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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式薪水
2008年，从美国华尔街金融行业开始，全球陷入了一次严重的衰退；12月29日，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奥巴马直言痛斥华尔街金融业发放巨额年终红利为无耻。根据纽约州主计审查长28日发布的报告，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和银行在2008年底共发放了184亿多美元的年终红利，与2004年经济兴旺时相当，创下了有史以来的第六次新高。华尔街的银行和金融公司一只手拿进美国政府的天文数字救助金，另一只手却为自己发放巨额的年终红利，这立即引起了美国民众的公愤。对于华尔街银行和金融公司的所作所为，奥巴马严词批评说，接受政府救助的银行和公司，发放巨额年终红利是极端不负责任和无耻的行为。
当天，副总统拜登更发言表示，他很想把那些坐领巨额红利的家伙都抓起来，正是这些贪婪的家伙，把美国经济搞到现在的地步。有的国会议员也明确表态，要求财政部运用一切可行的法律手段，追讨这些公司和银行发放出去的巨额红利。
现代经济繁荣的背后一个极大的问题是分配不平等的加剧。在这一问题上，政界饱受非议，这是世人最大的错误，实际上政界现在分配机制比企业要平均得多。美国总统年薪不过是40万美元，只相当于大公司总裁的1％。即使“高薪养廉”的楷模新加坡，其总理年薪也不过309万新元。对企业高管的收入状况放任自流，而且收入越高越被标榜成英雄。其逻辑是政府的钱是大家的钱，理应盯住，企业的钱是人家企业自家的钱，怎么分配与我无关。此言差矣！同样是企业，日本、美国、北欧的分配方式各不相同，我们只是政府方面以新加坡为榜样，企业则向美国学习。
在报酬离谱的不平等方面，我非常赞同奥巴马的看法，在《无畏的希望》中，奥巴马认为：造成首席执行官工资变化的不是市场规则，而是文化。工人平均工资曾经一度很少或没有涨幅，而美国许多首席执行官在摄取和利用圆滑、温顺的公司董事会方面几乎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
无论是政界还是企业高管，都是很多人向往的职位，没有一个国家因为领导职务收入低廉而吸引不到足够优秀的人才。
美国总统大选竞争之激烈自不必说，小的城市地方政府由一些收入很低的志愿者组成，形成了“民众代表大会”式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这是一种大*式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民众代表由各个选区直接选举产生，一般由240～255人组成，任期2～3年，每年改选一部分。地方政府的决策权归民众代表大会，被称为“Town Meeting”（社民会议）。在其基础上，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5人组成的理事会——这相当于我们地方政府的“常委会”，来负责召*议，决定一些在民众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事项。理事会成员任期2～3年，每年改选一部分。所有这些民众代表和理事会成员，都是没有报酬的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只有少量的车马费补贴，因此他们在从事地方政府工作的同时，也必须有自己谋生的职业。
山寨2。0版（5）
高薪养廉的逻辑是一旦*失去职务的损失比*所得还要大。在现实中也看到这样的例子，某领导岗位的收入非常高，人们非常珍惜这个职位，兢兢业业，并且尽量向上爬。这种机制的副作用是隐性的——这是一种利于自私本性更甚、野心家、阴谋的自然选择机制，并非一个优秀的机制。我们要承认人与人之间在秉性上还是有差异的，领导选择机制应该利于更有公德心的人，而不是相反。
一旦社会人格回归到正常状态，而不是金字塔型社会的极化和扭曲状态，低薪领导模式将取代现在的高薪加高职位双回报的极端不合理的分配方式。
在山寨社会，由于人们已经比较富足，以奉献、干事业为初衷的人数越来越多。一旦社会人格回归到正常状态，而不是金字塔型社会的极化和扭曲状态，低薪领导模式将取代现在的高薪加高职位双回报的极端不合理的分配方式。
山寨设计
生产固定电话的公司前几年就撤销了自己的设计部，转而从山寨设计公司购买方案。手机行业即将步固定电话公司的后尘，有的大公司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设计团队，根据用户的需求到市场上寻找合适的设计，把它买回来，再到生产厂商那里去生产。
