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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完善教学科研制度。1932年12月，北大公布《国立大学学则》，规定本科各系修业年限为4年，每学年至少上课28星期以上，取消1919年以来实行的课程单位制，实行学分制，每个学生至少要修满132学分方可毕业。各系的必修和选修课都有一定比例，所有一年级新生入学后必先修共同科目，同时选修将要转入系科的有关课程，经一年学习，然后才正式成为有关学系的学生。学校还提出本校学生必须人人掌握一种外国文字，能看、能写、能说，凡入国文系者必须外文成绩好。入外国文学系者，必须国文有根底。学则还规定了学生成绩计算办法，学生缺课、补考、留级、退学的管理办法。
1932年研究院正式成立，蒋梦麟兼院长，分三部，原研究所国学门改为文史部，增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部。10月，研究院第一次录取新生25名（文史12名、自然科学3名、社会科学10名）。1934年6月，北大修改研究院规程，将三部又改为文科、理科、法科三个研究所。这时研究院开始走上正规化，有入学考试、论文答辨、学位授予等。
总之，在蒋梦麟掌校时期，北大从军阀蹂躏的混乱中恢复过来，教学和科研都走上了正常轨道，并在许多方面比20年代有所发展。正如胡适所说：他（指蒋梦麟）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这个时期，北大的学风和精神继续得到积淀和发扬，沙滩、马神庙、北河沿一带，仍然是全国学子心中向往的地方。
2。校长冏事：跑大街，讨经费
历史的车轮轰轰隆隆地碾进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如鲁迅诗中所言，那是一段“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岁月。有枪便是草头王，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到处只闻啼饥号寒，触目可见饿殍遍野。政权走马灯似地更迭，人们的基本生活尚且得不到保障，更遑论拿巨额经费去办教育！刚刚从初生的阵疼中成长起来还显得有些孱弱的北京大学又几度面临解体停办之虞。但毕竟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斗洗礼，北大已经有了一定的免疫力，生命力也更加顽强。再加上有蒋梦麟这样一个掌舵人，它不但在痛苦的挣扎中挺了过来，而且还更进一步发展壮大。
蒋梦麟无论是在20世纪20年代代理北大校长，当北大总务长，还是30年代正式就任北大校长，其实都没有过上几天安稳日子。20年代北大在北洋政府腐败的政治漩涡中挣扎，学潮、欠薪、政府对教育的干涉等，都要北大校长出头去应对协调，多数情况下，矛盾双方形似冰炭，斗争尖锐激烈，不可调和，真搞得人唇枯舌焦、头秃额烂。30年代初期的北大，更是经过张作霖奉系军阀和初期南京政府反复折腾过的烂摊子，蒋梦麟临乱受命，勉力恢复，实在是功不可没。
五四运动后，北洋政府一面忙于军阀混战，另一方面对五四时期大出风头的高等学校变换着法子折磨，其中最常见的是欠薪。我把你饿得饥肠辘辘，衣带渐宽，枯瘦如柴，看你还有没有闲工夫动不动就到政府门前请愿到大街上游行。在这种情况下，北大的“大管家”蒋梦麟之狼狈可想而知。
1920年9月，蒋梦麟在北京大学全体大会上说：“本校最困难之问题，为校款不能按期领到。因经费不按时来，实行预算甚为困难。移甲补乙，移乙补丙……去年有一个建筑公司，我们欠他一笔巨款，屡次向我们来讨，我们因为没钱，只好搪塞过去。将到中秋节的时候，他们到我的家里来讨，每天来一次。到了中秋节，我就逃到西山去，不敢见他们。”
1922年12月17日，本是北大成立25周年纪念日，北大学生干事筹备大庆，蒋梦麟因北大校方囊中羞涩，不得不写信给学生泼冷水：“政府视教育如无物，经费积欠已九阅月余，学校势将破产。机关之日常生活，尚虞不给；教职员勉力维持，已久苦枵腹；庆祝事项，在在需款，将从何出？”
他在信中又说：“学校之唯一生命在学术事业，近年经费困难，不特曩所拟议，如图书馆、大会堂等大建设，不能实现；即添购图书、仪器等一切关于同学修学方面之设备，均无从发展。故今年之大庆祝，理宜展缓……现在国立八校，以经费无着，事将关门；本校虽赖教职同人，困苦维持，而来日大艰，正自难言。故不特无举大庆祝之经济能力，实亦无庆祝之可言。”
作为代校长，值此全校同乐、皆大欢喜之时，不得不给学生泼冷水，实在是校长脸上无光之事。蒋梦麟处境之困窘，可想而知。
1923年北大开学典礼，蒋梦麟讲话说：“学校在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之下，竟能如期开学，是同人精神奋斗的结果。至于物质方面，可说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政府里积欠了我们8个月的经费，计有50余万，此外学校里还垫出了17万余。两项共计70余万，差不多一年的经费没有了，所以去年开学时我们说过要建筑大会堂和图书馆的计划都成了泡影。同人数月来终日奔走经费的事，忙得不得了，几乎天天在街上跑。”因为经费有限，招生人数大大削减，1923年报考北大的近3000人，最后只招了160余人。外界对北大也有各种责难。有人竟谣传要放火点了北大第一院，为防备起见，蒋梦麟决定把行政各机关移到易于防范的第二院去。
1923年11月蒋梦麟给胡适写信说：“我现在忙得‘不亦乐乎’，有几分厌倦。教育部无人负责，他校大都不死不活。京师教育事务，我首当其冲，简直是大学校长而兼教育总长。我现在买了一架汽车，天天在街上跑，真是和gasoline（汽车）有仇。”
万般无奈情况下，蒋梦麟也没有当逃兵，而是想方设法维持，“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它中断。”
其实这一决心在蒋梦麟1919初入北大时就已下定了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21日（按：指1919年7月21日）到北京以来，吃了不少的苦，好像以一个人投在蛛网里面，动一动就有蛛子从那屋角里跳出来咬你。唉！若无破釜沉舟的决心，早被吓退了。人人说市中有虎，我说我任虎吞了我就罢了；没有吞我以前，我不妨做些人应该做的事。”后来他给胡适的信中也发出类似的感叹，“蔡先生致评议会函，又属我代理校长。半年的欠款，六百的饥饿的教职员，三千惹祸的学生，交到我手里，叫我怎么办！我昨晚一夜睡不着觉……到了这时候，我已失去自由，只好被人宰割罢了。”
