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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两进两出，燕园留名（2）
“燕园的气氛是民主、和睦和自由的，它从来不因为是一所教会大学来影响学生信奉基督教。学校里有个神学院，在一个角落上，神学院的教授和学生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研究他们感兴趣的神学。从来没有人来拉你去信奉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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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西语系，在燕京大学来说算是人数多的，有三十来人。燕京大学为了保持教学质量，一直保持了这样的传统：那就是师生的比例很高，燕京大学学生人数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千数。“那时候，中英文特别好的，可以免读，我因为中文出色，获得了免读的资格。但是英文还要读，当时教英文的老师是在北京办报多年的英文编辑；一条腿有点拐，走路颤巍巍的。我上了两堂课，老师问什么我就答什么。到了第三堂课，老师问问题，我还没有开口，老师就说：‘你不要答，让后面的人答。下课后你跟我来。’下课后，我跟老师到了她的办公室，她给我开了一个条子，然后让我去找系主任谢狄克。我一看怎么回事？老师说我不需要读大一英文了，让我去找系主任安排其他课程。谢狄克看了条子，也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让我去找教欧洲十九世纪文学的老师。我又拿着条子找到了那个老师，老师看了以后很高兴，因为之后她又可以多一个学生了。我向老师说了我的疑虑：大一英文虽然免了，但是十九世纪文学对我来说却有点难。老师笑容满面：‘我不那么认为，你的英文水平已经足够了。’”
说起燕园见闻，还有一件事让周汝昌念念不忘，“当时我们西语系最有名的老师是教授莎士比亚的英国老师谢狄克，在日本人封锁燕园的那天，他最后的那一课没能讲完，后来他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做教授。燕大复校之后，他从美国回来，说：‘我还要讲一课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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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被日本人占领后，燕京大学搬到成都，周汝昌因为家境贫寒，没有条件跟随前往，就回到了老家。“当时天津有个敌伪组织叫新民会，收买了很多汉奸在各地搜罗失学失业的青年给他们尽力，我为了躲避他们的搜罗，躲在家里暗室里，外面都堆上木头板子。但是后来还是让他们知道了我躲在家里。没有办法，我只好到了一个小学去教书，推诿他们说有工作。但是在日本人控制下，哪里能够摆脱他们的魔爪？小学课本上的第一课就写着：‘太阳出来了，快来看太阳！（日本的国旗是太阳旗）’亡国的滋味，屈辱啊！我和父亲，为了抵制日货，宁可麻烦费事，买东西也要在上海唯一的国货公司三友公司邮购。这些心情，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不能体会了。”那段时期，“我跟老师顾随把燕园作为祖国的象征（燕京人从来没有把燕京看成美国的学校）诗词唱和，隐讳地表达我们对日本人的愤慨。我们怀念被日本人占领之前在沦陷区作为中国象征的孤岛燕园，这种心情，当时有多少人能够明白啊？”
