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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某台商在沿海某市投资办厂。一套“鸡”的一条龙屠宰兼处理流水线设备,100万美元,货真价实没问题。但产品必须帖“某某”牌商标,这商标价值150万美元(其实一文不值,需国内有关人员配合就值钱了)。于是,某某鸡肉加工厂诞生了。外商投资了250万美元!不过,这所谓的250万美元还不是热钱啊!
再接下来,国内的“聪明人”出现了。“聪明人”发现了外资办企业所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于是,拿1000万元人民币换了100万美元,这钱通过香港去了维尔京群岛,然后又回到了香港,接着又进了沿海某开发区投资办厂。这100万美元投资有点像热钱了,但仍不是热钱。
继续,这“假外资”100万美元,在国内流窜了多年,深感“挣钱”不易啊。终于感觉这房地产行业,可能“一夜暴富”。于是那100万美元就一头扎进了房地产业。这100万美元已经更“热”了,但它没打算“流出国”啊,它还不是热钱!
所以,问题出现了:热钱在哪呢?
热钱,“索罗斯”们的热钱正在“狙击”人民币升值啊!国内有搬弄是非的人如是说。
好了,回到“索罗斯”们的思路上来吧。
有一个“大傻—索罗斯”拿了100亿美元,真枪实弹的热钱,来势汹汹投资人民币,赌升值。突然发现,他的钱进不了中国,原来中国是资本管制的。那意思是一次只能进500万美元,需“审批”来“验收”去啊!假如最快5个工作日(至少需经过5个衙门,每个衙门至少一天时间),“大傻—索罗斯”一算,即便化整为零,至少需10000天(差不多30年)才能把这些热钱“折腾”到中国。不行啊!
换个思路,“大傻—索罗斯”听说有香港—深圳的地下钱庄,于是眼睛一亮。咬咬牙,冒个险。走“灰色”渠道把这100亿美元变成了人民币,存在了中国的国内银行了。过程是这样的:1、交了1% “过路费”即1亿美元;2、分兵入境时,有2%的损失(地下钱庄啊,不完全可靠,黑吃黑了,夸张了点)而损失了2亿美元;3、按:1(2005年平均值)兑换,“手续费”即“汇兑”损失了亿美元。看看此时的“大傻—索罗斯”,手里只剩下亿元人民币(折合亿美元)。
假如,“大傻—索罗斯”把这亿人民币在2005年存入中国的银行,因为是热钱,不敢久留,所以就按一年定期存款吧,年息,结果一等就是3年,到了2008年才有机会出逃。
1。2 热钱的阴影(2)
这三年都有什么变化呢?“大傻—索罗斯”的人民币已变成了亿元了。此时的汇率已变成了:1(2008年平均值)。于是相当于亿美元了。在逃离中国时,他仍需付出的代价。最后“大傻—索罗斯”胆战心惊地得到了亿美元。他的投资回报率平均每年为。
可笑的是,三年期的美国国债的平均回报率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平均回报率有所降低但非常态)这“大傻—索罗斯”得傻到什么程度,才会冒如此大的风险,花费如此多的时间,玩如此无聊的游戏!
也许仍有国人不服,认为“大傻—索罗斯”可能会炒股、炒房。省省吧!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吗?再说了,哪个地区有那么大的资金容量?
结论:没有大规模的热钱!除非外国大富翁都是傻子!
那国内把这国外的热钱怎么说得那么邪乎呢?贸易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啊!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中获得好处。他们只关心数量不在乎贸易的质量。所以这个利益集团害怕人民币汇率升值,害怕导致贸易总额尤其是出口总额的减少而损害他们的利益。
于是就有专家、学者杜撰“日本失去的十年啊“、“热钱狙击人民币啊”种种歪理邪说,但谎言马上就被揭穿。
2005年8月至2008年8月人民币对美元实际升值约21%。那么回头看看,有所谓的热钱大量出逃吗?没有。也许还有人狡辩说,人民币升值还没到位,那得等多久,再等3年?5年?都潜伏了十年了,那还是热钱吗?自相矛盾啊!
另外,在人民币升值影响下,出口贸易不但没有萎缩,事实换来的是平均增长超过20%的疯涨(2006年至2007年增幅,2007年至2008年增幅)。同样,同期贸易顺差的增长步伐也超过18%!
