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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等害，也都加赈济和减免额赋，并一再废止各地的多项杂税，史不绝书。乾隆帝以减少税收的办法，安定人心，防止动乱，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乾隆帝即位日久，宫廷生活也日益侈靡，任情挥霍。典型的事例，是1751年冬为太后举行的60寿辰庆典。康熙帝曾为孝惠皇太后祝贺六十寿辰，贡献各色珍贵礼物，备极豪侈。但孝惠太后仍令停止筵宴，以为限止。乾隆帝效法乃祖，也为生母皇太后祝寿，但其豪华远远超过康熙时的庆典。
北京城西有圆明园，原为雍正帝即位前藩邸赐园。圆明园之南，有畅春园。康熙时，以明人别墅改建。乾隆时，孝圣太后常居此园。11月25日为皇太后生日。19日，皇太后自畅春园去万寿山游幸。次日，自畅春园启銮，入城，入居皇城的寿康宫受贺。
皇太后的庆寿活动虽在京师举行，但成为全国各省都要鼎力筹办的大事。早在本年春初，即由在京王大臣奏准，于万寿山至京一路，“分段预备，公祝圣寿。”乾隆帝诏谕各省督抚，先期遣人进京，按分派地段，预备经坛、戏台之类，“以展臣子祝嘏之诚，而玉辂经过，亦可仰承圣母欢心。”各省督抚自然竞相贡献，争奇斗艳。
城外自万寿山至西直门，城内自西直门至皇宫西华门，沿路十余里遍设万寿彩棚、戏台、灯彩楼阁之类。城内道路两旁房屋均被遮挡不见。广东省搭设的“翡翠亭”，宽约两、三丈，亭瓦全用孔雀尾翎毛，不下万眼。湖北省搭建“黄鹤楼”，重檐三层，用玻璃作墙壁，高七、八尺。浙江省献“出湖镜”，在广榭中用大圆镜嵌入藻井，小镜数万堆砌四旁，构成镜壁。人入其中，即可照影千百。各省搭设的祝寿棚，互竞豪侈，剪彩为花，铺锦为屋。每数十步，设一戏台。南北戏曲及四方乐舞，在台上演出祝寿。
不仅在京王公大臣及各省督抚各自搭设华侈的坛台，博取“圣母欢心”。在京及各省非现任职官的在籍人员，也有一百八十五员设立经坛庆祝，因而获得晋级和赏给职衔的“恩施”。11月初，西直门一路祝寿彩棚就已铺设，并特派步兵昼夜看守。大约自初十起，即开始乐舞庆祝。许居民观赏，以示“普天同庆”。史学家赵翼当时正在京师，说他曾到长街游览两次，“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此等胜会，千百年不可一遇。”
不仅各省督抚以下的各级官员，都来京祝寿，地方绅民也相继来京，因人数过多而被制止。但直隶和湖广的老民老妇，因起程较早而陆续到京，受到恩赏。皇太后启銮回宫之日，在京文武官员、大臣命妇、八旗男妇、京师士女及各省来京官民，都端服盛妆，跪伏在道路两旁，为太后祝嘏。22日，乾隆帝为皇太后加上徽号，举行庆典。25日，举行祝寿大典，乾隆帝亲制《慈圣万寿九如颂》九章，书在屏风上进献。随后颁诏天下，说：“盛典特隆，洪恩用溥”，王妃、公主、满汉大臣命妇、外藩王妃以下，俱加恩赐。在京满汉文武大小官员，俱晋一级。内外官员，俱加封赠。太监，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兵丁，均给赏银。
乾隆帝喜欢热闹，爱讲排场。他75岁的时候，为了庆贺生日，在皇宫里举行了一次“千叟宴”，把全国上至王公大臣，下到普通百姓的老年男人，都请了来，有四五千人。这些老翁都在六七十岁以上，最老的“寿星”已经一百四十一岁。乾隆帝见了这好几千个白胡子老头儿，十分欢喜，当场作诗，对对儿，摆下盛大宴席招待大家。真有“太平盛世”的样子。
乾隆帝特别喜欢游山玩水。他曾经六次到江南，每次都要花掉大量银子。从前康熙帝也好几次到江南，可都是为了了解地方情况或治理河道，而且也比较俭朴。乾隆帝和他爷爷的作风就大不一样了。
