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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病应不辞艰辛，急病人之所急。救死扶伤过程中，不能瞻前顾后，过多考虑自己的名利得失。应当将患者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不论道路险恶，不分昼夜寒暑，不管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决不能拖延慢待，敷衍了事。
孙思邈认为，一个医师只有从这三个方面严于律己，才可能成为真正以人为贵的苍生大医。反之，则是人类的巨贼。
这些原则既是对前人思想的概括，又是对历代良医经验的总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良医莫不如此，流传至今的关于董奉“杏林春暖”的故事，就颇有代表性。
三国时期，江西庐山隐居着一位名叫董奉的医生。他对求治的患者，不论疾病轻重，从不拒绝，并且在医治过程中不取分文，但对病愈后前来酬谢的人却有一个特殊的要求。那就是根据来者原来病情的轻重，让他们分别在自己的房前屋后种植数目不等的杏树。病轻的人种一株，病重的人种五株。数年之后，董奉隐居之处竟然杏树成林，郁郁葱葱。早春时节，杏花盛开，春色满园。初夏之际，杏黄大熟，硕果累累，清香扑鼻。每当杏熟时，他在林中的谷仓里设一器具，张榜通告过往行人，有欲买杏者，可按规定，一器谷换一器杏，自行取去，不必通报。对于所换得的粮食，董奉不是用来发财致富，而是除留下自己的口粮外，绝大部分用于接济贫困孤寡和无依无靠的老人，以及行旅不逮之人。
董奉这种以人为贵、治病救人的生动事迹，为人们交口称道。随着董奉美名的传扬，杏林的佳话不胫而走，遍及天下。“杏林春暖”、“誉满杏林”、“杏林春满”、“杏林望重”等等，成为古今病家借以表达对医家感激和尊敬之情的共同语言。古今许多医家则以“杏林”自励，以致出现过一些以杏林命名的医院、药房和医学团体，诸如杏林医院、杏林堂、杏林学社等等。
从“尝百草”到“杏林春暖”，再到当代盛赞的“白求恩精神”，这其中虽然间隔着千百万年，但是“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中国医学始终一贯的宗旨，也是中国历代良医奉行不悖的最高道德准则。
◎医德比医术更重要
古语有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医生自古就是一项极为崇高的职业，今人更称其为“白衣天使”。但是，因为经济利益的冲击，医德已经逐渐不为“天使”们所重视，救死扶伤的“天使”变成谋财害命的“恶魔”这样的事屡见不鲜。所以说，当今为医之要不仅在其医术高超，更在乎医德高尚也。因为对于少数无德之徒，其医术愈高，害人也愈深，病人遇见他，说其是身披白衣的恶狼，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有人说，医德缺失的根源依然乃钱字当头，若要名医高手执刀，先得“红包”开路；医生为捞得暗中回扣，不问病人病情，只管以大处方侍候……医界恶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着实是令病人谈医而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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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禁祥去疑，信医不信巫（1）
远古时代，慑于自然力的威胁，先民们被神秘恐惧笼罩着，几乎是一个巫术的世界。无论是战争，是人事，还是生活，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无不蒙上巫术的阴影。
但是，在军事领域里，荒诞不经的符咒逐渐被人们识破。兵学家孙武从无数历史事实中清楚地看到，战争是力量的拼搏，智慧的较量，最终的胜负取决于人的智慧和力量，而不是取决于神的护祐，提出了“禁祥去疑”的主张。
“祥”是古代祸福吉凶预兆的通称。“禁祥”，即不得以占卜问筮等各种迷信活动疑惑人心。而且，他还要求将帅侦察敌情时，“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应取于那些了解敌情的人，因为战争的胜负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和军民的生死。
