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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 年的出使使他的政治生涯变得别具意义，而这一决定立即在士大夫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对外交往的障碍来自帝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他们不理解此次驻使的意义。当时，中国因为在传统观念中，对外只有体现宗藩关系的〃理藩〃，而无平等的〃外交〃一说。更加糟糕的是，他，郭嵩焘此举强调的是在西方也有一个〃朝廷〃，并由一些有能力和有地位的人士来推进对华外交政策。为此有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满城风雨，沸沸扬扬。他曾一度请求朝廷辞行，但最终未能如愿。他接受使命后，上疏主张将云南巡抚岑毓英议处，且被一般士大夫视为辱国，并且将他出使英国看成是士大夫的一种耻辱，当时流传一首讽刺联语：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便是骂这个〃出类拔萃〃的翰林公的。在那些人看来，不好好在〃尧日舜天〃底下享清福，偏要远离〃父母之邦〃去跟〃洋鬼子〃打交道乃是咄咄怪事。大清朝的官场之上多视此次出使为畏途，看做是〃情类质子〃，就是到洋人那里做人质，〃形同寄生〃，几乎是与魔鬼禽兽打交道。更有很多好心人为他接受这项使命感到惋惜，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 桃花圣解庵日记》就说：〃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山，真为可惜。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能不为之叹息也。〃与那些死守〃内诸夏，外夷狄〃的士大夫不同，在他看来，出使可以进一步〃通察洋情〃、探究西学和西洋政教的道理，也应该是他毅然赴命的重要原因。友人之中唯有李鸿章称其〃七万里之行，似尚慨慷〃。年近花甲的他终于忍辱负重，远洋出使。
说起来，他第一次直接与外国人打交道，比较系统地接触西方事物，是在咸丰六年（1856）。这年年初，他曾奉曾国藩之命，赴江浙为湘军筹款。正月二十五日，他在杭州与浙江著名学者邵位西讨论〃西洋测天之略〃。他对自己最近在西洋读物上看到的〃日心说〃颇为怀疑。在和邵位西充分交换了各自看法之后，他似乎豁然开朗，满心新奇而无以言表。二月初五他来到上海，初九，他参观了火轮船。在他的记述中，全面介绍了所见英国轮船的结构、各主要部件的作用以及工作原理。即便是悬在轮船两旁随风摇摆的西洋吊床，也没有逃过他的眼睛。最后他还考察了由西洋传教士麦都事创办的墨海书馆，觅得西人所撰《数学启蒙》和西人刊行的新闻报纸《遐迩贯珍》数部。在这里他遇见了为西人翻译《圣经》的王韬。这一次见面，王韬为他打开了西洋镜。在此他还第一次看到了印刷机以及它工作的情况，情不自禁地赞叹说：〃西人举动，务为巧妙如此。〃 他在以后的岁月里，不仅耳濡目染了西方人的行为方式，更下心思去研究起西方人的事物与他们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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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西方富强的原本（1）
他一开始也相信以西洋先进的器物、技艺，嫁接到中国传统的纲常政教上就足以解决天朝面临的所有困惑。然而，洋务实践的处处受阻，事事受挫，以及整个洋务事业的了无起色，这一现实使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随之，他渐渐对中国固有的政教习俗的有效性也产生了怀疑。他看到西洋也有着两千多年的文明，西洋人之所以富强并非偶然，有其自身的本末和体用，而根本在于政教风俗。洋务派极力效法西方的所谓〃长技〃，其实只不过是其〃末节〃而已。他的这一思想变化，清晰反映在各个时期他对当时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和活动家作出的不同评价上。在他的日记里，清晰记录了这位翰林公多次赴英国议会学习西方*制度，而且，亲身感受了欧洲的议会政治〃定法、执法、审法，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①。他早被推誉精于洋务，而亲临英伦，让他的思想境域更进一层。在这个过程里，他目睹耳闻，形形色色，透过实际生活经验与观察，得以掌握大英帝国的第一手资料。
