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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当时的两位童伶的出演尤有兴致。汪派童伶小桂芬出演于丹桂；谭派童伶小小余三胜（即余叔岩）出演于下天仙。小伯驹对小小余三胜演出《捉放宿店》中的“一轮明日”的“一”字转十三腔，学唱得颇有韵味，他也跟大人一样，戏称小小余三胜为“十三一”。
小伯驹看起戏来，常常乐而忘返。他既光顾下天仙、丹桂这些名气很大的茶园，也出入于一些小茶园，只要是有戏。
小伯驹上了###岁的年龄，父亲任长芦盐运使。使署在鼓楼之东，鼓楼之西是元升茶园，距署咫尺。小伯驹常常过使署而不进，而专往元升观戏。武生红净程永龙演出的《古城会》、《水淹七军》、《刮骨疗毒》、《九江口》等戏，他一出不漏地观看，尤其程演出的《收关胜》，更是喜爱，关胜被擒时，扎靠，厚厚的底靴，登上两张桌子，踝子摔下，在他看来，这是最为惊绝的一招。观戏已成了他最为快乐之事。
伯驹一生酷爱艺术，而发端却都在幼年和少年时代。在以观戏为无尚乐趣的岁月里，一颗艺术的胚芽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潜滋暗长了。他并没有因观戏而影响学业，用早上和上午的时间完成塾师布置的作业，继续背诵骈四骊六，背诵四书，《诗经》和《韵对屑玉》，塾师十分满意。下午和晚上的时间继续看戏。
元升茶园虽小，但在小伯驹的心目中，它不在南市下天仙和丹桂之下。这里的大轴戏常常由梆子老生元元红演唱，时人均赞美元元红的唱腔韵味醇厚，若“杏花村”之酒。小伯驹观其演出的《辕门斩子》，其神情、台风精彩至极。看后，便随口学唱对八贤王的一段：“戴乌纱好一似愁人的帽，穿蟒袍好一似坐了监牢，登朝靴好一似绊马索，这玉带好一似捆人的绳，不做官来不受困，食王的爵禄当报王的恩。”
伯驹度过了一段一边读家塾，一边观戏的生活之后，于宣统三年，即1911年辛亥革命这一年，和袁世凯的四子克端、五子克权、六子克桓、七子克齐、八子克轸一起就读于天津新学书院，开始了学校生活。
袁世凯诸子在入学之前，扬州方地山专为他们授课。袁世凯任军机大臣时，曾捐其四品衔。方地山在城南赁屋三间，娶一妾，但非缠足，自署其门“大方家”。伯驹与袁氏诸子多有交往，故也常到“大方家”，听其授课。大方家室内自撰一联云：“捐四品官，无地皮可刮；赁三间屋，以天足自娱。”伯驹对此记忆犹新。
在新学书院就读期间，伯驹仍以超群的记忆和才学博得老师的赞赏，也深令同学们折服。他除了学习规定的国文、理科等课程外，自己还研读了《楚辞》、《宋元名家词》、《枫香词》、《苏堂诗拾》、《清声阁词四种》等。他一生酷爱诗词，这时就已扎下了根基。他不仅门门功课成绩优异，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为同学背诵诗词，介绍词家，分析词之意境，讲解用典，娓娓道来，常使人耳目一新，怡悦性志。
一日课间，袁世凯诸子不在，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袁世凯来。有的说，袁克端之父不过是一介武夫，不通翰墨。伯驹摇了摇头说：“不尽然也！”一位同学劈头一句：“此乃因伯驹与袁家存有戚谊。”伯驹笑了笑，温和地说，对人评价，与戚谊毫无关系，我言不无根据。袁被罢军机后居彰德，园墅在洹水之北，漳水之南，与铜雀台相邻。他居彰德时曾写有笔记，我偶尔见过，其中也有一些诗篇。他当场给同学们背了一首《冬日即目》，并赞誉其中的一句“数点征鸿迷处所，一行猎马急归来”，其气象异常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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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俊才 风华飘逸（3）
