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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越多，中国模式越有效
选取负面报道比较少的党报作为素材来源，能否保证此书的全面性？奈斯比特说，他的结论并非完全建立在报纸的报道上，“我和妻子去了中国许多地方，与中国各个阶层的人交谈，并且也参考西方对中国非常尖锐的报道。”
尽管如此，书的整个基调仍然对中国褒扬有加，甚至不乏溢美之词。全书分析了支撑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这八大支柱中蕴含着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奈斯比特告诉记者。
他眼中的“中国大趋势”可总结如下：中国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纵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奈斯比特坚定地相信“中国模式”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影响世界。“对别的国家来说，改革越多，中国模式越有效。”
定居中国想在天津买房子
奈斯比特格外重视教育，他认为未来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在这方面，他向中国提出了善意的建言。《中国大趋势》认为，中国能否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体制的转变，必须把学生从家长制、以考试为中心的体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独立思考。如果教育和其他机构依然坚持等级森严的家长制，那么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的教育体制过于强调死记硬背，非常重视考试成绩。“这可不是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沃土。”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人的“面子问题”。约翰·奈斯比特在书中描绘了一个有趣的场景：一家公司老板训斥一位工作出问题的员工。在美国，被训斥的员工乔走出老板办公室可能会嘀咕，“白痴！我会证明给你看的！”然后把批评抛诸脑后，或者当作动力激励自己拿出更出色的表现。奈斯比特说，这种场景不会发生在中国，“中国的乔不会昂首挺胸、怒气冲冲地离开，而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的观点是，尊敬与服从也许在生产线上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尊敬祖先、长辈、上级和同事也许也是符合社会要求的品质，但是现代科技创新需要有人去质疑前人的观点和老板的命令。论资排辈与家长制思维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一流创新国家的最大障碍。
9月3日，在首发式上，奈斯比特说：“这本书可能给我带来一个综合征，就是奈斯比特和中国之间的互动将会永远继续下去。”王巍向记者透露了另一个“秘密”：奈斯比特一直想在天津买房子，定居中国。尽管王巍对记者说，据他所知，这本书并没有特别的官方背景，但在国庆60年前夕，这无疑是这位全球顶级预言大师献给中国的一份厚礼。（来源 今晚报）。 最好的txt下载网
经济参考报：中美将成为世界两大经济巨头
中美将成为世界两大经济巨头
———记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新作《中国大趋势》
《大趋势》作者中国论大趋势
约翰·奈斯比特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未来学家，带着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堪称神奇的“内容跟踪分析法”创作了《中国大趋势》。9月3日，他将历经三年的这部着作呈现给了中国读者。
27年前，约翰·奈斯比特因《大趋势》闻名于世，目前已成为社会中坚的很多人都还记得，《大趋势》这本书当年是如何风靡世界，并席卷了中国。现任国务院新闻办三局副局长的吴伟女士回忆道：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的她，同中国的学子们一样，对《大趋势》趋之若鹜。
80岁的约翰·奈斯比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得多，背微驼，但思维敏捷，身上透着股神秘的力量，他似乎拥有一个可以洞悉未来的水晶球。他在《大趋势》中预言了十个大趋势，大部分已成为现实，其中“网络社会”和“全球化”两大趋势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今天，约翰·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向我们揭示了他从神奇的水晶球所看到的中国的未来，由不得你不对中国的前景充满信心。
促成《中国大趋势》的两个关键人物
促使约翰·奈斯比特下决心创作《中国大趋势》的两位人物，一位是前中国国家主席江 泽民，一位是中国商人王巍。
1996年，国家主席江 泽民在北京中南海与约翰·奈斯比特进行了私人会谈，在谈到台湾问题时，约翰·奈斯比特说：“江 主席，台湾是个小故事，但它讲的很好。大陆有个大故事可讲，可惜讲得很糟。”
江 主席沉思了一下说：“你为什么不来讲这个故事呢？”
由于种种原因约翰·奈斯比特并没有做好准备。
10年后，他与中国商人王巍展开了一次对中国及其未来的热烈讨论，最后王巍向其建议：“关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前景的书籍简直是不计其数。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您在《大趋势》一书中所做的那种分析。您为什么不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写一本关于中国大趋势的书呢？”
这一次约翰·奈斯比特做好了准备，为创作《中国大趋势》他在天津成立了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并精选出28名大学生为其搜集整理大量关于中国基层的消息。他抛开西方人的视角和态度，不带任何成见，对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感兴趣，很多中国人都熟视无睹的事情，对这个老外却很新鲜。
构成《中国大趋势》的核心是八大支柱，即“解放思想、纵向*、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这八大支柱正是支撑中国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基础。
中国模式正挑战西方治理方式
源于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人们不得不反思西方特别是美国宣称的西方*是否是最好的执政方式。着名作家《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论述美国在面对绿色革命时透露出的无奈：“美国的*制度反而成为了一种障碍。”他甚至感慨“做一天中国真好”。美国投资大师罗杰斯在接受日本《呼声》采访时也表示，现在的中国越来越像资本主义，而美国反而变得越来越社会主义。