一踏入英伦，他便积极出入于沙龙、舞会、歌剧院等社交场所。渐渐地，他理解了另一种文明。从此以后，他有了新的视角去省视自己的多灾多难的父母之邦。1879 年，他辞去驻英法公使之职离开伦敦，临行前，向维多利亚女王辞行时，竟带上了如夫人梁氏，这又开了清代官场对外礼仪的先河。出使伦敦期间，他为使馆人员议出一个章程，名曰〃五戒〃，宣布即日起无论长官或仆役一体遵行。五戒即：一戒吸食鸦片，二戒嫖，三戒赌，四戒外出游荡，五戒口角喧哗。这可以看做是他面对不同文化环境，汲取其优秀成分，并立足于本位文化，克服自身劣势，所作出的及时应对。
在英国的三年间，他被英人誉为〃所见东方人中最有教养者〃。在英国，他终于发现了西方富强的原本所在：〃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这使他成为质疑〃中体西用〃的第一人。在英国期间，他还被推为〃国际法改进协会〃年会副主席。光绪四年（1878），他在一次与英人的讨论中，热情地描绘了中国政治改革的蓝图，即在保留皇帝的前提下，其他一切，包括各项政治制度都要全面向西方学习，进行改革。新时代的〃*〃和〃民权〃似乎都在这里隐约可见了。他虽然批评舍本逐末的洋务思潮，但并未因此裹足不前，他同样深刻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技艺、发展近代工商业等经济活动在强国之路上的重要作用。
他由此开始注意到中西经济生活领域的诸多不同。他与英国著名的铁路专家史蒂芬森书信往来，讨论中国修建铁路事宜；在广泛接触到欧洲工业文明之后的他继续放眼西洋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并开始从国家制度、经济理论等方面来探索英国繁荣兴盛的原因。他诚恳地向井上馨、马格里等询问研究财政经济应当读什么样的书，得知了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以及詹姆斯· 密尔的《经济学》等经典著作；后来还反复与英、日学者和官员讨论中国的税收、矿物和铁路造价。他对英国官吏根据薪俸纳税的法则大加赞赏，并大胆地得出结论：这种方法在专制国家是行不通的。西方各国的政治家都十分关心商业的举措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发现西方富强的原本（2）
他认为谋求中国富强也要先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为最终引进西方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奠定物质基础。他大胆主张开埠通商。在光绪八年（1882）七月十八日的奏折中，他说古往今来治理国家，都是要招徕商贾，没有谁会把闭关绝市当做仁义来施行的。他还说多开一个口岸就多一个口岸的税收，对国家有利，对老百姓也没有坏处。他呼吁撤销出海禁令，鼓励人民从事近代造船业。他说，如果老百姓能够制造火轮船，那就可以和洋人夺利，这和战场上的争夺胜利没有什么差别。
他在出国之前对政治改革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和笼统，仅仅集中在对朝廷法度和纪律的剖析上。而这时他的许多思想行为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似乎已经走得太远，大大超出了封建制度本身所能调节的范畴，因而几乎受到举国士人的讥嘲和辱骂。他势单力薄，寡不敌众，只能败下阵来。最终他选择了脱离官场。今天，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将他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与价值观的认定置于某些军事力量的观察与物质条件的比较之上。然而，这是郭嵩焘的悲哀，也是中国近代化的悲哀。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后，历史似乎依然走上了当年他指出的那条道路，所不同的只是付出了更高的代价而已。
难能可贵的是，他早就提出：〃中国五千年政教，其遗留必有可观，正须与泰西相与比较，以考之其得失。〃①他概括了英国富强的原因，推原其立国本末； 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 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 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 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 迭盛迭衰； 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 人才学问相承以起； 而皆有以自效； 此其立国之本也。〃
