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已不太合适，酉年本应戴几天再去找医生调整，可他没那功夫，于是回家找出钢锉，自行“打磨”牙套。磨一磨，试一试，如是三次，竟也免去了再去医院的麻烦。这事儿，一方面说明酉年这个“科技专家”在某些问题上实在不科学；另一方面也说明凤凰人的动手能力还是很强的。
。。
刘庆东
凤凰卫视负责海外业务的副总裁。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并留校任教，教过新闻，公共关系等课程。此前，他当过兵，做过工，教过书，在部队是风钻班班长，专啃硬骨头，但有时同事称他为“打钻的”，词意相当的暧昧。
两栖副总裁
刘庆东的名气却是在当了“主持人”以后大起来的。
凤凰有个栏目叫“时事辩论会”，关注时政，对热点话题颇有见解的庆东被邀参与客串“辩手”，结果，他当“辩手”的瘾头似乎比当副总裁大，如果下班后，他还留在办公室，八成都是在准备参加“辩论会”。
如此热衷“上镜”，大有把副业干成正业之势，搞得公关部差点要给他做主持人卡（推广宣传主持人之用）。现在，庆东已名副其实地成了辩论会主持人，任务重了，工资没加，他仍乐此不疲。
对庆东的相关介绍是这样的：
“1995年，从凤凰卫视的筹备开始至今的十年里，刘庆东作过管理，跑过广告，参与了凤凰网的早期建设，现在负责国际运营，是凤凰的副总裁。
“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庆东试探著作为嘉宾参与了“时事辩论会”的辩论，又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由辩手转为了主持人，成为凤凰的兼职主持人之一。”
庆东的名言是：“凤凰的神奇，在于有无限的机会”，说明他对此有切身体会，才能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但两栖副总裁庆东最让人“佩服”的是这样一件小事： 一次老板与他谈话，他却做了一个手势表示谈话必须被打断。庆东说：“对不起，老板，我要去化妆了。”然后搁下老板，一个人颠颠地走了。知道这事的哥儿们说，嘿，庆东，你这感觉可比当副总裁“牛”多了。
阎立宏
凤凰资讯台副台长，作家，曾经留学澳大利亚，并担任当地一家华文报纸的总编辑。老阎曾对本书的编者很有意见，因为这帮家伙采访他时，他说没时间，而别人在接受采访时又发表了对他“不利”的声音。于是，书里的他就成了凶神恶煞的黑脸包公，而台湾来的主播则战战兢兢地称他为“长官”，还把一次差错归罪于他。他要找这帮人讨个说法，而讨说法的办法就是请人家喝酒，然后称兄道弟，大醉而归。
第三者
当听到有个人的名字叫“阎丽红”的时候，你肯定跟年轻，美丽，青年，女性等词联系到一起。不仅你这么想，中国的一名大作家的妻子也是这么想的。
那位很有名的大作家把中国的领袖从神坛上拉回到老百姓的生活中，使神化了的领袖又变成了普通的人，由于他的作品，老百姓对领袖的激动心情开始变得平常和平静了。但是，他没有能够把他夫人的心情梳理平静，因为他有一个朋友叫“阎丽红”。
一天，“阎丽红”到这位作家家来做客。当门卫把这个信息报告给作家的夫人后，“阎丽红”就被晾在了门口，一晾就是半个小时。好不容易大作家脱身出来，把“阎丽红”带进家里，推到了作家夫人面前，很生气地说：你看吧！这就是“阎丽红”！
原来，这是位男士。他的原名叫“阎立宏”，是位内蒙古壮年男子，他现在在凤凰电视台工作，海外大名鼎鼎的侦探推理小说“双面人”和“消失在香港”的作者。那天他是应邀来喝酒的。那位作家的夫人并没有再说什么，但是所有的人都明白了，原来，她心中认为阎立宏是个第三者。
。 最好的txt下载网
吕宁思
凤凰卫视资讯台副总编辑，主持《总编辑时间》节目。生于北京。先后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澳洲悉尼大学，主修过历史、俄罗斯文学和亚洲研究。当过海军和陆军。一位老资格职业军人评价他多年的军旅生涯时只用了四个字“自由战士”。文风清丽、慎密而幽默，著作《凤凰新闻总监手记》写得相当精彩。
驴老师自述
先听听别人如何说我：
程鹤麟说，我们都叫他“驴”老师，故意是把“吕”说成“驴”，他挺“驴”的，因为他住的很近，基本上每天上班十几个小时，包括他的休假日也经常在公司（理论上是休假，但是可以随时回来工作）。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他说话经常比较坏，不像我比较忠厚（奸笑）。他讲话很是刻薄，一不小心就被他装进去，你还不知道他是表扬你，还是批评你。