但贸易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却在这场“叫嚣”中,得到了额外的好处。出口退税大幅增长——中国人民整体税赋被增加了!
这就是近十年来一直被热议的热钱,无论是其规模,还是其所有人的性质,都被无数谎言所覆盖!
另外常识上,也不会有热钱流入中国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民币的利率低于美元的利率呀!人民币一年期的储蓄利率仅为(2009年)。美元的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虽然为,但美元的一年期储蓄利率为至(各商业银行自己定),平均达,这样,谁会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存在银行里呢?
还有,中国资本项目的严格管制——大规模的美元进不来!中国的人民币变相的强制结汇制度——大规模的美元也出不去!
热钱是“灰色人民币”
笔者所说的灰色人民币是指“公款私存”的人民币。它起源与八十年代的利率差:当时个人储蓄存款的利率高于单位存款的利率。后来演化为“财政拨款”的截留、挪用,不合理的“收费”款,国企的“小金库”资金等等。
例子一,校中校的故事:某市重点高中一届有十八个班级,其中有八个班(定额每班50人)称为统招班,另外十个班称作校中校,后者往往每班也有60人左右。统招生是指正常录取的学生,凭自己能力考上的,另外统招班中平均每班另有12人被称为借读生,这借读生是连学籍都没有的。如此下来我们有了400名按国家正规标准交学费的学生,和100名左右的借读生,还有600人左右的择校生。这借读生和择校生每人每年都要必交7000元的择校费,借读生额外还要支付大小不一的人情费。于是就产生了至少490万人民币的择校费。当然,7000元的择校费是要开收据的,但绝不开正规发票。这就意味着,那490万元是人人皆知的,学校上面的主管单位——教育局,当然也心知肚明。这490万元就是典型的灰色人民币,因为它往往以校长个人名义进行“公款私存”。这笔钱有一部分要向上流动,去充当教育局的“财政补贴”;另一部分要向下流动,进入学校的小金库,去充当校长的“招待费”和老师的“福利工资”。
1。2 热钱的阴影(3)
刚才提到的插班生的人情费,少则1万多则3万,当然有权势的也可以不交。估计这笔钱不会少于100万元,这些人民币的颜色可就更“灰”了。
高中可有三届啊,算下来可就有大约1500万的灰色人民币啊。
这1500万元记在校长名下的灰色人民币,有人监管吗?在逐利的本能驱使下,往往会追求短期经济效益,比如说在股市里玩个“短平快”,或短期借给亲戚朋友吃点“高利贷”,此时的灰色人民币就变成可能的“热钱”了。
可见只是一个不太起眼的市重点高中,一个仅仅正科级的校长,就有如此大的“金融能力”。
省重点高中规模更大,可想其灰色人民币的力量了;小有名气的初中和小学,往往也逊色不了多少。
例子二,粮库的故事:某县有一个20万吨的储备粮库,假设只储备水稻。水稻的收购按质量分为一、二、三等,收购价格分别元/斤,元/斤,元/斤。国家一年至少需要亿元来收购这20万吨公粮。不过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的时间差,因为国家拨款是分批次的,虽然省、市、县都有某种程度上的“截留”现象,但最终这笔钱还是要划拨给粮库的。由于存在着明显的漏洞,所以这些钱往往以粮库主任的个人名义进行“公款私存”,这时数以千万计的购粮款就变成了灰色人民币。一般说来,粮库主任也有追逐更大私利的冲动,所以炒股啊,短期融资啊,不失为一种选择,但这钱不会去买房子,因为那么做周期太长,粮库主任一般没有那么大的胆子,他们顶多也只是正科级。
由此可以推测,这个粮库主任短期内具有2000万或3000万人民币的“融资能力”是不成问题的。这时的灰色人民币又转化为可能的“热钱”了。
粮库里的某位质检员甲,收了某个交公粮的农民乙的500元红包,使农民乙的2万斤公粮被虚报成万斤,质量也由三等虚报为二等,这样农民乙相当于获得了1440元—500元=940元的实惠。
回过头来,质检员甲为了保住自己的“金饭碗”,过春节时孝敬了粮库主任2000元。这500元和2000元就都是接近黑色的灰色人民币了。
假如这个粮库主任有赌博的嗜好,刚好手气又不好,暴输了800万元。这时他胆子就开始变得异常的大,自然就会动那灰色人民币的歪脑筋了,想想看吧,他会通过种种手段裹挟几个批次的购粮款,完全可能把5000万元一股脑的卷走,人去楼空,这时的灰色人民币就完全变成了黑色人民币了。
