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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阶段，还一定会卷土重来，是文学史上惯常的一元、时不时会一闪的正常景观。我不能确定他们谁说得更有道理。也许，唯有未来文学发展的轨迹本身，才能确认或否定种种不同的预测。
1998年11月13日 凌晨，绿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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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在涌泉（1）
那天应中央电视台10 频道邀请去录一个节目，录完正往大院门口走去，忽然听见有人在身后叫我，扭头定睛一看，惊呼热中肠，是久违了的谷文娟大姐。她说：〃我从背影上就断定是你！〃但看到我正面时，她笑说：〃老了老了……〃她的笑容像当年一样总带有些揶揄的味道，头微微晃动着，我不忍心说我觉得她变矮了，低头望着她只是傻笑。10频道〃绿色空间〃在谷大姐爱人他们单位的招待所里租屋搭棚录像，谷大姐他们宿舍也在那个大院里，正好下楼散步，我们因此不期而遇。 我告诉谷大姐已到耳顺之年，她眉毛耸动，大概是在推算我们当年认识的时候我才多少岁，也许是同时意识到我也在推算她那时才多少岁，就爽朗地说：〃我今年七十三了，早退下来啦！〃我们心里都掀起了往事的烟云波涛，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我只说了句：〃当年你对我是有恩的……〃她也没谦词，仍是一脸灿烂的笑。看得出她在为我高兴。仅仅因为我仍在继续二十四年前开始的事业，没有停歇，她就为我高兴。她的这份高兴，实在是再次施我以恩德。
与谷大姐的这次邂逅，引出我许多的回忆，以及复杂的思绪。
二十四年前，即1978 年，那是个历史转硬弯的年头。我在1977 年11 月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又在1978 年春天发表了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和《醒来吧，弟弟》。杂志负责人和编辑对这些作品的出世当然起着关键的作用，但作品的推广，还需要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就是电台的广播。那时候我那些作品，以及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如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等等，被称为〃伤痕文学〃，是有争议的；邓小平同志复出以前，当时最高领导人还在强调〃两个凡是〃，从理论领域到文学领域，思想解放的潮流屡遭阻挡，那时的文学杂志报纸副刊刊登那样的作品，特别是电台文艺部将其朗读或改编为广播剧，都还要承担一定风险，必须以胆识和锐气，热情甚至激情，才能迅速地将其发表播出。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谷文娟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编辑，连续编录了我的《班主任》《醒来吧，弟弟》，以及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使当时还不能及时看到报刊的人们，特别是还在农村插队或在边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年轻人，从电波里一下子听到了跟〃四人帮〃那时候完全不同的声音，以至于印象深刻到终身难忘的程度。有的那样的听众，后来见到我，跟我细说当时情况。那时农村里安装着很多的高音喇叭。地头的电线杆上也有。在〃四人帮〃倒台以前，那些高音喇叭里充斥着诸如〃批孔〃〃批邓〃的肃杀之声，1977年里的声音里虽然多了批判〃四人帮〃的内容，却仍在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时时兴把高音喇叭的音量调至最大，传出的声浪在广袤的田野上滚动弥散，遇到丘陵山谷还会发出轰隆的回音，透过听觉给人心灵的震撼是无可逭逃的。因此，1978年仲春，突然有一天他们从那高音喇叭里听到了谷文娟等编录的节目，内容上对〃文革〃发出了质疑，宣布了爱情在人生中有合理位置，配乐里出现了贝多芬的《命运》旋律，又有轻柔的絮语与抒情的琴音，这让在田野中的他们惊奇、惊喜，〃世道要变了〃，他们也因之释放出了求变履新的青春情怀。在这样的田野聆听里，他们感受到被启蒙的喜悦与激动。于是他们记住了那些作品与作者的名字。许多这样的青年是先听到广播，再去找报刊书籍阅读相应文字的。