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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下而上的行动在社会各领域都得到了迅速发展。我们在下一章中将会看到，几乎没有一个领域不受这一力量的影响。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中国人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三四代人才走完的路程。
自从2002年11月当选为*中央总书记之后，*就邀请所有政治局成员参加集体学习，请专家们就法律、*、金融危机、社会改革、革命与宗教等题目进行讲解。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高层领导正在努力学习，以免遗漏任何一个确保中国继续发展的可行方案。比如说，法制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就是他们的共识之一。在*十七大上，胡主席就曾提出，“我们必须把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打击腐败的艰苦斗争
在加强依法治国的斗争中，执法往往是更大的挑战，这方面对中国来说，当前最突出的是*问题。我们曾多次与中国领导人就*问题进行过公开讨论。他们承认，*，特别是在基层，是最严峻的问题之一。
众所周知，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这种情况下资金的流动量是非常大的。上海浦东新区建设的初期当然也是如此。第一届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浦东先生”*从一开始就非常关注令人痛心疾首的*现象。他经常说：“高楼大厦起来了，一些同志却倒下了。”
为了防止政府干部以权谋私，浦东新区政府设立了3条 “高压线”。第一条：任何领导干部，个人不准擅自定地价，不准擅自决定对个别项目的政策优惠；第二条：任何领导干部，个人不准决定工程发包。工程发包应通过公开招标竞争，由专家评审、集体决定，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第三条：任何领导干部，不准在征地、动迁中利用职权为亲属好友从中获利。此外还有两道不可触碰的“防火墙”：任何开发公司负责人不准擅自决定公司的资金拆借，不准擅自以公司名义为他人的银行贷款作资金担保。
就像*主任在自己的《浦东奇迹》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
我们曾在与不同官员的私下交谈中多次提到建立“公章指数”。众所周知，审批都需要公章或者官员的签字才能生效。要盖的公章不是一个，而是很多。每个公章都可能会引发官员为自己谋点私利的贪念。简化审批程序自然而然就会减少官员们所面临的诱惑。“公章指数”则可以迅速告诉我们某一程序的审批是否已经简化。
2008年3月3日，《中国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清理门户》（House Cleaning）的文章。它报道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原副院长黄松有被撤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朱志刚辞职、以及另外两位全国人大代表辞职。虽然原因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问题都和金融违规有关。
2009年3月《中国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要求“对*绝不手软”，它认为如果对*官员仁慈将会动摇公众的信心。作者还建议加强对政府官员的法制教育。2007年10月因为受贿而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
2009年1月的另外一篇新闻报道指出，挖出*官员只是治标，如果不清除病根，那么*还是会再次发生的。最近，《中国日报》还提到，许多逃往国外的*官员都已经把自己的非法所得通过早已移居国外的配偶或者子女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预防机制。这一预防机制迟迟没有出台的原因就在于权力过于集中。让这些官员出台政策监督自己的权力无异于“让鸟做个笼子把自己关进去”。预防体制的建立最终必须要在严格的法律框架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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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开放
2009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向3000名代表做报告时说：“中国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中国的纵向*化进程还将继续，但是仍将以中国人对和谐与秩序的追求为前提。*进一步解释说，“我们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他还提到了中国人大与西方议会的三大区别：
l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是西方的多党制。
l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
l全国人大代表具有广泛代表性，不像西方议员是某党某派的代表。
虽然中国共产党仍然是执政党，但是它已经开始允许更多阶层和党派人士参政执政。过去被谴责为资本家的企业家们也参与到了决策过程中，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胡主席曾经说过：“我们必须挑选和推荐更多杰出的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
个案和数据一样，都能说明问题。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老板陈爱莲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共产党员。该集团是亚洲最大的铝合金轮毂生产商，也是全国屈指可数的汽车配件供应商。她的故事不仅是私有经济蓬勃发展的缩影，还反映了私有企业主政治地位的提升……1995年她加入共产党，之后还被选举为十七大代表。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她表示，自己对于当选十七大代表并没有感到意外：“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士兵一样，私营企业主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自下而上的社会创新
信任是无法通过要求、命令实现的，也是无法用金钱收买的。不管是中央、地方政府还是各类政治机构在做决策时越来越重视关注社会问题，倾听人民的意见，真正实现人民的参政议政，从而赢得他们的信任。在过去10年中，互联网作为一项参政议政的工具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第四章中，我们将会提到互联网引导纵向*信息流的作用。和在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各种各样的网络社区迅速出现，使得人们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各种信息，从博客中发现关于宠物、菜谱或者节日问候的各种信息。
