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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亲民的政府的政策目标是为了增加国民的幸福。在经济学中，幸福是效用的提高。在传统的经济学中，为了分析简便，经济学家往往倾向于简化假设，将收入当做决定效用的唯一变量。收入水平被作为幸福效用的主要衡量指标。前述分析已经指出，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因为大量调查数据已经指出，经济增长几乎不能提高发达国家的幸福水平。Carol Graham在2005年指出：“大多数幸福研究文献发现，在一国内部，从平均水平来看，富人的幸福水平高于穷人。但跨国和跨时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增加和平均幸福水平几乎不相关或即使相关也很小。平均来看，富国（作为一个群体）比穷国（作为一个群体）更幸福；幸福水平似乎随着收入上升到一个点，但不会超过这个点。然而即使是在幸福水平较低、较穷的国家，也不存在平均收入水平和平均幸福水平的明显相关性，这表明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其中包括文化特征。”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序二（5）
马克·安尼尔斯基教授在书中引用了对美国和英国的真实财富与GDP的关系的测算，结果是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这两个发达国家的真实财富反而在下降。他的计算期间是20世纪50~90年代，这期间美国和英国还没有像进入21世纪以后这样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真实财富与GDP的负相关可能与生态环境损失有关。因为发达国家为了恢复和保护环境的投资占GDP的比例越来越大，在GDP核算中，投资必然促进GDP增长，而在真实财富核算中，为修复生态环境的投入并没有增加新的财富，没有创造真实财富。这与国民经济绿色核算是有差别的。在绿色核算中，是从GDP中扣除生态环境和资源等自然资本的损失。如果经济活动新增加的资源和生态环境成本小于新增的GDP，则绿色GDP会增长，而不会出现下降。
幸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这使得经济学向其出发点回归，它似乎是要纠正现代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过度关注，从而忽视了经济活动的本质目的。但我不能不说，幸福经济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市场经济制度。拼命工作挣更多的钱似乎降低 了人们的幸福感，但在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犹如逆水行船，不进则退。不拼命工作，不参与竞争，收入就会很低，就不会有体面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如果不能体面地生活，还谈什么幸福呢！虽然收入提高不一定带来幸福，收入下降却一定会导致幸福感下降。幸福—收入悖论的背后是一种制度悖论。同样的难题是，如果不把生态环境纳入经济交易体系，明细产权，就不能有效保护它。但如果这样做了，就意味着生活成本的提高。对于低收入者来说，增加生活成本幸福感会提高吗？
我的看法是，要想改变传统经济学对幸福的态度，必须加强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要把制度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结合起来研究，才能真正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福鲁哈尔说，让研究者和政治家开始思考如何让整个社会更幸福，只是个时间问题。出人意料的是，对实现这个目标最初的建议之一是——增税。英国沃威克大学的安德鲁·奥斯瓦尔德认为，大幅增税可以减轻大多数人的妒火，从而使公众更幸福。伦敦经济学院的理查德·莱亚德勋爵2005年出版的《幸福：一门新学科的教诲》一书中，指出决策者应努力减少犯罪和家庭动荡，令企业取消绩效工资（可以降低竞争的激烈程度），并加大对心理健康、非职业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公共投入。英国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隆说：“我们不能只想着怎样才能让人民的钱袋鼓起来，还要想着怎样才能让人民更幸福。”但是，一方面增税，一方面不能只想着让人民的钱袋子鼓起来，税收从哪里来？用什么投资于大众健康和公共教育？我们是否需要彻底铲除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推进共产主义制度，铲除竞争？或者我们需要建立一种道德高尚、没有竞争但每个人都自觉努力工作的新型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制度是什么样的呢？