例子三,据公诉机关指控:自1992年开始,余振东与许超凡、许国俊(均另案处理)合谋,利用中国银行联行资金管理上的漏洞,采用以企业名义向广东开平中行办理假贷款套取银行资金、占用企业正常还贷资金或假借企业名义直接转款等手段,占用、侵吞巨额联行资金。余振东等3人通过指使属下工作人员或地下非法钱庄将侵吞资金汇至其与许超凡、许国俊等人在境外设立的私营公司,主要用于公司的经营运作、炒卖股票、买卖外汇及生活消费挥霍、赌博等。据折算,余振东涉嫌贪污、挪用公款人民币近14亿元。做假账贪污8247万美元。
余振东伙同许超凡、许国俊采取违规占用省辖联行账户的大量资金使用,并通过伪造有关账册平账的手段,贪污公款8247万美元,占为己有,用于其在境外设立的私营公司。假贷款挪用资金数以亿计。
同时,余振东还伙同许超凡、许国俊采取假借企业向中国银行开平中行申请贷款的名义,套取巨额银行资金的手段,挪用巨额资金合共美元132412540元、人民币元、港币2000万元用于其在境外设立的私营公司的经营。非法获利6700多万港元
此外,余振东伙同许超凡、许国俊等人通过侵吞、挪用巨额公款用于其在境外设立的私营公司的经营,从中获得公司分红等非法利益共港元,全部用于个人炒卖外汇、股票及赌博等个人消费。
上述这些灰色人民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热钱”。它们随时渴望溜出国门,当然不是以人民币的形式,一定要兑换成外汇或黄金。由于它们数量非常巨大,如果短期内集中出逃,完全可形成所谓的“热钱”效应。
1。3 被蚕食的国家货币主权
国家拥有货币发行权,进而获得货币发行的收益称做铸币税。当然这样必然会造成货币的某种程度的泛滥,俗称叫做通货膨胀啊。但无论如何货币的发行权是国家的基本主权之一。
在中国,国家货币叫做人民币,理论上它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当然从权力的角度看,中国人民银行的背后是中国政府。
从1949年到现在的61个年头中,本来名义上的人民币的主人只有一个,即中国人民银行,时过境迁我们现在感到的主人已经远远不止一个,说白了,国家货币的主权被别人蚕食了,这些别人是谁啊?他们怎么蚕食人民币的发行权的?
国家外汇储备的漏洞
首先得从国家外汇储备讲起,到了2010年5月中国国家的外汇储备有万亿美元之巨,但这些外汇储备并不是政府的储蓄,事实上是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负债。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假如国家有外汇储备1美元,就意味着需要在某个国民那里打一张元人民币的欠条(2010年5月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为:1),那么国家外汇储备万亿美元就相当于对全体国民打了一张万亿元人民币的欠条。由于外汇不允许在中国国内流通,已发行的这万亿元人民币又无法在中国境外流通。但却又占用了基础货币的发行量,换句话说人民币的发行量大大增加了,在国内所对应的商品和服务却没有增加,于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大大增加了。也就是说通过通货膨胀的而获得的铸币税,被国家外汇储备占用了一部分,当然就相当于人民币发行的国家主权被国家外汇储备蚕食了。
而国家外汇储备虽然在国内不能用,但在国外却可以用,也就是说国家外汇储备的真实面貌已经变成了在中国境外的投资和储蓄,显然其中投资占绝对优势的比例,所以中国人民看到的国家外汇储备的真实容貌,应该是美国、日本、英国等等国家的国债,以及西方国家的各种类型的债券。当然包括颇具争议的美国的“两房债券”,据说账面数据高达3867亿美元!当然也包括由美国财政部公布的、中国政府所持有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券8775亿美元(2010年2月)!
其实很多国家都有自己国家的外汇储备,都有必要理解为本国货币发行主权的侵害吗?不,这里涉及一个程度的概念。中国的基础货币发行量M2在2009年12月为万亿元人民币,而此时的外汇占款大约是万亿元,货币乘数即使按3来计算,其所占比例达,如此高的比例当然可视为对货币主权的蚕食甚至是侵占!