很久以前有一个讲英文的朋友说，你吕宁思是天生新闻之才。那个时候我在澳洲，那天正在开车，听着英文广播，突然听到一个词“苦迭打”，就是“军事政变”，新闻内容是克里姆林宫出事情了。当时呀，我顿时涌出一阵发布新闻的冲动和表达欲望，就是苦于找不到对象。就拨了一个电话，向最能和我产生共鸣的朋友“报告新闻”，那就是震惊世界的苏联“8月政变”。听到这个新闻，那种兴奋感，完全是一种要发泄的欲望。所以澳大利亚政府一个新闻官员就说，你这家伙是天生的记者。做新闻有一点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可能就是所谓天意安排。比如早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人问我长大了想做什么，我不假思索的说我要当一个记者，还要当一个国际记者。
在西方经常讲这样的一句话，一件事情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时机的选择。资讯台就有一个一鸣惊人的天时地利。CNN第一次海湾战争打出名牌之后，实际上改变了人的观念，电视新闻是信息，也是能挣钱的东西。从传媒发展规律来讲，先从西方到波及亚洲，正好人们迫切需要资讯台的时候。CNN从赔本到挣钱，花了5－10年。凤凰卫视资讯台在3年里就挣钱了。按照老板的说法，不是我们先赔钱，后挣钱，而是先投资后回收。我原来在中天新闻台做，那里面有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来自海外和两岸三地的华人，虽然后来败走了，仍是我们人生当中很难忘的时刻，也锻炼出了一批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失败了，但是最后新中国成立了。
新闻的传达，实际上是比智商，比含金量。比如中国一些重要会议的报道，如果只有领导出来拍拍手，那就什么新闻元素也没有，但是，如果我们向他们提问，请他们就一些问题作答，那就是新闻。这是我们现在能够尽力做好的。新闻的“新”，与新年和新婚的“新”是不一样的，新闻有时候一小时之后就不新了。因此，现场直播的意义才显得重要。我们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新闻别动队，我很荣幸，担任首任队长。
英国军队有一句谚语：上尉的表永远比中尉的准确。这话的意思是，你当上尉，我当中尉，那我听你的，这就是秩序。这非常重要。现在资讯台还有许多地方要立规矩。无论是个人、部门、还是整体运作，都要把规矩立清楚。我这一代大陆人受的教育是要“管的宽”，强调对整体的把握和责任心，香港的同事则更讲究责任内的事情尽责，责任外的事情不“捞过界”，决不淌混水。而我们的规矩就是要融合两方面的优点。
里外不是人
在别斯兰人质事件现场，卢宇光与吕宁思有了生死之交。那一次，卢宇光的现场播报“恐怖分子向我们冲过来啦”被称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声音，而最有意思的播报是这句话之后，主持人通过电话问他，冲过来的恐怖分子有多少人？他答道，看不见，我现在趴在地上。不久，他又与吕宁思一齐演练了一把。
2004年9月4日下午6点，别斯兰刚下完大雨，人质现场乱糟糟，卢宇光远远见到刚从香港赶来的资讯台副总编吕宁思，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迷彩战斗服，精神抖擞地跳下“伏尔加”轿车，卢宇光正准备上前“敬礼”，突然四周枪声大作。说时迟那时快，他就地将吕宁思按在洼地的水里。趴下之后，只听枪声依旧，人声鼎沸，余光扫去，那吕副总编辑竖起双耳，圆瞪双目，警惕地卧在水里，就像小说中的邱少云潜伏在敌人的阵前。只是身下的阵地有所不同，邱少云是埋伏在草丛中，而吕副总编却直接卧在水中。
枪声渐止，起身擦水之际，发现身后3米处架着挺机枪，再看周围，吓出一身冷汗，诺大一片地方没有一点遮蔽，如果发生对射，两人正好成了身后机枪阵地的活靶子。
吕副总编也借题发挥说，唉，当了活靶子还不算，他身上这身迷彩服即不像恐怖分子的军服也不像联邦军人的服装，岂不要两头挨打！吕副总编感叹，在别斯兰穿迷彩服…“里外不是人”。
。。
王多多
凤凰卫视公关媒介总监，专栏作家，当过编辑、记者。平生最得意的一件事是邓小平晚年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她大胆走上前去说，我想与您合个影。结果邓公欣然应允。平生最不高兴的一件事是邓公答应她后，别的记者纷纷不讲风格冲上前去，把她这个发起人撞到了一边。
