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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知天命”、一个近“花甲”了。又两年，母亲总算可以自己“挑班儿”了，一家人跑码头来到徐州府。不想，好景不长，姥爷突发高血压脑溢血，在他60岁生日后的某个晚上暴病身亡。扔下孤儿寡母，流落异乡，顿时没有了主心骨。那是1944年，我母亲22岁，台上台下处处人见人爱。先是戏园子的老板，见母亲是棵“摇钱树”，便要她“卖身葬父”，硬逼着母亲和他签了三年的合同才肯拿出钱来办丧事。接着一个国军军官硬要娶母亲做填房，放出话来，只要同意，不论买房置地还是开买卖，老太太一句话的事。总之，软磨硬泡，外带24小时派人“保护”。老太太就一句话：“这孩子不是我亲生的，我不能缺德！”后来，有朋友托了火车站上的亲戚帮忙，母女俩连行李也没敢带，登上一辆即将发动的北上列车，逃回了天津卫。
我们兄妹小时候，都接受过这段“家史”教育。无疑，我姥姥觉得这是她生平干的第一件最明智的事。第二件，是她力排众议，把女儿嫁给了一个说相声的穷小子。在那个年月，虽说都叫“戏子、艺人、吃开口饭儿的”，同处“下九流”也分三六九等。唱京戏的在演艺圈里“拔尊”，就拿我母亲说，她在京戏演员里顶多算个二三流，但是拿的包银却是像我父亲这样蹿红的相声演员的三倍不止。姥姥能允许闺女“下嫁”，尔后不久，这个女婿又红遍了大江南北，且比亲生儿子还要孝顺，谁能不佩服这位老太太有“眼光”呢？别看我姥姥没上过学，却也识文断字，一张嘴就是成语。原因是她天天听话匣子，听评书听京戏，受的是“戏文”教育。里面虽然没有数理化，但是对中国历史、礼义廉耻、为人处世的大道理一点也不陌生，要不，过去怎么有句话说“听书看戏劝人方”呢？
我母亲也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性格温和贤淑，做事任劳任怨，感情专一，宽容厚道，相夫教子堪称典范。她24岁嫁进侯家，从一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女、一个令人羡慕的舞台新星摇身变成了一个后娘，心里的落差可想而知。在中国，为人继母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不信您看，无论文人的书中还是百姓的口中，后娘个个都是十恶不赦的坏女人—不是用芦花给前妻的孩子做棉袄，就是把炒熟的麦粒拿给前妻的孩子去播种。就连妇女哄孩子都会说：“别闹了，你要把我气死了，你爹得给你找个后娘。”孩子听了立马就消停。
我大哥耀中1岁多时得了小儿麻痹症，下肢瘫痪站立不起。父亲带着去看号称“小儿王”的著名西医，西医摇摇头表示束手无策。就在父亲绝望时，母亲说，不如试试中医吧！父亲就找到名医赵锡武，赵大夫看完病问父亲：“我开了方子，你敢不敢给孩子吃？”父亲说：“您敢开，我们就敢吃。”“那好！我先开几服汤药，每服药搭上两丸苏合丸。这药是大人的剂量，还必须得是同仁堂制的，可没人敢给这么小的孩子用啊！”此后，母亲把自己亲生的儿子耀华交给我姥姥带，一心一意照料耀中。每天除了吃药，还得带他去针灸按摩。大约半年后，我大哥的病完全治愈了，没有留下一点后遗症。1961年他参军到海南岛战线文工团当文艺兵，正好赶上部队搞“大比武”，他被派往“尖刀班”学习，竟然还参加了横渡琼州海峡。几年前，他主演了一部农村题材的电影—《春打六九头》，60岁的人了，依然健硕。
摇摇篮的手（2）
我的妹妹咪咪，年纪小我两岁，1954年出生，属马。她是全家最小，也是父母最疼爱的孩子。母亲总说，这个孩子不光长得漂亮，而且天资过人，小小年纪打扑克竟然能赢父亲。要知道，我父亲的“牌艺”是大家公认的，不论扑克还是麻将，两圈儿过来，谁手里有什么牌，什么路数，他早已心知肚明。父亲的学生于世猷有一段回忆：“侯老是个扑克迷，无论到哪儿演出，总要带个牌手。侯老同郭启儒演出，我陪着侯老玩牌。我记得有一年元旦，侯老叫我陪着郭启儒他们去了中南海，两位老师在舞会的中间夹了段相声，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午夜，新年钟声敲响了，大家唱起了《东方红》，毛主席站起来和大家招手。尔后，我跑到后台，和侯老玩了岁初的第一把扑克牌。你看！侯老即使到中南海给毛主席演出时的空隙，也忘不了玩上一把。”正所谓“腰里别副牌，得谁跟谁来”嘛。