同样，医学关系到人们的健康与生死，在医学产生与发展之初，排除迷信观念显得尤为重要。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第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这样写道：“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至德，就是指医学理论；至巧，是言针刺、砭石等治疗疾病的技术与措施。“不可与言”，表明医学科学与迷信鬼神的观念不可同日而语，势不两立。
战国时名医扁鹊，“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他医术高明，专心致力于为群众治疗疾病，从不计较名利地位，声名远播。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特为他立传。因此，扁鹊是我国正史中第一位有传的医学家。他曾提出“六不治”的原则，其中明确宣称“信巫不信医不治”，这对当时的有神论是一个有力的挑战。
《史记？扁鹊？仓公》中记载着一则颇为有趣的故事。一次扁鹊路过虢国，听说虢国太子病死已有半日，大臣们别无他法，只是祈祷，请求神仙让太子转世回生。扁鹊即往王宫探视。在问明发病情况后，扁鹊说他能让太子起死回生。一个名叫中庶子的大臣对扁鹊说，“我听说古时为医的俞跗，能按治脑髓，持取膏肓，令死人复为生人，你难道有他那样的技法吗？”扁鹊回答说：“……子以吾为不诚，试入诊太子，当闻其耳鸣而鼻张，循其两股以至于阴，当尚温也。”中庶子闻言入禀国王。虢君大惊出见扁鹊，说：“吾儿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弃捐填沟壑，长终而不得反。”扁鹊告诉虢君，太子患的是“尸蹶”，并没有真死。虢国君主抱着一线希望允许扁鹊医治。扁鹊便立即着手救治。他先命一弟子给太子针灸三阳五会穴，过了一会儿，太子便慢慢苏醒过来。他又命另一弟子用药物热敷，熨帖病人两侧胸胁部，太子终于慢慢坐起身来。接着，扁鹊根据太子的康复情况，每天让弟子给太子按摩、煨汤药。二十多天后，太子终于恢复了健康。众人纷纷称赞扁鹊有起死回生之术。扁鹊却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越人（扁鹊之名）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汉代末年的名医张仲景进一步发展了扁鹊的思想，他《伤寒论》中说：今世的许多人，不大留心医药，不去深入研究医术，以便上疗君亲之疾，下救贫贱之厄，中保自身健康，而是竞相追逐荣华和权势，企求成为大权在握的豪门贵族，因而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如此弃本求末，欲华其表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结果必然是既不能爱人知物，也不能珍惜自己。一旦遇上风邪之气、非常之疾便无法抵挡，当病患在身时方才震惊。然而由于平时对医学无知无识，此时便一心企求巫祝祈祷。将百年之寿命，宝贵的生命，委付于巫医，任其摆布和玩弄，自己却只能暗自悲叹。至于身死之后，变为异物，被深埋进土里，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荣华富贵呢？ 。。
2．禁祥去疑，信医不信巫（2）
这些饱含唯物思想的言论，既针砭了重名利、轻养生、弃本求末的时弊，又揭示了信巫不信医的恶果。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这些观点也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我们平时即使没有患病，也必须学习和掌握一些医学基本常识，以便有意识地调养身心健康，一旦有疾也便于主动与医生配合，增强医治效果。
◎医疗科学与巫术迷信
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医生与巫师都是同一种身份，医学与迷信的较量从来没有断过，特别在传染病广泛流行的所谓“大疫”期间，其较量也就更加直接。
“大疫”即是大面积的疫情，一般为恶性传染病，随之而来的，常常是人口大量死亡，接着就是田地荒芜，经济衰退。在古代可以说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能对付这种“大疫”。在完全无助的情况下，人们转而求助于鬼神。于是古代就有所谓驱除疫鬼的仪式，也有向神灵祷告的祭礼。儒经《礼记？月令篇》说，人们假如不按上天的意志办事，该秋天办的你春天就办，就有大疫发生。所以在汉代，即使大科学家张衡，在一次大疫来临的时候，也要求当时的皇帝，要“取媚神祇，以求多福”。一般的臣子，则往往依据当时的礼仪，要求皇帝检查自己的行为，看有没有不合天意的地方，以修饬自己的德行，平息上天的愤怒。
祈福之后疫情就会好转吗？当然不会。因此，后来的医学就逐渐脱离巫术，独立门户，并且与巫术进行较量和斗争。汉代以前，我国医学已经有了分科，著名医学家仓公认为：“信巫不信医”，是疾病不能痊愈的六大原因之一。仓公的话，成为后世医生们的格言。