事实上，对于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来说，如果能够使人们的收入不断提高，每个人都会感到快乐一些。“增长”并非无用指标，GDP并非如批评者们说得那么可恨，也并非与人民的幸福感不相关。关键是怎样获得GDP的增长。用GDH（Gross Domestic Happiness，国内幸福总值）替代GDP并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据说尼泊尔已经废除了GDP统计，改用国民幸福指数进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但尼泊尔不会因此而变为发达国家。
在现代技术创新的条件下，要解决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要使人民的幸福感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使人民的道德水平和品格不断提高，就必须建立和谐的社会物质利益关系，必须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杜绝官员*。
以上是我读了本书后的点滴感想，与读者共享。希望本书能够给读更多的启迪。
齐建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2009年7月于北京
中文版序（1）
我非常高兴能将此书呈现给中国朋友，以感谢你们两年来的热情款待，2004年11月至2006年12月，我作为中国政府的高级经济顾问在中国，确切地说，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协助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和新型“小康”社会发展指标。
写作此书的动机，源自我的美国和加拿大商科学生的激励，他们认为我为经济学和商学引进了一种新的鉴赏语言。我提醒他们“经济”一词来源于希腊语中明智的家庭职责；就其本质而言，如果能够管理好一个家庭的话，我们都是经济学家。我还提醒他们，“竞争”一词来源于拉丁语petere，即“一起努力”的意思。现在的情况则是，我们所拥有的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更像是处于战争状态，而非和谐、互惠和真正的有效率，也就是说，并不是节俭和适度的。
我把此书献给我的妻子、女儿，并以此纪念我的祖父母，是他们教给我适度、节俭、智慧和爱的重要性。对于全世界渴望追求超越纯粹物质积累的生命意义的人们来说，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唤醒并激活他们的思想、精神和灵魂。归根结底，我希望共同的人性在超越经济增长之外的智慧成长方面，能够达到福利经济（真实财富）的山顶，并使我们的社会最终进入充满爱的文明状态。
我邀请你们，我的中国读者，把这本书作为旅行路线图，跟我一起登上山顶寻找真实财富、欢乐和幸福——希腊语中的幸福为eudemonia，其含义是“精神的安宁”。把精神安宁而不是金钱或物质财富的拥有作为生活的基本目标，其根本意义何在？由此我们将触及问题的实质：究竟怎样才能称得上是美好的生活？
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是生活在一个如同阿明托雷·范法尼（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意大利总理和联合国大会主席）所称的“资本主义精神”主宰的世界里。范法尼认为，资本主义就像建立在经济教条基础之上的宗教，其信仰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都是消费者，只谋求最大化他们的经济效用，并且拥有对物质财富永不满足的渴望。范法尼同时指出，资本主义建立在贪婪和享乐主义的原则基础之上。这意味着，坚持快乐的哲学教义，就是最好的东西或者道德价值的源泉。我们不应该忘记：资本主义是人类的创造，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现象。资本主义被设想为整个社会的主流系统，就此而言，它与宗教并没有什么不同。
范法尼在1934年写道，资本主义凭借以下因素使每个男人/女人很自然地资本主义化。
为保证每个能够想到的需求能永远得到更加完全的满足，积累财富（储藏）被视为最佳手段。
资本家的生活方式是改善他/她特有地位的最佳手段。
物品是可以由其持有人（效用最大化者）或消费者“随意（没有限制）”使用的工具。
财富持有人不承认第三方要求其个人财富拥有物的权利。
持有人对没有限制地获得和增加财富，或以更少的成本进行再生产永远没有异议。
