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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是打动不了女孩的。”她说，“你没有必要采用那种穷追猛打的方式。我认识许多漂亮女人。你就跟着我好了。”
塔伦蒂诺和安德斯两人都不刻意。他们交往到第六个星期时，还没有一起睡过觉。在一家饭店吃过晚饭后，塔伦蒂诺问她：“要我开车送你回家呢，还是想回我的住处看看我那些编过号的录像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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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游戏 1992—1993（11）
“你最好还是别跟其他的电影制作者约会。”安德斯说，“卡斯林·比格洛（Kathryn Bigelow）说过：‘四次，顶多。’我曾和昆汀约会，我本来就整天在剪辑影片，感到这家伙不适合做我的男朋友，因为他老对我说些自己的剪掉了哪些东西，诸如哪些精彩场面不再在《落水狗》里之类。我对此毫无兴趣。这给我的感觉就类似脏手绢之类。”
1992年，经过一场可怕的重挫后温氏兄弟再度出山，但是票房反弹情况还没有好到足以让他们从前两年自掘的深渊中爬出来，公司的下滑似乎还在加速进行。迈克·纽威尔（Mike Newell）执导的《魔法四月》（Enchanted April）于7月31日公开发行，成为年度最大赢家，总收入达到1320万美元。1991年度米拉麦克斯发行的唯一一部获奥斯卡奖的《地中海》（Mediterraneo）总收入为450万美元。《熟食店》（Delicatessen）总收入为190万美元。但是跟佳线电影公司发行的罗伯特·阿尔特曼执导的《玩家》（The Player）以及麦钱特艾弗里投拍、索尼经典发行的《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相比，自然算不上突破性的成绩，后两部影片每部总收入差不多达到2500万美元。与此同时温氏兄弟的总体管理费用也攀升了，他们得付更多的钱才能拿到影片，由于他们自己炒作的结果，市场变得更热。最糟糕的是，他们投出的资金经常收不回来。理查德·斯坦利（Richard Stanley）模仿Hardware的作品《尘埃恶魔》（Dust Devil）就一直未能发行，《汤姆和杰里：电影》（Tom and Jerry： The movie）和《爱情犯罪》都大败而归。哈维买下马克·约菲（Mark Joffe）执导的《新风云人物》（Spotswood）；又名《效率专家》（The Efficiency Expert），这是安东尼·霍普金斯继《沉默的羔羊》之后出演的第一部影片。他重新作了剪辑，11月时眼看着它走向死亡，总收入仅101307美元，令人吃惊的程度仅次于汤姆·迪西罗（Tom Dicillo）的《旧欢如梦》（Johnny Suede）；该片总收入仅为13477美元。
《综艺》引用一个放映方的话说，米拉麦克斯“已经失去他们昔日的棱角，因为买的影片太多了”。根据交易报告的统计，1992年9月，米拉麦克斯就积压了16部未公开发行的影片，公司显然负担不起发行费。《综艺》拿到的财务报告显示，1989年米拉麦克斯总纳税收入为2812万美元，税后利润为264万美元。1990年，公司总收入为4990万美元，税后利润为404万美元。但是1991年，税后利润几乎与前一年持平，为435万美元，而总收入却增长了50％，达到7409万美元，这些数字表明，就赢利率来说，总收入是多么具有欺骗性；并且它也很好地显示出米拉麦克斯在1992年为了保持与前一年相当的收入水平，得投入多少资金。连续3年赢利率依次从9％降到8％再到5％。电影生意向来具有周期性，大制片厂由于资金实力雄厚，能够挺得过那些不可避免的萧条期，但是，在行情糟糕的年份，对于一家小独立电影公司来说就很难度日，连续两三年都如此的话，几乎就无法生存了。