到了现在，有的文学史家可以说那还不是文学，有的批评家可以嘲笑那些文本的僵硬幼稚，我们自己也可以真诚谦虚地一再地申明那时候实在还没有真正迈进文学的门槛，但是这些都改变不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那时因为时代机遇，思想潮流，文学复苏，加以有这样的广播托举而名噪一时，纷纷涌进文坛，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虽然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各有各的浮沉哀乐，但这一事实，无论回忆起来时是自豪还是赧颜，都已嵌在了历史年轮里，不可更改。1978 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大势初定，文学的潮流急速奔腾，虽然争论不断，风波不少，但人们心态越来越乐观勇进，那时被谷文娟改编录制的广播剧可以说是播一出红一出，作品因此广为流布，文学评奖活动中，也就成为了一张无形的巨大选票，作品因此获奖，作家因此得福，不是中国作协会员的可望立即入会，有机会被派出国访问，所在地甚至有奖励住房的。记得那时一些作家见到谷文娟真是笑面如花，不知该怎么亲近她才好，还曾有人私下里来问我：〃究竟怎么着才能让谷文娟看上（作品加以改编播出）呢？〃在那时经常是由冯牧等作家协会领导主持的活动中，我就看到有人指着谷文娟背影跟旁边的人小声说：〃那就是她……〃仿佛见到了一尊真佛。
但是到了1983 年以后，大概是因为新电影渐渐多了起来，而且大多是由新小说改编的；电视机开始普及，电视剧也开始活跃，许多电视剧也都取材于小说；广播剧在这种情况下就渐渐不那么稀罕了。于是文学界对谷文娟的粘糊，似乎也就逐步地变成了疏离。到1985 年以后，许多新锐作家已经不清楚谷文娟是何许人也。我自己也顾不上和谷文娟保持联系，她究竟还在改编录制些什么广播剧，不清楚也不想去收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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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在涌泉（2）
时过境迁，世态炎凉，这些词语我们用滥了，但真正锥心地体会到这些字眼里的人生况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我们太迟钝，倒也许是太聪明了。文学史家称为是〃新时期文学〃的那个阶段里，对推动那时的文学复苏、发展作出贡献的新闻界人士，是颇多的。我记得的就还有中国新闻社的记者甄庆如（现在他使用甄诚的笔名），他有时一天里向海外发出数篇关于中国文学复兴的报道，像巴金的言论，艾青的新诗，丁玲的复出，王蒙等的改正，中国作协创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奖项，劫后的第一个作家代表团的出访，等等，这些消息都马上被港、台及世界各处的华文报纸抢着采用。还有新华社的女记者郭玲春，她写报道总愿意使用富有新意的文体，还写了很不少有深度的专访。电台方面的人士也绝非谷文娟一个。我知道的就还有一位王成玉，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年节目里，播出了很不少的新小说，我的《爱情的位置》《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就是他组织的，他能请到像董行佶那样的能以声音塑造人物的艺术家来担纲朗诵，使这些小说在群众中的流布更如清溪般畅快致远。那时候绝无〃红包〃现象，也还没有〃炒作〃一说，这些人士尽全力宣传新作品新作家是出于高度的工作责任心，更是出于由衷的呵护热情，他们使许多我这样的人名利双收，自己却名利双无。随着岁月推移，他们与红火的〃知名作家〃的距离渐行渐远。后来很少有人再忆念这些人这些事。记得上世纪末有一回一些同行聚谈，我提起了这几个人，有的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是谁，这倒不算什么，可是就有知道的讲起其中某某的轶事趣闻，涉及私生活，多为尴尬事，边说边笑，大为不屑。即便其所说的全非谣言，也无伤大雅，但自己名利双收，周游列国，甚或还有了官职荣衔，对人家〃不过还是那么个角色〃，甚或改换为更不起眼的角色，持此种态度，毋乃有失厚道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我们背得烂熟的古训。因为没有什么新意，不能为诡奇的新潮文本增色，倒可能令那些只喜欢颠覆风格的读者嗤鼻，有的作家已经很少再加以引用。但我们的双脚，难道应当从这样的道德基石上挪开吗？检讨我自己，也很惭愧。记得1988 年我在杂志主编任上，有一天忽然接到谷文娟从美国的来信，说她随在驻美机构工作的爱人暂住美国，希望我们能给她按期寄杂志，我就此事与管财务的副主编商量，都感觉到如果按期给她寄赠，那么相应地就该给另外的许多海外人士寄赠，初步拉了拉名单，因为邮费很贵，单位经费有限，算起来实在吃不消，也就叹气作罢。现在扪心自问，怎么就不能由我个人自费给她按期邮寄呢？不承认是舍不得钱，那么，承认不承认是舍不得时间和精力？更应该承认的，是心里面已经不那么看重她，过了河了，她也不是桥了，自己日理万机，国内海外，要应付的人际丝缕纷乱，对她仅存一份淡淡的忆念，似乎也就仁至义尽了。