我妹妹咪咪4岁时患上了肾小球肾炎，原本病情已经稳定。7岁上小学时， 因为误打了某种预防针，旧病复发。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药品食物匮乏，得不到良好的救治，病情时好时坏。拖到1962年开春，不治而亡。那天恰好是父亲要去南方巡回演出启程的日子。父亲临走前，到北京儿童医院看望住院的咪咪，嘱咐她安心养病，等父亲回来就接她出院。
下午，父亲刚到火车站，医院来通知说，孩子经抢救无效死亡。单位领导让父亲留下来料理后事，父亲谢绝了。父亲说：“海报早就贴出去了，最近一站的演出票也已售出了，如果我不去，观众会失望的。”父亲走了，母亲把自己关在房里，一连三天，只是一根接着一根的抽烟。从此，直到她去世，每天两包香烟。母亲还留下一句名言：“戒饭行，戒烟不行！”
小妹去世时，姥姥已经70多岁了，我们兄妹三个年纪还小，不懂事，谁也帮不了母亲。别人我不记得，只记得我自己那些日子好像比平时乖了点儿，没有总嚷着肚子饿要吃饭，也没闹着要出去玩儿，其他，什么也没为母亲做过。父亲一走就是几个月，现在想想，父亲在外面的那段日子也一定不好过。但是母亲一人在家，上有老下有小，为了家人，她自己必须硬撑，做一个名人的妻子，内心的压力恐怕不足为外人道。
上世纪50年代，我家住在宣武门外的一个两进的四合院里。那时，外地来京的学员一般都是住在我家，尤其是从部队上来的，就住在我家的西厢房。父亲上午通常起得很晚，吃过午饭去上班，晚上演出后，一般得10点多钟才能到家。此时，他准是又饥饿又兴奋。母亲将酒菜端上，父亲边喝酒边给学生上课。一吃一说至少也得两个小时。母亲天天都得跟着熬夜，幸亏有唱戏的底子。不过，他们的这种作息时间，与我们孩子的大相径庭，一年到头，我们能见到父亲的机会并不多。白天父亲不在的时候，就由母亲“代课”，由母亲教学员练习京剧的眼神、手势、身段、水袖、台步等等。这事儿，父亲的好几个弟子在回忆中都提起过。此外，母亲还要抽空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譬如参加区政协组织的政治学习、义务演出等等。
母亲在外婆的帮助下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为了不让父亲分心，她养成了一种“报喜不报忧”的习惯。如果哪个孩子学习进步被老师表扬了，哪个孩子加入少先队戴上红领巾了，哪个孩子懂事帮大人做家务了，她都会在晚饭时向父亲汇报。反之，如果哪个孩子生病了，哪个孩子功课不好跟不上了，哪个孩子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她都不肯告诉父亲，自己处理。我们家里除了过年过节还有两件大事，那就是每年为姥姥庆寿、为父亲过生日。这两件事在我们家远比过春节要隆重得多，母亲一般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张罗，采购食品、通知亲朋好友、打扫卫生，里里外外就看母亲一人忙活。直到“文革”结束，姥姥已经去世，我们也都长大了，突然有一天，大家才发现怎么从来没有给母亲过过生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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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篮的手（3）
此外，母亲在创作上也给予过父亲许多帮助，例如：父亲有一段相声叫做《规矩》，是根据传统相声《规矩套子》改编的，其中一段：
……
甲 几个月的小孩儿不会说话。
乙 那么他饿了呢？
甲 会哭。
乙 噢，就是哭。
甲 他一哭大人就知道他饿了。
乙 饿了。
甲 赶紧给温奶。
乙 是了。
甲 灌好了奶瓶子。
乙 嗯。
甲 你别瞧他哭那么凶，只要奶瓶子往嘴里一搁……
乙 嗯？
甲 立刻不哭，咕咚咕咚吃下去。
乙 吃了。
甲 跟大人不一样。
乙 噢？
甲 你说哪位，哭一顿能吃三碗炸酱面？
乙 啊，他吃不下去了。
甲 就是啊。
乙 嗯。
甲 他那哭也是语言，就是告诉你他饿了。
乙 饿了。
甲 给你提意见呢！ 你得赶紧给他吃。
乙 那可不。
甲 奶瓶子热好了搁在这儿，你不得把他抱起来吗？
