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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的并非只有中国一家，其他8个新兴市场国家也聚积了1 000亿美元的战争基金，真实数字甚至有可能更多，而且大多数都是美元。仅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就高达2万亿美元，而且大多数也是美元。2008年9月，中国超过日本成了美国的最大债权国，而日本已经不再大量购买美国的国库券了。中国掌握着所有优等T票（T…bill）①的10％，无疑已经成了美国的最大债权国，而美国财政部也不再追逐美国国内的借贷方了。中国握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欠条，因而掌握着山姆大叔的签字权。
事实证明，与过度消费一样，全球层面的过度储蓄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据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测算，中国把这么多的钱存到国外，而不是进行建设性地再投资，将使其GDP每年损失大约一个百分点，相当于400亿美元的财富。对美国来说，中国的贷款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它使美国的利率保持在低水平，从而鼓励房地产拥有者进行再融资，对冲基金管理者疯狂地猎取“杠杆”，投资银行将资产负债表抹平。《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说，中国的贷款为美国提供了廉价的资金，而“廉价资金鼓励着美国人进行金融创新、借贷和消费狂欢”。
“如果按照正常的商业标准来衡量，这样做显然是没有什么收益的。”沃尔夫写道。但从短期来看，它使我们得以维持现状。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宣誓就职前不久，曾经对“未来几年万亿美元赤字”的前景发出警告。但等他上任后，他的政府也在不遗余力地进行投资，从绿色技术到医疗保险无所不包，试图重振美国一路下滑的经济，而重振经济的资金大部分仍要向中国借。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应对自身的经济问题，斥资6 000亿美元向这些问题宣战，所用资金高达其GDP的15％。在此情况下，我们依然要求中国同时为人类历史上的两大财政扩张计划提供资金：一个是他们的，另一个是美国的。但毋庸置疑，中国一定会继续进行“购买T票狂欢”（T…bill shopping spree），因为它如果不这样做，自身的出口不仅将会受到损害，超高的经济增长率也将直线下滑。
然而，中国并非别无选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指出：“中国人当然会努力使美国人的消费持续下去，但当美国的消费显然难以为继的时候，他们就将启动自己的‘B计划’。”中国B计划的核心将是增加政府开支，扩大信贷规模，以鼓励本国人民进行消费。正如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写道：“今天的最大问题是‘中美国’（Chimerica，即中国与美国相结合）继续密切合作，还是会因为这场危机而分道扬镳。如果‘中美国’继续密切合作，我们将找到走出森林的路径；但如果它们在危机中分道扬镳，我们将就此告别全球化。”
最佳选择应当是中美两国通力协作，逐步将它们之间的自杀性默契打破。中国应当把更多的钱用于对国内经济的投资，美国也要做出痛苦的抉择，最终使本国的经济形势好起来。果真如此，中美两国都将从中获益匪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发现可以纵情消费，无限期地推迟还贷时间。无论是对于外交还是内政来说，这种借贷消费行为都有害无益，它使华盛顿变得自命不凡、好逸恶劳而且粗心大意。但说来说去，搭便车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奔向后美国世界（1）
就这次金融危机的规模来说，它虽然远远超出了人们的记忆，但绝非史无前例。放眼资本主义的历史，泡沫、恐慌、金融崩溃和衰退比比皆是。17世纪的时候，荷兰人沉浸在对郁金香的迷恋中难以自拔；英国人也于19世纪40年代陷入了对铁路的狂热中。甚至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间，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和几乎所有拉美国家也相继爆发过金融灾难。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及其前卫星国土崩瓦解，亚洲又于90年代末陷入一场金融风暴中。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它于1998年宣告破产，这造成了空前的恐慌，使美联储不得不出手救市，以防止金融体系走向崩溃。
但尽管如此，2008年的金融危机仍然与众不同，因为它不是肇始于一潭死水的发展中国家，而是发源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心脏—美国，并由此流淌到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每一个角落。这次危机并不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终结（虽然有一些评论家提出了一些危言耸听的观点），但它无疑表明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寿终正寝了。目前的经济剧变只能加速我们走向后美国世界的步伐。从世界的角度看，如果说伊拉克战争和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外交政策是对美国军事—政治权力的去合法化，那么，这次金融危机将对美国经济权力产生去合法化的效果。
