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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他解释说，摧毁圆明园给中国人严重警告，而且使他们对摧毁北京城内皇宫（紫禁城）的威胁信以为真。
12月27日，当罗亨利携带着《北京条约》从多佛上岸时，他惊喜地发现，在遭受中国的牢狱之灾以后，自己像民族英雄一样受到欢迎。他被请到温莎宫做客，亚伯特亲王说很高兴看见他制服了满清帝国，维多利亚女王则称对洗劫圆明园感到担心。而帕麦斯顿却向他透露说，没有人会比额尔金干得更出色。
格兰特将军被请到白金汉宫。他向女王献上了专门准备的礼物玉质镶金“节杖”（实为属于中国皇帝的如意），由锡克骑兵指挥官普罗宾少校获得的三个景泰蓝大盘。女王还接受了从圆明园得来的另一个小礼物，一只奇特的长毛小狗，头很大，像中国人喜爱的石狮子，还系着一个带小银铃的项圈。这只北京叭狗是99团的哈特·邓恩上尉献给女王的。出于英国式的幽默，它被取名为“蠃逖”（含战利品之意）。“蠃逖”一直在白金汉宫的走廊里快活地撒欢，直到1872年死去。
各类奖章被慷慨地颁发下去。格兰特将军得到巴思勋位大十字勋章，他的几个属下（巴特尔，范纳；等等）都得到了同一勋位最低第三级男爵的战友称号。所有参加这次远征的人都被授予“中国”奖章，上面有两个彩绶，分别标着“大沽炮台”和“北京”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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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25）
悉尼·赫伯特写信给格兰特说，公众舆论对处理中国事务的方式非常满意：坚定，灵活，大获全胜，一流的司令官，出色的参谋部，当然也不能忘记优秀的后勤部和医疗部门，总之，方方面面都使英国人感到满意。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弗泰斯库（1927年出版大著《英国军队史》）对格兰特的赞美之辞，大概会让一贯谦逊的将军脸红吧：
“他麾下的官兵诚然身经百战，训练有素，但他本人竭尽全力防止他们感染疾病，防止他们产生任何不满情绪，或换句话说，尽力使他们的身心免受任何痛苦。要知道，他们的将军从来不向他们提出没有来由的过分要求，他的属下总是乐于随时听从他的召唤，他们可以为他付出一切。没有任何人比他更理解英国的士兵，虽然他没有读过一本书，但很少有人比他更透彻地理解战争。他是一个温情、可爱、虔诚、勇敢的长矛手，能像拨动他心爱的大提琴琴弦一样，拨动麾下官兵的心弦”。
格兰特将军与孟托邦将军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拿破仑三世的葬礼上。格兰特在日记中记载，他参加了1873年1月14日在英国举行的前法国皇帝的葬礼。考虑到自己曾与拿破仑三世的军队一道参加过中国之战，考虑到在他1861年4月路过巴黎时，拿破仑三世曾授予他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这位英国部队前司令官认为自己应该出席他的葬礼。
他来到拿破仑三世居住的肯特郡奇斯利赫斯特镇坎普登·豪斯，此地距伦敦有半个小时的路程。拿破仑三世的待从康巴塞雷斯公爵出面相迎。在送葬队伍里，格兰特认出了他的“老朋友”孟托邦，如今的八里桥伯爵。葬礼过后，孟托邦将军把格兰特介绍给年轻的皇子，皇子当时正在伍尔维奇培养炮兵和工兵军官的皇家军事学院上学。
1861年1月4日离开上海后，额尔金在香港休息了一个月。根据《北京条约》，遵照政府给他的秘密指令，他主持了将九龙半岛并入英国王冠下的仪式。随后，他带着掩饰不住的轻松心情踏上归途。从1861年4月16日抵达之日起，各式各样的欢迎仪式就开始了。
作为皇家学院的嘉宾，他必须为自己火烧圆明园的决定进行辩解。他重申，没有谁比他自己对圆明园的毁灭更痛心。但当他谈到中国的艺术创造时，他补充道，在艺术方面，西方人没有什么东西要向中国学习，中国所擅长的是滑稽怪诞的表现形式！不过，他也不排除会有珍珠瑰宝，也就是真正的艺术，埋没在这个垃圾堆里面！这里已经反映出额尔金及其同僚——如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在中国艺术瑰宝面前的无知。这也是一种掩盖损失的方法吗？
帕麦斯顿首相给予额尔金最高最美的奖赏，是让他担任印度总督（这个职位刚刚设立），他欣然接受。但他干1863年11月20日过早地死于心脏病，此时距他抵达加尔各答仅有二十个月的时间。