像范法尼一样，我相信资本主义从本质上讲，是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宗教（信仰），新古典经济学成为其神学方面的基础。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反对超自然主义的，后者相信超自然或神圣的事务和现象会干预人类的活动。今天，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即自由市场里只有看不见的手，对金钱的过度崇拜和对物质消费的崇拜成为我们的集体意识。如果审视资本主义的精神之所在，我们会发现其中浸润着个人享乐主义的态度。13世纪意大利天主教堂里的中世纪学者，例如圣·托马斯·阿奎那，把那种以个人努力实现持续而无限增加物质财富的想法视为受到责难的罪过，但在现代社会，这种罪过却已变成饱受赞扬的品质。
中文版序（2）
中国的悠久文化和历史遗迹提醒我，在这个民族5000多年的持久文明中，同样拥有并掌握了适度与和谐的智慧。2004年11月我第一次访问北京时，就受到中国古代智慧的冲击。在故宫，我拜谒了中和殿。在18世纪清朝皇帝乾隆的宝座之上，高悬着他亲笔题写的牌匾：“允执厥中”，意思是“天道精微，人道艰难，只有精审纯一，执而用中，才能治理好国家”。这与古代《礼记》的说法如出一辙：“凡事做到不偏不倚，恰如其分，保持和谐，天地万物就能兴旺发达。”
透过乾隆皇帝的智慧，我开始理解“和谐发展”，这个出现在中国人意识当中的新术语。不同于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意味着全部所有的发展，在经济、环境和社会各个方面普遍综合平稳，亦即处于“和谐”的平衡状态。这表示：在人类福祉与自然之间达到和谐平衡、在中国城乡和不同地区人民的需要和福利供给之间保持平衡。这与我在本书中所提倡的真实财富模型惊人地一致。
*主席和*总理提出，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或适度富裕）社会”。这个中国理想社会结构的新蓝图来源于孔子的哲学。“小康”一词的字面意思是“适度富裕”，即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比“富裕”稍差，但比自己内心所希望得到的要好。普通中国人把“小康”看成是“拥有足够的财产而自给自足”或“经济舒适并脱离饥寒交迫的生活”或简单地定义为“闲适的富裕”。
适度（小康）社会的概念与西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具有共性，即经济发展能够“满足现在的需要，并且没有危及后代满足他们自己未来需要的安全”。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或许可以定义为，一个繁荣的建立在可恢复的福利经济概念基础之上的社会。尽管许多西方国家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还没有国家采纳福利测度系统或类似真实财富模型的福利指标或GPI核算方法。大多数西方国家继续关注持续的经济增长、日益增多的物质财富、GDP发展，但尚未顾及这样的事实，即这种增长所需要的付出注定要累及生态和社会的福利，并由此付出代价。
中国有机会按照小康社会与和谐发展的思路，率先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型。在这个模型里，把满足所有中国人基本生活需要的想法作为根本目标，而不是仅仅关注物质财富的积累。
实现小康社会的主要挑战在于，这不仅仅是简单地增加人均GDP，而是要把整个中国的整体生活水平考虑在内，并在全国范围内均匀地进行分配，以减轻现有的城乡家庭之间和沿海与内地家庭之间的差距。小康不仅表示物质享受，而且要在各个方面和谐发展，比如城市化、促进教育、重塑社会阶层结构等诸多方面。换言之，小康社会要关注所有公民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福利方面的改善和持续发展。小康发展模型要“以人为本”，围绕消灭贫困、促进教育、改善健康，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而发展。
在“和谐发展”的旗帜下，中国能够为世界展现出一条不忘环境责任的、经济发展的平衡之路。这包括采纳“绿色GDP核算”和来源于孔子“小康思想”、和谐发展的小康指标。
经济发展应该注重适度和节俭的想法，在西方几乎被全部置之脑后。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大多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百唱不厌的颂歌。我经常提醒我的听众，适度这个优点是古代希腊哲学的核心。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把西方文明的四个基本优点定义为：勇气、正义、智慧、适度。13世纪天主教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也曾提到，美好生活所必需的，首先是物质需要的满足，其次就是善良的行为。。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文版序（3）
