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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之惑-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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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再三”,也就是关照了三次,特旨升为甲等。这大概是徽宗有照顾近臣子弟的意思。
  紧接着就授予了李纲官职,让他当了承务郎、镇江教授。“承务郎”的职务相当于校书郎,是一个表示俸禄等级的衔;“教授”才是实际职务,是州学或者县学的主管官员。
  此后,李纲的仕途呈缓缓上升之势,徽宗对他似乎也很满意。如果仅此而已的话,李纲在后来当一个十几年的太平宰相,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有两件事,使得他的一生注定了不平静:一是金军入侵,二是他太敢说话。
  在镇江督学的两年,似乎是他仕宦生涯中最为惬意的时刻。他把老父亲接到身边奉养,沉醉于山川秀丽之中。这情形,有诗为证:“山川富佳致,足以为亲娱。”(李纲《谒告迎奉诗》)
  此后的五年间,李纲的官阶不断在升,先是奉召回朝,做了“国子正”(国子监的职员),后又短暂地担任过监察御史,到政和八年,做到了太常少卿。
  太常寺,是主管礼乐的国家机关;少卿是副长官。拿到现在来说,是副部级的职务。应该说,李纲只用了五年工夫,就进入了帝国中枢机构的上层。
  这期间,有一次李纲与他的父亲恰巧于同一天被徽宗召见。徽宗注视李纲良久,慨叹道:“你父子同日赴朝,是士大夫的荣耀啊!”
  监察御史是“言职”,也就是负责纠风、提意见的官儿。李纲担任这个职务后,接连提了几条意见,就内侍(宦官)外派的问题、宰相喜欢任用幕僚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徽宗见他说话太冲,赶紧罢了他的言职,让他干别的去了。
  这是他在政坛上初试啼声,一切后面的大波澜,现在暂时还看不到苗头。可是,也许他心里有预感。在这段时间里,他在一首诗里写道:
  契阔离亲宁素愿,
  迂愚报国只丹心。
  远游自是男儿事,
  更把《离骚》细细寻。
  (《吴江五首》)
  像屈原那样忠诚,又像屈原那样被谗,这的确就是他未来仕途的不幸命运。
  宣和元年,京师忽发大水,城西一带淹得渺漫如江湖。灾情严重,导致漕运不通。徽宗慌了,下诏令群臣献策。众人皆不敢言,惟有李纲敢说真话。

在仕途的上升期因讲话而被贬(2)
他上奏说:灾害不是没来由的,必有其发生原因;防灾虽然不易,但也必有消灾之策。李纲分析,这次水灾,是因为京西水利长年失修,致使遇雨成潦,河水溢出,灌入京城。他认为,水利失修不单是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当朝大佬不思国政,只知搬运花木竹石以取悦皇上,结怨民间,因此才引来了天灾。
  那么如何治灾呢?他提出,要“畏天威,固民心,守士用,严守卫。”
  这篇着名的奏疏,题目叫做《论水便宜六事奏状》,当头棒喝在朝的君臣:水灾问题是个政治问题。要想救灾的话,那些劳民伤财的花石纲,能省就应该省;各地凡是受灾的,秋租应一并豁免;“水过之后,安置居民,借贷赈济,务令复业,无使失所”。总之要安抚好老百姓。
  对于玩忽职守的“水官”,李纲则提出,要“诛水官之不胜任者,以正典刑。”
  那时的当朝宰执,是蔡京。李纲这道奏疏一上,得罪的当然是蔡大人。徽宗的大部分意志,已被蔡大人所左右。所以李纲提的这个意见,等于一头撞在了铜墙铁壁上。
  宋朝的高层政治运作,承袭的是唐制,国家大事由三省和枢密院(相当于国防部)议定,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出旨,门下省办理。中书省和门下省如果认为皇帝的旨意有不妥的,可以驳回。圣旨下后,允许侍从大臣评论得失,也允许台谏官员提出反对意见。
  这种最高行政层面上的相互制约,是皇权体制为保持高度清醒的自我纠错机制,也是避免*政治蜕化为昏庸政治的一道底线。
  但是在蔡京执政期间,这套法度完全被破坏。圣旨往往由蔡京亲拟,徽宗御笔抄出发下,谓之“御笔手诏”,门下省必须照此办理,否则就以违制论处。
  这样一来,原来的制衡程序就成了一纸空文,蔡京的个人意志畅通无阻。即便是一个好人,在这种“无障碍政治体制”中,也会犯大错,何况是奸臣执政?
