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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庄则栋获得了第26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冠军，周总理在大会堂为中国乒乓球代表队和新老冠军等庆功，侯宝林和我也应邀参加了接见。
总理见到我和侯先生说：“两个相声冠军到了，我建议乒乓球冠军与相声冠军照个相！”很遗憾，这张照片我没有，但这难忘一幕却长久地留在我的脑海中，刻在了我的心里。
“关键要有自己的作品，”这句话是周恩来总理说的，我牢记了一辈子。那是一次给总理演出后，总理让我坐到他身边，问我：“你学相声毕业了吗？”
我说：“老师就在团里，我要学一辈子。”
“小马呀，关键要有自己的作品。”总理语重心长，一字一字地对我说。总理的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让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我已经感觉出了每个字的内涵和份量。“自己”等于特色，特色等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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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的教诲（3）
一条明确的相声发展的道路，在我眼前豁然开朗。
相声创作和演出养不了尊，处不了优。面对“市场”，不能一味地强调社会变革、观众口味变化等客观因素，多从“自身”上找原因，多在创作上下工夫，这样才能使相声艺术永葆青春、长盛不衰。事实也是这样，不断的“新”，正在不断地逼迫着、锻炼着我，使我积累了创作和演出“应时”相声的经验。
我的成长时代也是我们国家快速发展的时候。五六十年代是相声艺术非常发达的时期，国家对相声的宣传作用十分重视，客观上促进了相声人才的培养和相声创作的繁荣。五十年代末开始的整理传统相声活动更把相声艺术提高到新的境界，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会有更多的优秀相声保留下来，“文化大革命”使相声发展来了个急刹车，一批颇有造诣的老艺术家失去了宝贵的艺术生命。
历史的闹剧（1）
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身不由己地卷入###的漩涡，并很快成为被批斗的对象。侯宝林先生、刘宝瑞先生这些老前辈都被揪出来了。批判“三家村”之后，全国揪出一大批“反动权威”，侯先生、刘先生算是相声界的权威。让我想不通的是我30岁刚出头，也跟他们同等待遇。
我的一些作品被他们抓住不放，其中一个叫《寸步难行》，这个作品的创作背景是当年美蒋曾经在东南沿海派来十九股特务登陆，搞破坏活动，为了提醒大家提高警惕，我写了这个段子。主要描写国民党统治时期，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让人民无法忍受。由于创作的时候水平不高，就套用了侯宝林先生的相声《三棒鼓》中的台词，其中有句台词：“###救国，人人有责，掏钱吧，老太太！”表现国民党四处征税的情景。不曾想这句话被一个小学生误解了，他在学校写大字时就写了“###救国，人人有责”八个字。当时人们的政治觉悟很高，出现这样的事情无疑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学校就把这件事反映到当地公安局，查来查去是马季相声里的，公安局向说唱团调查我，团领导说我作风正派，是很好的共产党员，公安局不再追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件事又被故意翻了出来，认为我是“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敢于叫喊出蒋介石不敢叫喊的话”。
还有就是《画像》，是我在文登与劳动模范摸爬滚打七个月写出来的作品，县委充分肯定了这个作品，他们认为多年的劳动模范一直没有文艺作品表现他，相声是头一个，县委引以为荣。这个作品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这是相声艺术的局限。在作品中我设计了一个包袱，让画家为劳动模范画像，画好后征求我的意见，我说画得细皮嫩肉，不像；画家加点红，像关公；加点蓝，还不像；加点绿，成了窦尔敦了！他们认为我丑化劳动模范，丑化劳动模范就是丑化共产党。还有一个《西方音乐》，讽刺西方现代派音乐的，我不懂音乐，只是从当时的报纸上摘录了一些资料进行创作。他们说我用自然主义手法去宣扬资产阶级的艺术，客观上起到宣传西方腐朽没落文化的作用。