那么，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模式？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使他开始怀疑西方现代*是否是惟一可接受的*形式。进而认同中国所展示的与西方不同的、诱人的发展模式。并预言，假以时日，它很有可能成为对西方*治理方式的一种真正挑战。
约翰·奈斯比特认为，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称之为“纵向*”。支撑中国新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的关键。
作者进一步分析，如果中国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横向*体系，那么大量精力会被浪费在竞选的争斗之中，大批候选人会提出无数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在中国，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混乱，这是珍视和谐与秩序的中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中国没有以*改革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分裂局面，而是在一党执政体制内进行了调整。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决策权，中国以这样的政治体制才能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是最好的选择。
中美两国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美两国比任何时候的关系都紧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约翰·奈斯比特预言：“两大强国将不再是敌人，而是在经济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的合作伙伴，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他认为，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舞台主角是美国和苏联，它们所扮演的是对手的角色。苏联分崩离析后，中国则是美国唯一的潜在挑战者。
他在《中国大趋势》书中分析到：美国是一个GDP高达14万亿美元的经济大国。而日本、中国和德国的GDP都在4万亿至5万亿之间。中国刚刚超越德国，GDP上升到第三位，它很可能很快超越日本，跃居第二位。德国和日本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明显的增长，甚至还可能出现萎缩。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但是中国的增长速度会快得多。中国和美国将成为世界两大经济巨头，把其他所有国家抛在身后。
教育和面子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障碍
《中国大趋势》认为中国能否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体制的转变，必须把学生从家长制、以考试为中心的体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独立思考。如果教育和其他机构依然坚持等级森严的家长制制度，那么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认为，中国的教育体制过于强调死记硬背，非常重视考试成绩。“这可不是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沃土。”
“创新行动”所面临的另一挑战就是要彻底改变犯错误就意味着丢面子的心态。
约翰·奈斯比特在书中描绘了一个有趣的场景：一家公司老板训斥一位工作出问题的员工。在美国，被训斥员工会把批评抛诸脑后，或者当做动力激励自己拿出更出色的表现。而在中国，被训斥员工面对批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需要的是维持自尊，也就是他的面子。约翰·奈斯比特认为两种性格孰优孰劣，不好判断。但这两种人物将在全球市场展开竞争，迄今为止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大胆无畏者最有可能占得上风。
《中国大趋势》强调，尊敬与服从也许在生产线上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尊敬祖先、长辈、上级和同事也许也是符合社会要求的品质，但是现代科技创新需要有人去质疑前人的观点和老板的命令。论资排辈与家长制思维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一流创新国家的最大障碍。
约翰·奈斯比特小传
约翰·奈斯比特是世界着名的未来学家，埃森哲评选的全球50位管理大师之一。约翰·奈斯比特的阅历丰富，他有着哈佛、康奈尔和犹他三所大学的教育背景。1963年，他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助理部长，还曾任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主要代表着作《大趋势》，与威廉·怀特的《组织的人》、阿尔文·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并称“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的三大巨着。
2009…09…07 □本报记者 李晓辉文/摄 来源：经济参考报 。 想看书来
序言：一个新体制的崛起
多年来我一直心存遗憾，担心自己错过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次机会。那是在1996年，提供这一宝贵机会的是当时世界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中国国家主席*。
*在北京中南海与我进行了私人会谈，具体地点就在毛泽东当年的会客室。*之所以邀请我是因为我在1982年所写的一本书：《大趋势》。它分析的是美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革。该书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两年之久，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排在第一位，在全球范围内该书的销量也甚佳。《大趋势》一书甚至还进入了中国，令我惊讶的是我得知该书在中国的销量可能达到了2000万册，不过都是盗版，这是当时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刚刚大学毕业，急切地想要了解西方。“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中国名气多么大，”这就是*的开场白。