像龙旗一样，最初的手机设计公司都是大公司衍生出来的小公司。经验证明，在大公司中，某个环节如果具备了可独立运作的环境，掌握相关技能的人员就倾向于自立门户，这也是社会山寨化的一种很实际的动力。自立门户的小公司去掉了冗余的程序性工作量，去掉了繁文缛节、减少了食利阶层，外部环境成熟时就会形成良性循环。
原则上看，传统的机械行业、建筑行业，只要一个行业的产品数量足够多而不是像航空母舰一样，都有可能形成山寨化的设计。
Linux展示了无组织方式设计大型复杂工程的可能性，传统行业、包括手机等大多数设计远比Linux要简单得多，更容易实现山寨化。Linux的优势是自始至终很好地利用了互联网这样的工具，通过互联网自动形成一个以此为乐的圈子，通过互联网交流大家的想法和成果，通过互联网优胜劣汰等。而山寨设计几乎完全没有网络的潜在优势，设计成员由传统方式聚集或者招聘在一起，它不能充分发挥潜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智慧。
随着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各种社会团体、圈子弱联系的爆炸性增长，像Linux一样无利益驱动的设计也越来越多，不图报酬、不要回报，也不留名字的义务工作者越来越多。设计本身就是一项智力活动，对于爱好者而言，有时就像电子游戏一样有趣。
一个美国同学接下了给某公司编一个小应用软件的活，他没有雇人编程序，只是把详细的需求信息发布在网络上，不久网络上的程序员就编号了这个程序，分文不取。
山寨式生产
生产工艺的模块化促成了兼容机到山寨手机，相对于传统的纵向一体化模式，模块化、标准化竞争会往深处发展，从整机的竞争深入到零部件的竞争。深入到零部件的竞争会使整个产品更新换代的节奏变快，各个零件独自为战会导致更多的发明，更充分的市场选择。而一台封闭架构的机器，所有部件都采用自己工厂生产的，每个零部件很难在市场上选择最好的、最具有竞争力的组合。手机的多样化更主要的是机壳的多样化，而机壳的多样化则是竞争更加充分、参与的厂商更多的缘故。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山寨2。0版（6）
像汽车这样的产品没有采取计算机一样兼容性、模块化的设计方式并不完全是生产工艺的原因，而是当时的生产条件和人们的观念限制了这种可能性。以电视机为例，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方案不一定比计算机复杂，只是传统的一体化观念限制了这种方式。电视机的设计者认为一台电视机由一个工厂生产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尽管有组装的兼容计算机却没有兼容电视机。
随着制造工艺水平的提高，模块化设计、山寨化生产已经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亨利·福特时代甚至自办炼钢厂生产汽车用的钢铁，种植橡胶生产轮胎；现在汽车工厂的规模虽大，生产广泛地外包，总部的空壳化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仅在广东省就有两万家以上的汽车零配件生产厂商。大汽车公司现在是品牌拥有者、整车组装者、汽车设计者。表面上，大公司非常强大，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和控制权，模块化的深度发展，社会观念的慢慢改变，大公司的控制力在不知不觉地消蚀。
山寨式思维
大公司现在尚没有找到解决效率低下、创新能力缺乏、食利族像蟑螂一样繁殖的药方。现在世界上很多大公司的实际运营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你买的某个大公司的产品极有可能是地地道道的小公司产品，只不过是贴上了一个大公司的牌子而已。
以前，我曾经买过一台惠而浦的洗衣机，不到两年就彻底坏了，维修师傅开出的维修费用比买一台新的便宜不了多少钱。我说惠而浦是世界名牌怎么这么容易坏？他告诉我说你买这个型号是惠而浦在中国收购的一个小公司的产品，其实和惠而浦根本没有关系。我告诉你哪些是真正的惠而浦的产品，你去买吧。当时，我觉得被骗了。
还有一个例子是多年前，我有一个哥们儿在街边买了一台DVD，推销的人说大品牌的太贵是因为钱都花在广告上了，他们的便宜并不代表质量不行，只是把广告费省下来给消费者了。此言有理，可是买回家之后发现稍微一振动盘就读不出来了。找到推销的人，推销的说：这证明我们的DVD比较好，因为这样可以保护机器不受损害！
这两个例子都是山寨（当时还没有这个词）或者说是小厂的东西其实并不可信。无数这样的事实证明山寨并不可信，很多人也据此预言山寨手机不过是昙花一现。