难道侵占了国家的货币主权就一定会对经济造成伤害吗?当然,答案是肯定的。在中国特色的具体国情下,具体的伤害分三个方面:
一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产生了对人民币的伤害。由于国家外汇储备大部分为美元,当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元即由:1升值为:1,那么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就会凭空丢失万亿元人民币,这可是个天价啊!如果按照西方人主要是美国人的设想,让人民币一步升值30%,那就意味着基础货币将丢失万亿元!人民币很难在短时间内承受如此大的伤害。
二 庞大的国家外汇储备的自身损失也是相当可观的。由于大部分外汇储备是以美元为形式的,当美元处在很虚弱的状态,即它的购买力在走下坡路的时候,就势必造成国家外汇储备对其他某种外汇或对黄金或对大宗商品(如石油、铁矿石、等等)购买能力大大缩水。另外,国家把巨量的外汇储备进行投资和经营难免不存在着亏损的巨大风险。现实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那个投资美国的“两房”债券,虽然它的名义价值为3867亿元,但清醒人都知道他的现在价值连10%都没有,换句话说,至少3000多亿美元——属于中国人民的但却叫国家外汇储备——的两房债券的价值早已名存实亡啊!
三 还是那庞大的国家外汇储备的人民币占款达万亿元。当人民币的利率只要比美元高出一个百分点就需要多支付1673亿元的巨额利息,而且是每年必须支付的。在高通货膨胀的年代,比如1993年到1995年那个通胀周期里,人民币的实际利率曾经达到过19%以上,参考一下,现在所面临的大通胀的压力与刚才所提到的那个时期比,恶性通货膨胀的压力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人民币与美元的利率差超过10%不是完全不可能的,那就意味着每年要支付超过万亿元人民币的利息,非常吓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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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高储蓄率的原罪(1)
现在西方主流经济是倡导消费,以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发展,比如美国的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可达70%,刺激经济的发展速度。在这个理念下,储蓄是抑制消费的。但这并不妨碍储蓄进入另外一个经济的环节——金融领域,去实现所谓的资源配置,或者是资源配置的优化。
中国这样的转型中的经济体,她面临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比如现在一般公认中国的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低于30%,与经济强大而又稳固的美国相比,30%和70%相比简直是“倒栽葱”式的。所以,向国际靠拢的中国经济必须转型,由那30%向那70%靠拢!
消费不足30%的中国经济的另外大部分是什么?就是“三驾马车”中另外的投资和贸易,在中国过去的真实状况是:投资大部分又是为了贸易。于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就这样形成了;于是,就有了因抑制消费而得到了巨额贸易顺差;于是,由此产生了贸易摩擦而宣告这种模式本身的不可持续!这样,GDP主义又催使投资转向了国内的基础建设上。国内投资又大致按照两个方向轰然前进,其一是相当于消费的房地产业,其一是相当于再投资的“铁公机”。
如果把这样的利用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持续创造GDP神话的模式,看成是中国经济转型期的过渡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可取吗?我们不妨在消费和投资、投资和储蓄的关系中去探求答案。
例如:某人甲挣了工资100元,其中50元用于消费,另外50元用于储蓄(预期第二年本息变为55元)。假设第二年甲的工资还是100元,加上投资获利5元,甲的实际收入变成了105元,似乎增加了。但问题出现了,由于通货膨胀而货币的购买力贬值,甲要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50元不够了,可能要55元也可能是60元(视通货膨胀啊,中国当前的情况按60元吧)。甲感到自己的50元储蓄已经“缩水”,于是甲毅然地将储蓄取出来,扣除消费的60元,手头上有了95元,甲就用这95元去炒股——投资了。
所以,消费、储蓄和投资要受到实际利率这个因素控制!这种货币的数量在消费、储蓄和投资之间的流动就相当于所谓的资源配置。
换成国家的角度来看资源配置可就是非常复杂的大课题了,观察“国家的资源配置”这个庞然大物自然就会有很多视角,不同的立场。
高储蓄率形成之迷
过去30年,中国的人口数量在提高(能持续至2015年),赡养比例一直在降低;还有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改革推动的国民收入大幅提高……当然,主流经济学提得更多的如二次分配中社保体系缺失,医疗和教育的社会义务事实上的缺失,社会没有建立一张“安全网”,从而约束了家庭的消费欲望,导致了高储蓄率。 这些因素充分反映了一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规律,现阶段中国家庭的高储蓄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