“燕园复校，我在老家并不知道，沦陷中的人耳目闭塞啊。后来我从一个同学那里听说：‘咱们的学校回来了。’我一听，就想：无论想什么办法我也回到学校。那时候我正在天津的一个学校做小职员，因为国民党欠薪，我们跟当局发生冲突，我作为争欠薪的首要人物，第一个被学校开除了。我又是失学又是失业，我跟家长商量：‘我不能再做小职员，这不是我的生活之路。我要回燕园去，完成我的学业。’父亲对我的想法很支持，但是家庭条件困难也是事实，难啊。我说：‘我可以跟我过去的老师联系，我还能争取到奖学金。’1947年秋天，我给过去的老师们写信，说我想回去。他们回信说：你回来我们太欢迎了，但是给你问了注册科，你的学籍过期了，你想来只好再做插班生考试。我一介书生，什么都怕，就是不怕考试。过去我的同学们，有的都已经做了先生，他们看到我的卷子，都笑了。为什么笑？过去我是他们的老大哥啊。我重返燕园之后，之前那一年半的学分还算。看到当时已经做了先生的那些同学，我说：你们都是我的先生了啊。大家不胜唏嘘。那时我年龄也大了，心情也变得凄凉，经历了八年抗战啊。另一方面，我是悲欣交集，学校复校之后，基本跟原貌无异，这是让人感到欣慰的。过去的老师很多人都不在学校了，过去的同学有些成了先生。”
周汝昌：两进两出，燕园留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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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燕园，物是人非，过去的老师多已不在，昔日的同学今日成了先生，周汝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采访周汝昌之前，记者曾经和周汝昌的女公子通过几次电话，周先生的女公子告诉记者：“父亲看了你谢司徒雷登的文章，提到包贵思，让他想起了一些往事。”
当我坐在他的面前，听年近九旬的周汝昌说起包贵思女士的时候，他依然感念不已：
我重返燕园的时候，耳朵已经坏了，她把我安排在座位的第一排，把声音提高了。她跟我说：“我讲课的声调，正常的同学听起来恐怕会觉得不舒服，但是我为了你能听清，只好提高了。”有一次，包贵思老师给我留了一个作业，针对一篇小说写一个评论，她给了三本参考书，规定了一个期限让我完成。那时我的兴趣已经转到线装书方面了，年轻的我心高气傲，竟然胆大妄为地想把大文豪陆机的《文赋》翻译成英文。我每天泡在图书馆，看线装书，翻译，忙得不亦乐乎。忽然想到老师留的作业要到期了。我记得是在一个下午，我坐在宿舍里，翻出老师给的参考书，拿出我们写作业专用的稿纸，一气呵成，用英文写成了长达60页的论文。写到最后几页，我清华的一个同学到我宿舍看我，看到我聚精会神的样子，不忍打扰，就坐在我旁边看着，直到又过了半个小时，我把论文写完，一字不改。
我把写完的作业折叠号，写上自己的学号：40062。交给了包贵思老师，有一天包贵思上课，临下课的时候，包贵思叫住我：“周汝昌，你周三（具体日期我记得不太清楚）到我家来吃顿晚饭。”到了我如约赶到那天，我一进门，还没有落座，包贵思把我那份卷子拿出来给我看，上面写的是英文的评语：这份卷子所评的值不是一个分数，而是教员的一鞠躬。我感到诚惶诚恐：“我哪里敢当？”包贵思说：“不，你这个paper当得起我的话。”
包贵思女士（）
当周汝昌的英译《文赋》完成的时候，按照惯例，西语系里为周汝昌举行了一个报告会，所有外语系的教授都参加。
“在报告会上，我用英文报告了我翻译的过程，包括用的什么版本，怎么做的校勘，对于作者生平的研究等等。在报告中我打破了传统说法中《文赋》是陆机早年作品的说法，我说：‘错了，《文赋》是陆机晚年最后的作品。’当我读完的时候，教授们全体鼓掌，不止一分钟。在教员来说，他们没有料到一个学生能有这个水平，在我来说，对于一个学生，这是多大的鼓励啊。散会临出门的时候，曾经给我上过《圣经文学》的博晨光教授（他的父亲是博雅塔的捐赠人）对我说：‘你这个论文太好了，大学生的论文不用这么好，这个足够一个博士论文了。’后来，这篇论文在一家外文刊物上被发表了。”
6
1949年，周汝昌在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当时正是中国政局发生天翻地覆大变化的时期。摆在周汝昌面前的选择则是：是选择工作，还是选择继续读书。周汝昌选择了后者。