蒋梦麟之所以能献身北大，其中原因很多，如他是搞教育出身的、北大诸多朋友的关系、蔡元培的厚爱等，而更为关键的恐怕是北大校风传统与他的教育思想契合。他热爱北大，热爱北大的青年，愿意为他们奋斗，同时实现他教育救国的理想。初到北大，他对朋友说：“（北大）教职员方面，精神一致，都天天兴高采烈地做事……学生方面更不必说了，这班青年，个个是很可爱的。并不是说空话，我实在爱他们。他们对我说，此后他们要一心尽瘁学术，定要把这个北大变成中国文化最高中心；这般青年的眼光，是很远的。我有一句话，要给在上海的诸位先生讲，北大学生是全体一个精神的，并没有分迎甲迎乙的派别。”热爱北大学子之心，溢于言表。正因为爱北大之深，发展北大之切，所以要和干涉、破坏教育的北洋政府斗争。在罢免彭允彝、五卅学潮、三？一八惨案中，蒋梦麟均代表北大出面周旋应对，最后上了北洋政府的黑名单，不得不躲藏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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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问不及办事高明的“北大功狗”
20世纪30年代，蒋梦麟任北大校长后，勉力将代校长时期和任总务长时期的发展学校愿望逐渐落实。抗战初期，他为长沙临大和西南联大奔走，不以为苦。西南联大在昆明安定后，蒋为常委之一，虽不常在昆明，为联大及北大之事思虑，实未尝稍歇。在联大这种三校合办情况下，蒋自认与实现其教育理想有距离，因而也有苦闷。他1943年写信对胡适说：“联大苦撑五载，一切缘轨而行，吾辈自觉不满，而国中青年仍视为学府北辰，盛名之下，难副其实。图书缺乏，生活困苦（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即王世杰）、孟真（即傅斯年）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责我不管联大大事。我说：‘不管者管也，我发恨时很想把你们三人，一人一棍打死。’”
蒋对联大现状不满，是特殊情形下的思想，因为他认为教育需要好的环境。他曾说过：“教训青年的地方，是在山林花草、鸟鸣虫嘶的天然景内，不在臭虫跳蚤的囹圄内。”所以他把北大的发展寄托于抗战的胜利，并老早地在1942年就酝酿战后北大的办学方针。1943年1月在给胡适的信中，他和盘托出了将来北大办学的设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方针：以北大之向来一贯政策，并蔡先生治学立身之精神为基础，战后在北平创立一文史与自然科学之中心，以社会科学与应用科学附之，而尤以文史为中心之中心；
二、外国文：凡学生无论习何科，必通一外国语，而习国文者尤所必备……
三、群性、个性均加以适当之训练；
四、学科程度当加以严格之训练，以期一般程度之提高，不及格者饬令留级或退学；
五、请美国大学在北大设讲座，并准派学生数人留学美国大学，而给以奖学金（Scholarship）……
从这个既继承北大固有历史，又企图补北大以前之失的设想，可见蒋对北大发展，见地之深远，心情之迫切。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后来的某些人对蒋梦麟的评价很是苛刻，对于他请回胡适、制定北大规章、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与中华教育基金会的合作、反对学生运动等，多有指责，认为他抛弃了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执行了国民党的教育方针，压制学生爱国运动，是个圆滑的政客，口头标榜民主而实际在北大推行专制统治等。如果我们抛开有色眼镜，平心而论，这样的评价实在有失偏颇。首先的问题是，在那个时代要不要教育？回答当然是要。既然是要，便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去奢谈教育。蒋梦麟与蔡元培同样热爱北京大学，他曾说过“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北大建成为全国最高学术中心”。他还在北大31周年纪念时题词写道：“你是青年的慈母，我祝你永远健康生存。”他不是一个政客，因为他没有像后来的刘哲之流一样把北大作为做官的资本去瞎折腾，他只不过在处理教育与政治关系的合作与不合作两种选择中，采取了与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相反的态度。对于北大来说，合作也许更利于它的存在。而且蒋梦麟至少还没有把北大变成培养国民党党棍的工具，这就够了。对于学生运动，从蔡元培要求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观点看来，在那个时代，救国对学生和校长都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在救国问题上革命家和教育家的责任有不同，如果我们承认在革命没有胜利之前还要培养一些科学文化人才，那么，在校言校，在教育言教育，有时分析问题还不能不如此。至于利用中华教育基金会的“庚子赔款”，我们就把他当作与张伯苓接受军阀捐款办教育一样，“鲜花也要臭大粪浇啊！”
让我们再来看看蒋梦麟的另一面。
日常生活中的蒋梦麟，十分风趣幽默，就是在极艰苦的时候他也会时常谈笑风生。初到北大时因为与陈独秀气味极相投，他常对陈说：“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同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
蒋梦麟是秀才，陈独秀也是秀才。清朝时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了，改考策论，这一种便称为策论秀才。这种秀才已经有几分洋气了，没有八股秀才值钱。有一次陈独秀问蒋梦麟：“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
“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蒋梦麟老实回答。
陈独秀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蒋就向陈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蒋梦麟与傅斯年、胡适均是好友，可谓无话不谈。傅口才极佳，谈话时忽而中文，忽而英文，庄谐杂出。有时讲的太多了，他便不客气地说：“孟真（傅字孟真），你说的太多了，请你停止吧！”傅斯年一面笑，一面也就停止了。因是老朋友，向来如此。傅、蒋二人在一起好辩论，有两次，蒋梦麟辩论不过，急得举起手杖来要打他，傅一面后退，一面大笑。