人们无论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做何评论，都还一致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现代化、最完善、效率最高的经济体，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市场。正因如此，美国的霸权不仅体现在军事和外交上，而且还延伸到了观念领域。世界各国的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竞相到美国的学校学习本领域的基本技能，政治家则按照“华盛顿共识”中提出的建议发展本国经济；硅谷的创新成果令世界趋之若鹜；庞大且遍地是金的纽约资本市场是世界各大洲神往和模仿的对象，仅有的一个例外是没有人烟的南极洲。
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员布拉德·塞泽尔所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全球化几乎就是美国化的代名词。“渴望筹集资金的外国借贷者必然要发行以美元记账的债券，按照纽约的法律法规办事，并且要符合证券交易委员会制定的透明度标准。”他写道。美国在经济上的成功使它的观念和制度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华尔街的崩盘将使这一成功造就的遗产受到重创。2009年的美国经济将出现萎缩或者陷入萧条，随后几年的增长速度也可能非常缓慢，并将长期因为债务而不堪重负。多数欧洲国家都与美国在同一条船上。世界各地的经济活动都会受到第一世界崩盘的影响，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由于金融已经完全实现了全球化，世界各地的股票市场也风雨飘摇。然而，在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大国，其基本经济规模已经非常庞大，而且都有着自己可观的经济活动（国内需求），因而不必依赖向西方国家的出口。正因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的100％都将来自新兴市场。尽管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仍然与美国紧密相连，但实体经济将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对美国的某种独立性。
全球权力首先是对观念、议程和发展模式的主导能力。10年来的许多金融创新除了堆起一座“海市蜃楼”外成效甚微，这一事实将严重削弱美国的权力。从现在开始，美国要想继续向他者兜售自己的观念，必须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发展中国家将选择和实行最适合它们的经济政策，而且在这方面会越来越自信。“美国的金融制度曾经被当做典范，我们也竭尽所能来复制它，”中国人民银行的前顾问余永定说，“现在我们突然发现自己的老师并不完美。所以，以后在设计金融制度的时候，我们将更多地发挥自己的智慧。” 。 想看书来
奔向后美国世界（2）
凭心而论，“他者的崛起”是一种经济现象，但我们正在经历的权力转移却不限于美元和美分，而是会产生重大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后果。随着其他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和富有，以及美国为恢复世界对它的信任而奋斗，我们可能会面临来自崛起中国家的更多挑战和压力。在2008年夏天的一个月时间里，印度断然拒绝了美国关于多哈贸易谈判的提议，俄罗斯占领了格鲁吉亚的部分地区，中国则举办了有史以来最壮观、最昂贵的奥运会（耗资400多亿美元）。如果在10年前，这三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足够的实力和自信这样做。就算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会下降（这是确凿无疑的），它们也绝不会放弃在全球体系中的新角色。
这里仅举几个例子。在过去的10年间，美国将势力扩张到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俄罗斯势力范围的地区。在冷战后的美国主宰时代，俄罗斯默认了这一现实，因为它需要美国的资金和支持。但到2008年，俄罗斯再次复活为一个大国。2009年2月中旬，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做出了关闭玛纳斯空军基地的最终决定。过去美国一直利用该基地为其在阿富汗的行动提供实质性的空中支持。在乌兹别克斯坦已经于2005年关闭了美国的另一个空军基地后，玛纳斯空军基地的地位显得越发重要。这一事件完全是钱在作怪。迄今为止，美国为了使用该基地，每年向吉尔吉斯斯坦支付5 500万美元的租金，并且表达了将租金提高到每年1亿美元的意愿。俄罗斯政府坚决反对美国在其后院的半永久性军事存在，遂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了23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其中包括免除亿美元债务、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20亿美元的水电站建设贷款，从而使美国承诺的财政支援相形见绌。而且该水电站由俄吉两国合资建设，投产后将使吉尔吉斯斯坦的发电量增加40％，并有可能使其电力出口潜力充分发挥出来。虽然石油价格已经下跌到每桶40美元，但俄罗斯仍将坚定不移地奉行更加独立的外交自主政策。