据说米拉麦克斯在1992年发行了22部影片，总收入达到3900万美元，每部影片平均收入为180万美元。新的帝门公司在圈内被称作“Dementia”，以发行《猛鬼追魂3》（Hellraise3）、《人间地狱》（Hell on Earth）一举成名，该片总收入达1200万美元，《玉米地的孩子2：最后的牺牲》（Children of the CornⅡ：The Final Sacrifice）预算投入90万美元，总收入达700万美元，两部影片加起来比米拉麦克斯收入的四分之一还多一点，这些数字还不包括预付和开支，不含财务安排、辅助收入等等，只是公司部分效绩，但是他们显示的业绩并不好。资金周转完全不畅通。据塔斯克回忆：“债主不断上门讨债，都说‘你们为了参加戛纳节，每天都补助50美元’。你总不能去吃汉堡包吧。公司要求员工们把印有文字的纸反过来当复印纸用。他们不去换旧色带，让办公室人员反复使用旧复印机。员工们喝咖啡、喝水、停车都得自己付钱。”塔斯克说，“你会听到他们都不给摊贩付钱的事，或者砍价说：‘我只给你75美分。’他们经常鼓励我们说：‘尽可能多读杂志，跟评论家们保持同步，看看他们在说什么，同时还要多看电影方面的报道。’忽然间又传来‘别的杂志都砍掉，只保留《综艺》和《好莱坞报道》（Hollywood Reporter）’。”员工拿着他们的工资支票跑着去银行，以免他们又变卦（他们倒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斯图尔特·伯金回忆道：“鲍勃常常走过来说：‘你们过几天回家工作怎么样？马上就断电了，电话也没有了。’付不起账单了。”鲍勃本人回忆道：“我经常去蔡斯曼哈顿银行，先是跪着，最后变成匍匐在地上讨钱。你得向银行家们解释简·坎皮恩是谁，在解释中途又想，我怎么都在说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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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游戏 1992—1993（12）
换句话说，米拉麦克斯就像加利福尼亚那些悬臂式房子，每当下雨的时候，危险到快要从山丘一边滑向大海里去，公司完全用四根不稳的柱子支撑着：北美影院发行、海外销售、录像带、付费有线电视。影院那条腿早已虚弱不堪，因为即便在黄金时代，温氏兄弟干的也是一个需要投入很多而收入微薄的行当。在这个行业，他们制作的影片越多，需要投入的资金越多。为了保持不败，他们得加速奔跑，即便那些“成功”的影片究竟能赚多少钱也是个问题。影片在剧院上映的时间越长，他们需要支付的广告费越多，用于支持放映方的票房收入的分配额会越大。他们跟HBO做过一笔交易，后者付25％—30％的制作费用，可是很快这个合同就要过期了。这种关系对公司相当重要，因为米拉麦克斯发行的偏门作品决定了观众将是高层次的看付费电视的人群，因此没有多少免费电视的价值。但是，即便像HBO这样的地方电视台也正在试图用好莱坞大片来扩大他们的观众群，当HBO拒绝续签协议时，对米拉麦克斯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特别是米拉麦克斯还欠着包括米德兰·蒙塔古在内的好几家银行的钱的时候，被温氏兄弟雇来去填补HBO的漏洞的CAA的约翰·普泰克（John Ptak）说：“哈维的处境相当危急。”
但是，换个比喻的说法，1992年就像坐一次过山车，跌到低谷后随之而来的则是惊心动魄的高峰。离开圣丹斯到新线公司担任采购部主任的托尼·萨福德有一度非常郁闷，他选择在那个时候跳槽到米拉麦克斯。“他们在偷袭敌营方面很有一手。”他说，“我对于离开一个蒸蒸日上去一个在别人看来一直处于崩溃边缘的公司有些犹豫不决，这家公司有那么多影片毫无反响，库里还积压着许多产品，而银行还在逼债。但是，我也经历过新线的鲍勃·沙亚的工作风格，他像沉思者般正襟危坐在办公室里，太阳已经下山，天色越来越暗，他却从不开灯。另一方面，哈维不仅是个情绪化的人，而且还根据情况需要得心应手地玩情绪游戏。那段日子在米拉麦克斯工作是很激动人心的。”
虽然温氏兄弟的财政紧缩政策勒紧了员工的裤腰，他们却不想让这个影响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还是过着旅游和娱乐大王的生活。”施密特说。他们喜欢豪华宾馆，住的都是洛杉矶的贝弗利山庄宾馆、伦敦的索威饭店（Savoy Hotel），巴黎的里兹酒店（Ritz Hotel）等。“他们乘飞机要坐头等舱，后来干脆包专机，他们有好几部高级轿车，还有小车班服务。”施密特接着说。在他们最艰难的时期，有一次宝丽金公司的总裁迈克尔·库恩（Michael Kuhn）在贝弗利山庄碰到哈维，来到他的房间，那是一个豪华的套间。当哈维在那里哭穷、慷慨陈词地说减少开支，削减员工时，库恩有些怀疑地问道：“哈维，如果真是这样，你怎么住这么大的套间？”哈维答道：“我按照比例只付了其中一间的房费。”