年仅十三四岁的伯驹，看人论事，一切出于直率、自然。
此期间，伯驹与克端几位兄弟，仍常在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进餐。每日课后，常同去天津国民饭店午餐。国民饭店对面的戒酒楼是严范孙先生的别墅。严先生每天中午都去饭店看望这几位表兄弟，饭后，并考问功课。只要考问，伯驹总是对答如流，深得严先生的赞许，并预言：张伯驹日后必为非凡之材！伯驹对严先生也非常尊重。“洪宪”时，先生进京劝袁世凯不要称帝，耐心相劝，言无不尽，伯驹从内心深深赞赏严先生的这一有识之举。
不久，伯驹随父亲回开封府。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死后，伯驹与袁氏诸子又见面于天津。袁氏诸子居住在天津小白楼。伯驹每过其家门，都要进去看看。他们几位书案上各置有“皇子印”，或金或玉，篆“皇几子印”四字。克轸字晋庵，排行老八。一天，伯驹在他的房间里看见袁氏诸子于“新莽门”前的摄影，乘双马车，着金花燕尾服。项城称帝，举世皆骂，其子只与其豪横一时啊！伯驹摇了摇头，取来一印观看，“皇八子印”四字映入眼帘。他的脑海里忽然，闪过“亡八”二字，不禁哑然失笑。其实“王八”二字在很早以前并非骂人之语。他记得杜工部的诗有巴陵夜别王八员外，又岳阳宴别王八员外贬长沙，李嘉佑诗赠王八衢州等，均为唐时王八之称，和杜十二、韦十七、元九之称相同。《聊斋志异》三朝###大门楹联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上联为亡八，下联为无耻，这显然是讥讽清初贰臣者。这时王八已经是骂人语啦！
晋庵问伯驹：“表兄为何发笑？”
伯驹说：“幸尊翁为皇帝，假为王，则君之印文竟作何语乎？”
晋庵相顾一笑。其实，他根本未理解表兄的幽默及对其父称帝婉转的讽刺。
行年弱冠 羁寓军旅（1）
甲寅（1914年），伯驹已经是17岁的青年了。那个年代，有多少行年弱冠之人，或驰骋在报国的疆场，威名远震；或在文坛崭露头角……然而，伯驹却不是。由于他的贵胄出身，他家与袁世凯的戚谊以及家父的安排，使他具有了一段特殊的经历。
伯驹所处的青年时代，革命浪潮猛烈地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继之干出了摧毁共和国制度的倒行逆施之举。
1913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张镇芳被升任河南都督。在张镇芳眼里，袁氏所以登上大总统的宝座，是因为他始终握有北洋大军的兵权。1909年，载沣当政，袁世凯的军机大臣曾被强行罢斥，袁回原籍“养疴”。两年以后，载沣无奈，又不得不请袁世凯“出山”，因为袁开缺后，北洋军的实际兵权仍握在他的手中。
张镇芳早年经商，从文，后也进入军界。他很喜欢温文尔雅、才学过人的儿子，加之望子成龙心切，一直在为其精心选择继承父业，大展宏图之路。伯驹离开项城与他一起生活已历十个寒暑，但这位少爷平时寡言少语，尤其对父亲的政事从不问津。在那个时代，做父亲的隐约感到，让孩子在军界做事，或许更能出人头地，经反复考虑，决定将伯驹送入军旅从戎。