就连印度这样的新盟友也保持着对美国的独立性。印度感谢美国支持其核大国地位的合法化，但在关键的安全问题上仍然寸步不让。虽然美国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但印度仍然不肯像美国那样把伊朗列为威胁国家的行列。印度曾经有一次在国际原子能机构里投票支持了美国，但却继续与伊朗保持着全面的交往，甚至还进行了联合海军演习。印度把伊朗视为一个商业伙伴，拒绝以任何形式孤立它。2008年4月，在伊朗领导人访问斯里兰卡归国途中，马赫穆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的飞行员要求在新德里降落进行加油。印度政府立即向内贾德发出邀请，把6个小时的短暂停留变成了一次正式的国事访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现状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些组织都处于美国观念和金钱的支配下，长期以来被视美国施加影响的工具。但是，目前这两个组织已经今非昔比。塞泽尔写道：“中国、俄罗斯、印度、沙特*、韩国甚至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不仅不再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且越来越走上了与其展开竞争的道路。沙特*已经开始为黎巴嫩撑腰，委内瑞拉则帮助阿根廷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中国提供的发展资金也成了世界银行贷款的替代品。”
2008年11月召开的20国集团华盛顿峰会是一个更好的例证，翻阅一下会议文件就能体会“他者的崛起”造成的变化到底有多么深远。此前的历次金融危机都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或七国集团（和后来的八国集团）出面解决。在以往的危机中，西方都扮演着“严厉的教师”这一角色，声色俱厉地向一个“不听话的班级”训话。然而，如今它们讲授的课程似乎已经声名狼藉。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要求亚洲人采取三个步骤：让经营不善的银行倒闭，对消费行为进行约束，实行高利率货币政策。但在它们自身陷入危机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在这三个方面采取的措施却与此相反。
无论怎么说，西方都无力单独化解此次危机。在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体中，有效的应对措施需要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博弈方共同参与，这当然包括几个名列前茅的新兴经济体。对于资金供应来说，中国和沙特*这样的国家至关重要。在合法性方面，传统的西方俱乐部已经过时，因为它作为旧世界的残余，已经无力再傲慢地向全球兜售药方。正如这次危机所表明的，就连美国也无力再自行其事了。在此情况下，20国集团（八国集团加上主要新兴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召开了领导人峰会。
当然，并非一切都发生了变化。20国集团峰会仍然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小布什总统仍然扮演着设置议程的主要角色。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但这个世界之新并未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非要把美国扫地出门。事实上，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最重要的国家，有能力在任何领域和任何大洲以其他大国无能为力的方式施加影响。按照德国作家约瑟夫·约菲的话说，美国仍然是“公认的超级大国”。然而，我们目前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采取共同行动不仅是众望所归，而且已经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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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就像一头怪兽，经常是“有志者事难成”。阿富汗战争是成功的多边行动的典范，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战争在开始的时候，得到了联合国和全球社会的支持。这次军事行动迄今已经持续了7年多，来自英国、加拿大、波兰甚至法国的军队先后加入。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和各国政府共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用于重建阿富汗的基础设施。但尽管如此，阿富汗战争仍然行将失败。哈米德·卡尔扎伊政府控制的地盘不到全国的1/3，在喀布尔以外地区发号施令的仍然是各路军阀。塔利班虽然遭到了重创，但仍然拥有不容小觑的实力。鸦片成了阿富汗的主要出口物资。大多数国家—从巴基斯坦等邻国到德国等欧洲国家—都急于从阿富汗脱身，而不是与美国一道继续奋战。面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进步的国际主义经常是一败涂地。