乙 是啊。
甲 你往起一抱他立刻他就不哭了。
乙 噢。
甲 不哭了他可嘴急，你这一动他，他还没吃到嘴里头呢……
乙 嗯？
甲 这会儿他就吭哧，北京话叫吭叽。
乙 吭叽，怎么个样？
……
甲 你说这跟大人完全不一样吧？
乙 是啊！
……
甲……你说咱们要有个聚餐宴会什么的，十个人一桌，坐在这儿，菜老不来，这十个人都吭，吭，吭，吭……
这一段就是我母亲的创作，很明显，只有哺育过孩子的妇女才能对孩子的一举一动有如此细微的观察。当然，能展现母亲才智的不只这一段，尤其是父亲那些和京剧有关的段子，父亲总会很虚心地听取母亲的意见。
1966年6月“文革”一开始，父亲中断了在上海凤凰自行车厂的创作体验。回到北京不久，就被隔离审查了，关在离我家不远的旧广播学院的灰楼里，每天刷厕所，铲煤，写十七年“反党”的交代材料，不准回家。到了深秋，有人通知母亲让她给父亲准备过冬的衣服，还带回一句话，要母亲和他离婚，免得受连累。父亲收到母亲连夜赶制的棉衣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憋了好几天，他终于找到造反派的头头，跟他们说：“我什么也不要，你们只要把王雅兰的骨灰给我就行了。”后来，父亲看到母亲偷偷放在棉衣中的纸条，上面写着：“孩子们说他们不做逃兵。”父亲这才相信母亲还活着。有一段时间，好像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父亲被暂时放回家。他写了大量的交代材料，因为抄家的红卫兵随时可能推门而入，你也弄不清他们都是哪一派的，甚至弄不清是本单位还是社会上的，当然也不敢问。父亲怕他的交代材料被一派人拿走，另一派人又来要，解释不清，就让母亲想法帮他藏起来。母亲很聪明，她把材料放进一个塑料袋捆好，再放进我家的面缸，用面粉盖起来。这招儿果然很灵，那些材料被保存了下来。这个秘密后来被我无意中发现了，我很佩服母亲。如果没有母亲，父亲是不是能捱过“文化大革命”，恐怕就很难说了。
父亲去世前最后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他对着镜头用手指着母亲说：“是王雅兰和我共同培养了一个侯宝林！”这就是父亲对母亲最后的评价，可见，母亲在父亲心目中的位置。
2007年3月5日
我当年的住处
侯宝林
从我进入社会起直至1948年底，北京就没有景气过。我8岁时，北京刚刚有了当当车（有轨电车）。国民党政府迁到南京以后，官员、富商相继离去，穷人更加明显地多起来。就说我住的那条胡同—福寿里（原名中官房）吧，南北几十户人家，整条胡同只有一辆自行车。
福寿里当中有一个大坑，附近的垃圾都往坑里倒，这给我们这些穷孩子“就业”—捡煤核儿提供了方便。我住的19号院，东墙外有一座齐墙高的土山，那是用全院多年的垃圾堆成的“假山”，站在“假山”上鸟瞰院子全景，你会惊叹北京的老瓦匠真有本领，全院9间房找不出一块整砖，最大的是六七分头。墙壁全是四周垒碎砖，中间抹灰，北京管这种房叫“棋盘心儿”。
北房东头第一间住着一位爱干净的老头儿。所谓干净老头儿，也就是外衣没破口儿。我捡煤核儿以前身上比较干净的时候，还到他屋里串过门。记得有一次我在他屋里连续打嗝儿，老头儿说：“我窗台上搁着三大子儿（铜板）是你拿去的吗？”当时我吓坏了，急得出了汗，忙说：“没有，我没拿！”老头儿才慢条斯理地说：“知道你没拿，为了治你打嗝儿。”老头儿一吓我，我真的不打嗝儿了。于是，我跟他学了手治打嗝儿的方法。
第二间是后搬来的东北人，像是刚刚赋闲的高级官员，说话挺大呼。搬家时，他指着一双黄色的鞋说，别给我压坏了，这是花6块大洋买的！这句话引起了全院人的注意，我们院确实找不出一件值6块大洋的东西。
我们家住第三间。第四间住着拉洋车的老少三代。北房的西头两间是绱鞋的一家人。南房两间，一间住着父子俩，老头靠儿子捡“沟货”过活。另一间住着拉洋车的一家。西房一间住的是我的老师颜泽甫一家三口。老师每天走着往返前门外“八大胡同”，靠串妓院拉京胡卖唱维持生活。
全院除了过大年能见到有人家买肉，平常日子到兴化寺西口外买两个铜子儿的汤油就算有荤腥儿了。赶上夏天，也许来个卖“杂合菜”的，挑着两个铁桶。那菜虽然名叫杂合菜，其实主要是汤。如果赶上母亲高兴，买两个大子儿的，再赶上里面有虾汤的红色油珠儿，就真算开大荤了。母亲有经验，她先尝尝，因为尽管还没馊，可是已经酸了。她搁点碱，中和一下就能吃了。那么脏的“杂合菜”，吃了也不得病，大概是穷人抵抗力强。