正巧，1914年，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在军事上采取了一个重大措施——建立一个旨在培养军官的陆军混成模范团。
模范团的军官均从北洋各师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精选。原任中级军官的均充任该团的下级军官。士兵皆年在22岁至26岁之间。要求必须是素日忠诚，身强力壮，当过正目，经过战役的战士。
是时，张伯驹年仅17岁，又非军伍出身，显然不符合条件。但在父亲的安排下，他破格考入了混成模范团的骑科。
在甲寅仲秋季节里，伯驹第一次穿上了蓝呢制服，这意味着他未来将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军官。一种新鲜感和好奇心驱使他决心学一手真本领，硬功夫。紧张的军旅生活从此开始。
然而，军营中的骑科训练十分严格。这使出身富豪之家的张伯驹很不适应。军号一响，立即起床；晚灯一闭，必须入寝，这可苦了张伯驹。他常常是早上不起，晚上不睡，因过惯了读书看戏、东游西逛的闲散生活，无拘无束，所以入骑科以后，他常请假回家。
父亲意欲伯驹尽早参与政事，不仅送他到模范团学习，还利用与袁家的戚谊，创造伯驹与袁世凯接触的机会。
1915年元旦，正值伯驹放假居家。父亲将其唤至身旁说：“你年已弱冠，父甚操劳，今后家中一些事情需你代行。”伯驹看了一眼父亲，微微点头。
“车和礼品均已备好，你自行整理一下，马上驱车赴京给你姑父拜年。”
父亲交代完了，仍不放心，又嘱咐道：“这是你第一次独立出面办事，一定要谦恭有礼，落落大方，路上千万要谨慎小心。”伯驹又点了点头。他急忙回房更衣，不多时，便匆匆起程。
袁世凯闻人报告，天津张镇芳的大少爷伯驹前来贺年，忙叫人召来相见。
袁世凯在居仁堂召见，立在案前，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伯驹见之即行跪拜礼，袁急忙上前将侄儿扶起，细细端详，侄儿个头足有一米八，风度翩翩，举止文雅，面孔英俊，一双眼睛闪射着聪慧之光，不禁挽起侄儿的胳膊，拉着坐在自己的身旁。
因初次见面，袁不免问道：“侄儿多大了？”对曰：“刚刚18岁。”“到我这里来当差，好不好啊？”对曰：“侄儿正在模范团上学。”“你一定好好学习，毕了业就到我这里来。”伯驹看着得意洋洋、踌躇满志的姑父大人，没有再说什么。
伯驹起身施礼告辞。
伯驹刚刚跨入家门，袁氏所赐之礼物已先行到达，内有金丝猴皮褥两副，狐皮、紫貂皮衣各一套，书籍四部，食物四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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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年弱冠 羁寓军旅（2）
伯驹向父亲禀报此行之经过。父亲乘便说：张家与袁家不仅有联姻之戚，且交往也深。清末，你姑丈曾闻听开缺之命，惊惧万状，即日晚车暗来天津。他独坐包车，戴红风帽，住英租界的利顺德饭店。直督杨士骧避嫌，没有出面，命其长子杨毓英谒见你姑丈，并赠银6万两。我独往相晤，力劝其次晨立即离京，速速去彰德。我兼任粮饷局总办时，有结余银30万两未动，即以此款全部赠他，为日后生计。
涉世未深的伯驹，我行我素，向不服人，但经此一事，似乎是有一丝羁绊在身。“好好上学，毕了业就到我这里来。”这句话常常响在耳边。“难道要我进入牢笼？”这个念头常常萦绕在他的心头，似乎像紧箍咒一样套在自己的身上。