回顾这二十四年的写作历程，予我有滴水以至更多恩沐的人事真是不少。我真涌泉相报了吗？也许只有一例，那就是冯牧仙逝后，在他家中的遗像前，我献上自己一幅水彩画后，着实发自肺腑地飞泪嚎啕。其实我后来在文学观念上与冯牧已经疏离甚至有所龃龉，但我的登上文坛，他实为第一扶植者，这是永远不能忘怀，也永远不该讳言的。
细想起来，真要履践以涌泉去报滴水之恩，恐怕也实在很难。滴水算起来总不会很少，自己又哪有那么多泉眼可供喷涌呢？环顾人世，熙熙攘攘，营营苟苟，恩将仇报的事情不少，何处在涌泉报恩？那样的风景实不多见。但与谷大姐的邂逅，毕竟牵出了这许多的思绪，像滴滴清露，还是像汩汩活泉？那天分别时，我们都没有询问记录对方的电话号码，偶然相遇，比着意联系，似乎更有淡如水的君子意趣，也许，不必涌泉，心存一份善意祝福，而终于相忘于江湖，更是真实的人生，也更符合真实的人性吧。
2002年4月26日 绿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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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性的思考
那天友人来村，我们聊到人性问题。
现在一般人口中的〃人性〃都指正面的秉性，〃人性化（设计、服务）〃、〃人性的光辉〃、〃没有人性〃、〃灭绝人性〃……这些话语里的〃人性〃都只具有正面内涵。其实，依我看来，人性是极其复杂、诡谲的东西，良知（良心）、善、感恩、善解人意、同情心、恻隐心、爱与被爱、见义勇为、舍生取义……固然是人性，嫉妒、贪欲、霸道、自私、吝啬、偏狭、恶毒……这些负面的东西也是人性，而且人性也并非只由善、恶的黑白两极的对立板块构成，人性中实在有着非常宽阔的灰色区域，这区域里有微光闪烁，也有云遮雾罩，比如仇恨，就很难简单地往人性善或者人性恶里归并，再比如生的欲望死的恐惧，在一般俗人的平淡俗世生活里，你就很难说这种东西究竟是善还是恶。
尽管中外的哲学家多有论及人性的言论甚至著作，但真正把人性阐释透彻的似乎很少，英国休谟的《人性论》我读后很失望，总觉得他分析的还并不是人性的核心，还只停留在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的层面上。后来有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甚至论情感的学问出现，它们接近甚至部分进入了人性领域，但也还都不能够称之为人性学。
我觉得艺术创作倒能比较深入地探取到人性的核心，尤其文学，中外古今文学流派多矣，时下文学更呈多元状态，我最心仪的是探究人性的这一元，比如鲁迅先生的小说，《弟兄》是写人性最成功的一篇，但奇怪的是似乎所有的鲁迅研究专家都对这篇非常地轻视，我以为现在应该有人专门为这一篇来做研究，写出有分量的研究文章。还有李人的《死水微澜》，虽然也有人评论，有人觉得这部长篇小说情节上戏剧性强，加以改编（川剧、话剧、电影、电视剧），但似乎很少人注意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里写人性最出色的长篇小说。
写人性，写善写恶，写见利忘义写舍生取义都不难，难的是写人性中的灰色部分，写压抑的部分，写不自知的部分。朋友说喜欢我的《四牌楼》，感谢！天下难得是知音。我自己最得意的作品就是《四牌楼》。《四牌楼》探究了人性，其中《蓝夜叉》一章，刚刚出了法译本，译者戴鹤白非常喜欢这个作品，就因为它写了人性，写了人性中的灰色领域，而且，充溢着忏悔意识。
我现在深深地意识到，我自己的人性里有远比以前觉察到的更宽阔的灰色区域，而在最深处，有稠酽的恶，我有与基督徒不甚相同但相通的原罪感。我现在时时提醒自己，要注意压抑、制约自己人性中的丑恶。所谓高尚，其实应该就是特别能够自觉地压抑自己人性中的阴暗面。我在长篇纪实作品（2003《树与林同在》年出了法译本）里写出了自己深深的忏悔：在〃文革〃的两派〃群众组织〃的恶斗中，一天临时权力机构忽然宣布与我们那派对立的那派里的一位女教师，是某机构〃走资派〃〃伸进群众组织中的黑手〃，立即对其进行隔离审查！我听到这个宣布后，竟高兴得跳了起来！因为这等于宣布了我们对立面那派是错误的一派。那女教师被隔离后，因为不能忍受随之必然要遭遇到的批斗，就在一个夜里趁看守者打瞌睡，喝敌敌畏自杀了。一个生命的被囚禁和即将被批斗，竟然会被我这另一个生命认为是一桩大快事，现在想到我当时的那种心情和表现，我仍很惊异。你说我在生命的那一时段里，人性中的什么东西被调动起来浮升起来膨胀起来了？现在那女教师已经屈死三十多年了，除了她的至亲，谁还记得她？这世界每天都在死人，谁真觉得别人的生命是珍贵的？清夜扪心，我为当年的欣喜丑态而愧疚，我觉得这种愧疚可以帮助我在时下的生命时段里，不至于再让人性黑暗角落的污浊再次泛起。