1950年12月17日，北大52周年纪念时，傅斯年演讲说蒋梦麟学问比不上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下台后，蒋梦麟笑着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说完，蒋笑着溜走了。这真是知人论事的妙喻。
第三章 概述
北京大学从懵懂少年到青春焕发，享誉全国以至于全球，应该说主要得益于三件事：其一即前述蔡元培掌校并进行的改革，使北大在教育领域做了改革先锋；其二即本章所述新文化运动，北大在思想文化领域打了头阵；其三即众所周知的五四运动，北大当了救国运动总司令。这三件事先后蝉联互相影响，共同造就了北大的新形象和新精神。三件事中，新文化运动上乘蔡元培改革之东风，高扬旗帜，破浪前行，下启五四运动之先声，并为其做好了思想和生力军的准备。运动中，蔡元培先生所聘来的那些“大腕”们，几乎个个都是赤膊上阵，功勋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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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独秀“一枝独秀”（1）
前述蔡元培履任到京后，先去访问了当时颇有名望的医专校长汤尔和，询问北大情况，并征求文科学长人选。汤尔和极力推荐陈独秀，称其“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北大预科国文主任沈尹默也以陈独秀来回答蔡元培的征询。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在芜湖编辑“安徽白话报”，1903年他曾参加拒俄运动，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来又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斗争。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呼唤“德先生”与“赛先生”，首倡民主与科学。陈独秀于1916年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1918年和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干将之一，后曾参与发起组织创建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总书记等要职，1942年5月病逝于四川江津。
蔡元培本来就与陈独秀打过交道，陈独秀之坚毅力和责任心给蔡元培留下了一种难忘的印象。蔡元培对陈独秀求贤若渴，真有点儿像三顾茅庐，自从1916年12月26日第一次访晤陈独秀后，以后又多次往访，有一段时间甚至差不多天天要去看陈独秀。那时陈独秀有个小毛病，爱睡懒觉。有时蔡元培来得早了，陈独秀还没有起床。蔡元培便招呼茶房，不要叫醒他，只拿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这便又有点儿像程门立雪了。以至后来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原放都觉得过意不去，劝陈独秀以后晚上早睡，早上起来早些才好。陈独秀开始不想就任北大教职，以回上海办《新青年》相推辞，并推荐胡适为文科学长。蔡元培便请陈独秀把《新青年》搬到学校里来办，陈独秀这才慨然应允。正是蔡元培的识才礼才，才使得恃才傲物的陈独秀能与之精诚合作，为北大的改革创新立下汗马功劳。
陈独秀对于北大革新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几乎不亚于蔡元培。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自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为起始标志，但真正发生全国性影响，则是在1917年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也迁往北京之后。正如时人所说，“新文化运动起源于上海而成就于北京。”
陈独秀带给北大的不仅是一个人，还有一份刊物、一种锐气、一股革新精神。正是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后，以北大为依托，以《新青年》为阵地，鼓吹新思潮，聚集在北大的革新力量，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吞天沃日的大波澜。
早在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1卷1号上，陈独秀就发表了宣言书式的《敬告青年》一文，以“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相号召。在该文开篇，作者就痛切地指出：“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youngwhilegrowing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1。陈独秀“一枝独秀”（2）
该文的主体部分，作者从6个方面对自觉和奋斗做了精到的阐释：一曰“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曰“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曰“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曰“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曰“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曰“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关于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他说：“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
关于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