“你怎么有这个能耐？我在这一层从来就没有住过你这样的房间。”
“那是因为我在这里花了很多钱。”
那年米拉麦克斯带着《落水狗》去参加戛纳国际电影节。法国人很喜欢这部影片，更重要的是他们很崇拜塔伦蒂诺，他已经成为这次电影节上的一个明星。他愿意跟任何想跟他接触的人交谈。温氏兄弟一直在把导演推向市场，显然，他们在塔伦蒂诺身上押的赌注赢了。
电影节也给温氏兄弟提供了一个抛售他们拿到手却发行不起的影片的机会。普泰克属于在国际预售和资金周转领域耕耘的不多的先驱者之一。他把哈维引荐给杰弗里·卡岑伯格（Jeffrey Katzenberg），试图劝这位迪斯尼的总裁买下由乌比·戈德堡（Whoopi Goldberg）主演的南非音乐片《萨拉菲娜！》（Sarafina！），以及文森特·沃德（Vincent Word）的《爱在我心深处》（Map of the Human Heart）。卡岑伯格看了《萨拉菲娜！》40分钟后就答应买下来，另外还一揽子买下五部电影的录像权，总计1350万美元。“米拉麦克斯马上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开心的一群人了。”普泰克说，“他们还有6到8个月就要破产了。我走进他们在纽约的办公室时，秘书们拥抱了我。”（但是这笔生意花了CAA9个月的时间才收回合同上承诺的费用。）除了向迪斯尼出售一揽子影片，普泰克还介绍了一笔优先购片合约（firstlook deal）； 为米拉麦克斯拍摄大预算影片赢得一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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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游戏 1992—1993（13）
创立帝门公司以及卖出《萨拉菲娜！》被商家认为是一种绝望之举，明确标志着米拉麦克斯正在走向独立电影的坟墓，这种说法应该不太离谱。正如施密特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哭泣的游戏》，我们的资金就会完全耗尽。”但是《哭泣的游戏》却拍出来了。1986年以《蒙娜丽莎》（Mona Lisa）在艺术电影界获得成功的尼尔·乔丹，早在1982年夏天就写出过一部叫《士兵的故事》（The Soldier's Story）或者《士兵的妻子》（The Soldier's wife）的剧本，但是由于其中一些问题无法解决，于是搁在一边开始创作《狼群》（pany of Wolves），后来皇宫公司1984年出品了这部影片。7年后，乔丹和史蒂夫·伍利现身柏林电影节，电影节上放映了乔丹的最新影片《奇迹》（The Miracle），这是一部乱伦题材的影片。在柏林一家酒吧跟伍利喝酒的时候，乔丹拿出那部未完成的剧本问道：“你觉得如果弗古斯在伦敦寻找的那位黑人士兵的女朋友迪尔最后变成一个男子会怎么样呢？”伍利想了想觉得这个主意非常精彩，并且向乔丹保证，他会投资拍摄。伍利把剧本寄给温氏兄弟。“你怎么拍啊？”哈维问。
“我们会找到合适的人。”
“我不相信。祝你好运吧。”
据乔丹说，哈维跟别人一样害怕沾上这部作品，这是一个充满种族、政治等要素的易爆性混合物。据伍利说：“除非我找到一个有易装癖的女孩，他才会做。因为他觉得观众会觉得太令人反感而难以接受。”但是，伍利并没有就此气馁，他在四频道（Channel Four）、英国银幕（British Screen）以及一些银行集团的支持下继续努力着。找一个不男不女的家伙来扮演迪尔看来有些难。最后，导演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的男朋友推荐了一个俱乐部会员、时装助理杰·戴维森（Jaye Davidson）。乔丹和伍利很喜欢戴维森的表演，但是，搜寻工作还在进行。后来，有一天，伍利很晚打来一个电话。他对乔丹开玩笑说：“再找来找去太蠢了。杰就很好，况且他的台词也讲得不错。我们先把他定下来再塑造他吧。”影片于1991年秋季开始拍摄。三部投拍的影片全都取得成功，皇宫于1992年8月宣布破产。