阿富汗的教训向世人昭示：多边主义既非易事，也不可能总是管用。然而，阿富汗战争之所以受挫，在于美国的漫不经心：小布什政府太热衷于兜售伊拉克战争的必要性，后来还真的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正因如此，在阿富汗的行动还有挽救的余地。要想解决目前的问题，仍然需要采取多边行动，无论面临多大困难。我们今天面临的任何问题都蕴涵着一个机遇，那就是它们针对的远非一个国家。恐怖主义、金融危机、传染病、能源和安全等，所有这些挑战都要求各方通力协作进行应对，有时还需要建立制度，以确保合作的贯彻执行。
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当今世界，传染病一旦爆发，必将大范围地蔓延开来。这意味着各方都迫切需要尽快查明病因、隔离感染者和探索治疗方法。从理论上讲，世界卫生组织可以介入，要求有关方面向其报送病毒样本，由它据此做出权威性的诊断，进而制定各方必须遵守的协定。但不幸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缺乏资金和人手，也没有足够的权威制定各方必须遵守的规则。
这就是巴拉克·奥巴马总统面临的世界：乱象环生，吵吵嚷嚷，解决起来绝非易事。不过，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它仍然是一个相当和平的世界。大国之间的战争也是不可想象的。按照某些标准（如平民死亡率）来衡量，我们生活的世界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和平的。基地组织是21世纪的第一个重大威胁，但由于它崇尚暴力并且不惜杀害平民，就连*平民也不放过，世界各地的*都对它深恶痛绝，因而它成了无处藏身的过街老鼠。巴拉克·奥巴马是一位具有多种族血统的美国人，并且在世界许多地方生活过。他的父亲是一位穆斯林，他本人的中间名就叫“侯赛因”①。他当选美国总统令恐怖主义组织惊慌失措。在最近的一次视频讲话中，基地组织领导人又开始对美国新总统进行软弱无力的人身攻击，把奥巴马贬为一个“黑奴”。他们的忧虑是可以理解的：奥巴马的当选给世界带来了希望，但却对基地组织的邪恶意识形态构成了威胁。
当然，也有人老调重弹，认为和平将在权力转移时期被打破。自从修昔底德指出“权力由斯巴达向雅典转移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本原因”以来，学者们一向忧心忡忡地看待权力转移时期。但这次权力转移有所不同，只要能够进行正确地掌控，“他者的崛起”并非必然造成动荡。美国并非在迅速衰落，行将由另一个国家取而代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次危机中，所有国家都挤在一条船上。正因如此，其他国家完全可以为维护稳定发挥重大作用，而且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方面。比如，在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冲突期间，前往莫斯科斡旋的是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而不是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2008年夏天，当以色列和叙利亚开始和谈时，扮演“和平掮客”角色的是土耳其而非美国；2008年5月，当黎巴嫩再次陷入派别混战时，唯一能使各派回到谈判桌上的人是卡塔尔酋长。在上述任何一个事件中，美国都丝毫不引人注目。这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但如今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在一个更加踌躇满志的世界上，虽然会有更多的对手和蛊惑人心的领导人，但同时也会涌现更多致力于维护和平的谈判家和地区领袖。如果这一方面能够得到有效地组织和鼓励，我们生活的世界必将成为缔造和平的更佳场所。
多数大国都与美国有着某些共同利益和理想，这些共有动力应当能够推动世界朝着更加稳定和繁荣的方向前进。真正的危险仍然是：美国的作用有可能不到位，从而引发更大的混乱和不稳定；要么就是美国的手伸得太长，使其他国家深恶痛绝并进而自行其是。对于维护全球稳定来说，管理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权力仍然是最为重要的任务。美国必须为世界提供能解决重大问题的规则、制度和服务，同时在国际体系中给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留出更大的空间。
几十年来，美国并没有真正发挥这样的领导作用，但法国、英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同样没有做到。欧洲也迟迟不愿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组织移交权力，许多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