看上你了
王多多出身浙江海宁望族盐官王家。国学巨擘王国维是其族伯。王家溯其远祖，有北宋王珪、王光祖、王禀等功臣名将。王禀任河东路马步军副总管，主守太原二百五十日，与金兵激烈巷战，终因寡不敌众，“身被数十创”，最后与子王荀赴汾水死，壮烈殉国。宋高宗赵构南渡后，追封王禀为安化郡王，赐谥“忠壮”。高宗建炎四年又特召王禀之孙王沆赴临安，“赐第盐官”。从王沆迁居海宁起，王氏家族不再“以将显”，转以从文从商从农，但毕竟血脉延续，精英人物依然层现迭出。王国维就是一例。而王多多的曾祖父，曾任上海知县，按现在的话说，是上海早期杰出领导人之一。生在这样的家族，王多多自幼文章精彩，一手小字也写得漂亮，年轻时当演员当编辑当记者，行行成状元，转投凤凰卫视刘长乐门下，奋斗十载，更是立下汗马功劳。自称“原来一直在路上，现在找到了归宿。”她还借朋友的嘴说过一句话，“多多，我看你维护老板的形象就差一件事没做了，就差没嫁给他了。”
说起婚嫁，刘老板一直在为王多多操心，曾两次为她介绍对象，可是王多多心高气傲，一个也看不上。老板很耐心，对她说，不要紧，多多，你看上谁了告诉我，我想办法给你促成。王多多说，可是我看上的人他看不上我呀。老板说，你告诉是谁，我去说。多多这么优秀的人谁敢看不上？王多多说，我呀，看上你了。从此，刘老板再也不提给多多找对象的事儿了。
尿急篇
凤凰卫视的“行走秀”已成为一个独特的标志性的电视行动。从最早的“千禧之旅”到后来的“欧洲之旅”、“两极之旅”、“走进非洲”以及“穿越风沙线”等等，这些大型的电视行动一般是由四辆车到五辆车组成一个车队，摄影队自驾汽车，长途跋涉，边走边拍。
车队行动，最忌散兵游勇；赶路抢时，最怕走错或停车。
欧洲之旅时，四辆大众汽车上都配备了卫星导航系统，只要用英文输入目的地，导航仪自会指引最佳路径，省去了问路的麻烦而大家也都自觉遵守纪律，集团观念颇强，最后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人有三急，尽管加油站都有厕所，车队会统一停车如厕，但若某人在行进途中就有迫切需要的话，怎么办？一般的作法就是—忍着。因为谁都知道，停一次车起码耽误半小时以上，故都不愿意因自己影响整个队伍的计划。
余秋雨老师曾见多多在车上大嚼爆米花，问其为啥对这种食品情有独锺，回答竟是：“尿急，不吃不行了。”以吸湿能力极强的爆米花来干释体内某些特殊的液体，是否有效？有待科学考证。但至少从心理上得到极大的缓解作用，多多认为她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今后行走秀中的难题作出了人性的探讨。
够淫荡
凤凰成立之初，王多多率凤凰采访人大政协两会的采访队和其它香港媒体都租住在北京饭店。饭店的电梯上下行总会用英文报播“going up”或“going down”，录音中的女声怪怪的，每次听了都忍不住要笑。
平时司机师傅送他们到饭店门口，并不上楼，那天不知为什么事，崔师傅（崔永元他亲哥）上楼来找王多多他们．进到房间，神色有点紧张，非常神秘地说：“北京饭店的电梯真够牛的，我刚一上去，就有一女的让‘勾引她’，也找不着她在哪……”不等他说完，大家已笑成一团。
第二天，看到香港《明报》，上面登有该报两会报道组写的一组花絮，其中一篇题目是《电梯骂我‘够淫荡’，原来它是讲英文》。还没看完，又笑翻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程鹤麟（1）
程鹤麟，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时事辩论会主持人。福建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供职于福建电视台。上学时，学校规定不准穿喇叭裤，他竟然在校园里贴出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喇叭裤礼赞》，并因此成为许多女生崇拜的人物。他的同届同学杜宪多年后谈起他，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事。
属狗的
我自己比喻自己是狗的性格，我觉得这个比喻太对了，虽然我不属狗，属鸡。狗是这样的：你对它好，它见到你就摇尾巴，见到你就高兴。它不一定会扑上来讨好你，它会站在很远的地方心里暖洋洋的看着你，如果你对它不好，打过它，它以后见到你绝对是绕着走，夹着尾巴。我就这样，我只要吃过谁的亏，我从此以后再不和他打交道了，咱们惹不起就躲呗。