另一方面，政府对来自各个层面自下而上的意见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高层领导之间讨论的重点已不再是意识形态上的教条，而是不同社会力量的不同需求。党的各级书记一直在关注和处理日益严重的农民工、农村失业以及有待改进的社会保障网络等问题。各个领域都显现出很多变化的迹象。
城市官员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年轻人希望能自己做主而少受政府的干预。胡主席说：“我们必须减少政府干预和微观管理。”这说明中国领导层已经充分意识到不必过度干预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党内知识分子们也在思考教育体制的改革问题，而且意识到教育是第一要务。中国的教育体制相当严苛，过于强调尊师重道，太少鼓励个人自信；过于强调死记硬背，太少鼓励创新。胡主席说：“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农民代表要求政府增加对农业的补贴，政府也的确加大了力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地区性差异。提高农村教育水平也是农村发展的重点之一。但是，想要真正缩小城乡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4年，就任总理不久的*承诺废除所有农业税。在此之前，中国从未把土地免费租给农民。对此承诺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兑现了自己的承诺。2005年，农民开始无偿使用土地了。农业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仍然高达10％，而美国和德国的这一比例仅分别为和。农业所涉及的人口数量也是庞大的：43％的中国人在从事农业生产。
最近几年，凭借周围农田众多的优势，富锦市宏盛镇推出了一项“城乡共建”的计划。该镇在跨区域农业机械、推广农业技术、畜牧业发展、新农村建设、文化、教育和医疗等方面开展了广泛合作，极大推动了农业发展规模，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城镇与农村之间还进行了人员交流，相互学习。《佳木斯日报》评论说，这种“城乡共建”模式用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产出，为乡镇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营造纵向民主
中国政府为自下而上力量的增强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胡主席指出，“中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充分*的权利。”我们在前面章节曾经提到过，中国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并没有非常详细的计划，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决策与自下而上参与的机制逐步摸索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中国人民则在实践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与实际劳动。建立在这一结合基础之上的中国纵向*模式还将逐步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增加透明度。
江西省樟树市双溪村实施了一项名为“阳光村务”的工程。该村希望能够实现“村民与村务之间的零距离。”首先，村民选举出3~5名村民代表组成一个督察组来监督村中日常事务的管理。这项工程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农民的知情权、管理权与监督权，从而推动村里的稳定、和谐与发展。”
自下而上力量壮大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抗议数量的增多。沪杭磁悬浮工程所面临的压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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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杭磁悬浮工程在一片对辐射的质疑声中搁置
位于上海第一条地铁线终点的莘庄是中国许多个新兴郊区的代表，那里的居民反对建设连接上海与杭州的高速磁悬浮铁路。其实，这一工程本意是造福公众。这项预计投资350亿元人民币的磁悬浮工程在2006年3月就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准。先进的德国技术将使列车的最高运行时速达到450公里。这一奇迹般的高科技工程原计划于2010年上海举行世博会之前投入运营。
但是，2007年1月上海市政府宣布这一工程的时候，引发的并不是兴奋，而是愤怒。铁路沿线的居民开始抗争。政府官员每天都会接待许多投诉者，网络上的抗议也铺天盖地，地方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以房地产业为支柱产业之一的闵行区三月份单日所接待的投诉者就超过了5000人。
2007年1月，数以千计的抗议者聚集在上海人民广场市政府大楼前抗议沪杭磁悬浮铁路的兴建。为了不违反政府关于示威抗议的法规，他们把这次活动说成是“散步”……凑巧发生在同一时间的散步而已。结果，他们成功了。
2008年7月21日的《第一财经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根据市政府的安排，沪杭磁悬浮工程暂停。”这则消息出自闵行区政府的一位发言人之口。上海市人大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也证实说，“规划中的铁路沿线居民的关注是暂停的主要原因。政府正在研究这一问题。”很明显，抗议者们已经成功地说服政府三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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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而不乱，活而不散
2007年10月22日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写道：“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时常觉得，中国人的思维跨度要远远大于西方，他们经常是按照朝代来划分不同时期，而西方人最多是按照几十年来划分。甚至现在中国人也是按照一代代领导人的执政时期来区分中国发展阶段的。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中国人民会有足够的耐心“摸着石头过河”的。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胡主席说，“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着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
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应对和平衡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日益膨胀的资本主义与企业家的创新思维；另一方面是贫穷落后与薄弱的教育。经济发展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社会现状。其他国家需要三四代人才能完成的任务在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
