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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四永乐年间
征收盐引额数
（单位：千引）（D）征收盐引盐引数目，在永乐年间之初期，每年120万引增至中期之150万引，兹后即逐渐下降，至低于110万引。（1411年数目不见于实录。）但其伸缩，事实上尚为可能。当时除有少数“小引”外，标准大引，每引400斤，粗率计算可供成人40人一年之所需。如年产盐120万引至150万引，即可供6 000万人口一年之所需。此与当时官方报告之人口数，亦算相符。
永乐初期所得食盐，用于“开中”，亦即商人纳粮草于边军，边军的经理者给予“仓钞”，商人凭仓钞赴盐场请领盐，但盐场又须经过南京户部给发“盐引”。盐引即为路票，无引食盐不得通行，亦不得售卖。虽其管制多端妨碍输运，明代中期之后食盐官卖之积弊丛生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有详细的记载。食盐公卖在；但是在会计制度上言，其账目经过多方核对，尚不易产生无中生有、本末颠倒的现象。
永乐年间，一部食盐，亦由政府直接卖并分配于民间。当时因纸币之称“宝钞”者，发行过多，希望“回笼”，亦以食盐兑换民间之宝钞。浙盐则用之支持征安南之军费。1418年后统计显示盐引数额下降，想系由于以上诸项支出；而非制造之减少永乐期间食盐收入作为政府其他各项费用之事例甚多。见《太宗实录》，页0176~0177；0249~0250；0280；0589；0590，0622~0623。。
图表五永乐年间
收入银两数额
（单位：千两）（E）收入银两银两收入数在《太宗实录》中表示初年逐渐上升，至1421年后则下降。但整个数字对国库收入，无重大影响。因其最高额只三十余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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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8）
永乐期间民间仍不得以金银交易。政府所得银，一部向云南边境土司征集，称为“差发银”，一部由政府开矿所得，谓之“闸办”。即根据矿工人数，责成管理者，应按预定之产额交银也。图表五所列或高或低，想系实情。政府银两收入后，用于制造首饰，铸作银柜嵌装重要文献，塑为银印，并携出海外采购珍宝，赏赐于外国贡使。宣德登极时，曾以白银一百万两，作为赏赐《宣宗实录》（台北，1964影印本），页0095。。总而言之，白银之用途，以仪礼为主，其经济意义至微。
图表六永乐年间
课钞数额
（单位：百万贯）（F）课钞《太宗实录》显示宝钞收入数在1412年有重大变化。前此各年，每年之收入罕有超过5 000万贯者。从兹之后，则每年均近于一亿。而1412年之收入亦为全记录中最低数额。
迄今此1412年之突变，尚无法解释。但明初滥发纸币，为数令人骇然。笔者根据《太祖实录》中所列69项记载计算，1390年内洪武帝朱元璋曾以赏赐、赈灾、购买米麦名义发出使用宝钞达9 500万贯，而同年宝钞收入则仅20 382 990贯此69项记载见于《太祖实录》，页2981至3078之间。亦有一项记载跨越两页者，亦有两项记载见于一页者。页次过多不及缕举。收钞数见于《太祖实录》，页3079。。收支相抵，多发7 500万贯。当日官定价格，钞一贯值米一石，多发之数相当于两年半之田赋。其实此时市价米一石已售钞四贯，而上数亦等于半年田赋。一年如此，数十年情形可想而知。
永乐年间之通货膨胀，仍变本加厉。虽政府亦尽量使宝钞回笼，1404年广东之食盐官卖以宝钞为代价。1407年全年田赋之“夏税”（与“秋粮”分别）收宝钞。1413年后刑赎得付宝钞。而最重要者，则为1404年所订之“户口食盐钞”条例，希望以食盐分配于全国人口，而收钞作盐价《太宗实录》，页0509，0589~0590，和田清等《明史食货志译注》，页608。。但是以上多方措施，均无显著效验。食盐名为按口分配，而实际又拨作他用（见以上D），以致民间虽缴纳户口食盐钞，而政府无盐周转，纳钞徒成一种人头税（head tax or poll tax）。
1425年米一石实售宝钞四十贯至七十贯，依地区情形而定《宣宗实录》，页0175。。是以永乐末年政府虽年收钞近一亿，亦只值米二百万石左右。与国家支出比较，仍为数至小。
（G）纳马《太宗实录》内纳马数缺1407年数字，1419年数字记载错误，应照《校勘记》改正。图表七所载，其中除一次例外不计，所有数字近于直线式之上升。1403年只有马37 933匹，至1429年达1 736 618匹。
图表七永乐年间
纳马数额
（单位：马千匹）笔者推测，此项数字，并非出于实际的统计，而系官方根据预定之繁殖率计算。实录所载1421年较1420年增21％，1422年又增10％，1423年又增33％，1424年又增10％。如此循环不绝，事实上不可能，因当日官方民间均无法供应如此大量之繁殖也。（以上百分率均近整数，亦属可疑。）又即可能时，政府调查审核机构，亦不能将100万以上的马匹登记无误也。