袁世凯为了使模范团的学员成为忠实于他的亲军，一切待遇从优。学员的伙食津贴很高，毕业后均晋级升用。袁还不只一次地把学员集合起来，亲自检阅他们的操练，进行训话。同时，还颁发了军人训条誓词。
1915年3月，张伯驹也和其他受训学员一起，参加了宣誓大典。他也曾举手宣誓：“服从命令，尽忠报国……诚意卫民，尊敬长上，不惜生命，言行信实，习勤耐苦，不入堂会，誓愿八条，甘心遵守，违反其一，天诛法谴。”
模范团第一期毕业学员考取前十名者，袁世凯亲写命令，授以卫侍武官衔。叨此隆遇者，无不感恩图报。
伯驹在受训期间，不仅不适应，还渐生反感。依着自己的性子，早就甩手不干了。但是，为了慰父之心，他不得已而从之。在他本来就不甚愉快的受训生涯中，偏偏又碰上一个不学无术的陈兴远。陈是模范团的团副，他的顶头上司。此人本无学问，但爱装腔作势。举行毕业典礼时，按惯例，团副须训话。陈拉着官腔官调说：“你们已经毕业，由大元帅亲手培植。大元帅对你们期望很大，你们要好好地干，将来你们都不堪设想啊！”话音刚落，全体学员大哗，唯有张伯驹紧皱着双眉，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陈团副竟将“不可限量”，说成了“不堪设想”。伯驹对官场上的这种趋炎附势，装腔作势，十分反感。后来陈率领模范团编成一个师，任江西督军。此人极其贪婪，时值他的寿日，广收贺礼。广西商会用赤金特铸八仙人一堂进献，陈视之连称：“好，好，好！”过后又说：“只可惜小了一点。”伯驹目睹了官场上的腐败，更生厌恶之心，并将此事作为笑柄传之。
伯驹于模范团骑科毕业后，先后在曹琨、吴佩孚、张作霖部下任提调（秘书，从未到任）。21岁时，他在安徽蚌埠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这就是张伯驹的“宝马金鞭，雕冠剑佩，年少英姿，意气豪横”的早年历史。他虽身栖军旅，却心在营外。他素以观戏为趣事。当时蚌埠街上演乱弹《凤阳花鼓》一剧，他欣然前往。一男一女，肩挎腰鼓，头上盘髻、插花，一双大脚穿搬尖鞋，与乱弹扮相和唱调没有区别。伯驹始知乱弹戏之由来，大开眼界。他每戏必看，也不顾及军纪、军规的限制。对于这位不安分而醉心于观戏的“提调”，顶头上司也无可奈何，只能偶尔将此情委婉地告知张伯驹的父亲。
张镇芳对伯驹时而进行耐心的开导，时而进行严厉的训斥，伯驹从不顶撞，不过还是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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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弃仕途 倾心艺事（1）
举国皆知是莽操，歌功颂德亦徒劳。
人心已去军心散，誓愿空余背八条。
袁世凯称帝时，将模范团的八条誓言又推广至全军，并载入军人手册。凡军人必有之，还须宣誓背诵。伯驹已清楚地看到，人心浮动，军心未固，八条形同虚设。他在这首诗里把袁比作篡权的曹操、王莽，不难看出他对袁氏称帝的看法。面对军界人心向背，张伯驹对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一职愈加索然无味。
一次，他告假回家，见袁克明（字伯达）寓居其家。克明乃袁世凯长兄的长子，夙来居乡。自袁世凯称帝后，他自认为当有封侯之望，遂由家乡来京，专待封爵。伯驹知此，淡然笑之。克明居家无事可做，便与衡阳一个叫龙佐才的奇人相识，并拜他为师，与其学剑。而伯驹对表兄克明专待封爵之举颇有讥语，有诗为证：
不在家乡学种田，长门长子谱中传。
封侯只待无他事，更向奇人学剑仙。