那时候，交通不便利。乾隆帝下江南的时候，都是坐船去。他的龙船顺着大运河由北往南，运河两岸的地方官都要迎来送往，象过节日一样。岸上都搭了戏台和彩棚，由艺人们唱戏弹曲，河边上还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彩船。
再看皇帝的龙船，更是豪华无比。龙船后面有大大小小的随行船，足有一千多只。龙船一开过来，河中和岸上都鼓乐喧天，弹唱歌舞，好不热闹！乾隆帝坐在船上，看着两岸的景象，非常得意。
龙船在运河中行走，要靠人在岸上拉纤。每个人的脊背上被纤绳勒出一道道血印，再加上烈日的暴晒、汗水的浸泡，疼痛难忍。拉龙船的都是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男子。他们身背大绳，在岸上一步一步地艰难地走着，全身流着汗水。这么些船，这么长的路程，要动用多少人来拉纤啊！
到了江南，他如何吃喝玩乐就更别提了。地方官要专为皇帝建造行宫、花园，用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老百姓可不满意啦！
有一次，有一个官员从江南办事回京，见到乾隆帝。乾隆帝问他江南的情况。这个官员大着胆子说：“皇上上次南巡以后，江南百姓被搜刮钱财，生活很苦，都有怨言。”
乾隆帝一听，火冒三丈，大声叫起来：“你好大胆！谁的生活苦？哪个有怨言？你说出来！”然而，乾隆帝的这一行为遭到人民的厌恶，是他本人改变不了的。后来，“乾隆下江南”这句话的含义，差不多成了大肆挥霍浪费，搅乱百姓的代名词。
文治武功
乾隆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擅长书画，兼长诗文，是一位非凡的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诗人和学者。他不仅精通新满文，而且熟知老满文；不仅对汉语汉文十分精通，还懂蒙、藏、维等多种语言文字。
乾隆喜爱书法，造诣精深。他长期痴于书法，至老不倦。自内廷到御苑，从塞北到江南，园林胜景，名山古迹，所到之处，挥毫题字，墨迹之多，罕与伦比。乾隆还撰写了大量诗文，仅编成文集的就有《御制文初集》、《御制文二集》、《御制文三集》、《御制文余集》，共1350余篇，还有《清高宗圣训》300卷。乾隆尤喜爱作诗。他的御制诗集，登基前有《乐善堂全集》，禅位后有《御制诗余集》，凡750首。在位期间的《御制诗集》共有5集，434卷。有人统计，他的诗达42613首。而《全唐诗》所收整个唐代2200多位诗人的作品，才48000多首。乾隆帝是个业余诗人，以一人之力，其诗作数量竟与流传下来的全唐诗相仿佛，其数量之多、创作之勤，令人敬佩（当然，其中有一些是他人代笔）。可以说，乾隆诗作之多，有史以来，首屈一指。他自己也曾自豪地说：“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诗。”又说：“每天余时，或作书，或作画，而作诗最为常事，每天必作数首。”
不仅如此，他还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一天，秋高气爽，乾隆帝来到北京西苑的畅春园。他走到西苑的西门，忽然有了射箭的兴致。随从立刻把弓箭拿来。乾隆帝一连射了二十支，中了十九支，引起周围人一阵喝彩，他自己也很得意。
在乾隆帝六十年的皇帝生涯中，打了不少次仗。每次打仗，他都起得早，睡得晚，关心着前线的战况。就是在深夜，他也要派太监在门外等着军报，有时候自己干脆不睡觉，注视着正在进行的战争。仗打胜了，他才满意地去休息。