“我毕业的时候，新闻总署派专人到学校，要求推荐一个中英文两方面成绩都好的人。学校推荐了我，新闻总署的人去的时候，我正好进城了，不在学校。回来之后听到这个消息，觉得自己的英文可以胜任，但是自己没有学过新闻，而新闻是涉及政治的，跟我所学的完全不是一个套路，这个工作并不适合我。我就跟学校说：‘要是新闻署再来人，就替我婉绝吧，我的志趣还是想做学问。’当时中文系正要成立研究院，系主任高名凯很希望我能考中文系的研究生。就这样，我进入了中文系的研究院。研究院的学生是有津贴的，不用奖学金也不愁生活。在研究院读到快毕业的时候，华西大学的教授文在宥在刊物上看到了我那篇写陆机的论文，给我拍了一封电报，说要聘请我。我正在准备研究生论文，接到电报后我找到高名凯先生，把电报拿给他看，我说：‘这样的机会我以后找也找不到，不用做助教，直接做讲师，我想去，我能不能到那里一边就任，一边完成我的论文？’高先生说：‘没问题。’临走时，我问高先生到了华西大学应该注意什么，他告诉我：‘多注意政治。’就这样，我在1951年离开了燕京大学，到了华西大学教书。1952年，院校大调整，华西大学变成了医学院，其他部分并入四川大学。我在经历了思想改造之后，留在了成都四川大学。”
“后来我在人民文学做编辑的时候，写《红楼梦新证》，书出版时，需要增加图片，我和那本书的编辑又回到燕京图书馆，那时已经是北大图书馆了。图书馆的老馆员还在，他居然还认得我。趁借书的当口，我还专门跑上二层看了一下。”
“感谢这样一个学府，成就了我这样区区一个还算学者的人。”
（注：所引都出自周汝昌口述）
王世襄：大器晚成的燕园“差等生”（1）
王世襄号畅安，文物鉴赏家、收藏家。1914年5月生于北京。193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之后获该校文学硕士学位。1946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在北京清理追还战时被劫夺的文物。1947年起，历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陈列部主任，中国音乐研究所、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和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1980年后，任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王世襄研究的范围很广，涉及书画、雕塑、烹饪、建筑等方面，他对工艺美术史及家具，尤其是对明式家具、古代漆器和竹刻等有独到研究。主要作品有《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研究》、《北京鸽哨》、《锦灰堆》等。2003年12月，王世襄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这一旨在鼓励艺术、思想交流的国际大奖的中国人。
王世襄
1
王世襄在北京度过八十岁生日，是1994年的农历五月。同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老伴袁荃猷为了给他祝寿，把他一生的成就和兴趣浓缩在一张剪纸中，取名《大树图》。1996年，82岁的王世襄以《大树图》为蓝本，作五言136韵，叙述他一生的生活以及治学经历。在长诗的开头，王世襄这样写道：“髫年不可教，学业荒于嬉。”在《北京鸽哨》一书序言的一开头，王世襄起笔写道：“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1934年，王世襄在担任外交官的父亲的安排之下，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
“我并不喜欢上医预系，但是父母的意思都倾向让我读医预系。父亲当时在政界，前清时父亲曾经留学法国，后来又做留学监督，之后又在外交部任职，担任中国驻墨西哥公使。父亲虽然身在政界，但却觉得政界没有意思，在他看来，与其在政界当个官僚，还不如当个自由职业者。在他的安排下，我上了燕大医预系。但我对理科的东西没有一点兴趣，读了两年，多门不及格，差点被燕京大学开除。当时燕京大学有个规定：对于这种情况的学生可以为其转系，转读跟现读专业跨度比较大的专业，如果成绩及格，还可以在燕京续读。于是我就从医预系转到了国文系。协和许多大夫，都曾经是我的同班，现在他们也都老了。
“在我读大学之前，家中一直聘请家教为我讲国学，上了大学之后，由于上的是美国的学校，回到家里还要跟着家教学两个小时的国学。家教教我的内容，无非是经史、文字学、训诂学之类。老师是按部就班教，我却不是按部就班学，我自小贪玩，对这些东西也没有兴趣，读二十四史，也不过是草草了了。不过对于诗词歌赋，我兴趣很大，在这方面倒是下了不少功夫。我转入国文系之后，别的同学都没有我的基础好，反倒成了尖子。这下子我感觉老师教的那些内容我都会，可以不用学了，贪玩的心更大了。有一次邓之诚先生讲课，我揣着蝈蝈葫芦就进了课堂。在邓先生讲得正兴致勃勃之际，我怀里的蛐蛐响了。邓先生很不高兴，把我赶出了课堂。”