光绪四年（1878）十月，当在巴黎担任驻法公使的他，看到李鸿章通篇谈论枪炮军械的奏文，并得知其跃跃欲试计划购买德国制造的轮船时，毫不客气地说：李相伯考察西洋军火虽然是很精通的，但是很可惜这些都只是洋人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 而最根本、最精要之处李鸿章却没有注意到。光绪五年（1879）闰三月二十九日，他和友人张力臣谈论西洋政教风俗的本源。在他看来， 李鸿章、丁日昌和沈葆桢都一味地考求西洋富强的技术，对于西洋政教风俗毫不涉及。这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即便是他们能够使中国的军事装备与技术和西洋相匹敌，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些细节问题。更何况当时的中国与西方在技术方面的差距也根本是无法丈量的。
通过参与，他把〃学会〃视为英国富强的原因。他认为，英国国内有很多的〃学会〃，其中也有一些和西方别的国家的〃学会〃有联络。郭嵩焘也参加这些〃学会〃。他在伦敦参加的〃学会〃数目竟有六十多种。比如说； 他关注〃Royal Society〃su和〃Royal Institution〃sv； 他把这些〃学会〃视为研究实学的组织①。就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这一步迈出去，他竟成了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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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室操戈，两败俱伤（1）
到伦敦才几天，他在伦敦日记中写道：（光绪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他翻阅旧时日记，看到，初七，陈筱航前辈为他起了一六壬课，占出洋吉凶，卦上说：〃大凶。主同室操戈。日在昏晦中。势且不能成行，即行亦徒受蒙蔽欺凌。尤不利上书言事。伴侣僮仆，皆宜慎防。〃这让他〃为之怃然，不能自已〃。②阅之浩叹而已。他心知肚明，几近〃同室操戈〃的谶语已经显现，这使中国使团在伦敦的外交活动几乎陷入困境，他面临着与自己的副手刘锡鸿的倾轧。六月二十六日是刘的生日，使馆本来要致酒庆贺，但刘锡鸿〃辞以七日茹素，闭门不出〃③。这一时期他与刘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矛盾随时都有激发的可能。
六月初五（1877 年7 月15 日），刘锡鸿在确认自己被任命为驻德公使之后，就不再甘居他之下，事事要与他平起平坐。进而指责他〃得上海文报，私行开拆，并不一通知公同拆阅〃④。这时候的刘，正如郭嵩焘所说：〃得有使德之信，趾高气扬……自开除副使衔，擅开关防，滥支经费，任性妄为，诸多违例。〃
这时，郭嵩焘在伦敦的种种〃罪状〃已在京师吵得沸沸扬扬。他认定这是〃副使刘锡鸿、编修何金寿勾通构陷〃，然而这被当作……只是单方面的指责。《清德宗实录》明确记有：〃（郭嵩焘）谓刘锡鸿与之（何金寿）勾通构陷，请将刘锡鸿、何金寿议处，亦属私意猜疑，并无实据，所奏著毋庸议。〃这些事情让他伤心不已，据郭嵩焘记：〃是夕亥初，月食既，晚睡不能合眼，念及刘云生始终相待情形，不能不心伤，无所相诉处也。〃 次夜〃因前夕失眠，困倦不可名状。夜归与莼斋谈及云生叛背之由……稍一动气，又至竞夕不能成寐〃①。造成两夜不能成寐的原因，竟是七月初九与刘锡鸿游英国喀墩炮台时穿着洋衣，而害怕刘借此参奏。
七月二十八日，刘锡鸿自爱尔兰游历返回伦敦时，对郭嵩焘所写谢恩折和咨文没有列副使衔名以及领俸薪二事大为不满，当面与他争吵起来，至此两人之间的矛盾完全公开，成为真正的冤家对头。八月初六（9 月12 日），他发《恳请准一年期满销差回华》奏折，从这份奏稿的内容上看，他下定决心销差，这与其〃濒行时自陈请以一年为期〃，早有不驻满三年规定之期的打算是一致的。②在自请销差的同时，他还发了《为特参出使德国之刘锡鸿任性妄为请撤回》奏折，奏劾刘锡鸿。此文称：〃刘锡鸿一意矜己自大，绝不念国家艰难筹画之苦心，而据以为一身富贵功名之捷径，其性情之暴戾、语言之陵蔑，但日闻其叫呶之声，凶悖之状即随行仆从亦相率指为怪诞，及奉命改使德国，志得意满，夸张日甚。应恳天恩撤回刘锡鸿，速拣一员接替，以冀保全国体，其于甄别人才，维持风化……〃③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同室操戈，两败俱伤（2）
记得他刚到伦敦头一个星期，就注意到英国是两党执政，在议会内议员们〃互相攻击取胜〃，〃英国大政一总之丞相毕根士非尔德，其权势视汉之丞相，而上、下议政院亦微分党相攻，居丞相之任曰特勒氵勺里，必议政院附和者多，乃能安其位云。〃在他看来英国议会分党相争，〃其负气求胜，挈权比势，殆视中国尤甚矣〃④。原来，〃西洋也有臭虫〃……然而，不久通过观察他就感到自己最初的看法不对了。英国人的辩论是在争论事实的曲直，是*制度的体现，其结果是使用公权的人〃故无敢有恣意妄为者〃⑤；而中国人的官场争斗，是围绕着权力所包含的利益，那才是真正的你死我活，因而，仗势欺人而意气相争者当然不会少，狡诈阴损的官场争斗更是比比皆是。