批斗我的形式十分戏剧化，会场上写着大幅标语“批斗反动权威侯宝林大会”，我被指定坐在会场头一排，按理说，我属于小字辈，只是陪侯先生挨斗。台上造反派大声宣布侯宝林的罪状，说他是反动权威，在相声中诋毁社会主义、诅咒共产党，比如说《寸步难行》中如何如何，然后大喝一声：
“侯宝林，你老实交代！”
侯宝林在台上低着头说：“那不是我写的，是马季写的。”
“马季！上来！”于是，改成批斗我。群情激愤，慷慨激昂一番，造反派最后说：“滚蛋！”我被赶下台。
刚下去，造反派又开始历数《画像》的罪状，又喊：“侯宝林！你交代！”
“那不是我写的，是马季写的。”
“马季！上来！”又批斗我一番，然后又让我“滚蛋！”
然后，造反派又说到《西方音乐》的罪行，他们叫喊着：“侯宝林！你交代！”
“那不是我写的，是马季写的。”
“马季！上来！”……
我很不服气，这种形式无非是在参加批斗会的人们面前丑化我。这时一个相声同行冲着我大叫：“你马季算是什么东西？”我忍不住回敬了一句：“你写一个我瞧瞧。”话音未落，一个耳光扇过来。我虽然不能还嘴，但心里仍然不服。说我反对共产党，我死也不承认！我从一个普通的新华书店职工成长为受群众欢迎的相声演员，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没有共产党，哪有我马季的今天？
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释放了人性中一些最丑恶的东西，将正常的文艺批评，变成了人身攻击，公报私仇。我不恨那些整我的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也不过心里嫉妒而已，大不了背后骂骂街，传一传闲话，那只算是人性的弱点吧，可是“文化大革命”把他们的弱点放大成赤裸裸的恶。但是他们有没有想到，政治运动能打倒侯宝林先生、刘宝瑞先生和我，也就可以打倒相声。这既是我的不幸，也是他们的不幸。在这场浩劫中，没有幸存者。
历史的闹剧（2）
那时候我已经靠边站了，每天早晨上班，打扫卫生、扫厕所，等着挨斗。不过，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对相声都没有动摇，相信终有一天我会重新站在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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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字报（1）
关于“文化大革命”有很多我的传闻，凡经历过的人们都知道，那是一场历史的闹剧。真正的人性在那场闹剧中完全泯灭了。而人性中最恶的一面则发挥得淋漓尽致。同志之间、朋友之间、夫妻之间甚至是母子与父子之间，在当时的环境也会反目成仇。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是一个一切都不正常的年代，身处那个年代我矛盾过、斗争过，也作过一些违心的事情。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动员会上，政委说：“同志们，运动开始了，希望大家站稳立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回去大家写大字报吧。”
我是听党的话还是听侯先生的话呢？我当然面临着选择。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不能不管党的号召而跟着侯先生跑呀？我也不敢呀！我当然要听党的。
其实写给侯先生的大字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在开滦矿务局演出时，观众反应热烈，一再要求“翻场”，而侯先生对观众却说：“艺术啊，是鱼肝油。鱼肝油丸你们知道吗？一天吃两粒对你身体有营养，鱼肝油虽然不是毒药，一块吃八斤也药死你。”我们在后台都愣了，真敢说啊！骂观众啊？台下有开滦矿务局的宣传部部长，晚上吃夜餐的时候，侯先生没在餐厅吃，让人把夜餐送到自己房间吃去了。
这位宣传部长讲了这样几句话：“我们是这样考虑的，这侯宝林同志啊，给他的荣誉和他的贡献有较大的差距！侯宝林同志的觉悟和观众对他的要求有较大的差距！他的思想水平和他嘴里所说的话有较大的差距……今天晚上的事情我们要以宣传部的名义给中央写信，反应这种情况。”当时我们都在旁边儿听着。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把这事儿跟当时的造反派头头说了，他说：“写啊！给他写大字报！”我写了，但没写得这么详细，只是写了“侯宝林同志有时候对观众并不是十分热情”。这样的大字报我写过几张，我认为我没出格！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表态，领导又要求写，这是很正常的。侯先生也给我写过大字报，别人也写过，我也写过别人。当然了，我没给自己写，因为我跟侯先生经历不一样，我没经过旧社会，我没像侯先生那样是名家，我不够格！是啊，我把我自己当成革命者了，但是到后来没想到也把我“揪”出来了，敢情我也不是好人！