朋友一天来村里访我，看到了我的生存状态。我就这样承载着自己的全部人性，包括耻感，罪感，静静地活在一隅。我为自己高兴的是，我现在可以完全依着自己的性情生活。我可以不敷衍，可以对不情愿的人和事说〃不〃，也可以在朋友面前尽情挥洒……那天我在高谈阔论中竟从椅子上仰翻，幸而没有摔坏……面对自己的全部人性，我可以欣慰地说：抑恶扬善，自我调控，状态基本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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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大姐的门（1）
陆续在传媒上看到一些谈论〃小资〃的文章，这些文章所描述的〃小资〃， 在时下的中国内地，大体以城市青年白领为骨干，他们通外文，懂电脑，收入不菲，但绝非暴发，不爱存钱，潇洒消费，喝星巴克咖啡，用宜家家具，长假旅游，短假泡吧，餐饮消费实行AA 制，有的夫妻亦如是；健身、美容是他们工余的必修课，穿戴上或一身名牌，或凸现个性；沙弧球、蹦极、野外烧烤、假面派对……这些对我这一辈人陌生的事物，已融入他们的日常；精神消费方面，他们里头有的读博尔赫斯，听斯特拉文斯基，看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光盘，有的看几米漫画，听朱哲琴，交流对《周渔的火车》的观感……最近又有〃布波族〃的概念出现，就是把〃小资〃中的佼佼者的特点归纳为〃布尔乔亚〃加〃波希米亚〃， 经济上小康，精神上浪漫，既尊重传统、尊重家庭，又特立独行、勇逆俗流……尽管这些关于〃小资〃的描述、论说多有含混、矛盾之处，而且被定位于〃小资〃的社会族群也常被尖刻地讥讽，但总的来说，〃小资〃绝不再是一个恶谥，那些讥讽者的出发点也不是要〃灭小资〃，而是向自以为是〃小资〃者发出嘘声：〃你不配！〃我对时下的〃小资〃缺乏研究，对针对时下〃小资〃的讨论没多少发言权。
我只是想把自己耳闻目睹、亲身感受的一些往事，写下来供时下研究、论述〃小资〃的人士作一参考。
我进入少年时代，是上世纪50 年代初，那时候针对知识分子，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这场运动所要改造的思想之一，就有〃小资产阶级思想〃。记得我曾混进过大人们开会的会场，偷看那会场上的情景。开会有什么好看的？如果只是些在那里发言、喊口号的会，自然没什么好看，但也有那样的会，带有一个阶段的总结性质，在发言之后，会有些表演，当然都是业余性质的表演，形式相当粗糙简陋，什么三句半呀，快板书呀，相声呀，合唱呀，舞蹈呀，哑剧呀，等等；节目的内容都是思想改造的心得成果。我印象最深，直到今天仍如在眼前的，是一个哑剧。表演者是个女的，人们叫她缪大姐，那时候大概三十多岁，她自编自演的那个哑剧叫《过门》，舞台上竖着四根木条构成的一个门框，她一上场，人们就哄堂大笑，不是她化妆得怪模怪样，她还穿着平时的衣服，就是那个时代几乎每个城市妇女都穿的一种〃列宁装〃，齐耳短发，带扣绊的黑布鞋，只是没戴那时候流行的〃八角帽〃，大概是怕表演中不慎弄掉地下；人们笑，不笑她打扮，那笑什么？原来，她上场时，身上背了大大小小许多的包袱，那些包袱里实际上可能只装了些蓬松的纸团，但她表演出不堪重负的痛苦表情，弯着腰，吃力地朝那个门走去。当时跟我一起混进会场的孩子，有的实在不懂她那是在表演什么，不耐烦，没多会儿就溜出去了，我却觉得自己能懂，没走，一直看到底。其实不难懂，很概念化，很幼稚的。台上那个门，横梁上写着〃欢迎革命者〃，而缪大姐身上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包袱，也都贴着醒目的标签，最大的一个上面，写着〃个人主义〃，其余的，我记得的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什么的，缪大姐背着这些包袱想挤进那个门，自然是妄想，试了几次都被门框挡回，甚至跌倒在地，于是她以种种肢体语言表达自我改造的过程，首先是跺脚把那些坏〃主义〃的包袱一个个地扔掉，到最后，她身上只剩了一个〃小资产阶级感情〃的包袱，她做出犹豫、舍不得的表情，坚持还背着，想用诸如侧身、顶在头上种种取巧的办法混进门去，始终不能过门，她便很不情愿地打开那个包袱，呀，大包袱里滚出许多的小包袱，这些小包袱的性质都由粘在那上面的纸条标明，也许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