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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拍摄照片的基础上发明“语像”。可正如王朔前辈所言，写书屡屡遭遇来历不明的盗版，很难拿到应得的版税。盗版猖獗到能让规矩作者颗粒无收。
这里是中国政法大学，是我起家的地方，是我的喀琅施塔特，是我的依靠。拜托各位兄弟姐妹，帮老鸭想一个打击盗版、保护原创的方法。盗版昌盛，中国人就不愿意去尝试开拓性思维，说阿迪达斯好就贴牌阿迪达斯，说奔驰好就贴牌奔驰……撒切尔夫人说：“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不是思想和文化。中国即使发展到2020年达到日本水平，中国人也并不可怕。因为他们没有创造力，缺乏想象力。”一个全民模仿的民族只能生产简单工业品，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不具备创造力。没有创造力的民族无力更新，只能坐以待毙。
满街都是名牌，满街都是大学，都是大学生，可是真正适应社会发展的人不多，很多博士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全体人民的文凭—贴牌水平日益提高，可是实际生产能力呢？当然我正面对的中国政法大学不在此列。他们具有极强的适应社会能力，现在像政法大学学生这么学以致用的还真不多。
宇宙是博大的
洋人认为宇宙（universal）是博大的，基于此种精神发明了大学（university），大学“university”与宇宙“universal”是一个词根。如果片面把某一学科无限夸大，使之成为唯一标准，那就违背了科学精神，也违背了神的意志和法制原则。最早的大学至少有三个学院：神学院、法学院、理学院……旨在强调“人性”、“博大”、“贯通”，所以至今学位顶端仍被称做“”（哲学博士）。
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辅仁、北大、清华等university体系被肢解，政法、民族、钢铁、地质、财经、语言、林业八大学院如“雨后的蘑菇”。自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以来，苏俄就持续不断地“支持中国革命”。苏联老大哥的学院教育，着重把人培养成合格机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的美德被理解成“螺丝钉精神”。大学与学院，一字之差，恨不得直接生产螺丝钉式的机器人。
片面突出科学第一，助长了唯利是图的实用主义。音乐、美术降为“副科”，全民重制造，轻创新；重智商，轻情商；重科学，轻艺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科学”一旦独占统治地位，就成为万物的前缀：科学管理，科学思维，科学人才，科学社会主义，连老太太的塑料发卡也称“化学的”。就像今天的纳米服装、纳米水，尽管很多人连纳米是什么都弄不清，但绝不妨碍他们借助“科学”牟利。一旦缺乏法律、道德的制衡，好人都能变“黑猫”、“白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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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10）
今天的世界流行海选，拥有信息，缺少文化；拥有金钱，缺乏快乐；拥有知识，贫于思考。个个要张扬自我，男的勇为超男，女的争当超女。戏剧学院、电影学院、美术学院能培养良好的技能，可缺少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融会贯通。在林彪、“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年代，只能体现机器的执行功能，缺乏鲁迅的独立思维，不具有人类的力挽狂澜。
胡同里，像鲁迅那样“完整的人”已被“反右”、“文化大革命”根绝。反动的胡适逃跑，皈依革命的老舍跳河，我师萧乾服毒自绝于人民（被师母文洁若送到东四隆福医院抢救过来）……只剩下革命旗手郭沫若，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搬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宅子里。郭老风流倜傥、全面发展，是当代最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因而也是头号“科学”目标，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其“故居”原是恭王府马厩，现在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单纯科技主义是独脚巨人，不信神，不守法，犹如独腿乱蹦，“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容易剑走偏锋，急功近利。光有机器、科学的社会极不稳定，改革开放，开始把技术学院朝大学整合。于是乎，一下子遍地都是大学，满街都是大学生。连郭沫若故居斜对门的男科医院都挂起“北大附属”的University招牌。