  果然,李纲的论水奏疏一上,马上有御笔诏书下来,说“所论不当”,要求把李纲交吏部贬为税监。前后连贬两次,最后贬到南剑州沙县(在今福建)当税监去了。
  多年以后,徽宗皇帝退位,在南行道上遇到李纲,谈起了此事,不由道出了实情:“想当时宰执中,有不喜公者。”
  李纲这次崭露头角,虽遭贬责,但一时声誉满京华,人称“此为凤鸣朝阳之举”。后来钦宗皇帝即位后,召见李纲,也谈到了这事,赞赏道:“你先前的论水奏章,朕在当太子时见到,至今犹能诵忆,曾为之赋诗‘秋来一凤向南飞’之句。”
  当时,老父亲李夔得知儿子被贬往边远地区,并未忧心,反而写信教诲说:“进退出处,士大夫之常,你须自爱,勿以老夫为念也。”
  李纲是因直言得罪,心底无私,所以遭贬后也并没垂头丧气,赴贬所途中,心情还不错。从江南入闽,游览了武夷山,在山中乘小舟泛九曲溪,遍访山中道士,流连忘返,写了差不多五十首纪游诗。到当年的年底,才到任。
  从这一批纪游诗看,他的兴致很高,治国的抱负一点未减。仔细品味,大有深意……
  一夜武夷三尺雪,岩壑无声闻竹折。
  云峰烟岫望都迷,玉树瑶林寒更发。
  山中道士毛骨奇,劝我留宿山前斋。
  轻裘冒雪非得已,仙赏更待他年来。
  (《宿栖真馆夜雪大作诘旦遂行》)
  不过,他年再来悠哉游哉地赏雪,这个心愿,李纲在此后一生中恐怕是无法实现了,时局之变,很快就要打破大宋太平君臣的清梦,李纲也将在血与火中奔突一生。武夷夜雪心情,只能常留梦中而已。
  在沙县的一年多小税官生活,李纲似乎过得有滋有味,写下了三百多首古诗和律诗,几乎是无日不诗了。从这段时间的吟唱,来看他的行止,大多为探幽访古、赏月看云,是一派寥阔的心情,全没有失意文人的抑郁不平。
  其中有诗云:“一叶轻舠漾碧流,却怜舟子解操舟。急滩乱石疑难渡,短楫轻桡反自由。”(《自建阳泛舟至建安》)
  如今远离了旋涡中心,外放边地,心灵反而获得了莫大的自由。在沙县的诗作,看得出他平日唱和多、交游多,生活颇不寂寞。这一段时间看的书、想的古今事也特别多。他尤其追慕放逸山水间的陶渊明,不仅步陶诗之韵和了二十六首诗,还专门写了一首《桃源行》诗。
  到了沙县的第二年,他的一个堂弟考入了太学,名次较高;弟弟李纶也进入了“乡选”,科举前途有望。李纲是儒家思想熏陶出来的精英,为此颇感欣慰,有诗云:“吾家世儒业,教子惟一经。迩来四十载,父子三成名。”
  第三年,李纲游历山水的边地生活结束了,经过考核,转为“宣教郎”。这一年,父亲李夔为避方腊之乱,从锡山到了海陵。李纲乘船从长江来到海陵,父子终于团聚。当年的闰五月,父子俩回到了锡山。老爷子不幸感染疾病,卧床二十七日,终一病不起。死后,徽宗有旨赠太师衔、追封卫国公,相当之荣耀。
  此后是三年漫长的守丧期,李纲度过了人生关键的不惑之年。这时候,他才深感命途坎坷,内心不胜忧伤,竟至停笔不再作诗。直至守丧将要期满,才渐理笔墨,又一气做了数十篇。
  “渺渺波涛淅淅风,此身忽在大江东。浮家泛宅云烟里,思古伤今图史中。”这就是他当时的心境。
  家愁,国难(方腊之乱),交相咬啮着他的心。年华渐老,功业成空,他又怎能不叹“抱膝空为《梁父吟》”!