按：明初马匹由进贡及购买之方式，取自朝鲜、辽东、云贵各地，永乐又向撒马克罕（Samarkand）等处收购。所得马除官方使用外，即“寄养”于民间。北直隶、河南、山东若干府县列为“养马地”。“五丁养马一匹，免其粮草之半”。即系减轻田赋，以作养马代价。凡种马倒死，“孳生不及数”，民间均须贴补《太宗实录》1667，《大明会典》，1516，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15世纪末叶事例：种马三年须生二驹。陆容作《菽园杂记》，自称于1477年奉命“印马”，所见马均孳生不如额，由养马民间，出资赔补陆容《菽园杂记》（记录汇编本），18125~26。。永乐年间之马匹数量大概出自纸面计算，更可由继任洪熙帝朱高炽登极诏书之辞语揣得之。洪熙之与民更始，继位时宣称：“各处军民有因追赔孳生马匹，为官府所逼，不得已将男女妻妾典卖与人者，诏书到日，官府悉为赎还”《仁宗实录》，页0015。。其辞句以仁慈为怀，可以保全官僚主义之道德立场。但所谓悉为赎还，恐难于事实上办到。而且逼后则赎，赎后则逼，则在陆容书中见之。
在研究官僚主义的立场言，则此项统计数字，纯依上级之理想，强令下级照办。其逼迫过度之余，所记载数目恐难成为事实。朱棣为暴君，但谥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仍以宇宙间之至善至美，作其威权之背景。因文官集团除自称奉行仁义道德掌握自然法规外，不能自圆其说；是以引用思想上假设的成分，作为其行政工具。只是时日愈久，其不尽不实的程度愈积愈深。有如16世纪，各处卫所，名存实亡，有些单位的兵力，低于原额5％以下笔者，“Military Expenditures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Oriens Extremus（Hamburg，Germany），17∶1/2（Dec1970），p40。。有此诸种弱点，朱明王朝只能在“非竞争性”的情况下存在。至17世纪此条件不能维持时，则人口1亿以上的帝国，竟无法抗拒人口100万而不及的满清。其远因俱在，亦不可以后人不肖，一朝腐化论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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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9）
以上《太宗实录》年终统计所列数字并非全部虚构，而更非全部属实。官僚主义施政之设计，端在“闭户造车”。实行之程度，视其向下级施用压力是否有效。虽其标榜之道德不足信，吾人亦不能指斥其用心设计，旨在背叛道德李老博士受英国历史学家Herbert Butterfield影响，觉得历史上重大的冲突，很难认为是一方的道德战胜对方。很可能的，其结果是综合两方之所长。见Grand Titration；p131笔者已摘要记入1578“Acknowledgments”。这篇文章李老博士于1944年作于滇缅公路途中。。笔者与李老博士商讨之余，认为中国之产生官僚主义，实因地理需要。中国因须治理黄河，大规模地赈济经常发生的水旱诸灾，防卫北方游牧民族的内犯，在公元前3世纪即革除封建制度，构成政治上的统一。其去青铜器末期未远，以后相次须要维持统一，中央集权的程度，超过当日技术能力足可资支持的程度。于是即索性不顾技术，而以道德名义，强迫执行。才发生以上名实不符，体用背离的现象此理论见于李老博士与笔者合作之“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见上列28页注②。。
事实俱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与欧洲近代史的展开迥异。中央集权既非封建特征，而中国之官僚主义，更不可能作为发育资本主义的背景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主义，亦有其思想上的根据。譬如Adam Smith，就觉得如让所有私人凭他们的经济利益打算，社会秩序反有条理，社会风气，也会臻荣向上。马克思虽不同意这种想法，却也承认资本主义的思想家有这种观念。这显然不能为中国官僚主义容纳。
过去二十多年来“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也在中国滥用。甚至明代吏部尚书张瀚在《松窗梦语》内以寓言的姿态，叙其祖先由“神人”授银一锭，因之买机织布致富。王世懋在《二酉委谭摘钞》里埋怨景德镇制窑，“凿穿地脉”，都被写历史者收集，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例证。