在访问北京之前我还在台北逗留了几天。当时正是中美关系的关键期。在中国向台湾水域发射导弹之后，克林顿总统立刻派出航空母舰到达该区域。中美两国在台湾海域的战争一触即发，因此台湾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很快也就成为我们两小时会谈中的话题。从1967年开始，我曾多次访问中国大陆和台湾，亲眼目睹了两边的巨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发言权。我觉得对于台湾的良好宣传和中国大陆的低调态度不吐不快，于是说，“*，台湾是个小故事，但它讲得很好。大陆有个大故事可讲，可惜讲得很糟。”
*沉思了一下说，你为什么不来讲这个故事呢？
尽管这一盛情邀请让我心动不已，但是无法欣然接受。因为当时我正忙于其他事情，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10年后，这一机遇再次冲我招手，所不同的是，这次的邀请来自中国的商界。那时我正在与一位中国商人王巍录制一期电视节目，王巍是中国首批并购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的会长。他曾在纽约学习、工作过一段时间，于1992年回国。在录制节目的间隙，我们很快展开了对中国及其未来的热烈讨论。王巍告诉我，他在1982年就读过《大趋势》，并且受益匪浅。几天后我接到了他的一封电子邮件。
“关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前景的书籍简直是不计其数。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您在《大趋势》一书中所做的那种分析。现在连我们中国人都还无法理清中国纷繁复杂的现状与未来方向。您为什么不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写一本关于中国大趋势的书呢？”
这一次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还有了一位亲密的伴侣与我一起努力……我的妻子多丽丝。在过去10年中她一直陪伴在我左右，我们也曾多次访问中国。我们共结连理是在2000年，在此之前她是我的德语出版商。事实证明我们真乃天作之合。我们一起环球旅行、一起研究、共同分享目睹中国巨变的喜悦。我们还一起结识了王巍……我们的益友、可靠的合作伙伴。
就在与王巍的第一次会面几个月之后，我们同另外一位中国合伙人一起成立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这是一家独立的研究所，得到了南开大学和天津财经大学（我也在这两所大学担任教授）的大力支持。我们的宗旨就是抛开西方人的视角和态度，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中国。正视中国的短处，但是绝不根据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评价中国。
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搜集大量关于基层的消息，于是与工作人员频繁会面。我们的工作团队由28名来自于天津两所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一些中国企业家和知识分子负责指导。我们简要告诉他们我们所需要的信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只负责搜集事实，也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计划、宣言之类的信息。他们最需要习惯的一点就是我们并没有给出一个框架，因为任何框架都会限制研究的方向，那样我们会很难发现新信息。
这一过程对于深受中国思维影响的他们来说非同寻常。而且，他们还需要把从媒体上挑选出来的文章进行整编、翻译。和我们的这个团队一起工作的确是件令人开心的事情，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学生交流也是如此。
在监测中国地方媒体的同时，我和多丽丝游走于中国各地，采访企业家、知识分子、官员、艺术家，乃至*者和在华外国人士。我们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像近一时期大多数关于中国书籍的作者一样，以外来者的眼光审视中国。
我们探寻的是中国大趋势。我们明白，自己所关注的是一个区域发展各异、各种变化纷繁复杂的国家。我们所寻找的是一种中国模式，只有把一系列的单一事件放在这个模式中来观察才有意义，并勾勒出一幅新中国的图画，就像1982年我写《大趋势》时对美国所做的分析那样。
但事实证明，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远远超出了预期。我们所重点关注的是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的显着变化，但很显然，这些变化的背后有着另外一些更深层次的因素，这些因素影响着这些变化，却令我们难以界定。不过在北京的一天下午，我们恍然大悟，并且惊讶于自己先前的迟钝。1982年美国所发生的变化都是在一个既定的体制内，而2009年中国却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约翰·奈斯比特
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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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趋势》导言（1）
任何对于中国未来的探索都离不开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分析。在这30年中，中国从战后的共产主义国家走向了新型的政府体制，并且实现了现代史中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什么其他许多*国家都没有能够实现像中国一样的经济发展呢？为什么尽管众多西方国家一直试图推动中国采纳西方*，而中国国内却鲜有此类呼声呢？
分析中国自身的条件和优点，我们不难发现，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是坚定不移地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这种长远策略方针的执行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因为总统任期的结束而中断。中国也没有导致国家分裂的党派斗争，没有因为路线的突然改变而使发展受阻。相反，它一直坚持着改革开放初期所制定的共同目标。自上而下的战略方针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相得益彰。我们还发现，中国就像一个超大企业已经实现了重组，用八大支柱牢牢支撑着自己的目标。
我们认为，这八大支柱正是支撑中国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基础。
改造中国
1978年的中国：一位自信、果敢、具有远见卓识的CEO接管了一家经营不善、濒临破产的大公司。员工们士气低下、毫无自信，而且缺乏文化知识。这位CEO决心领导这家衰落的公司走向健康、盈利、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帮助员工实现小康。为达到这一目标他有着清晰的战略：
首先，他需要一支高效的团队、能够满足企业需要的劳动力队伍。必须把人们从盲目服从命令的思想中解放出来，释放人们的活力、增强他们的自尊。这样人们才可以主动为公司的改造献策献力。
其次，他必须动员管理层和员工共同创造自上而下的决策和自下而上的需求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