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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这些玩意儿。在他们看来宣传就是写影评，就是做广告，买断版面。他们依然停留在音乐推销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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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 1989（13）
但是，温氏兄弟给刘易斯开了绿灯。他顶多希望有幸能够上几个小栏目，并没有指望唐纳德·威尔德蒙（Donald Wildmon）的CBTV（Coalition for Better Television），后者当时气势汹汹地反对有线电视网。这个设在纽约的激进的NBC分部拒绝做那个广告，他们援引1941年国会通过的禁止在广告中使用美国国旗的法规。刘易斯立刻打电话给“欢乐周末夜”（Saturday Night Live）节目组，这个节目虽然已经有些年份了，但仍维持着初期的成功。刘易斯请他们播出那个节目。他们后来把它放在“相约周末”栏目播出。据刘易斯回忆道：“我们获得了巨大成功！鲍勃和哈维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哈哈哈！’他们抓住了机会，也懂得如何宣传：‘马丁，我们准备在一家地方电视台花5000美元隆重推介它，而这个电视台的节目可以在全国播放，这可值10万美元。”从来没有获得温氏兄弟完全信任的刘易斯忽然间做什么都对了。“哈维管我叫老三，”他说，“有点像第五个披头士成员。这部影片从那时起就已经赚了100万，而我是最初的推手。”
1982年5月21日，《秘密警察的另一场舞会》在纽约首映。据温氏兄弟后来在《好莱坞报道》刊登的一个广告说，这部影片总收入已经达到600万美元。大赦国际显然只拿到微不足道的一笔钱。刘易斯说：“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在影院从来没有赚过多少钱。大赦拿到了应该得到的每一笔钱了吗？我不知道。成本投资数额巨大，也许相当高，但是我们（大赦）不知道如何测算。我会觉得哈维和鲍勃无耻地从一个人权组织窃取了400万美元吗？我不这么认为。他们告诉我们，影院放映会对家庭录像和电视激发出更大的广告效应。大赦不乐意吗？我们在这部作品上的期望值很低，几乎为零。总之，大赦惊讶得无言以对。”
刘易斯心想自己应该变得聪明点，他紧紧握住电视转播和录像版权不放，想像等电影公映后卖个更好的价钱。哈维则急切地想得到这两个版权，而且拒不放弃，简直就像紧紧地黏在你身上一样。他不停地叫嚷：“你必须把这些版权卖给我。”
“我不会卖给你的。我想等电影公映后再说。”
“可是这些版权属于我……”
“那不是我们的协议。”
“我们已经投入了那么多财力精力，我们是一个团队。”刘易斯继续说：“他不停地对我敲打以加深我的内疚感。最后，我完全被这种死缠硬磨击垮了。我觉得这简直就像一场我经历过的最高烈度的性行为，让我感到既恐怖又愉悦。我女朋友会杀了我的。”刘易斯挂断电话的时候，已经答应把电视转播和录像版权卖给哈维。
哈维和鲍勃从这部电影身上榨干了每一滴血，他们以《秘密警察的舞会》和《另一场舞会》为平台转挪腾移，反复利用、肢解原材料，像平地印第安人（Plains Indians）那样，要求充分利用一头野牛的每个零部件，牛肉用来做食品，牛皮用来做衣服，牛角做什么都行。1983年，温氏兄弟显然拿到了《蒙蒂·派森与圣杯》（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又译《巨蟒和圣杯》——中文版编者注）的影院播放权，这部电影已有###年的历史，他们把它跟已经放映的《秘密警察的另一场舞会》合成一本，在发行时宣称“经过派森化处理”，在赚到更多钱、填足了饥肠辘辘的录像胃口后，他们又利用两部《秘密警察的舞会》的剪余片，剪辑成一部90分钟的录像电影，取名为《秘密警察的隐私区》（The Secret Policemans Private Parts），然后卖给Media Home Entertainment。哈维和鲍勃甚至把《秘密警察》的馅饼再次切成两部电影（喜剧和音乐两块）：《秘密警察的私人舞会》和《秘密警察的摇滚乐》，卖给一家日本公司。跟大多数像温氏兄弟这样专捡被好公司扔掉的东西起家的发行商不同，哈维渴望获得知识分子和高雅阶层的尊重。在戛纳期间，他碰上了《埃伦迪拉》（Erendira，1983），这是一部由鲁伊·圭拉（Ruy Guerra）根据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ia Marquez）的短篇小说改编执导的巴西电影，他一下子就看中了。