考虑到变革的复杂性，我们不得不惊叹中国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力量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民明白，没有其他政党可以替代中国共产党，否则的话，政治风险就太高了。而中国共产党也明白，要以人民利益为己任，不可挑战人民的忍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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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口浪尖（1）
德国记者乔治·布卢姆（Georg Blume）在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中写道：“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那么当今中国社会肯定会陷入混乱之中。政治党派、地方黑势力以及暴力团伙都会争权夺利。部分群众也会被煽动起来闹事。这种恐怖的景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事实上，”他继续到，“中国人从来没有大声疾呼要求实行西方式选举，哪怕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都没有。”1989年的政治风波的确是中国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过程中所遭遇的最危险时刻。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几年前。
20世纪80年代末，通货膨胀现象严重，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抗议。中国人想要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不愿意继续等待自上而下的调整。
想要了解问题的起源，我们必须回到1984年，当时中国还处在改革的试验阶段，实施的是“商品价格的双轨制”。它的本意是通过设立优惠的价格体系为国企提供支持。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政策也为买卖这些利益打开了大门。商品几经转手之后从国企非法流向市场，价格几乎翻番。商品和各种原材料的价格事实上都变成了由市场来决定的，对此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该项政策非但没能使国企改善自己的经营状况，而且还为二道贩子提供了便利，这其中也包括负责监管的政府官员。1988年，国企大量利润都流进了私人的口袋中。
可以想象，这种滥用权力谋私利的行为激起了人们的强烈愤慨，对于涉及这种严重*行为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属的憎恨开始蔓延。北京的《经济日报》曾警告说，“倒卖商品的官员正在为整个国家带来灾难。”
为了扭转局面，重新恢复自上而下力量与自下而上力量之间的平衡，政府决定进一步放开市场：放松管制、取消商品价格双轨制，由市场进行定价。这一大胆决定并非完全来自于上层，政府是在进行过调查，发现大多数中国人都支持这一决策并且愿意牺牲自己当前的利益之后才下定决心的。这一行动也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eedman）的支持。弗里德曼在访问中国期间曾竭力主张自由经济和自由市场。
1988年3月，价格体系放开。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商品价格上涨了95％，通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由于恐慌，人们开始大量购买、囤积商品，从而导致耐用品和生活消费品的相继短缺，进一步加剧了恐慌。1988年5月，新华社极力安抚越来越愤怒的群众：“中国的价格改革需要胆量。我们必须承担一些风险，但是党中央坚信价格改革一定会取得成功。”
但是到了1988年8月，商品供应继续恶化，上海市政府甚至不得不开始定额供应食品和燃料。很快，商品短缺情况进一步加剧，甚至在购买饭锅这种普通商品的时候都需要以旧换新才行。城市中的建设也陷入停顿，大量建筑工人失业。回到家乡之后他们发现情况更加糟糕，于是迫于生计他们重新回到城市。大城市中大学教授和其他知识份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中一些人不得不搞起了副业。我们不难想到，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很容易对国家和自己的未来丧失信心。
1988年10月，政府取消价格控制的政策失败。但是，承认错误也没能挽回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中国人对改革已经失去信心，政府也失去了改革试验成功的关键：人们对于最终成功的信心。10年改革成果岌岌可危。
风口浪尖（2）
198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创下了自1978年来的新低。资金枯竭、消费减少、工厂关门、失业率上升、资金流通几近停滞，这些都成为导致人们不满和抗议的关键因素。到1989年下半年，个体户的数量减少了300万家。大型私营企业的数量也从200；000减少到了90；600。
绝望的情绪席卷了全国，一些人把矛头指向了共产党。反对情绪日益高涨，一触即发。不久，因为容忍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在一年前被迫辞职的前*中央总书记*去世，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和*。
参加示威的学生和工人最多的时候几乎有100多万。有些人还用中英文打出了“你好，德先生”的标语，让中国共产党倍感尴尬，因为目睹这一场面的不仅是中国人，还有通过国际媒体观望的全世界。
但是，这种西方国家所大力支持的对*的呼唤并不是来源于对自由选举的政治渴望，而是出于对中国经济状况，特别是对*的失望和不满。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力量之间失去了平衡。在任何时候，对于政府以及执政党的抗议都可能会导致改革的停止，甚至内战。因此，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当我们回顾*的时候，应该感到惊讶的并不是当时发生了的事情，而是没有发生的事情。
中国没有爆发内战，没有停止经济改革，没有再次闭关锁国。不知是经过精心思考还是凭借直觉，*决定力保经济改革继续前进。在1990年的新年社论中，《人民日报》写道：“我们必须保持稳定。即使我们不得不在未来10年中维持这种低增长，中国最终也会实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领导人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同时谨慎进行进一步经济改革上面。这一平衡最终得以实现，中国的经济从过热转为稳定发展。改革再次成为持续发展的焦点。
1990年的亚运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也是一系列改革的开始。在亚运会期间，*宣布开发浦东……上海黄浦江东岸的落后地区。同年，上海股票交易所开市。负责鸣锣的人甚至激动得晕倒在地。
虽然一方面人们对于稳定局势的信心开始提升，但是另外一方面关于改革方向的讨论再次出现，最终的问题落在了改革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性质上。这一次出面干预的还是已经宣布退休了的*。一系列署名“皇甫平”的文章透露了*的观点：中国应该坚持思想解放，应该承担一定风险、继续改革，不要受到关于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