然而，我们并不能忽略另外一个事实：现在大厂、名牌厂商贴牌现象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这说明山寨小厂的产品有竞争力或者质量有了实质性的提高，显示出其持久的生命力，它们之所以持久忍受廉价地给大厂和品牌厂商贴牌，乃是屈服于人们难以改变的思维方式。拿手机来说，反对山寨的人质问：“你说*会采购山寨厂商的产品吗？”我认为确实不会，但*并不能保证采购的名牌产品不是山寨产品，甚至它们明知是贴牌产品，也不肯买原厂商的产品，宁愿多付点钱，买它们需要的牌子，这是金字塔型社会组织的一种顽固的习惯。
心理转变
我们很多人感受到，现在物质生活虽较几十年前有了巨大的提升，可是幸福感并没有增强，甚至还有下降的嫌疑。
幸福是什么？普通人和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各有各的答案。以我自创的“动物分析学派”分析，所谓幸福只有三个指标：食物、性、社会关系。对其他社会性动物而言，食物第一，性第二，社会关系最次。食物已经很充足、性被社会法则所约束，我以为人类幸福与否的根源主要在于社会关系。
食物的目的是生存，性的目的是繁衍后代。有性繁殖以来，这两项就成为动物毕生的追求。很多人认为，动物不会像我们人类一样去“想”怎么样。此言差矣！动物和人其实是一样的，古罗马时期的思想家奥古斯丁说人类是唯一把性作为娱乐而不是生育的动物，还博得了多数人的赞同。这完全是一种错误。大多数发情动物通过化学信号激起*，肯定不是它们想到了繁衍后代，而是和人类一样，都是为了“爽”一下而已，由于“爽”的强度如此之高，有很多动物会为*大打出手。至于“爽”和生育后代之间有什么联系，只有我们人类自己知道，这倒是真实的。
只要满足了*，争夺到足够可口的食物，它的基因就会延续下去，其他的都没有太多的意义。只有这两项要求牢牢地绑定在基因之上，因为基因一旦不具备嗜好*和食物的“性格”就会被具有这种性格的基因淘汰。
我们人类成员之间的密码绝大多数包含在作为社会性动物的进化历程之中。
社会关系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群居动物（专业说法叫做社会性动物）特有的习性。对于食草动物这种性格有助于防御攻击，对于食肉动物则有利于捕食。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这一点毋庸置疑，社会成员聚集在一起曾经有利于我们在远古时代的生存，我们骨子里有群居、相互依赖的习性。大体上说，社会性动物除了*和食物需求之外，还进化出协调成员关系、相互依存、相互斗争的内驱动力。我们人类成员之间的密码绝大多数包含在作为社会性动物的进化历程之中。社会关系问题是一个有趣又复杂的问题，几乎是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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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已经拉开（1）
为什么只有800万人口的瑞典，就有爱立信、绝对伏特加、宜家、H&M、沃尔沃、伊莱克斯等世界著名品牌？为什么山寨手机在深圳兴盛？为什么擅长电子消费品的日本在手机行业却难见峥嵘？
这是很多人直觉的疑问，迈克尔·波特也想解释这个问题。
1990年，波特推出洋洋百万言的《国家竞争优势》，连同《竞争战略》、《竞争优势》构成竞争三部曲，波特也因此在这个领域扬名立万，开创了竞争学这个分支。
波特认为，国家竞争优势论有四个点，组成一个四边形，通常被称为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钻石理论”，具体如下：
A要素条件：土地（包括自然资源）、资本、劳力、劳力教育水平、国家基础设施质量等。这些要素条件有些是自然因素，有些则是政府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B需求条件：国内市场是否足够大。多数公司首先的目标是着重于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如果国内市场很小，公司很难开发出新产品。
C相关及支撑产业：聚类自然形成，产业和相关上游产业是否有国际竞争力。
D公司战略，结构及对抗表现：国内的竞争环境造就了公司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
我想从基本的文化背景和微观条件上来理解国家、城市、产业的兴衰问题。
我国台湾地区对大陆电子产业的变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们的眼光和行动往往超前于大陆。