现任ICM代理、当时还在米拉麦克斯以每小时美元的薪水打杂、刚从纽约大学电影学院毕业不久的小伙子罗伯特·纽曼（Robert Newman）说：“在他们试图购买某部电影的同时，他们已把该片的家庭录像版权卖给了别人，同时也已经着手把它预售给电影院。把奶牛和奶都买下来还是很划算的。”《埃伦迪拉》由希腊著名女演员艾琳·派帕斯（Irene Papas）和一个非常性感的名叫克劳迪娅·奥哈娜（Claudia Ohana）的新人主演。纽曼曾表示怀疑地问：“你怎么把它卖出去？”“这很容易！”哈维回答，“你搞到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而且里面还有性。有这两样东西就足够了。”
美国制造 1989（14）
哈维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一位对美国向来直言不讳进行批评的左派作家，美国政府拒绝过他的入境签证。但是，他打算利用这点，他要制造一种美国国务院不许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前往美国参加自己电影首映式的坏消息。纽曼说：“他打算不用花一分钱就达到发布信息的目的。”他还继续打派帕斯这张牌，他设法让《埃伦迪拉》参加纽约电影节，同时让奥哈娜上《花花公子》。当时被哈维请来参与那部影片工作的资深独立电影宣传员雷德·罗塞费尔特（Reid Rosefelt）说：“米拉麦克斯让奥哈娜袒胸露乳！我想，这次有些不同。他们寡廉鲜耻地出售着我在这个偏门电影市场上从来不曾见过的东西。”
后来《埃伦迪拉》小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把性、争议和拥有马尔克斯出版许可的权威结合起来，成为米拉麦克斯渴望发行的那种电影范例，也成为他们很想操作的市场宣传模式。
当初，温氏兄弟显然并不满足于仅仅发行别人的影片。这两个为电影痴狂的年轻人像许多在独立电影发行的葡萄园里辛勤劳作的人一样，在做导演方面遭到过挫折。鲍勃幻想当一个编剧，他曾经在哈维的帮助下写过一个关于棒球比赛的剧本，名叫《大投掷》（Grand Slam），后来无疾而终。1980年，兄弟两个又屈尊加入约翰·卡朋特拍摄的由杰米·李·柯蒂斯（Jamie Lee Curtis）主演的万圣节系列剧中一部叫《燃烧》（The Burning）的恐怖片剧组，该片讲述一个夏令营辅导员用修草坪的大剪刀肢解放纵不羁的青少年的故事。影片由哈维负责制片，鲍勃担任编剧之一。
1970年代后期，哈维在布法罗北部加拿大的晶体海滩（Crystal Beach）买了一所可以离群索居的小屋，兄弟俩住在那里开始写电影剧本，指望从此走上电影导演的职业生涯。这部影片是约翰·休斯（John Hughes）式影片和音乐片的混合。随着剧情的发展，几个青少年继承下某个小镇上一幢破旧不堪、没有多少用处的屋子，后来改造成一个摇滚旅馆——变得越来越有自传色彩，大致以温氏兄弟在布法罗世纪影院的生活为背景。温氏兄弟的朋友们认为《见者有份》（Playing for Keeps）有种弗洛伊德式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的意味，可以用来分析温氏兄弟令人困惑的情感发展之谜。
温氏兄弟谁也没有导过影片，所以先拍了一卷20分钟的胶片，带到戛纳，想借此筹集一笔钱。哈维童年时代的朋友、曾经负责这部影片的音乐、同时被答应给一个制片名头的艾伦·布鲁尔（Alan Brewer）回忆道：“大家都说，凭他们那点有限的经验就想拍电影，简直是疯了。但是，正是这种经验的不足才促使他们去拍这部影片，尤其是哈维。‘你认为我疯了吗？看我的吧！’”哈维拍这部电影时仍然依据自己做电影配乐唱片的经验，他放话要荟萃布法罗提携起来的所有超级明星来出演。如果这部电影本身能一炮打响，那是没问题的，他说，录制成音像制品就会大赚一笔，更不要提后续的MV了。总部在伦敦的J&M电影公司买下他的音乐部分并答应出400万美元投资这部影片。
影片生产体制是一个导演与制片人、明星与前二者或者之一，以及大制片厂与上述所有要素互相平衡的系统。但是，也许是出于无知、偏执还是其他某种古怪的紊乱，温氏兄弟凭借他们有限的聪明，决定同时兼任导演和制片人。而且，更糟的是每个人既是制片又是导演。