我还提醒我的听众，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过，一旦达到物质满足的程度，美国人就应该把注意力投向幸福和最终启迪。今天，美国经济摇摇欲坠，在无法偿还的金融债务的海洋中垂死挣扎，却还保持着对于不计成本发展经济的偏爱。有些人将此称为“资本主义的癌症阶段”。这个体系的经济信念，建立在人类天生自私而贪婪的基础之上，并且对物质财富的欲望没有止境。大多数经济学家已经忘掉了杰斐逊的教诲：追求幸福是每个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很少有经济学家注意到，尽管美国的人均GDP在稳定而引人注目地增加，美国人的幸福程度却低于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尽管GDP增长呈上升趋势，美国人却并不快乐。既然如此，美国经济为什么还要继续增长呢？如果一个国家，最终不是为了改善其人民的真实幸福，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为什么需要增长呢？这里的幸福一词，我采用希腊语中的含义——“精神的安宁”。
中国能否呈现给世界一个真正在适度中生活的样板呢？她能表现出老子和孔子对于简朴、适度和谦卑思想的理解与智慧吗？
如果中国能够真正走出一条小康社会与和谐发展的道路，开发出测度福利和发展的系统，将为由英美资本主义主宰的新古典经济发展哲学带来一场震撼世界的转变。的确，2005年8月，当我参加在承德举办的有关中国和谐发展战略的讨论会时，就感受到某种政治上的讽刺意味。1793年，就在那里（承德），乾隆皇帝回绝了英国使者马嘎尔尼勋爵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企图开放与中国“自由贸易”的请求。乾隆让他离开，并声明中国拥有一切，不需要外国商品或对外贸易。如果英国最终没有以武力迫使中国加入贸易战争——鸦片战争的话，说不定中国在18世纪就已实现了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从我近来对道教所了解的有限知识来看，“和谐发展”的概念与中国古代的宗教哲学相一致，即寻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平衡。确实，道教中的“道”是指与自然本身协调一致，以平衡与和谐的原则进行管理，重塑自然，返璞归真。
2005年8月访问承德期间，就在18世纪（清朝）皇帝的夏宫——乾隆皇帝的避暑山庄里，我有幸向招待我的中国主人介绍真实财富模型，并提出新的测量发展的方法（真实发展指数）可以为中国的和谐发展目标建立一套新的核算体系。我的模型清晰地展现了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福利。
现在许多西方国家正经历着金融和债务危机，其严重程度或许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此时，中国是否能为其他国家展示一条真正和谐发展的平衡道路，以表现其在维持环境完整的同时实现小康目标，从而为中国人民带来适度的福利呢？如果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获得成功，将成为第一个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家。
我向中国和所有国家提议建立的真实财富模型，其活力在于它认识到经济（其准确的定义为“家庭的福利状况”）与自然环境的完整和健康，以及与社会美德和价值之间平衡与和谐的重要性。建立在真实财富模型基础之上的社会，最终一定会把幸福视为真实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
我深信，在中国人民的内心，如同我的加拿大兄弟姐妹的内心一样，潜藏着足够的智慧和勇气，着手开辟雄心勃勃的真实财富之路。只有真实财富，才是这个世界的希望之光。
马克·安尼尔斯基
加拿大艾伯塔省埃德蒙顿
2009年2月13日
前言
现在假设上帝想要委派一个使者来评测一下人类的管理成效，分别从个体、组织、城市和国家对人类将地球资源转化为丰富、正直和快乐生活的能力作出评价。那么这位使者会审查哪些方面或者现象呢？而他得出结论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在阅读此书时我情不自禁地将马克·安尼尔斯基视为“上帝的使者”。我并不是故意将马克神化为权威或者智者（当然他本人更没有要求如此），也不敢肯定是否会有一些权威人士要求重新修改这篇文章的某些部分。当然万能的上帝并不需要什么使者的报告，也不需要虚构中的使者，并且审查的最终受益人其实是我们人类自己。
审查的主要标准便是从“真实财富”中推究出来的“真实资本”。“真实资本”由可从数量和质量上进行双重评估的五种类别的资本形式有序构成。它们分别是：（1）人力资本——个体的思维、身体素质、精神状况和其个人能力；（2）社会资本——社会交往中的人际关系的质量和能力：信任、诚实、共同的价值观，包括对他人的宽容度；（3）自然资本——足够的物质蕴藏和储备以便提供足够的自然资源供给，以及维持生存必需的生态系统；（4）人造资本——机械、工具、耐耗型物品；（5）金融资本——货币和其他流动资产，用于各类交易和借贷时可替代和接受的支付物。
我们先进的经济体系最注重的是金融资本，对人造资本有一定的关注，而忽略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而问题就在于前三者对于真实品质来说才是最重要的。而这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