1978年，笔者与李老博士商谈，觉得资本主义，必须以下三个条件，才能展开：（1）私人关系的信用借款，广泛地通行，于是资金流通。（2）产业所有人以聘请方式雇用经理，因之企业组织扩大，超过本人耳目足能监视的程度。（3）技能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信等共同使用，才是企业之经济力量超过本身活动范围。以上以英文简述之，即Wide extension of credit，impersonal management；and 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而三个条件，都须要有法律上的保障，因为其重点为“信用”。如果没这信用的功效，则其成为资本家，也是“小贩资本家”。我们如承认资本主义的展开是一种社会现象，则不能否认法制支持信用的功效。
马克思在《资本论》卷二，“资本主义的推销方式”用C…M…C公式，讲述资本家必以C（即商品modity）换为M（即货币money）。如是川流不息中，公众制度授权于私人，让他无限制地发展。
所以讲来讲去，资本主义必须有法律上的保障（因为货币也须支持），而立法能替资本家着想，则是整个国家政府已接受前述Adam Smith的思想。欧洲资本主义初行时；即是政府承认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这绝对性超过皇权，也超过传统的道德观念。
给资本主义作以上的定义，有两种意义：一即是显示以上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去过远，中国传统社会无产生资本主义的可能。一即是认识资本主义的特征，避免对这名词作过于泛义的解释，以致因害怕资本主义之故，视一切经济的发展均为畏途。。因之李老博士及笔者均信今日中国之现代化，既不可墨守成规，也不能模仿西方。采取历史上的长处，仅可在局部；其重要关头，则在创造。
中国之具有创造能力，无可置疑。官僚主义虽为中国历史上及文化上的缺点，却也不能因之而抹杀中国历史上及文化上的长处。况且我们批判一种制度，也要着重其时间性。中国官僚制度，在明末之后和西欧社会的治理与设计比较，才显得相形见绌。但是在唐宋之前，于一个广大地区之下，造成统一的局面，首先做到“文治”的地步，也不是在历史上无一是处。我们今日批判官僚主义，针对其“空妄”（make…believe）的成分。因为这种想法在“了解”（亦即康德所谓verstand）上无中生有，淆乱黑白，是非不明，妄称技术上的缺陷为精神伟大。指责之余，却无意非论道德，或否认意志力（will power）之重要。（后者已与康德所谓“理解”vernunft接近。）如此才不会与李老的旨趣相违。
前已言之，李老博士是科学家，故能小处精细；但是他也是哲学家，所以觉得宇宙的渊博，足以包含尘世的矛盾。笔者研究明史多年，一切从小处着手，也带唯物观，平日作文以客观为主。在写完这篇带有技术性的文章后，破例效法李公风度，一方面遥祝其“寿比南山”，一方面胆敢作个人性、主观性、感激性的结论：
中国实行现代化时，必能摆脱官僚主义的遗风，不再以道德的名义掩饰科学技术之不及，因之顺利成功，足以促进全人类的富强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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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1）
中国明朝的历史，经过海内外学者几十年的积极研究，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我写的一本小书《万历十五年》，能够将16世纪末期的情形，作侧面的解剖，即是因为各种文献，已经大量地翻印传播，专家的著述，也层出不穷，给我们一种综合各种资料的机会。
虽然史不厌详，我们现在对16世纪中国社会的情形，总算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如果学者不怕文词粗俗的话，则是这社会形态，有如美国所谓“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成万成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今日我们看来，无法避免它守旧落后的观感。
但是这种评论是否公允？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对20世纪的情形不满意而借题发挥？假使我们认为旧社会亟应改造，那改造的程度应当到达什么限度？我们既称革面洗心，是否对中国文化全部否定？如果明朝历史不对，那么是否“反明”的思潮和趋向，即可以导我们于正轨？这都是有待于历史学家解答的问题。
我们也知道，最近二十年来，明代史已被滥用。指槐骂桑或指桑骂槐是中国文人恶习。16世纪的人物与言行，一经渲染立即可以改头换面，成为政治上的工具。我们既不赞成这样的学术歪曲事实的办法，但是如何可以避免别人对我们作同一批评？