诺基亚手机广告把“以人为本”的价值观送进千家万户。现在，不管多高级的汽车展览，都要站上几个美女名模，给高档汽车增值添彩。汽车是机器，造一辆只需若干小时，美女是人，出一个需要几代美人的持续努力。
我们生活在迷信科技生产力的环境里，满街都是科学，政法大学自然也在科学技术的怀抱里。近年政法大学的毕业生比其他院校毕业生混得都好，除国家积极开展法制建设外，还因为政法毕业生在“科学”之外，多长了一条“法律”腿，熟知如何遵守法律、利用法律。人只有受过神学、法学、科学教育才能三足鼎立，完整成人。如果政法大学毕业生再有了“神学”、“艺术”等第三、第四条腿，可能成就更大。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足越多，社会就越稳定，就能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和谐局面。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因此我们都要变成“多腿的蛤蟆”。
一个民族的基因就是文化
在像城市牛皮癣一样的小广告中，“办证”的广告最多。在办证广告中，办文凭的广告最多。我们总把办证广告归之于观瞻问题。其实，这不仅是表面上的城市卫生问题、市容问题，实际情况远比这更严重。满街公开办假证，是一个民族出大事了，基因坏了。基因坏了的人这里不出毛病，那里也得出毛病。一个民族的基因就是文化，文化坏了，是让接连不断的“文化大革命”闹的。
环目世界，有没有哪个国家这么重视大学文凭，而卖假大学文凭的竟敢在大街上到处喷涂张贴假证广告。这些广告的喷涂技术，做假证件的设备手段绝对都是高科技。他们不知道“造假证”是违法，因为他们只有“科技”一条腿。
我的一个朋友叫司马××，和日本人做生意。日本人好色，好色是男人本性，是自然性，不可笑。日本男人问他，满墙的小广告上写的是什么？他说没什么。日本人说是不是妓女招揽顾客的，他说是。因为他不好意思承认铺天盖地的小广告是做假证、卖假文凭。他宁愿承认是妓女在招揽客人。办证—伪造国家的法律文件，居然在首都街头四处可见，这些广告都留有电话号码！警察不抓人？公民不举报？国家法制无存？尽管我这个哥们儿早已加入日本国籍，可他不愿意承认。
几天后，日本商人说：我知道啦，不是招妓女的，你们国家连司法文书都是假的啊！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触目惊心啊！长此以往，世界将轻视中国，蔑视中国。有朝一日，弄不好还得把八国联军再招来，在老祖宗留下的基业上，再祸害一把。老祖宗不一定指望儿孙复兴祖业，至少是国泰民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世界上有凭空建以色列国的大卫·本－古里安、拉宾、沙龙，也有富得流油，梦想“复兴统一阿拉伯世界”最终却被绞死的萨达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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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11）
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遍地是“黑猫”、“白猫”。因为科技和现代商业同出一源，都崇尚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追求效率，追求利润。一百年来，人类发明了无数科技产品，却仍然没能成为自己的主人。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是与大量榨取地球资源同步进行的。科技主义也无法解决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穷人更穷，富人更富。最终穷人再革命，回到“小人暴动。真可怕！真可怕！”（《列宁在十月》）的起点。
一个科技无限发展，缺乏健全的神学、法学、艺术的社会，肯定不是和谐社会。一旦科学技术被视为“主义”，就背离了科学思想，成了一种宗教世俗权力。一旦成为特权，就会有人竭力获取这种特权，并以此谋生，将其不受制约地扩大，反过来危害和谐社会。
科技力量一旦权力化、政治化，也是很可怕的。
商品社会的特点是等价交换，在商品科学的制约下，稀缺资源能获得垄断价格。即使从商人倒腾紧缺物品的“鸡贼”心理出发，学校也应该关心自己毕业生的前途，尽量让自己的学生具备综合素质，以适应未来的变幻莫测。
其实，一个人干什么职业，都是命中注定的事。既然生了，就得活着。谋生呗。靠什么谋生，则要根据那个职业的特点塑造自己。 如果干记者，就必须具备以下三点：一、敏锐的观察力；二、深刻的领悟力； 三、流畅的表达力。这三点源于先天基因，始于后天教育，依赖实践训练。 如果都努力过，还不具备“三力”，那就马上改行，干别的去。别耽误了自己，最终费力不讨好。干这个不行，干别的未必不行。