谈到燕大生涯，王世襄兴趣盎然，但是当我说道要写他，他说：“先写别人，我在燕大，那时候是差等生，十足的另类。”
2
王世襄的父亲在燕大附近有个园子，被人称为“王家花园”。四年的大学生涯，王世襄除了上课，就是在这里玩：养鸽、架鹰、遛狗。王世襄的玩，玩出了名堂，关于鸽子，他后来写出了《北京鸽哨》；关于蛐蛐，他后来整理出一本《蟋蟀谱集成》，其中的《秋虫六忆》被黄裳先生誉为“值得再读三读而不厌的名篇”；关于鹰和狗，被他写入被称为“奇书”的《锦灰堆》。不过，1939年王世襄考入燕京研究院之后，王世襄决定“不玩了”，他要浪子回头，好好念书。这个决定，是因为慈母的逝世。 。。
王世襄：大器晚成的燕园“差等生”（2）
“1939年春天，母亲去世了，对我的冲击很大，我觉得那样玩太对不起家里，决定好好学些东西。那年秋天，我考入燕京研究院。因为母亲和舅舅都是画家，我自小受这方面的影响，对美术兴趣浓厚。但是燕京当时没有美术系，我只好选了与美术和国文都有关系的一个题目：《中国画论研究》。画理论所讲的都是美术，内容却是用文字来表现的。这个题目是我做的最早的一个题目，也是最难的一个。按理说，理论应该结合实物来写，可是那时候到哪里去看实物啊？故宫的文物都南迁了，私家的东西，很珍贵，一看我一个毛头小子，也不肯拿给我看。就是连出版的书籍、印刷的图案也很难看到。但是我既然确定了这个题目，就一心一意地要完成。我身上有两个极点：玩是全身心的，要学也就是玩命的学。但是这个题目太大，想把中国几千年的美术理论都囊括进去，不是一个年轻人想写就能写好的。到1941年我研究院毕业，论文通过了答辩，但是这个题目却只完成到宋末时期。
毕业之后，我本来想继续在燕大里利用图书馆的资料把书稿完成，但是珍珠港事件之后，燕京大学被日本人关了，司徒也进了集中营，我就回了家。父亲不让出去工作，因为那样就成了汉奸。同时他也认为做事情应该有始有终，让我继续写《中国画论研究》。又用了两年，我完成了《中国画论研究》，书写完后，父亲的一些朋友，还有一些研究这方面的行家，对此很赞赏，但我自己一直都不满意，觉得这只是一个材料的罗列，要做好，还应该下个十年八年的功夫，结合实物，理出自己的看法。所以这本书一直没有拿出来出版。一直到解放后的1955年，把书稿放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征求意见，随后出版社告诉我计划出版，但是我觉得还应该修改一下，又要回来了。”
在燕京研究院，王世襄虽然没有完成《中国画论研究》，但是却因此认识了后来与他一生相濡以沫的老伴袁荃猷。“她那时还在燕京读本科，要编写一本小学美术文化教材，因为燕京没有美术系，她的系主任告诉她：‘研究院有个叫王世襄的研究生正在研究美术，你可以找他给你做导师。’不过，我当时的女朋友并不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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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王世襄选取的题目别出心裁，同时也因为燕京并没有艺术系，所以有人提议把王世襄送到哈佛去学习，但是由于王世襄过去贪玩儿的“恶名”，这个建议被当时负责哈佛燕京学社的洪业否决了。
“燕京有一个哈佛燕京学社，每年派学生去哈佛念博士，齐思和、周一良、翁独健等都是这样去的。1941年我快毕业时，课分不错。讨论时，有人提议要我去，因为燕京没有艺术系，难得有一个学生研究艺术，可以派他去。历史系主任洪业（煨莲）先生是福建人，他也是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和我们家很熟。他说我精力过人，但不务正业，这两年稍微好一点儿。如果真正用功，以后会有成就。他认为我是个未知数。奖学金有限，不能押在一个未知数上。他这一说，别人也就不提了。后来有一天他碰到我，把我叫过去说：‘学校开会讨论去哈佛留学的人选，有人提到你，让我给否了。’父亲是洪先生的朋友，母亲又和洪夫人很熟，我回家后就把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