  李纲痛感当局昏庸、国事日非,渐渐萌生了退意,在梁溪河畔营造了一座庭院,想要归隐故乡了。
  在守庐墓的三年期间,在无锡惠山北面的湛岘山麓,他亲手种下了松柏无数,郁郁葱葱,漫山遍野,以至后人将湛岘山称为“大松坡”。
  松柏劲节,直如其人。
  都说是人间世道,万年如斯。难道,正人君子代代注定就是这种孤寂的命运吗?
   。。

国难当头时的奋勇登场(1)
●国难当头时的奋勇登场
  宣和末年,大宋的厄运突然降临,北地烽烟骤起。李纲的命运恰好也在巨变前夕发生改变。他守丧期满,重新被任命,寂寞孤愤的生活就此戛然而止。
  一个兵戈铿锵的大时代,卷起中原遍地悲歌。李纲被时势所推动,既身不由己、又当仁不让地登上了大宋抗金的壮阔舞台。
  宣和六年,他又添了一个儿子秀之。与此同时,他被任命为秀州知州,还未及到任,次年三月,又被任命为太常少卿,恢复了原官职,回到了久别的京城。
  赴京途中,烟雨蒙蒙里横渡扬子江,李纲抚今追昔,百感交集……
  “江山雄伟冠天下,景物瑰奇绕目前。远迹禹功须我辈,感时怀古一凄然!”
  壮志不可销灭,国势如江河狂奔难制。四十三岁的李纲,实际上大半生已过,他在今后还能有所施展吗?
  一个圆形线又回到了原点,可是一切都不同了。
  沙县生涯的散淡宁静和守丧期间的沉思,使他更坚毅、更执着。这次复出,有如蓄势跃出。同时,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时势也有意要造就一位千古英雄,一场大戏就等着他来导演了!
  离开京都数年,李纲重进东水门,见汴京风物依旧,只不过上流社会的颓糜之风更炽。北方有强邻窥伺于国门之外,大佬们却依然在醉生梦死,在做着悬崖之舞……国之安危,于我何干?
  宋徽宗就是这全国性*的头子。有两个故事,足以说明徽宗和他的宰执大臣们荒唐到何等地步。
  一日,徽宗从内库拿出一些金玉器皿,炫耀于诸近臣。他想试探大家对他享受奢华生活的态度,便说:“朕蓄此器多年,恐人多言,故未敢用。”
  近臣们哪晓得徽宗的心思,连忙按惯常思维,一片恭维:“陛下节俭,远胜前代贤君,实为古今未有之圣明天子。”
  这真是马屁拍到了马脚上!
  徽宗脸色一下子黯然,不再说话。
  蔡京在旁看得明白,不由一笑:“各位之论,固然高明,但我以为天生万物,足资享用。天子富有四海,理应以天下奉天子一人。且陛下抚育万民,恩被天下,今日天下太平,就应享太平之乐,区区珍玩有何不可用?所行既合天理,人言又何所惧?明理者,必不言。”
  这个马屁,才是拍准了穴位,不是劣等的小人之技可以比拟的。
  徽宗听了,十分受用,对蔡京也就格外青睐,日见宠信,经常夸他:“得大臣之体统,有爱君之忠心!”