到了晚年，他想起自己一生中打的仗，一个劲儿地夸自己有“十全武功”，自称“十全老人”，并作《御制十全记》，令写满、汉、蒙、藏四种文体，建碑勒文。什么是“十全武功”呢？就是打了十次大胜仗。它们是：“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
在这十次大仗中，情况不同，性质各异：有镇压民变，有平息叛乱，有扬兵耀武，有小题大做，有得不偿失，有多管闲事，有维护正义，有反击侵略。如新疆用兵三次，廓尔喀用兵两次，这五次用兵对新疆、西藏的巩固和国家统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是他做的好事但也有的是镇压农民起义和向外扩张，穷兵黩武，如大小金川之役，不像乾隆自己所宣扬的那样都是他的功劳，恰恰相反，应当说是劣迹、污点才对。
在乾隆帝即位的最初二十年间，主要是稳定政局，巩固他的统治，并未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但初年曾出兵镇压贵州苗族的反抗，1746年（乾隆十一年）又开始了对四川西部大小金川的征剿。
雍正在位期间，张广泗等攻占了贵州古州苗人地区，鄂尔泰在古州设镇，为总兵驻地。又在苗岭山脉及清水江、都江流域的清江、丹江等城设立协营驻兵。后改清江为镇，与古州分辖。鄂尔泰因而晋封伯爵，入为武英殿大学士。
1732年，清军在台拱驻兵，引起苗民反抗。次年，清军攻占台拱。1735年春，各地苗人因反抗征粮起义，接连攻陷数城。六月，雍正帝诏发云南、四川、湖北、广东等六省兵会剿，特授云南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将军，领兵作战。七月，又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总领其事。张照至苗疆，认为强行“改土归流”并非良策，与哈元生不和。清兵数月无功，苗人起义更加迅速发展。鄂尔泰也因此被免去大学士职。
乾隆帝即位后，先是在十月间逮捕了张照，命张广泗为七省经略，节制诸军。张广泗到任后，弹劾哈元生招抚无功，不仅解除其官职，还准备押送京城论斩。乾隆帝免去其一死，让他赴西路军效力。张广泗又弹劾董芳剿抚不力，然后张广泗调集贵州清兵，集中在镇远府。分三路进攻苗寨。1736年（乾隆元年）春，又增加兵力，分八路进军。四、五月间，对起义苗民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六月间战事结束，共毁苗寨一千二百二十四所，斩杀一万七千余人，俘掳二万五千余。乾隆帝不惜发动大军大肆屠杀，为苗民带来惨重的灾祸，但迫于苗民的坚决反抗，战事过后，仍不得不宣诏免除苗疆的钱粮，永不征收。苗人之间的诉讼，也仍依苗人习俗处理，不拘清朝的律例。
苗疆战事结束不久，四川又出事了。打箭炉西北，有瞻对土司，居住在雅龙江畔的岸山中，称为上瞻对、下瞻对。各有首领（土目），居民是土著藏族。有人凭借天险劫夺沿途货物，甚至敢于抢夺清台站的清军财物。官府搜捕这些罪犯时，土司竟然隐匿不交。1745年（乾隆十年），川陕总督庆复与四川巡抚纪山、提督李质粹联合上奏，请求发兵进剿。庆复、李质粹分兵数路围剿上瞻对，上瞻对土目四朗马上投降。于是清兵就合力进攻下瞻对诸寨，下瞻对首领班滚开始时顽强抵抗，被打败后不得已请求投降，但庆复没有答应。乾隆授予庆复文华殿大学士。1746年春，庆复以明正土司汪结为向导，继续进军。四月，庆复、李质粹领兵进攻丫鲁地方，烧毁碉楼四十余座。碉楼内所居的男妇老幼，俱被一把火烧死。李质粹上报说班滚已经自焚而死。六月，庆复将这一消息上报给朝廷，乾隆帝觉得这件时十分可疑，反复指示对班滚这样的首犯，决不能让其漏网。下令庆复继续在当地四处查访，“留心踪迹，毋留遗孽。”清军暂且收兵。