虽说刘锡鸿恣意妄为是个人行为，但其实隐藏着当时当权派对他对外交往的阻力。由于刘锡鸿在朝廷有李鸿藻等人的支持，标榜所谓〃清流〃，暗中监视郭嵩焘的一举一动，不断向清政府打他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如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他曾翻阅音乐单，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为不妥。连他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待洋人、想学外语等等也全都是罪过。更严重的罪状是说他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刘锡鸿还附会当时京师议论，以此诽谤郭嵩焘，使他在与英法进行外事交涉的时候也屡受阻挠。正是由于异己势力抨击与倾轧，他才不敢公开地发表自己对西方的看法，真实地反映西洋的事实。因此，这在一定的程度上阻碍了他的正常思维，同时也影响了西学的传入。
出洋之前，刘锡鸿也算是他在广东的旧识，谈起洋务来，也颇为投机。刘此时希望跟郭嵩焘一道放洋。但谈洋务是一回事，办洋务又是一回事，他认为刘锡鸿脾气太刚，好意气用事，而办洋务是〃水磨工夫〃，颇不相宜。哪知刘这个人不死心，托他的一位好友朱孙诒来说关子。朱孙诒对郭嵩焘说：〃你批评他不宜办洋务的话，我都跟他说了，他亦很有自知之明，表示一切不问，你只当带一个可以谈谈、以解异国寂寞的朋友好了。〃
听说，他可怜刘锡鸿穷困不得意，便上奏保刘充任参赞。刘锡鸿本是个司员，而且只是六品的员外郎，论资格只能当参赞。不过上谕下来，令郭嵩焘大惑不解，深感官场无常，竟是〃刑部员外郎刘锡鸿著即开缺。以五品京堂候补，并加三品衔，充出使英国副使〃。这种例子，殊为少见；其中有个内幕，军机大臣李鸿藻对郭嵩焘的态度，有些怀疑，怕他出使后，处处帮英国人讲话，因而提拔刘锡鸿，以副使的身份去钳制正使。
这刘锡鸿真是个不明事理的人，以为李鸿藻派他去当〃打手〃，所以谢恩以后，便直奔郭府，责问他为何不保自己当副使而当参赞，说他不够朋友，另外还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等于是骂了郭嵩焘一顿，气得他半死，总是遇到这种恩将仇报的人，只好自怨命中注定。后来刘果然处处跟他为难，而且大吵大闹，不顾体统，他后来写信给李鸿章，形容与刘锡鸿共事为〃鬼嗥于室，狐啸于梁〃，公使馆的上下不得安宁，一派混乱的场面不难想象。
同室操戈，两败俱伤（3）
如果将郭刘之间的矛盾、争斗引为改革派与顽固派的你死我活，也未必如此，从后来刘锡鸿所作《英轺私记》一书记录的在英见闻，似乎看上去与郭嵩焘的访英观感并无二致，在这份记录中，刘锡鸿说：
伦敦街道两旁，白石平垫，通男女往来。中则沙土碎石筑成，车马所经也。道之广者，可七、八车并驰，狭者亦可四、五车，皆洁净无稍垢秽。民居、官署规模不甚悬异，结构类皆四层，并入地者计之则五层（各屋皆有入地一层，为下房、为厨、为屯煤所）。白石为墙、为柱，铸铁为护栅，为栏杆，环于门外。其内糊壁以花锦，铺地以细毡毯，嵌窗以玻璃数尺，亦铁栅护之……
伦敦无城，其巩若城阙者，火车所经之桥梁也。民居稠密，不可以行火车。爰以巨石为飞桥，于万家烟户之巅，架以铁板，垫以沙土，俾往来焉。卧百尺楼，时闻其上雷轰隐隐不断，则火车过也。
细读《英轺私记》不难发现，刘到了英国之后，思想也起了一些变化。从〃天朝上国〃〃下凡〃来，刘对英国这个颇为发达的〃蛮夷之邦〃也留心观察，仔细记录。在刘锡鸿看来，英国的〃政俗〃有以下的特点： 〃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和〃无虚文相应之事〃。刘曾观看英国议会辩论，感叹道：〃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也。〃刘还注意到英国的〃民〃的政治力量。这和其出使之前的西方政治观……〃商贾是政治的主体〃的想法有关。在出使之前刘锡鸿把〃尊卑贵贱礼制殊严〃、〃士农工商品流各别〃视为中国传统的等级制度； 强调〃殊〃和〃别〃的重要性。刘的观点是，在中国士大夫处于最主要的地位。但是，如果能改变政治的主体的话，像英国那样，民通过活用议会等制度能提出自己的政治意见……刘说英国人的好话也不少。如果他用〃以眼还眼〃之法，以此作为证据参劾刘氏〃有二心于英国〃，大约也是同样可以奏效的。不知为何他没有抓刘的这根辫子。看来，两人的德行还是有相当差距的。
他在日记里，指出了刘锡鸿最让他痛恨的、最不可恕有两件事情：一是〃京师一谒政府，即时畔异，于出京之日，捏造匿名书以相诟辱，而自誓一切不相和同，于此足见其蓄谋之深〃；二是〃何金寿参案，刘云生早知之，不一动其恻隐之心，反急为之扬其波，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