  这就是古来的“王八瞅绿豆”原理,劣等领导的眼睛,就看着无耻的小人最顺眼。
  还有一个故事是,一日徽宗在御花园里太清楼大摆夜宴,与群臣相乐。宋之历代君主,对大臣都比较宽和。徽宗为了撇开君臣之礼,玩得尽兴,便脱去龙袍,仅以绣花便袍在身。
  开宴前,徽宗笑逐颜开,对群臣说:“人生得意须尽欢。古人白日乐不够,还要秉烛夜游,即是好例。今日夜宴,不谈国是,只论风月。望诸公勿拘君臣之礼,不醉无归,朕这里佳酿多矣!”
  座中有一人,恰是徽宗“君臣同乐”的好伙伴,他就是李邦彦。
  这个李邦彦,是怀州(今河南沁阳)人,市井出身,自小惯于花言巧语,头脑十分灵活,凡文艺技巧,一学就会。吹弹歌舞、琴棋书画、踢球唱曲,无所不能。当上了翰林学士之后,这个文艺天才被徽宗发现,视为知音,从此扶摇直上。
  李邦彦生逢其时,志得意满,常忍不住夸耀:“鄙人半生赏尽天下名花,饮尽天下名酒,踢尽天下好球,做尽天下大官,好不快活!”

国难当头时的奋勇登场(2)
他在徽宗面前固宠,有一个绝招,就是故意放开胆子讲荤段子。民间的流氓文学,在古代是进不了官场的(不似今日),所以徽宗听得眼睛炯炯发光,通宵不倦。最后一高兴,干脆把李邦彦提拔为宰相,以酬谢他讲黄色笑话的启蒙之劳。
  宋时京城人对流氓地痞有一雅称,叫做“浪子”,时人知道李邦彦当官的诀窍,便把他叫做“浪子宰相”。
  这天宴会,李邦彦早已想好了讨好徽宗的绝招,事先在生绢上画出各色花纹,贴于全身各处。待酒至半酣,见徽宗已进入状态,李邦彦就猛地脱去官服,浑身赤条条地,五肢毕现。他一面大跳宋代的“街舞”,一面大唱市井的流氓歌曲。座中诸臣,先是一惊,继而大乐,宴会骤然进入一个高潮!
  徽宗也开怀大笑,但继而又觉得:这个李邦彦,真他娘的太那个了!于是假作嗔怒,拿起一根黄杨木杖,去追打这个浪子宰相。
  李邦彦知道皇帝不是真生气,就绕着庭前桂树奔跑躲避,徽宗拿着棍子跟在后面,且笑且骂地追。李邦彦身手敏捷,一窜就爬上了树,俯身向下,朝着徽宗媚笑。
  徽宗望着树上,越发觉得这流氓可爱,也笑得喘不上气来!
  此时此刻,家国天下,又有他娘的什么?今夜能如此纵情一乐,不就是五千年所未遇的盛世么!
  合该是乐极生悲,老天爷恰在此时,给这对儿混蛋君臣上了一堂辩证法课。
  嬉戏声中,一个近侍宦官急匆匆地闯进庭中,喘着大气报告:“枢密院转来一道奏章,请皇上到宣和殿过目!”
  徽宗被搅扰了雅兴,大怒,喝道:“何不明日再报?”
  近侍惶悚答道:“此乃河北军事急报,万岁爷您曾经吩咐过,片刻不得延迟。”
  徽宗顿时被堵住了嘴,叹了一声,扔了木杖,连办公时必穿的龙袍也不穿了,就这么穿着绣花便服,走进了东边的宣和殿。
  明烛之下,他坐下来,稍定了定心,展开从河北州郡递送来的加急奏章。
  这一看可不打紧,只见徽宗脸上刚才的笑意还没完全消失,忽然刷地一下苍白如纸!
  边报上说的是什么?是塌天的大事!原来,金朝东路军的统帅宗望(斡离不),率大军从平州出发,一路拿下檀州、蓟州、燕京,在保州(今河北保定)、安肃军(今河北徐水)遭到当地守军的激烈抵抗,便绕道来到了中山府(今河北定县)。
  中山知府詹度,倒还是个勇气可嘉的人物,他一面发动军民抗敌,一面紧急上奏朝廷,一日三报,称金人此次分道入寇,两路兵锋所指,都是汴京!