在汉代，人们虽然相信大疫是上天降祸，但在大疫期间，医药仍旧是对抗大疫的主要手段。汉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巡行疾病，赐棺木”；元嘉元年正月，“京师疫疾，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建宁四年，“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光和二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自汉代以后，每逢大疫，中央政府派遣官员督导医疗，已经成为常例，求神活动已经少了很多。到了唐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柳宗元在谈到《礼记》中大疫是上天降祸的内容时说，这不过是那些巫婆神汉的言论，不是圣人的教导。此后的历史记载，虽然遇到大疫，民间求巫拜神的事时有发生，但由于神巫不断露丑丢脸，往往成为有识之士嘲笑的对象。元末明初思想家谢应芳在《辨惑编》中说，天历年间大疫，家里人和亲戚们都病倒了，但他们“务求医药，不事祈祷”，后来大都活了下来，而那些求神保佑的，几乎都死掉了。巫婆神汉们自己的死，就是对巫术效果的最好说明。于是陶宗仪问道：“然则俗巫岂足恃乎？”
明代俞森作《荒政丛书》，对付大疫，被列为重要的一条政策。在同疾病的斗争中，人们也学会了一些简单的防护办法。明代副都御史虞谦在督运木料时，民工中大疫流行。他令民工“散处之”、“疫遂息”。这是简单的隔离措施。
用医药对付大疫，在第一线的当然是医生。南宋初年，在著名的海州抗金战役中，战士中发生了大疫。名医王克明当时在军中。由于他的及时治疗，“全活者几万人”，即差不多有一万人。
古人也不断寻找着对付大疫的方法。明朝末年，医生吴有性根据自己长期在疫区工作、治疗病人的经验，写出了著名的《温疫论》。
总结两三千年中我们的前人和传染病斗争的经验，惟一可信的就是医学，对付疾病只能靠医学。而所谓靠医学，不是说依靠以前的医学结论就够了，而是说，靠医学那经过千百年实践所总结出来的探索精神和寻治手段。这是前人付出了多少精力和生命的代价才取得的教训，更是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牢牢记住的格言。
3．战必选将，疾当择医
“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史记？高祖本纪》），这是中国历史上以善于任将而闻名的汉高祖刘邦的名言。一千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说得更明确：“将必择有识、有谋、有仁、有勇者。”（《明太祖宝训》）打仗要选将，是因为战场之上有良将，也有庸将。秦赵长平之战中，因为赵王选将不当，任用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为帅，赵军惨败长平，险些亡国。又比如，三国时被誉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也因为选将不当，任用“言过其实”的马谡，招致街亭失守，使得蜀军很有希望取胜的攻魏战争无功而还。
选将之所以重要，因为实际生活中有良将与庸将之别。同此道理，择医之所以重要，也因为现实生活中有良医与庸医的存在。对于择医治病，古人感慨甚多。明朝顾炎武说得好：“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日知录》）现在，医学虽然已很发达，但是浪荡里巷骗人钱财的江湖医生也不少见。
例如，有一患者，初秋之时，忽然觉得战栗恶寒，身体发热，并伴有咳嗽，找一江湖医生治疗。江湖医生用表散之药治疗后，不但没有疗效，身体还日渐瘦弱。进入冬天后，又加服人参、白术补剂，转觉昏昏欲睡，不思饮食，浑身乏力，泻痢不止，生命处于垂危状态。患者亲属只好将其送往医院，经医生及时抢救和治疗，患者才脱离危险，逐渐恢复健康。此案中的江湖医生，见病人有寒热，即疑其为外感，随意用发散之药治疗。在病人久治不愈的情况下，又疑其为虚损，而采用补益之药。其整个治疗过程中，既不究病因，又不辨病情，几乎将患者活活治死。
遇上这种庸医，倒不如不治。常言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中等水平的医治）”，因为不少疾病可以依靠自身的抵抗力慢慢康复。这虽然给自己带来一些病痛的煎熬，但总比碰上庸医，把小病弄成大病，甚至一命呜呼要强得多。所以，《折肱漫录》说：“欲求速效，而轻用医药，为病者所忌。药者，人生之大利大害也。不遇良医，不如不药。不药而误也悔，药而误也亦悔，然不药之悔小，误药之悔大。”当然，这不是说不及时求医早治，而是说比找江湖医生要好得多。
