雅医院。我出生十几天就到那里去了，那里的医生说，这么小的孩子动手术很危险，建议维持一段时间，长大了再动手术。回到广西之后发现不行，我眼睛的情况一直在恶化，后来又去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医院、中苏友好医院等等。后来去了上海的汾阳路医院，当时中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之一，我在那里做完了眼科手术。直到现在我每次做眼科检查，医生都说当时的手术在现在也是不容易做的。但是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做坏了的话，现在的我就会永远在黑暗中了。可以说，我一出生就和黑暗擦肩而过。虽然动了手术，但我还是留有先天性青光眼造成的先天性视神经萎缩后遗症，一直到现在我的视力还是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的视力。我在农村插队插那么久也跟我的视力有关，招工的机会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是没有，因为体检总是不合格。后来我考研究生，我的导师因为这个问题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当时有人看了我的体检材料就担心这种情况不知道以后怎么样，不知道我的视力能够维持多久。赵先生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都不招了。”后来我的很多师兄都说：“幸亏招了你，否则我们都没戏了。”所以我说，人生有些事情的确是很难说的，我虽然在学校没有受到过多少课堂上的教育，实际上只有在“文革”前上过六年小学。1966年一进中学就搞革命，搞到1969年又开始下乡，在农村呆了九年。后来读研究生的那三年基本上也是以自学为主，当时带研究生的方式类似于老师带徒弟，一个老师带极少的研究生。兰大那么大一个学校，当时的第一届研究生在全校也不过几十个。也没有开什么课，平时都是自己看书，然后跑去找老师聊天。所以说我在课堂上正规地听老师讲课的生活很少。不过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中的藏书也很多，家庭中的读书氛围比较浓，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另外到农村的那几年，我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也学到了不少人生经验，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在农村那几年读的是“早稻田大学”。
我在插队的时候，因为体检老是不合格，当地一些关心我的人总是劝我办病退，但是那时候不但我下乡了，父母也被下放到别的农村去了，我退都没有地方退。如果当时家在城里，也许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如果没有“文革”，我的人生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按照我的情况，如果没有“文革”，大概会小学、中学、大学一直读下来。如果一直读下来，也不可能形成我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这种感悟。我下乡的那个时候，绝大部分知青下乡的时间都很短，下乡时间长的绝大部分也都是在兵团，在由知青组成的小社会里面生活，并不是真正地和农民在一起。一般来说，插队的时间都很短，在兵团里的知青号称是农业工人，算是就业的，八小时工作制，也比较有保障，让我们那些插队的知青很羡慕。但是到了后来真正吃亏的却是那部分人，因为算是已经就业了的，所以招工招干的机会很少，一待就是九年十年。像我这样在农村一下子就待了九年的插队知青也很少。
秦晖：与黑暗擦肩而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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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一下子待九年绝对不是我的愿望，但是也没有办法。我在农村的时候跟当地的农民关系都不错，老乡们都认为我是不错的人，但是他们认为我不太适合在农村干活。道理挺简单，因为我只有一只眼睛有视力，看东西没有立体感。在山里走路总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容易摔跤。他们一有招工的指标就给我，也是因为体检的原因一直没有弄成。有一次我都被招走了，但是又因为体检不合格被退了回去。在走之前，我已经是插队的那个地方知青积代会的代表，因为被招走了，所以我也没有去参加。我回到县城的时候，正好赶上他们开积代会，知青们听说了这个消息，都感到很愤怒，还跑到县委书记那里去请愿，质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干呢。后来还是我息事宁人，说：“既然他们不愿要我，我也懒得去。”不过我也觉得很气愤，我虽然也很想当工人，（但）人都是有自尊的，我也不愿求着他们要我。