巴夏礼自从在香港与额尔金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然而十分巧合的是，1862年，他在红海上与载着额尔金的弗鲁兹号邮轮相遇。当时额尔金正在前往印度，准备就任印度总督之职。另一次不可思议的巧合是，两年以后，几乎就在同一地点，巴夏礼再次与这艘船相遇。此时的弗鲁兹号邮轮上载的是额尔金的###，她刚刚把丈夫安葬在印度与西藏之间位于达拉姆萨拉的一处孤零零的墓地里。额尔金终年52岁。
在伦敦，从1861年4月起，就有来自圆明园的大批物品，包括玉器，珐琅、瓷器、丝绸和钟表，被一次次拍卖。首次拍卖是菲利浦拍卖行进行的，物品有“精美的东方瓷器”。5月份，克里斯蒂…麦森…伍兹拍卖行拍卖了罗亨利带回的东西。7月份，另一位军官带回来的各种物品被拍卖。12月，原属于中国皇帝的宫中服装以及一只御玺被拍卖。
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海维亚统计，1861年至1866年间，伦敦进行了大约十五次包含从北京掠夺物品的拍卖。雷吉纳·蒂里埃统计，1861年至1863年间，在杜鲁欧拍卖行就进行了二十来次拍卖。所以不难想象，法国人和英国人从北京抢劫的金银财宝数量相当。但只有法国人为这些“战利品”背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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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26）
1862年伦敦举行世界博览会期间，展出了来自圆明园的各色物品，包括皇帝的头饰和做成杯状的孔子头骨（原文如此。也许是保罗·瓦兰所说的头骨？）。1865年，内格罗尼中尉又在水晶宫拍卖了一批东西。
大量的圆明园文物分散在欧洲的各大博物馆里，特别是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还有很多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收藏者手里，它们大大增加了世界上中国“珍玩”的数量。直到今天，在伦敦，在巴黎，在纽约，在其它地方，仍有据称是从圆明园流出的东西被推荐给买主。
所有的公开买卖以及围绕拍卖而作的广告，无不激起公共舆论对洗劫圆明园的愤怒。
最为人熟知的抨击，来自维克多·雨果。在他由于反对帝制和拿破仑三世而流亡在盖纳西小岛期间，巴特勒上尉来信征询他对对华远征的看法，并称自己认为这次远征“光荣而美好”，为法国和英国争光添彩。在饱含感情又略带夸张地描写了圆明园这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迹”之后，在把圆明园与巴特农神殿、金字塔、罗马竞技场和巴黎圣母院进行了一番对比之后，维克多·雨果终于拍案而起！他讲了“两个强盗的故事”（见附录）。
“两个强盗的故事”，这就是这位杰出的政治家、诗人和作家对英法联军洗劫焚毁圆明园的评价。
第二十五章
中国人的创伤
“位于北京西北郊的圆明园，是清王朝历代皇帝各处离宫中的登峰造极之作，无疑也是中国最著名的皇家园林。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这处曾令无数中国人心驰神往的奇迹，毁于英法联军之手，给中国人民的记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它是一座名垂青史的园林，已经成为中国式园林的神话象征。它是一座举世无双的园林，然而它带着耻辱的印记，它的片片废墟就是深深的疤痕，标志着一个王朝走向没落，惨遭一向被当作附庸夷蛮之族的外国列强的欺凌”。
——邱治平
法国军队离开圆明园的当天，中国当局即命人重新占领了圆明园。当局试图尽最大可能收回园内被偷走的物品。但这件事做起来极端困难。首先是根本无法找回被侵略者掠走的文物，按理说它们都是最值钱的。至于被当地的窃贼强盗据为己有的不那么值钱的物品，由于数量过多，也无法悉数找回。另外，很多东西已经被卖掉了。
当局敦促凡持有从圆明园流出的物品者，在一个月之内上缴归公。周围的村庄里都张贴了警示和布告。惊恐万分的小偷们急忙把他们偷来的东西藏匿起来。凡拥有园内物品的人，一经发现即被严惩。有些小偷甚至因为藏有圆明园内有价值的东西而被砍头。据圆明园档案，当时有一位将军受命收缴被偷的物品。至1860年底，只有少数几件文物被找回来，但在无以记数的丢失物品中，这只是微不足道的极小部分。