和大陆一样，台湾地区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至上的地区，从加工中得到了实惠，从此乐此不疲。台湾并不注重品牌，富士康曾经小规模尝试过推广自有品牌的电脑等，他们发现东西虽然可以卖得贵一点，但与接订单、制造模式相比，出货量实在太低，销售十分缓慢，所以浅尝辄止，又退回到纯粹的制造模式。以台湾地区为首的制造外包也就是我所谓的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三次产业变革，实质性地奠定了山寨社会的基础。
台湾地区和大陆最本质的区别只有一点，台湾是小市场，大陆是大市场，台湾模式一旦转移到大陆，就会产生新的变形，以适应范围广阔的市场。
历史上的山寨产业几乎都在中国，而不是技术更领先的日本、韩国，原因在于日韩都是大企业统治一切的现实产业。日本有六大电子公司加上六大汽车公司，韩国的三星一家公司的销售额相当于其全国GDP的20％以上。以我的划分方式，日韩是工业革命福特模式的延续。此一原理也适用于西方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从市场来看，就比较清楚。
很多人都在骂*的垄断。其实，日本是世界上电信运营商垄断程度最高的国家，日本电话电报公司垄断了80％的移动电话业务和近90％的固定电话业务。在日本街头几乎没有几款手机可以买，这在非常喜欢电子消费品的日本是难以想象的。其实原因很简单，日本是全球少数几个以运营商发放手机为主的国家，零售市场几乎被运营商霸占了。欧洲发达国家的情况也差不多，在英国、德国等地基本上没有山寨手机，原因很简单，市场已经被几家大运营商霸占了。
多年以来，中国由于市场巨大、经济发展太快、消费者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懂行，各行各业都采取了低价、快速、质量平庸甚至欺骗的策略，大家谁都没有建立起霸主的地位。毋庸讳言，这既是山寨化的原因也是山寨化的结果，此起彼伏、生生不息。
序幕已经拉开（2）
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中描述，反映了中西之区别：“中国人之心灵何以不适于科学方法之发育，其理甚显。因为科学方法除了分析之外，常包含愚拙而顽强的苦役的钻研。而中国人则信赖普通感性与内省的微妙之旨，故疏于分析。至于归纳法的论理；在中国常被应用于人类的相互关系（人伦为中国人最感兴趣之题目），在西方往往有流为呆笨之结果，此例在美国大学中屡见不鲜。就是今日用归纳法所作之博士论文也得使培根痛哭于地下，真是死不瞑目。在中国；大概没有人会那样愚笨，好似写一篇研究冰激凌的论文，经过不断地努力之后，却宣布其犹豫不决之结论谓：制造冰激凌所用糖之主要作用为使之甜。”
实用主义、快速反应、广阔的市场、无穷无尽的各种层次人才的供应成为山寨模式最好的土壤。
实用主义、快速反应、广阔的市场、无穷无尽的各种层次人才的供应成为山寨模式最好的土壤。实用主义、从众心理导致中国任何一个成功都会被迅速地发现，并且以极快的速度复制，这是山寨的特性。
其次山寨首先一定发端于大城市，因为大城市有一个优势就是分工更加充分，配套更方便。
广阔的市场也是山寨很重要的条件，山寨上网本的起源本来在台湾，但是市场空间太小，所以只能由大公司销售。非常大的市场才有如此大的包容性，各种小厂商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如果一款山寨手机生产5万部，在更大的市场上销售的可能性才大；在很小的市场上，很容易被竞争剿灭。
就像亚当·斯密所说：有些业务，哪怕是最普通的业务，也只能在大都市经营。例如搬运工人，就只能在大都市生活。小村落固不待言，即使普通都市，亦嫌过小，不能给他们以不断的工作。散布在荒凉的苏格兰高地一带的人迹稀少的小乡村的农夫，不论是谁，也不得不为自己的家属兼充屠户、烙面师乃至酿酒人。
中国这样的地方还有两个，即北京城市圈和长江三角洲。
在电子产品的三大基地中，北京是最早的基地，中关村很早就成了倒卖计算机相关产品的集散地。尽管中关村一带高校、研究所云集，这个地方始终都以倒买倒卖为主，政府大力扶植、国家高度重视也没有改变这个局面。
上海虽然也是大城市，工业基础雄厚，人才也比较充裕，但上海电子行业的以“轻公司”轻公司：一般指没有工厂、没有工人、没有实体店，主要依靠产品设计和推广销售营利的公司。它们通过互联网和IT技术获得组织能力，拥有极强的市场能力，低成本的组织企业边界之外的资源，形式利益共享的价值网络。——编者注为主，电子制造业远不如深圳周边发达。据说，上海的山寨手机的设计公司比深圳还多。深圳是山寨的生产、交易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