最重要的是遇到一个好老师。
一个好老师，首先不该把学生塑造成自己的“预设模样”，而是勇于告诉自己的学生“你不是干这个的料”。他应该帮助学生找出自己的天性，根据人性特点，任其发展。
在科技主义横行的社会里，由于缺乏法学、神学（不是迷信）、艺术的制衡，科学盲目疯长，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很多打着科学旗帜的事物显然早已脱离常识，变得十分可疑，但由于披着莫名其妙的科学外衣而不胫而走。科学既然这么好，就必然被别有用心者加以商业利用，“纳米服装”、“纳米水”、“水变油”、“无烟锅”之类打着科学旗号的怪胎层出不穷。泛滥的伪科学将使科学变质，使科学技术回归中世纪的“炼金术”，进而导致科学贬值，最终会毁了社会。
科学和民主、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单纯的科学并不存在。一个人说了算，缺乏民主，片面追求科技就是生产力，就会毁林造田，盲目大修水库，大炼钢铁……毫无疑问，在一定范畴内，以上做法都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但是由于缺乏其他保障，“播下的是龙种，而孵出的是跳蚤”。
CCTV－10播出过我拍的《唐师曾走马黄河》。我在河南、山西、陕西黄河大拐弯处跑了很长时间，采访了当地群众。那里有一座巨大的三门峡水库，当时，这座水库严格按照科学计算，可是动工后，中苏因政治分歧决裂，水库蓄水没有达到科学计算的水位，而使数以万计的文化瑰宝遭到破坏，人民迁徙，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日本是典型的科技主义国家，一门心思地“脱亚入欧”，近一个世纪保持科技先进，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但在精神层面却空洞单薄。德国肯为谋杀犹太人向全世界谢罪、赔偿，可是日本至今不承认“慰安妇”、“南京大屠杀”……这与科技主义疯狂追逐权力、利益的价值观有直接的关系。
亚洲没有经过欧洲的启蒙运动，政府与国民普遍存在盲目种族优越感，根据功利限制信息来源，领导人为自身政治利益胡乱强调国家意志。在这种环境下，科技主义推动商业社会，必然不尊重生命。士兵一面甘受长官的非人虐待，一面邪恶地蹂躏比自己更弱小的种群。他们缺乏希腊、罗马的人文精神，缺少奥林匹克“费厄泼赖”的体育精神。科技主义造成情感退化，奥运冠军靠兴奋剂出奇制胜。新人类缺乏坦诚交流的能力，缺乏想象力、感受力，把人与人的交流简化为获取信息、获取商业利益。信息消解知识，知识消解智慧，而数字化和互联网，更是助长了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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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12）
我们的力量与我们的知识成正比
在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之前，康帕尼拉（Campanella）就说：“我们的力量与我们的知识成正比。”（Tantum possumus quantum scimus。）
培根力主对科学目标和对科学方法的研究同等重要，如果人的本性不改变，那么一个世纪的发明，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会制造更大的问题。所以，对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的教育，应该更普遍、更自由。
刚才用一大堆废话作了铺垫，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新发明的“语像”上。“语像”的发明，源自我以往的日常工作，那就是传真照片。党培养了我的世界观，我以我的科学知识、社会知识指挥自己工作。我确定自己的采访题材，通过技术手段表现我的采访目标。我靠我的体力背长枪短炮，我靠我的牛马劳动四处奔波，“扫大街”，把社会上的鸡毛蒜皮“扫”回来，编辑后交给组织，把满地鸡毛变成一朵朵金蔷薇，这就是新华社每天向全世界播发的传真照片。
拍不拍、拍什么是我的事，发不发、怎么发是党的事。当然，这中间也有我的个人突破，比如卡扎菲、萨达姆都给我签过字。撇开他们的为人、政治生涯不谈，作为记者，我能在一线和他们正面接触是我的手段。有人批评我说，唐老鸭，你除了有他们的签名、与他们合影，其他什么都没干。我认为这么说不公正，我的职业是摄影记者，我已经拍完新华社要求我拍的照片，工作之余，我还能合影，还能写特写，还能写畅销书。我已经超额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了。领导我的历任摄影部主任徐佑珠、徐祖根都称赞我干得好。现在的徐祖根主任甚至当众说：“唐老鸭的拍摄、写作水平比我和我们这些人都高。”难道你们非要我从沙龙嘴里弄出什么情报来？公开使用的信息才叫新闻，秘密使用的那叫情报。我希望我的读者通过我的书“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这是海湾战争后，我在我的第一本书《我从战场归来》前言里写过的一句话。