我在农村期间，应该说表现一直不错，那个时候很多表现不错的人成了积极分子，后来那些积极分子虽然也一直在农村，但是他们在农村的身份已经变得比较特殊，成了所谓的“知青官”。我虽然一直表现不错，但是一直被认为没有什么政治发展前途，既不喜欢领导别人，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组织能力。所以一直在生产队里，基本什么官也没有当过。在生产队，差不多所有的技术活我都干过。我曾经干过三年的生产队卫生员，也就是今天人们讲的所谓“赤脚医生”。最近几年有一种关于合作医疗的神话，由于有那样的经历，我觉得对于这个事情我是很有发言权的，我知道当时的合作医疗是怎么回事。我还曾经安装过我们那里第一座小水电。当时的情况是，无论是招工还是招生，乃至任何一种有实际利益的情况，实际上既不是按照业绩标准，也不是按照政治标准，而是按照权力标准。拿卫生员的例子来说，在没有任何待遇的情况下是我当的，后来生产队的卫生员有了一些补贴之后，人家很快就不要我了，而是换了一个跟生产队长有亲戚关系的人。其他的情况也是这样。
我也有过几次招干的机会，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对于文艺写作很感兴趣，写了一些当时的演唱材料。当时中国的文艺现在看起来很滑稽，主要是演给上面的人看，各级文工团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每年一两次的地区调演、省调演，以便在调演中被领导赏识，某些节目可以评奖。那时候县文化局都有专业创作组，但是专业的文化在当时被认为有局限性，就找了一些基层的人来做这些事情，我当时就做过几次。后来县文化局打算留下我，但是后来也是因为招干指标的问题没有留下，指标总是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关系。在那段时间里，我有了一个类似于人类学调查的机会。当时我们搞了很多采风，搜集了很多民歌，包括壮剧、壮族的山歌等等，都是反四旧之后看不到的东西。当时县文化局也有一些这方面的专家指导，他们对于地方文艺比较了解。我们采集的东西在当时看起来好像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不过因为怀着“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搞得都很认真。由于我们那些人在下乡之前接受的东西都是一些正统的居多，所以回过头来想，在当地的农民看来，我们这些人大概都有些假正经。农民在一起扯东家长西家短的时候，我们总是不感兴趣；农民唱“酸曲黄歌”，我们总是不搭腔。只有在农民谈什么歌颂共产党的，我们才有一些共鸣，但是这种东西只是在报纸上有而已，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虽然当地的农民普遍都认为我们是不错的人，但是要说很知心，确实谈不上。跟农民比起来，我们缺少一些芸芸众生的味道。真正的张家长李家短他们也不会对我们讲，就是跟我们讲，我们也是兴味索然，我们当时感兴趣的都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这样的集体事物。 。 想看书来
秦晖：与黑暗擦肩而过（3）
我插队所在的那个县城很小，只有两千多人。所以机构也比较简单，文化馆、文工团、文化局、图书馆基本上就是那么几个人。图书馆也就是文化局的人管着，“文革”期间所有的书都是不开放的，也没有人来借书，所以也没有什么制度可言，只要你认识里面的人就可以跑进去乱翻。我当时整天都到图书馆去翻书，其中包括可以公开借的书以及不能公开借的所谓“灰皮书”。但是最后我并没有能在文化馆留下来，还是回到了农村。
我在农村的最后几年，在当地的名气越来越大。虽然我一直没有成为很大的标兵，最多只是县里的积极分子，但是我做积极分子的资格是最老的。其他的积极分子很快都招工走了，去做公社书记，脱离了知青的身份。到了后期，早期树的标兵都走掉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理所当然地成了在农村坚持最久的人。那时候，我所在的县、所在的自治区也开始在县里搞点，做宣传的时候，总是拿我做例子。当时的自治区执行办主任，是个非常不错的人，不是那种为了政治目的拿人作牺牲的人，私下里他总是对我说：“你这样的身体并不适合在农村，你应该找个工作，我们也会跟县里打招呼的。”果然他就跟县知青办打了招呼，县知青办还把我借调过去了三两个月，以农代干。不过后来大概县里有人看中了这个指标，我的事情也没有弄成。要是当时弄成的话，我也许就是县里的一个干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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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恢复高考。我当时在我们县里是文科第一名，但是仍然没有被录取。或许当时我报考的志愿都太高了，虽然在县里是第一名，但是跟其他地区的考生比起来还有一些差距。另外我体检的劣势也非常明显。1977年的高考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当时第一次录取时并没有完全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而是还有点像“文革”中的政审标准，有很多成绩很好的人，就是因为政审原因没能上大学。后来邓小平决心扭转这个局面，他发现这个事情之后，要求进行第二次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