这些问题，不能在明代史本身上得到完满的解答。最好的办法，是将我们认作真理的环节，和外间侧面的事务印证，要能前后衔接，方为可靠。有些明史内的问题，其明显的答案尚不在明代史范围之内。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却只有经常和明史接触的人，才可以一眼看穿。这篇文章建议我们互相越界窥察，也希望明史外的专家，向我们作同一提示，因此彼此的研究更和真理接近，庶不致各造空中楼阁，反以学术上分工合作的办法当做个人规避责任的张本。
以下是我个人在这程序下尝试的初步结果。
第一，我们指责明代人事时，不能忘记大明帝国本身是亚洲大陆天候地理的产物。
明史里有两点地方，极易引人注意。在政治史上称中央集权，非常显著，全国一千一百多个县，每个县令的任免，全由朝廷号令行之。地方政府的税收与预算，也不能就地斟酌，而中央政府有很多管理限制的办法。在社会史上讲，则以伦理观念代替法律，其程度之深，超过其他任何朝代。
这一方面固然是明朝人的眼光狭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环境使然。中国文化大部肇始于黄河流域，因为河水经过疏松的黄土地带，夹带着大量泥沙，容易阻塞河床。冲破河堤，常有酿成巨灾的趋向，局部治理无济于事。这情形在春秋时代已然。如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即有盟誓；在各种经传有不同的传说，诸如“无曲防”、“毋曲隄”、“毋雍泉”和“无障谷”都是。《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他对白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洪水者，仁人所恶也，吾子过矣！”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他颂秦德的碑文，录于《史记》，自称“决通川防”。可见因为大规模治水的需要，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在公元前即超过时代上其他条件，也不能闻问技术上是否合理，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前后皆然。
而季候风给中国农业的影响，也是强迫造成全国统一，逼成中央集权的重要原因。中国夏季的季候风由菲律宾海的方向吹来。这气流中带有水分，但是并不能保障下雨，而需要由西至东，及至东北的旋风将这气流升高，以致温度降低，其水分才凝积为雨。这也就是全国农民的耕作物，全靠这两种气流适时碰头。假使它们彼此错过，则成旱灾；要是它们在一个地区经常碰头，则此地必有水灾，而有时水旱并至。只有庞大的帝国，才能对付这种问题，这情形也始于公元前。假使我们打开《左传》一看，内中有许多因灾荒而发生战事的情节。《汉书·食货志》所说：“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姚善友从《图书集成》及其他资料计算，中国历史里2 117年，曾有水灾1 621次，旱灾1 392次，其程度之高，值得朝廷注意Shan…yu Yao，“The Chronological and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Floods and Drouth in Chinese Histor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6（1941…42）；；“Flood and Drouth Data in Tu…Shu…chi…chr’eng”；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8（1944…45）；。这种情形与《孟子》里面经常提出的“老弱转乎沟壑”及“若大旱之望云霓”有关。而孟子的低水准平等思想，为明代人士所讲习，也不可能与这种情节分离。
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侵逼，也使中国不能施行地方分权，造成彼此不相顾盼的趋势。传统中国的国防线为“万里长城”。实际上因时代的不同，筑城的地点前后移动，但是总与十五英寸的平均雨度线相去不远。这也就是说在长城以北以西的地方，每年的积雨量低于十五英寸，无法耕种农作物，是游牧民族驰骋的地区，他们遇有灾荒或者趁到中国分裂之际可能大规模来犯。中国即取攻势也不能解决这地理上的问题，只能加强向地方政府的控制，以均一雷同的姿态取防势。
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2）
这些地理上的因素，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尤其在近代史上讲，甚为不利。中国人经常说：“如欲攘外，必先安内。”但是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