那部叫《见者有份》的影片是在宾夕法尼亚的威尔克斯巴里附近的贝瑟尼一个农场拍摄的。温氏兄弟在洛杉矶做了全部情节串联图，所以，在理论上拍摄对他们来说并不困难，他们只需要把那些点串联起来就可以了。但事实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当时曾被制片主任聘来担任制片主管、现任奥特劳制片公司（Outlaw Producers）合伙人的杰夫·西尔弗（Jeff Silver）回忆道：“我经常管《见者有份》叫电影中的诺亚方舟，因为那里一切都是双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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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这只双头兽也在成倍地吞噬着预算。财政问题显得极其严峻，甚至早在主体拍摄开始之前就存在了。西尔弗回忆道：“我是在拍摄开始前两个星期被招进剧组的，他们对我说，帮个忙吧，我们碰上麻烦了。他们让我检查拍摄过程中有关的责任人和问题所在。我在各个部门一一询问：‘你们怎么会超支这么严重？’大家往往会说：‘我们一会儿接到鲍勃的命令，一会儿又接到哈维的命令。’而哈维和鲍勃很多时候意见并不一致，唯一一致的地方就是在开支上妨碍整个剧组的运作，在这方面两个人配合得倒是完美无缺。他们一个劲儿地喊叫和抱怨开支问题，由于无法在任何事情上达成任何一致，他们才是开支膨胀的最大原因。我的结论是：‘是那两个孩子，兄弟俩，把这里的一切搞得乱七八糟。’我被招进剧组是充当一个侦探的角色，但我发现罪魁祸首就是我的客户本人。”
1984年9月中旬，剧组正式开机。双导演体制跟双头驴子一样稀罕，每当需要作决定的时候，就变成我们应该这样拍还是应该那样拍。“他们在管理问题上无休止的争论到了这种地步，我们站在那里无所事事开始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事情，因为有时这种争执会持续15或20分钟。”西尔弗回忆道，“他们在片场永远如些。”他们意见不一致时——而总是如此——就得同时用两种方法来拍，试图把分歧留在剪辑室里再解决。
另一方面，温氏兄弟对演员也不闻不问，这些本来就很敏感的人需要多加关爱，尤其是那些经验不足、要价不高的年轻演员。（玛丽·沃德［Mary Ward］扮演那位“有趣情人”的角色，玛莉莎·托梅［Marisa Tomei］是第二次上戏。）她们对这种粗野的叫嚣和藐视不知所措，而这却是温氏兄弟导演武器宝库里唯一的技巧。据一位总在现场的人回忆道：“鲍勃在视频监视器后面一坐就是两个小时，经过一番放松，精神焕发后就出来整你。接着哈维又去放松一番，然后又叫嚷一番。这很像轮流指导。有一天，他们竟然把沃德弄得歇斯底里地哭起来。他们联合起来整她，冲她叫嚷。她说：‘不是一个导演冲我喊叫，而是两个。’”
据西尔弗说：“有过这种遭遇的不光玛丽·沃德一个人。我在剪辑室里也看到有人被整哭过。那两个家伙太专制、控制欲太强了。他们会因为头一天他们交代过的事情冲你发火，第二天又说他们根本就没交代过。有些事情这一刻做得很棒，下一刻就又很糟糕。我已经习以为常。许多人在拍片期间连性格都改变了。那简直像一场战争，让人神经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在最初那段时间，我想，碰上这两个家伙真是倒霉，两人的脾气太暴躁了，根本无法通融。当他们盯上你要整你的时候，那样子好像你对他们构成多大威胁，这种时候你只想撒手一走了之。‘好吧，也许是我无能。’他们让你生活得痛苦不堪。”最后，西尔弗只好辞职。“我的工作职责是‘控制欺诈行为’。但无人能胜任这项工作。”
由于温氏兄弟既是制片又是导演，没有人敢说“不”字。当时也被列入制片人名单的布鲁尔回忆道：“对他们来说，倾听别人的意见真是太难了。‘但是，如果你执意如此，花你自己的钱好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预算。’他们常常这样说，‘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从其他地方拿钱来！’但事实上根本没有其他资金来源。”西尔弗继续说：“谁也不知道预算是什么。其实根本就没有预算。完全是一团糟。即便到今天也说不上那部电影最终花了多少钱。如果说投入了800万，我一点也不惊奇。数周时间就开销几百万。”
影片投资公司派戴维·科达（David Korda）到片场以示警告，科达是导过1939年版的《四根羽毛》（The Four Feather）的导演祖尔丹·科达（Zoltan Korda）的儿子，乃著名的英国电影世家子弟。其间，J&M公司派前联美公司主管克里斯·曼凯维茨（Chris Mankiewicz）到这列逃亡列车的轨道前方拦截。曼凯维茨跟科达一样生于电影世家。他父亲是乔·曼凯维茨（Joe Mankiewicz，即约瑟夫·曼凯维茨［Joseph L。 Mankiewicz］——中文版编者注），执导过经典影片《关于伊芙的一切》（All About Eve，又译《慧星美人》——中文版编者注），而他的叔父赫尔曼·J（Herman J）则担任过《公民凯恩》（Citizen Kane）的编剧。