那天，我把萨达姆的签名贴在网上了。好心人立即跟帖：“老唐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把萨达姆的签名贴出来了。”好像我拿出这个来会引发世界末日似的。因为按照我们的哲学，“识时务者为俊杰”，聪明人是跟风走的。唐老鸭耳不聋，眼不瞎，应该是聪明人，可怎么老干不长眼的事儿啊。言外之意，现在全世界都看审判萨达姆的热闹，该顺着潮流说好话才是。
可我不这么认为，我有作为一名记者的心得。我是记者，不是演员，需要一个人远行。我应该把我看到的和全国人民分享。当初电视台一致挺萨达姆，等着看美军的笑话，老鸭张开鸭嘴散布异类声音，说美国要做的，基本没做不成的。在2000年，《北京青年报》、《世界博览》、世界知识出版社都收到过“严禁发表唐师曾关于伊拉克言论的文章”的规定，因为我的观点与主旋律严重抵触。
现在大家都声讨萨达姆，老鸭又站出来发怪声，这小子大概脑子进水了。“脑子进水”那是医生说的，是“科学诊断”，我压根就不信“科技主义”。机器打勾判卷子，那是考托福，考驾照。我在美国考驾照，就碰上过判答案的卡板顺序颠倒害我重考的经历。那还是头号超级大国的头号超级机器呢。科技主义培养不出有情感的人，无论给我签名的萨达姆被处死，还是与我合影的沙龙变成植物人，都让我同样难过。随后几天，我又贴了卡扎菲的签名，他们纳闷，这小子要干什么？他们不知道，我这里还有沙龙的呢！我要用我亲历的中东演变，说明世界的多样性、多变性。世界不是毛主席的“我们就是要一边倒”，也不是我们习惯的非黑即白。我承认冷战结束后，科学技术导致世界单极化，但恰恰如此，老鸭才要鼓吹单极政治下的文化多元论。
一个好记者应该客观、公正。我让萨达姆签名的时候，也没耽误我采访拉宾、沙龙……2000年我出版《重返巴格达》一版一印15万册，2002年我还出版《我在美国当农民》，一版一印也是15万册。都说没到过中东的记者不叫记者，我到了中东，严格说也不算记者。区区一个摄影记者，如果仅仅拍照，不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化、条约等，很难有什么出路。我在中东只是尽了一己之力，设法用各种手段介绍交战各方的不同背景。《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重返巴格达》、《我在美国当农民》……几本书都同样畅销，说明人民有迫切要求，希望了解世界。我不可能永远预测正确，长期离开火热的沙漠，就会变得迟钝。我一直努力用世界记者的标准训练自己，追求新闻的客观公正。可能我在追求的过程中不断地犯错误，但是大的方向还算基本正确。应该承认，我的中东同行的成就都比我大，进取心也比我强。我前期考试及格，是为党和国家服务，后半期是病休鸭子，靠自己的爱好工作，人单力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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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13）
世界格局优胜劣汰
我认识一个小孩儿，她上学时我就认识。她有一本我1994年版的《我从战场归来》。第一次见她是在三联书店，她从背后用双手蒙住了我的眼睛。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毕业时，她放弃了外交部的工作，进了新华社。我曾经给她一些有用的建议，例如，购买什么型号的照相机，怎么使用反转片，并支持她去中东。我还支持她往社会上投稿，笔名“胡笳”，像曹操碰到的写《胡笳十八拍》的蔡文姬。她有雄心，也很能干，在新华社得到高度表扬，有“战地玫瑰”之称，很有可能成为十七大代表。后来她选择离开了，我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坏的选择。年前，新华社领导还对我说，她走了真可惜。可惜是可惜，可是在巴勒斯坦当一辈子记者，如果不与美国发生关系，即使把事情弄得天大，也不算新闻。因为阿拉伯语仅仅是地域性语言，阿拉伯语的思维方式也是地域性思维方式。这倒不是她业务水平不高，工作不努力。我分析内在原因是她上的是“北二外”，“北二外”的长处在于培养导游或旅游人才，缺乏University的综合背景；外在原因是她的工作没有拓展开，也就是没有与美国发生关系。只有与美国发生关系，包括对抗，才能成为世界新闻。这是海湾战争能让我出名，科索沃战争能让吕岩松出名的原因，我们都和美国发生了某种关系。另外，综合大学的教育背景，可能起了更重要的作用。吕岩松是北大俄语系的，闾丘露薇是复旦新闻系的。比如我老鸭，如果伊拉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