我们院里有棵大白枣树，枣又脆又甜，掉地上就碎，真是好吃极了。但大家谁也不打，都认为是房东的财产，我们这些小孩也只能靠大风的恩赐。今天也许会有某个小兄弟骂我们“傻冒儿”，但不管怎么说，生活是贫困的，人是规矩的。
邻居中印象最深的是小顺子他妈，她小时若能学唱歌，准是个出色的女高音。她每次一喊“小—顺—子—”，能使整个福寿里居民得到音乐享受。
我住的地段还不是北京最穷的地方，当时北京流传着这样两句话：穷德胜门，烂果子市，不开眼的绦儿胡同。的确，最穷的应该说是西绦胡同，那里住的大部分是换取灯儿（火柴）的，那些婶子大娘们每天背着大筐走街串巷叫喊，也难得温饱。
现在要想找我的老住处已经不可能了，就在福寿里，我当年捡煤核儿的地方，盖起了北京师范大学化学楼，年复一年地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我的住处也是今非昔比。现在我住进了宽敞、亮堂的高层大楼。当然，北京的住房仍然比较紧张，政府还努力想办法，可人民的生活跟过去比，毕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逢国庆35周年，看看今天，不知当年的邻居们还记得过去不？
父母同台（1）
侯錱
我的母亲王雅兰自幼学习京戏，16岁登台，先工刀马旦，曾在天津、徐州、唐山等地献艺。在早年，梨园行分工很细，旦角门里有闺门旦、花旦、贴旦（比较次要的旦行）、刀马旦等等，各司其职，各有各的戏路。据说清末民初的艺人“一杆旗”、“九阵风”都是唱刀马旦成名的。但凡唱刀马旦的，不论男伶坤伶，都要求“武功纯熟，步法整齐，腰肢灵活”。专工儿戏有：《虹霓关》、《樊江关》、《马上缘》、《穆柯寨》、《天门阵》、《蟠桃会》等等。母亲19岁时，已经名声鹊起，没几年，便挑班挂头牌。听说，母亲的师父就有好几位，但是名气都不大。正如我父亲所言，名（明）师有两种：一种是有名的，另一种是明白的。大概，母亲的师父都属于后者。我姥爷王德山在戏班儿里是后台管事，自己也会说戏，人称“戏篓子”。如果某天某戏中缺少了什么角色，演员需要现“钻锅”，那就必然要找我姥爷，没有不会的戏。若是遇见一位“棒槌”，说上N遍还不明白，尤其是在台上出了错儿，就像我父亲相声《戏剧杂谈》里说的那位跟着三旗儿走，站错了队，“还得老夫把你拉”的笨蛋，他老人家就会怒其不争，紧咬钢牙，因此，被人送了一个“咬牙王”的绰号。他给我母亲找老师一准找“会教戏的”，不找“会唱戏的”。
1941年《新天津报》有评论说：“王亚（雅）兰演《玉堂春》，唱则嗓音洪亮；做则细腻非常，且文武不挡。名虽尚未轰轰烈烈，但伊之艺学亦足独当一面也。”1942年母亲在“导正新剧支团”时应该已是台柱了（见大观园戏报）。1943年她和我姥爷加入由刘汉臣领导的“共和社戏班”，当时的《天声报》说：“共和社戏班，由刘汉臣领导，出演上光明戏院，成绩尚佳。”要说明的是，此刘汉臣先生，并非被军阀褚玉璞枪毙之刘汉臣，不过同名同姓同行也，行内有老、小刘汉臣之分。后来，母亲还与宁萱领导的奎德坤剧社短期合作过。1943年9月3日《天声报》载文：“坤伶王亚（雅）兰为老生老旦王德山之女，工演青衣花衫，颇有造就。今与刘俊文辍演中国戏院，曾一度出演新中央，未几又解约。今闻河北天桂戏院不惜重金特约王伶担任大轴，并约勇猛武生何宝童加入演出云。”请注意“不惜重金”四个字，母亲曾对我们兄妹说过：“你爸爸一个月挣七百时，我就挣两千了。”母亲甚至还说过，他和父亲成家时，父亲只买了一对痰桶。这对青花白地的瓷“痰桶”（或许应该称“尊”）少说也有60 公分高，敞口，器形很像花觚，颈部是芭蕉叶形图案，做工精美，发色诱人，底部有款，蓝色双圈，记忆中好像是“光绪”年款。迄今为止，我没有在任何展会或拍卖图录上见过此物，博物馆中也未见过。1967年我家被迫迁往麻花电台后就再没见过此物。可能“破四旧”时砸碎了吧。不过由此可知，父亲“玩瓷儿”至少是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据说，由于战乱，那时的瓷器不值钱，除非“清三代”的官器。
从本文选用的几张广告中，可以看到我母亲当年和许多著名的京剧、评戏甚至文明戏的前辈都同过台。如：刘俊文、李和曾、齐和昌、马祥麟、贾多才、何宝童、费玉策、筱俊亭、宁萱等等。其中李和曾、费玉策二位叔叔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