伯驹还得知，袁家为了实行帝制已经是不择手段。各地掀起的反对帝制的斗争风起云涌，袁克定是知晓的，但他以“青宫储贰”自居，害怕时间拖下来，父称帝不成。当时日本人在北京办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袁克定则另外伪造一份，言日本如何如何赞成帝制。
一天，袁世凯的三女儿给父亲进献花生米，包花生米之纸便是真的《顺天时报》。袁见之，才恍然大悟，以前所阅的《顺天时报》全是袁克定伪印的。他当即唤人把克定叫来，克定知道事已败露，忙跪下求饶。袁气愤至极。按袁氏家规，子弟有过，尊长令旁人挞之；但克定已被封为“皇储”，何人敢为？只好比划了几下子了事。伯驹戏曰：“若演一出《打龙袍》戏也。”
其实，对于张伯驹的思想触动最深的莫过于父亲在官场上的沉浮。张勋复辟事败，父亲张镇芳身陷囹圄。此事像一层浓重的阴影罩在张伯驹的心头，给他以强烈的震动。
张镇芳开始经商，后入仕途。袁世凯督直时，张任长芦盐运使，对于盐务熟识。袁任总统时，张建议创建官商合办的银行，由财政部及私人各出资100万元，名盐业银行。袁批准办理。时财政总长为周自齐，认为盐税为财政部主要收入，如由银行经营，财政部即不能独自掌握，乃拖延其事，仅由盐业署入股8万元以应命。袁死后，官商合办一事作罢，遂成商业银行，张镇芳任总经理，成立北平、天津、上海、汉口四分行。北平行由岳乾斋任经理，为北方成立商业银行之创始。
1914年，河南农民起义军白朗军不断发展壮大。袁命河南都督张镇芳实行白色恐怖，镇压革命力量。河南城池不断失陷，袁慌了手脚，1月20日将张镇芳先行撤职。白朗军节节胜利，国内外反动派惊恐万状，纷纷指责张镇芳无能。2月23日，袁免去张镇芳的豫都。这是张镇芳步入官场后一次重要的沉没。后经人说合，才又任了参政。
1917年，张镇芳与雷振春参加了张勋复辟，并为中坚人物。时张镇芳为度支部尚书，雷振春为陆军部尚书。张勋复辟失败后，张镇芳与雷同去天津，行至丰台被捕，扣押在陆军部。张伯驹认为，此事系段芝贵所指使。
段芝贵与张镇芳本为结盟兄弟。当时庆亲王奕劻长子载振至天津，袁世凯命段芝贵接待办理此事。天津有一女伶叫杨翠喜，色艺俱佳，载振一见，大为赏识。段为了讨好，将杨翠喜买来献给了载振。载振回京，禀报奕劻，段由侯补道一跃升为黑龙江巡抚。御史江春霖劾奏，载振不敢纳，杨翠喜转嫁于天津某盐商。载振以查无实据免究，段芝贵另以他事革职，永不续用。张镇芳因此对段表示过轻蔑。袁任总统，授段芝贵为镇安将军，兼奉天将军，总揽东三省军政。段为人上谄下骄，不得军民之心。张作霖当时为师长，派他的赵参谋与张镇芳通音，说段卑鄙，总统何以重用此人？张镇芳复函说可以撵他。张作霖又命赵持函来，说如此举动，担心总统怪罪。张镇芳复函说：“总统方面由我去说。”张作霖接函乃布置军队在上将军署外呐喊鸣枪，入告将军兵变，段次日狼狈入关。张镇芳向袁力保张作霖继任，于是袁任命张作霖为奉天将军。后来段知此事，对张镇芳深深衔恨。①
厌弃仕途 倾心艺事（2）
张镇芳被段捕后，伯驹得知，甚为焦虑。在父亲被押时，段芝贵任京畿卫戍总司令，他派吴鼎昌接任了商业银行总经理。有些人落井下石，一再搞名堂，目的是要压缩张镇芳在银行的股权。这时，张作霖多方进行营救。当时近畿发生水灾，熊希龄为近畿水灾赈务督办，他和张镇芳至友王祖同商量，希张镇芳捐款助赈，可救济灾童流离失所者。后来，由张伯驹出名捐公债、交通票、现洋各10万元，毁家助赈。熊便以此款救济水灾难童，办香山慈幼院，在香山修建一楼，名“镇芳”楼，以资纪念。后来，张与雷以发往前敌效力结案，并授予张伯驹二等大绶嘉禾章。张镇芳六十寿辰及■庵寿辰时，伯驹发征寿文启，记康南海联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