狗的性格里还有一点，不像狼那么好斗。我这人在30岁以前，性子还挺火爆的，有的时候也会乱来，会和同事吵，会和台长吵，和不同的人吵，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30岁以后我越来越不好斗。有一次，上海电视台一个记者问我，说你生活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放弃的，我说除了我女儿，好象没有什么不可以放弃的，除了女儿，当然还有女儿她妈妈。我随时准备着放弃一切，没有什么不可以放弃的，我在我那本书里（《我爱女主播》）写道，如果有什么更体面的，赚钱更多的工作，我马上走，做电视多累啊。其实我的人生理想就是想做作家，看来这辈子难了。
我这个人不擅交际，来到香港以后，只要是没有公事，就不再和其它的朋友联络了，这是我比较差的地方，导致我不爱做记者。 1982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分配到福建电视台的时候，我做了一年的记者就烦死了，然后我就自己改行。当时从记者改行后，在编辑部里面当编辑，是有一点反潮流的那种。办了个节目叫《新闻半小时》，类似后来央视的《焦点访谈》，是所谓批评性质的节目。那时候，办这样的节目比较得人心，但是犯错误的危险性大一些。果然，到1989年的时候就出了点问题，我被挂了起来。我就一天到晚睡觉，喝酒，我的酒量就那时候长的，从中午喝到晚上，而且有一群人和我一起来喝。这期间，我开过五六家公司，开过餐馆，与别人合伙开过茶馆。我那个餐馆一共摆四张台子，一张台子只能坐六个人，我们也没有什么本钱，就请两个服务员，一个厨师。福州人爱吃蛇，可是这个厨师由于给他的工资不高，很多活他是不做的。比如他说不会宰蛇，哪有厨师不会宰蛇的？但是他说不会。没办法，老子自己宰。福建卖蛇的人在路边放一个装满蛇的麻袋，弄一张蛇皮放在外面，你一看就知道是卖蛇的人。卖的一般是毒蛇。你挑选好后，他当场帮你宰。先把蛇敲晕，然后挂起来，拿一把削笔刀，绕着脖颈上割一圈，把皮割开，然后就像脱袜子一样，皮一扒，整条皮就非常完整的扒下来。我看几次就会了，就自己宰。我杀了几次以后，厨师不好意思了，说我现在也会了。
直到有一天，正在筹办凤凰的北京广播学院副院长王纪言（我以前的老师），还有我的师兄钟大年想起我，我才到了凤凰卫视。
我从开始不认识刘老板，到现在干上了一个车间主任级的人物，始终很怕他。为什么怕他呢？第一个，因为他是老板。雇员都怕老板，这是一种对饭碗的敬畏，很正常。第二个，他是天生的新闻人，可以说我们凤凰卫视的领导人里，他是最懂新闻的一个。他所提议、决定的事，都是很内行的新闻人的做法，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怎么干都不如他。本来应该我在这个位置上做好的事，他经常给你操心，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惭愧。比如说我们的新闻标题不怎么样，老板多次批评，我有一段时间专门去改造标题，但有时想了30分钟都想不出好的出来，最后还是想到比较原始的，像网络上的标题一样，长长的，基本上看一下标题就不想看后面的事了，就这样的感觉，没办法，很难过的。
还有一次，我们出了差错，我一看躲不过，就赶快给院长打电话自首。他已经气得哆嗦了，院长这人不会当面骂人，第二天他在办公室里说起这个事，他说，他妈的程鹤麟！一说起来就他妈的，我不在场，在场的人他都不骂。我们的主编就哭，说我明明把那个错改了，为什么又播出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我们对网络播出系统不熟悉，修改的片子不会覆盖以前错误的片子。后来，我在编辑部说了一句恶狠狠的话，“谁都不要相信，只相信自己”，意思是任何人发现了错误，马上就地解决，因为你想依靠的人可能正好想依靠你，然后咱俩全完了。
车间主任就够我忙了，可是，老板一声令下，还让我成了《时事辩论会》的主持人。唉呀，有辱斯文。做主持为什么不好呢？因为我的口才比较差，不会像文涛那样风花雪月地谈，也不会谈时事，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2005年，老板又命令我去做《总编辑时间》的主持人，我就更苦了。做辩论会还好点儿，那里有三个杠夫杠婆顶着呢，他们都抢着说话，我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