那位我一直感觉不错的人当上“造反派”头头的时候，便经常拉拢侯先生，侯先生也为了向这些造反派们买好，保护自己，经常悄悄向他们汇报。这些汇报往往是假的：“马季昨天拉着一卡车的人到二七剧场搞武斗去了。”
“是吗？找几个人，斗马季！”
有两个跟班的找到我说：“马季，出来！你昨天干什么去了？”
“我哪儿都没去！”
“不老实！说实话！顽固不化！……滚蛋！”没斗出什么来，让我滚蛋了。
在这里我想多说几句，社会上曾传言，说在文革中我打了侯先生一个耳光。有人说，曾就此事问过候先生，侯先生模棱两可地回答说：“旧社会徒弟打师傅，是常有的事。”侯先生到底说没说过这样的话，我不得而知。但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出于对侯先生的尊重，我也没有解释过。但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读者，我从来没有打过侯先生。而且，我一直认为侯先生是我的老师。
但是，凭着这些传言来对待我的那些人，甚至是一些领导，就太不应该了。甚至，粉碎“四人帮”之后多年，在去香港的演出时，还有人把这事拎出来当成他们去香港的条件来说，说是为了做侯、马的思想工作。
假如“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我马季，侯宝林先生是不是还会有这样的遭遇呢？我想也会是这样，他也必然是“反动艺术权威”！可是把一切都搁到我头上了，难道就因为我给侯先生写过大字报吗？
到后来，什么事都和我有关了，批斗“剧团”的政委，本来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也把我弄到批斗现场让我“陪斗”。
我的大字报（2）
“把马季拉上来！低头！”
我弯腰低头站了四个小时，累得我的腰疼痛难忍，我稍微直一直腰，“啪”一脚踢在我的腿上，差点没跪在台上。
整个四个小时应该没我什么事儿，批斗的是剧团的领导，一句没斗我。却让我赔了四个小时。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找不着理由斗我了，让我到剧团去陪斗！等四个小时后，一声“滚蛋”，我却不会走路了，整个身体都是僵的，让人搀扶着才爬上了三楼。
后来，大字报全冲我来了：
“跟马季商榷！”
“跟马季辩论！”
“马季你往哪里逃！”
“马季你不要再为刘少奇翻案了！”
铺天盖地！我都不敢上食堂吃饭了，他们要跟我辩论，路过食堂门口：“马季，别走！”让我站到食堂的台阶上，跟我辩论，名为辩论，实为批斗。
当时，说唱团的领导更有意思了，他指示我和唐杰忠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请革命者深思》署名是马季和唐杰忠。其实都是这位领导指使的。因为这张大字报又把我给“揪”出来了，“揪”出来之后让我劳动改造，每天早上打扫厕所。这位领导是走资派，也在厕所劳动。他在那儿擦大便池子，我过去了，他一看我，我一看他，二话没说他递给我一张小纸条，我偷偷一看上面写着：“《请革命者深思》大字报，你一定要承担下来！”我赶紧扔厕所里了。
好吧！我承担下来！就是我写的！
可我不知道这位领导后来自己当了“叛徒”，他为了自己求得“解放”，他“坦白”了。他跟“造反派”的头说：“那是我写的，不是他们写的，那时候我的思想还是非常‘反动’”。
造反派认为他的态度比较不错。于是，“造反派”们把侯先生等一些老艺人拉过去，把这位领导也拉过去了，目的就为孤立马、唐、赵（马季、唐杰忠、赵连甲）。
我还在牛棚。
造反派们高喊：“斗他！某某某说实话了。”
把我和唐杰忠揪出来批斗：“出来！低头！我问问你们，《请革命者深思。》大字报谁写的？说！”
那位领导让我承担啊，我只能说：“我写的。”
“唐杰忠，《请革命者深思》大字报谁写的？”
唐杰忠说：“马季写的，可是我们俩的观点一样，我们商量的，应该说也是我写的。”“
“谁写的！？”
我们俩一块说：“我写的！”
“某某某，你站起来揭发！”
那位领导站起来说：“《请革命者深思》大字报是我写的，当时我是说唱团领导，我是‘走资派’所以我不能用我的名义写，我把马季、唐杰忠叫来了，让他们抄，抄完了就算他们写的。”
“马季、唐杰忠，《请革命者深思》大字报谁写的？”我不敢说话了，唐杰忠都懵了，接着就是一通狠斗！
“军宣队”和“工宣队”开始审查我，我历史上没问题，解放的时候我十七岁，旧社会我没有胡作非为，新社会一心扑向毛主席、共产党，没有过一点儿反动思想，拿雷锋当榜样，一切模范行动我都带头搞，国家发了我布票、棉花票我都献出来，我不怕审查呀。