“那是在迪克西维尔的一个见面会上，”曼凯维茨回忆道，“两个人中充当奥托·普雷明格（Otto Preminger）的哈维，这个喜欢咆哮和尖叫的家伙与鲍勃，这位顽固不化的家伙，谁也不知道该如何拍这部影片，但谁也不肯承认这一点。从这两个粗鄙的、来自布法罗的野蛮人身上看不出任何导演的才华。他们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干。倒是那种极端缓慢的生产速度和惊人的犹豫不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部剧本完全经不起推敲的影片，是一笔可怕、乏味的搞笑买卖。温氏兄弟要导弗兰克·卡普拉式喜剧，完全没门。我认为他们属于假冒内行的骗子。我不相信谁会给这种人投钱来拍电影。在那个年代，作为客户他们算是很残忍的了。每次哈维碰上我都要戏弄一番。再也没有什么比一场温斯坦式的嘲弄更让人愤怒不堪的了。他非常无情。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很像迈克·泰森（Mike Tyson），仿佛他就等着比赛的铃声响起好进行一番搏斗一般，大家都会凝神屏息，心想他会把对手捏得粉碎。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他这样牲口般强硬的人。”
美国制造 1989（16）
“印象中哈维对电影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他对电影的历史或者自己推崇的电影什么也说不上来。”曼凯维茨接着说，“可以想像得出，他在科达或曼凯维茨家人旁边永远不会问：‘给我讲点你爸爸或叔叔的事情吧。’我认为他对戴维·科达家族或者我们家的背景一无所知。我从小就认识许多伟大的编剧。他们身上散发出一种诗人或者作家的气质，有一种艺术情怀。你永远无法把哈维跟缪斯联系在一起。不管他是去拍电影、做面包或者生产枪械零部件，在他眼中这一切都不过是一种商品，是为了满足一种雄心勃勃的感觉。他也不过借此找口饭吃或者想发一笔横财而已。”
影片的拍摄工作一拖再拖，计划封镜的日期已经过了几天、几周，直到48天以后，电影投资公司要求在1984年11月10日封镜。据马丁·刘易斯说，温氏兄弟知道电影拍得不好：“他们想拍得更好一些。但他们把工夫都下在音响上了。他们发动了天主教区和犹太人区的热心者来帮忙。他们找到了汤森，皮特·汤森！从他那里搞到一首Life to Life的歌曲。他们还搞到菲·科琳斯的一首歌，虽然是从专辑里挑出来的，但那首歌本身并不坏。这两个家伙还不满足。他们还想讨好更老的人群，于是又找到了彼得·弗兰普顿（Peter Frampton）。他们还想讨好非裔美国人，于是又找到斯莱兹姐妹组合（Sister Sledge）。他们覆盖了人类所知的几乎他妈所有的人群统计样本。他们献出歌曲，完全是因为受到无情的魅惑、强迫和哄骗。‘就请帮我们一个忙吧，我们拍了一部电影，需要你帮一把。’他们在这方面的创造性本领远在做导演之上，但你不得不佩服这点。如果对方不肯答应，他们是不会走的。他们就像终结者，绝不轻易罢休。”
哈维把罗伯特·纽曼和他在布法罗时代的伙伴吉姆·多伊尔（Jim Doyle）留在纽约照看生意。但是；少了温氏兄弟的悉心关照，工作干得很艰难，尤其由于剪辑工作一直拖到第二年，《见者有份》又在消耗生命资源，更不用提现金了。布鲁尔说：“《见者有份》绝对削弱了米拉麦克斯的财力，使它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当时的形势极其严峻可怕。”刘易斯字斟句酌地补充说：“他们一心想把《见者有份》做成功的激情跟这部影片的质量完全不成比例，比他们跟我的关系还要紧张得多。我没有感觉到灼热，而是一种伤害。当你打算举办一个聚会，每个人都邀请到了，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就绪，这时，你会坐下来说：‘可以了，只能如此了。’但温氏兄弟却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不会停下来。如果要取得成功，那必须是大获成功才行。他们一直在追逐那种成功。”
也许是其音轨的缘故，环球公司在弗兰克·普赖斯（Frank Price）王朝日渐式微的日子里捡起这部影片，然后又随便地将其扔掉。普赖斯的继任汤姆·波拉克（Tom Pollock）说：“它的命运就像哈维处理的其他许许多多影片一样。”刘易斯接着说：“恐怕只有傻瓜才会说这部影片有多了不起，环球愚弄了我们一把。我们要再拍一部。于是就有了《见者有份2》。然而他们却说：‘我们不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