  中山这地方已是河北的南边了,离汴京也就十天路程!
  徽宗看罢边报,直吓得魂飞魄散,浑身哆嗦,涕流满襟。
  此时,宠臣蔡攸侍立一旁,脸色也跟着变了。蔡攸是蔡京之子,这小子原是京城内的一个小官,深得其父的为官之道,万事只须拍领导马屁就是了。在和平年代里,这种马屁官员往往升职最快。他大获徽宗信任,数年间就拜领枢密院事,负责国防大计。
  这位国防部高官在任内却不理政事,唯知在徽宗面前大谈道家神变之事、演市井*之戏以邀宠,甚至为争权而与老爹蔡京反目为仇,互相死掐。
  徽宗情急之下,一把拉住蔡攸的手,哭喊道:“万想不到金人无情无义,真的动了干戈,这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
  他一口气喘不上来,一头栽倒,晕死了过去。众近侍大臣惊得酒全醒了,连忙宣召御医赶来抢救。一番手忙脚乱,总算把浪漫天子给唤醒了。 。 想看书来

国难当头时的奋勇登场(3)
大祸临头,眼看浪漫生涯就要难以为继了,作为帝国最高领导,徽宗自己也清楚,光哭喊是屁事不顶的。在慌乱之下,他还算“清醒”,一连布了几个局。
  第一个局是,他做好了随时禅位的思想准备。刀兵在前,这帝国最高领导可是当不得了,万里江山,丢给儿子去管算了。天下死活,再不用操心。
  第二个局是,随时做好溜出汴京的准备。不过他深知自己一动,必牵动全国,因此保密工作做得极其周密,这个计划连身边宠臣也没告知,只偷偷摸摸派李梲出守金陵(今南京),为开溜打前站。
  第三个局是,表面的抗战文章还是要做的。他急命各州郡长官带兵前来勤王,即便远水解不了近渴,也能对金军稍起阻吓作用。
  第四个局是,赶紧改革弊政,争取民心,虽是临时抱佛脚,也总比不抱强。民心这东西,平时可以当它就是狗屁,但危难之际,不利用不行啊!
  随即,这几方面的部署,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都分头实施起来了。
  首先是要挡一挡金军势如破竹的兵势。徽宗指派陕西转运判官李邺出使金廷,通告对方:自己即将禅位,今后只当艺术家,不做皇帝了,试探金人能否给个面子同意议和?
  一个小小的地方业务官员,如何在此时当起了大宋的议和使者?原来,议和之事,先前大宋君臣与金朝方面早有过沟通。
  自从童贯从太原前线逃回后,金朝就派了使者来谈判。当朝的宰执大臣怕惊动徽宗,遭到责骂,就没告诉徽宗,自行在尚书省接见金使,看他们开出的条件是什么。待讨价还价后,有个较为理想的结果再上奏不迟。
  这是痴老婆想汉子,一厢情愿。那大金使臣一落座,根本就不跟你来虚的,开口就说道:我大金皇帝吊民伐罪,要替大宋百姓出口鸟气,打你个不顾民生的艺术家皇帝,此刻两路大军已向大宋境内进发了。
  宰相李邦彦、白时中还有蔡攸等一伙,皆大惊失色,一时说不上话来。哑了半天场,白时中才战战兢兢地问:“如何才能令贵国缓师不攻?”
  大金使者倒也爽快,一口报价道:“割地称臣便是!”
  白时中等人拿不了主意,便谎称要禀报徽宗定夺,赏了金使好多礼物,先把他们打发回去了。
  如何对付这帮盛气凌人的使者,大臣们颇有争议。其中蔡攸的弟弟蔡绦,意见最为激烈,他主张杀了这几个鸟人算了。诸宰执大臣都认为不可……这哪里行,把金人*了,还说不定要出多大的乱子!
  正巧在这时候,地方小官李邺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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