查了半天，只是在批判我的时候上上“纲”：“马季是什么人呢？他是资本家的门徒。”因为旧社会我在上海学过徒，我那么点岁数学徒去，我是童工！是受剥削受压迫的，我成了资本家的门徒了？我妈妈是农村出身，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他们说我是“地主婆的后代”！我爸爸是一个小商人，给人家打工，负责给老板买粮食去，他们说我是“大奸商的后代”！就安了这么几个头衔。没办法，你斗吧，爱怎么斗怎么斗，反正我没问题！也挨打了，也挨踹了，不就完了吗？
后来我知道了，批斗我的稿子是那位“领导”写的！
他们是找不着我一点毛病，要找着我一点毛病，我准活不了！最后，不得不宣布我“解放”。就算我“犯有严重政治错误，鉴于马季同志在作品上还比较积极向上，多年工作还对自己有一点要求，以及长期的表现，我们觉得他应该划为‘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在这里郑重宣布：马季同志‘解放’！”台下哗哗一鼓掌，就算“解放”了。刚宣布完毕，“造反派”的头头站起来了：“我们在这里宣布：马季同志光荣地被批准第一批参加“五七”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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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字报（3）
我申请了吗？你们就批准我？紧接着大喜报就贴出来了，马季是头一个。“工宣队”的问我：“怎么样？你被批准了。”我说：“我没意见，我早就应该走。这也是你们早就安排好的，我一点意见没有。但是我走之前，我要提一点意见：我要问问那位领导我是哪个大奸商的后代？我是哪个地主婆的后代？那个资本家的门徒？我希望他能拿出材料来，我好在上面签字。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闹剧！谁都别埋怨谁！能怨谁呢？“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人都弄成疯子一样，那是一场浩劫啊！
但是在“文革”中不管怎样，我对相声一直是有信心的，相声我一定要继续搞下去，因为我太爱她了！你不让我明着搞，我暗地里搞；你不让我说相声，我暗地里琢磨相声。所以在“五七干校”突然让我写相声的时候我在锅炉房里也能写出相声来。
我跟别人说过，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我不把它看成是对我的迫害，它是我的财富！我甚至庆幸我赶上了这个阶段！我要不挨斗去，我怎么能看到各种形形色色的嘴脸！我对人性怎么能有更深的理解？
嫩江的两次历险（1）
我们广播系统三百多人，在1969年的6月进入了靠近祖国边陲的“五七”干校，“五七干校”在东北的嫩江地区，离嫩江市还176公里，到那里我们要拿着“边防证”才能进出。我们呆的地方是一个废弃了的养马场。因为那里的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十月份上冻，地下都是“塔头”地，一个大包、一个大包长着草，远看是一片草地；等化了冻，就成沼泽地了，走路不小心就能陷下去。周围全是沼泽地，夏天与外界交通断绝，冬天结冰才能与外界通行。这里有四害：蚊子、马蝇、小咬、老鼠，无论是它们的数量还是它们对人的攻击力，都令人永生难忘。
冬天上冻了，马车、汽车和运输工具才能进来。
在那地方只能种一季麦子，用“康麦音”播种机，种上了就不用管它，就等着收了。要是赶上收麦子的季节下雨就收不回来，割掉了也不行，拉不回来。马车、拖拉机陷里头根本出不来。只能用火一点，烧着了，来年作肥料了。
有一次，我和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金钟一块到麦子地里去干活，割完之后一看拉不回来了，我说我这带着打火机哪，他说：“不用，我这有火。”唰，他就点着了。
我们回来了，他给打成了个“反革命”！说他“放火烧粮食”。当时我还说我这有火，亏没用我的火啊！要用了我的火，我也是“反革命”了。
这“五七干校”的地址是广播局“造反派”的头头选的。他们说了：“这一帮人就给他们送这儿来，以后爱怎么着怎么着了。”那地方当年的日本鬼子都没敢进的，我们去的时候那儿还有日本鬼子修了一半的军用机场哪，养马场也是废的，让我们上这儿来其实就是折腾人，变相劳动改造。
在嫩江的“五七”干校里，我在厨房干活，主要的任务就是揉面，做面食，一天到晚就干一件活儿，面揉完了，蒸上屉就没事了。有一天干完事之后，拿起鱼竿和原来少儿部一位同事钓鱼去了。
我没有时间概念，秋天的夕阳很快就落下的。我和那位同事，往出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天就黑了下来，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水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