随后，又爆发了第一次大小金川之战。四川西部金沙江的上游，有两条大河，因山中出产黄金，俗称为大小金川。藏族部落居住在这两条河的附近地区。大金川首领嘉勒塔尔巴于1666年被清廷授予嘉勒巴演化禅师职衔，统领部众。他的后世孙子莎罗奔曾随岳钟琪部进军西藏，有功于清廷。1723年被授予金川安抚使的封号。莎罗奔依靠清廷的支持，雄据一方，声势渐盛。又将自己的女儿阿扣嫁给小金川首领泽旺，希望借此控制小金川。1745年，莎罗奔曾捉拿了泽旺，后来被川陕总督庆复制止了。
乾隆十二年（1747）正月，四川巡抚纪山上奏朝廷说，莎罗奔侵占了邻近的革布什咱土司的地方，彼此展开一场仇杀，并诱夺了泽旺的印信。乾隆帝认为这是土司之间的“小小攻杀”，应当任其自行消解，不必派军讨伐。随后，庆复又上奏说莎罗奔“近攻革布什咱之正地寨，又攻明正土司所属之鲁察景谷，番民望风畏避。坐汛把总李进廷抵敌不住，退保吕利。”乾隆帝得报大怒，说“看此情形，则贼首恃其巢穴险阻，侵蚀诸番，张大其势，并敌扰我汛地，猖獗太甚。”三月，调任镇压苗民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会同庆复相机进剿。
张广泗领兵三万进攻金川。六月，小金川土司泽旺及弟良尔吉来降。张广泗即驻兵于泽旺的美诺寨，命良尔吉从征。庆复被召回京。张广泗分兵两路攻打大金川。莎罗奔凭借天险，阻断山路，并修筑了石垒，使清军无法前进。十月，纪山及张广泗先后奏报莎罗奔请求投降。乾隆帝不同意，认为这次大军云集，就应当彻底剿灭，不能草草了结。命张广泗等一定要把莎罗奔擒获住。
在此期间，张广泗察知下瞻对首领班滚并没有死，而是躲藏了起来，庆复上奏说班滚自焚一事不实。乾隆帝命他继续查访核实，并将庆复免官，与李质粹一同下刑部审讯，最后以贻误军机论斩。1748年正月，张广泗又奏请增兵一万进攻，但到了三月，战事仍无进展。四月，乾隆帝命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讷亲为经略大臣，到四川督师，并起用以前被削职的岳钟琪到军中听用，起用董芳为四川重庆总兵，跟随出征。
大金川以勒乌围与噶尔两寨为主要据点。莎罗奔自己驻军勒乌围，其侄郎卡据守噶尔。六月间，讷亲到了那里，立功心切，限令三日攻打下噶尔。于是清军发起猛攻，结果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战死，不得不无功而退。张广泗一贯瞧不起讷亲，进攻发起后，不与讷亲部队配合，造成清军各部的之间的互相推诿。讷、张不和，军心瓦解。讷亲上疏弹劾张广泗“糜饷老师”。岳钟琪至军，升为四川提督。雍正时，岳钟琪曾经遭到过张广泗的弹劾，因而被罢了官。这时，他也密奏张广泗玩兵养寇，信用良尔吉，泄露军机。九月，乾隆帝将张广泗革职，交刑部治罪。十二月逮捕入京处死。讷亲也被召回京，以贻误军机革职治罪。次年正月，被处死。
乾隆帝先后多次发动对瞻对和大小金川的征剿，战事经年，为当地居民带来极大的灾祸，清廷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战争的发动，并非由于藏族居民反抗清廷，而只是因为边地出现了某些纠纷。这些纠纷本来并不是不可以妥善处理的。乾隆帝轻率出动大兵，又一再拒不接受当地土司首领的投降，务期“尽灭，”以维护所谓的军威国体，实际上也就是树立乾隆帝的声威。乾隆帝的横暴的镇压，遭到边地居民的顽强抵抗。清廷先后处死大学士、总督等满汉重臣三人，将官多员战死，伤亡兵士数千。战争耗费军需银七百七十五万两，以致不得不动用各地的后备，使“财用枯窘”。清廷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仍然不得不收兵纳降，继续承认当地土司的统治。军事上的表面的胜利，并不能掩盖事实上的失败。不必要的连年战争冲击了乾隆初年保持的承平局面，也为此后的黩武邀功开了端绪。