何伯·丹拜夫人（1950年曾出版一部专著，记述圆明园和曾在圆明园内居住的几位皇帝）认为，要找回那些值钱的东西，这样做并不是个好办法，因为很多东西都因此被埋在地下或干脆被毁掉了。严刑峻法并未能阻止偷窃行为在疏于保护的圆明园里长期肆虐。其实，在大火过后，圆明园并没有完完全全成为废墟。正如樊国梁所肯定的那样，园内还有一些精美完好的遗存。他说：“有些建筑损害程度很小，树木、花瓮、石桥、栏杆、大理石柱仍点缀着各个花园。从此以后，一切都消失了，要么被看守卖掉，要么被人们偷走。他们砸碎大理石雕塑取走其中起联接作用的铁件，伐倒树木用来烧火取暖，卖掉了砖石以及琉璃瓦，总之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
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圆明园各处建筑中所有能移动的东西，诸如装饰物、家具、门窗等都荡然无存。几年之后，外国使节在北京建立了常驻机构，这些物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又重新现身。圆明园内流出的精美玉器、象牙制品、宝石几及其它各种宝贝，被兜售给欧洲的爱好者，似乎没有一日曾间断过。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27）
樊国梁认为，中国的窝赃者捡了大便宜。他解释说，英法联军的士兵急于卖掉手中的战利品，因为他们不认识银锭，所以只收大洋。北京市面上大洋的价格急剧上升，竟达到每枚12法郎以上。尽管中国当局对窝赃者以死罪论处，大部分赃物还是流入中国人之手。于是，很多年间，北京的商人们不断地向收藏者兜售这些文物。有的人因此丧了命，但很多人从中发了财。
圆明园的账目和物品清册毁于大火，所以根本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金银、珍宝和古董化为乌有。清朝廷从未正式公布损失情况。不过也有一些精美的遗存逃过了火劫。
损失到底有多大呢？
罗亨利，额尔金的私人秘书，在其1869年初版《1860年对华远征诸事件记述》中，竭力掩盖圆明园大火的后果。这倒不难理解！毁灭圆明园引起的愤慨，已经传遍整个欧洲。罗亨利深知，这段历史对英国来说既十分敏感又不大光彩。他信誓旦旦地说，大火没有毁坏任何艺术品或文化财富！也没有一册珍本图书或手稿被火吞没！却避而不谈化为灰烬的建筑瑰宝、荡然无存的座座园林……。不要忘记，罗亨利本人无疑也参与了对圆明园的洗劫，他从1861年5月起就开始出售从中国带回来的东西……。
1872年，即圆明园毁灭12年之后，历史学家亨利·高第有机会参观“额尔金留下的废墟杰作”，并亲眼验证了灾难的深重程度。他描述令人心碎的荒凉景色时说：
“最令人伤心的是这尊铜制佛塔，它坐落在横七竖八的高大石阶顶端，周围也尽是夷为平地的亭台楼宇。低处静静的湖泊里，开满了荷花，横卧着一座高大的石桥，与岸边满目疮痍的景色形成了鲜明对照”。
1873年，舒紫描写他到达圆明园时的情景：“我们穿过两个堆满建筑废料的院子，走进圆明园。几株已成焦炭的树木仍然矗立在那里，似乎是在说明，这座离宫是被一场大火毁灭的”。
同一年，塔克西尔·德洛尔在他的名著《第二帝国史》中提到“这座中国建筑杰作的毁灭”：“……所有这一切在今天只剩下一堆堆蚀迹斑斑的焦土和瓦砾，圆明园的大门仍由两个铜狮子镇守着，它们由于过于笨重才没有被搬走”。
旅行家和摄影家约翰·汤姆逊继毕托之后，于1872年也给恭亲王拍过肖像。他在1877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描写见到的圆明园废墟的情形。他着重描写废墟面积之广，和他的怅恨之情：
“……我们一走进圆明园，一大片荒凉破败的废墟就映入眼帘。昔日装点着中国最壮丽景观的一块块大理石、一座座雕塑，如今倒卧在荒草丛中，瓦砾堆上。也仍有几座建筑，抗住了侵略者的破坏，抑或是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因其精美而免遭毒手。在这些建筑中，就有一座横跨荷塘的十七孔石桥仍完好无损。远远望去，万寿山（今日颐和园内）上的高大庙宇也在火红的夕阳映衬下，呈现出完整的轮廓。它的脚下，满地都是联军大肆破坏期间毁掉掀倒的塑像和佛塔的碎片。这里仅剩的遗存已足以使我们想象得出，建设这样一座皇家宫苑所必需的人力和财力是无法计算的。圆明园就这样化为焦土。对一次中止条约的举动，竟以如此野蛮的方式实施报复，真是不幸”。
在约翰·汤姆逊拍摄的一张照片中（见《中国》CHINE1860…1912），我们还能看到圆明园中一座被遗弃的漂亮楼阁。它矗立在白色大理石基座之上，铜质的门窗和屋顶的琉璃瓦，成为中国建筑细腻风格的见证。
地理学家埃利赛·雷克吕和奥内西姆·雷克吕1902年出版了一本厚厚的《中华帝国》，谈到北京最著名的园林圆明园，以‘中国的凡尔赛宫’之名而在欧洲广为人知。而据说，中国建筑此园之所费，远远超过法国建筑凡尔赛宫的费用。他这样写道：