江湖医生古今都有，君不见某处墙角或电线杆上那些“祖传秘方”、“专治艾滋病”花花绿绿的招贴，皆是江湖派所为。一名八岁癫痫病患者，吃了那里的“秘方”，癫痫病未见效果，反而增加剧烈腹痛。病家只得改弦更张，到医院请专家诊治。结果发现，小患者因服“秘方”，已受到严重铅中毒损害。这正像《黄帝内经》所批评的：“粗工凶凶，以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复起。”江湖医生危害虽然不小，但其人数毕竟有限，而作为职业医生，则应该对技术精益求精，以防发生误诊、误治。
例如本作者曾收到一份从湖北省某地寄来的病历，一位19岁的姑娘因为心烦失眠、急躁易怒而不能学习和工作，在其当地一直以“青春期精神分裂症”诊断和治疗而效果不好。经过仔细察看这份病例的全部材料，诊断为“癫痫病、精神运动型发作”，遂给予相应中药治疗，五个月后症状显著缓解，而能参加正常学习。
对于患者，固然不能病急乱投医，对于医生，则应当继承古代重视医德医术的优良传统。清代医学家吴塘告诫道：“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温病条辨序》）
◎“庸医”
“庸医”之说到底从而何来？庸医自古有之，一说是“胡乱断病”；一说是“乱*方”；还有一说是“马大哈”，粗枝大叶，如把纱布剪刀留在病人腹腔内，等等。但断病不准和开药不对症不仅是庸医有，不是庸医可能也会有。因此，还需对庸医作一番考究，以便更准确地辨认。
大凡庸医都懂一点草头方，如柴胡、川芎、甘草、百合之类，也懂得一些望、闻、问、切的断病手段，一点都不懂成不了庸医，毕竟庸医也是医。但庸医大都没有自知之明，总以为自己懂得很多。
庸医害人不浅，或谋人钱财，或误人性命，因此必须警惕。怎样防止庸医害人？患者应增强识别能力，不找庸医看病。庸医治人疾病，弄不好会害人性命，而其他行业的从业者，弄不好也会有所耽误。如不称职的老师会误人子弟，不称职的工程师会做出“豆腐渣工程”，歪嘴的和尚会把经念歪。因此，三百六十行都应警惕庸医式的人物。
4．官兵一体，医患同心
将士一体，官兵团结，同心同德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要想做到将士一体，除了“铁的纪律”之外，最重要的则是将领应在士兵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信。而威信的树立，关键在于将领的战绩与行为，凡深谋远虑、指挥得当、百战百胜的将领，必然有极高的威信；善于严格训练又能爱护士兵，并以身作则的将领，更能使他的军队团结一心，士兵乐意服从指挥甚至为之效命。
医患关系虽然与官兵关系不同，但是作为真正高明的医生，要想提高治疗效果，要想使医学知识得到传播和推广，同样必须具备关心爱护病人，严格要求病人，并且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品格。孙思邈在其所著《备急千金要方》的一开头便提出：医生必须爱护病人，急病人之所急，待患者如亲人。为人治病应该不避艰辛，不计报酬，全力以赴。他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嶮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视一切病人“皆如至亲”，不带一丝私欲杂念，不避艰险，不惜自家身命，一心救护病人，是对医生的基本要求之一，也是医生在技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提高疗效的前提条件。
除了关心、体贴病人之外，医生还应从治疗疾病的需要出发，给病人以一定的约束，如饮食忌口、劳逸的度与量、情志的喜怒等，均应提出明确而严格的要求，否则也不能收到满意的治疗效果，或者使已经取得的效果前功尽弃。《黄帝内经》即曾指出医生必须避免“五过”，其中第四种过错就是“医不能严，不能动神，外为柔弱，乱至失常，病不能移，则医事不行，此治之四过”。指出医生不敢于严格要求病人，表现出软弱无能，以致病人不遵医嘱，而导致气血紊乱，疾病不能痊愈。医生虽然不能像将军那样订立若干惩罚条款，但也必须有使病人“动神”的措施，以保证“医事”活动正常进行。
宣传、教育，指导民众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注意锻炼身体和精神修养，以预防疾病发生，同样是医生的一个重要职责。但是，医生不仅是一个教育者，而且更应该是民众的典范。医生只有自己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才能够使其教育活动具有说服力。否则，再高明的医学理论、正确的养生防病技术，也难免被视为空洞的说教而失去意义。《黄帝内经》记载推广养生保健知识时提到：“上古圣人之教也，下皆为之。”唐代初年医学家杨上善对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