乾隆称得上是武功的最主要是用兵西陲，巩固新疆和西藏。在北疆，两次平准噶尔，使土尔扈特部回归，基本上解决了北疆的问题。
南疆，主要指天山以南的维吾尔族地域，清代称“回部”。准噶尔部强大时，回部受准噶尔贵族的欺凌与侵逼。但是，清军平定北疆后，回部贵族试图摆脱清朝，自长一方。为此，清军同回部军在库车、叶尔羌（莎车）等几座南疆重镇进行了激战，最终获胜，重新统一南疆。乾隆在南疆实行因俗而治，设立阿奇木伯克制，由清廷任命。并设参赞大臣（驻叶尔羌）等官，分驻各城，加强统辖。制订《回部善后事宜》，对南疆管理体制做出改革。乾隆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修筑城堡，驻扎军队，设置卡伦，巡查边界，移民实边，进行屯垦，加强了对新疆地区的管辖。
乾隆平准定回诸役，统一了准、回各部，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统辖，铲除了准噶尔东犯喀尔喀、威胁京师及大西北的祸根，保持了西北、漠北及青海、西藏的社会安定。
其次是完善治理了西藏。乾隆两次派兵打败廓尔喀（今尼泊尔）的侵犯，制定《钦定西藏章程》。规定：设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在西藏驻军，分驻前藏、后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圆寂后，在驻藏大臣亲监下，灵童转世设立金奔巴瓶制，用金奔巴瓶掣签决定继承人，这是乾隆的一个创造；西藏对邻国贸易必须进行登记；西藏货币一律用白银铸造，正面铸“乾隆宝藏”四个字；等等。《钦定西藏章程》是西藏历史上重要的文献，标志着清朝对西藏进行全面有效的管辖。在雍和宫的“金奔巴瓶”已成历史文物，在大昭寺内的“金奔巴瓶”制沿袭至今。
北京内城南面东为“崇文门”，标榜皇帝“崇文”。明清28位皇帝，真正称得上“崇文”的，只有两位，就是康熙和乾隆。康熙是一位学习型皇帝，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皇帝，乾隆则是一位文化型皇帝。乾隆跟他祖父一样，除了武功之外，还十分重视文治。
乾隆在文治方面做的事情很多，如编修《满文大藏经》、整理《无圈点老档》、敕编《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满文本、汉文本）等。
乾隆命将汉文、蒙古文《大藏经》译成满文，后用朱文刻印（也称“龙藏”），这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无圈点老档》（又称《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是以无圈点老满文为主书写的，是保存最为原始、系统、详尽、珍贵的清太祖、太宗时期编年体史料长编。形成于清政府入关之前，到乾隆中期已经百余年了，因为是以老满文书写的，不仅文字难以辨识，而且纸张年久糟旧，字迹漫漶不清。
乾隆命对《无圈点老档》进行整理，用无圈点老满文和加圈点新满文分别重抄——先抄出草本各一部，再抄出正本存内阁各一部，另抄出副本存沈阳崇谟阁各一部，并抄出存上书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