“我们知道这座宫苑如何在1860年被欧洲军队洗劫一空，造成中国艺术无可弥补的大劫难。他们在八里桥击溃了中国的军队，占领了圆明园。第一批闯进园中的人，一定会以为自己置身于一座博物馆之中，一件件质地和做工堪称双绝的玉器、金器、银器、漆器，像在西方的公共博物馆中一样陈列在架子上。这些包含着大量艺术杰作的珍贵器物，有很多被毁坏、被随意分掉或者不可挽回地丢失了。同时，还有大量文物被挑选出来，在欧洲建立新的博物馆。至于金银元宝，都按官阶大小分给了官兵，但主要的财宝似乎并没有被发现”。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28）
“从这些黑暗的日子开始，中国人自己也干起了外国人的罪恶勾当。当时也曾有数处宫殿和楼台原封不动地保下来，几乎没有受到破坏。还有一些街道、花园、石桥，以及在这座天方夜谭般的天堂里随处可见的雕像和装饰柱，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坏。当地的老百姓，甚至包括监守自盗的看守人员，不停地从园中取材用以烧火，盖房子，拿来换钱，有些尚能修复的建筑就这样彻底被毁了”。
瑞典的中国艺术史专家喜龙士（奥斯瓦尔德·西仑）在1926年叹道：“在近代的皇家宫苑中，圆明园也许是装饰最丰富、布局最漂亮的一个，它的辉煌已所剩无几”。
1962年，圆明园被毁百年之后，历史学家兼艺术史家林语堂于出版了一部插图版《皇城北京》。他描写圆明园的废墟时说：
“这座宏伟的皇家宫苑，昔日曾布满了楼榭亭台，堪称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燕居游乐之所。而今只剩下一处处‘意大利式的’废墟，它们是罗可可时代由法国和意大利建筑师用石头建造的意大利式宫殿的遗址。一根根罗可可风格的石柱横躺竖卧，一块块檐壁和三角楣淹没在荒草之中。这些东西，由于是石头制成的，都留了下来，尽管仍处于废墟的状态，而其余的一切都已荡然无存。遥想当年，这座供康熙和乾隆皇帝享乐的宫苑是何等壮观，与它相比，西方的城堡简直如同玩具一般”。
林语堂强调，慈禧太后（一直掌权至1908年）所钟爱的圆明园的毁灭，对她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她因此对西方人恨之入骨：
“新建的颐和园一直延伸到昔日圆明园的遗址。当圆明园在咸丰朝遭到灭顶之灾时，这位著名的皇太后还只是个年轻妇人。她与皇上逃到热河，一同蒙受这一奇耻大辱，这个痛苦的经历如同一块永不愈合的伤口一直留在她的记忆里。她所熟悉的鼎盛时期的圆明园，如今只剩下一堆无法修复的瓦砾。万达尔分子没有对任何东西手下留情”。
法国杰出的女历史学家皮拉佐莉认为，“军队的万达尔式行径以及其后由额尔金下令点燃的大火，最终决定了这一集风景、建筑、艺术品、古籍等无价之宝于一身的珍贵遗产的命运。除建筑杰作和无与伦比的园林之外，圆明园还庑藏着一百五十年间搜罗来的无价珍宝、典籍和艺术品”。
皮拉佐莉夫人认为，随着这座宫殿…博物馆的毁灭，中华帝国一个文化象征化为灰烬，圆明园也走进了历史传奇。如同法国的凡尔赛宫一样，它曾容纳了“物质世界所能创造的最精美、最罕有的东西”，它是皇帝依自己的想象所能改变的世界的缩影。但与凡尔赛宫不同的是，如果不是亲自置身于圆明园之中的话，几乎无法想象出来它到底是一付什么样子。尽管如此，它仍然走进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虽然这个民族根本无缘身临其境。
这位历史学家认为，旨在迫使皇帝做出让步、为遭受酷刑及死去的俘虏报仇的行动固然立即达到了目的，但这次行动仍然是“一种可耻的野蛮行径”。
这确是问题之所在。
约翰·汤姆逊已经猜想到这一行径不可避免的后果，即中国人对外国蛮族的刻骨仇恨。他预言道：“这种仇恨可以很快就会显然出来。它不会表现为外国旅行者和商人目前所遭遇的轻微皮肉之苦，而将成为中国人齐心协力将外国人驱出国土的共同行动”。
历史学家亨利·高第同样谴责（1906年）这一行径及其施行者，说他们玷污了此次中国战役，激起了中国人的仇恨：
“很多人认为，我们不应该以毁灭昔日遗产的方式惩治今天的罪行，我赞同这一观点。大杀人犯和破坏分子都将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千万不要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1860年额尔金火烧圆明园和法国人的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