这部影片以伦敦为背景，以爱尔兰共和军（IRA）恐怖主义活动为线索，风格沉静而忧郁，以死亡开始又以死亡结束。全片讲述了眼神忧郁的斯蒂芬·雷（Stephen Rea）扮演的角色的经历，他最后发现自己的情人迪尔居然是一个易装癖。戴维森的表演诱人、脆弱、惊悚，非常让人信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乔丹用马特·戴蒙注解哈维的蝎子和青蛙的寓言来结构整部影片。
那时担任四频道经理的杰克·里奇纳（Jack Lechner）看了粗剪的样片后来，走在苏荷已的大街上心想，这部影片真是太好了，我希望25个人都去看看。“参与这部影片制作的人都不会认为它仅仅是一部好看的英国小制作电影，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也许能收回成本。”他说，“戛纳已经接受了它。威尼斯也接受了，它的行情似乎不错。”伍利和鲍威尔的眼界变得高起来，1992年2月他们决定把《哭泣的游戏》（现用名）交给大制片厂而不是艺术片发行商来发行。主管们都不接受这部片子。他们在观摩放映期间打了也接了很多电话。派拉蒙的总裁布兰登·塔蒂科夫（Brandon Tartikoff）在观摩期间就要看到迪尔隐私部位的镜头时接到这样一个电话，那个镜头被他完全错过了。等试映结束后，伍利说，他以为影片会引起强烈争议。塔蒂科夫表情疑惑不解地问：“为什么会那样？”
米拉麦克斯的人离戛纳电影节还有两个月时在美国电影市场展（American Film Market）的埃迪科夫放映室（Aidikoff Screening Room）看了这部影片，哈维挺喜欢，鲍勃则更为痴迷，他热情地要促成这笔生意。温氏兄弟知道，围绕迪尔性别引发的各种议论会让他们在媒体上热起来。但是，钱依然是个问题。温氏兄弟一遍又一遍地问：“从影片内容看，有制作录像的价值吗？”他们担心重型炸弹影片会因此而扼杀掉这部影片。最后，他们终于想通了，决定为本片展开一场耐心的讨价还价战。米拉麦克斯曾对尚处于剧本状态的《哭泣的游戏》毫无兴趣，当时它的北美版权出售价为100万美元，最后米拉麦克斯花了一个春天的时间跟索尼经典为北美版权进行讨价战。吝啬的巴克和伯纳德拒绝作哪怕一寸的让步。北美版权以150万美元落到米拉麦克斯手中。许多发行商像佳线的多伊奇曼都放弃了，后来都很后悔。他回忆起来时充满遗憾地说：“我应该能够打败哈维和鲍勃的。我本来下决心要拿到那部影片，但在最后一刻退却了，认为很难保密住其中令人吃惊的情节，内容一旦公开，大家就没有兴趣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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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游戏 1992—1993（14）
乔丹觉得哈维把他的前一部影片《奇迹》废掉了，所以这次合同上某些条款规定得相当苛刻。“我很担心他们又会重新剪辑，做一些混账试映。”他说。伍利又补充说：“尼尔深受其害。我们不想让人任意删改影片。我们也要确保他们不能动影片的结构，不许改换标题，不许配音，不许试映——他们必须原原本本地发行这部影片。”这对投资者是一件好事，但对米拉麦克斯却是一件坏事。为了回收到150万美元，公司不参与任何分成，只拿一笔成本开支和25％的发行费。换句话说，米拉麦克斯拿到收入后，从总收入的股份剩余中扣除成本，剩余的归投资者。
1992年整个秋季，《哭泣的游戏》先后在特柳赖德和多伦多等几个电影节上放映。最初，米拉麦克斯极力推举《严肃舞厅》（Strictly Ballroom）作为公司参选奥斯卡奖影片，完全忽视了《哭泣的游戏》。曾经为在英国发行制定过不要暴露秘密策略的伍利，又把这一策略用在自己的影片上。在特柳赖德举行首映式时，整个影院一片萧条。“米拉麦克斯根本就没有在这部片子上下工夫。”他回忆道，“只有我们几个人在现场，天呐！”但是第二场却几乎坐满了，第三场已经拥挤不堪。托德·麦卡锡在《综艺》上发表了一篇赞誉有加的影评，这篇文章影响了参赛形势。追踪调查的成绩很高，《哭泣的游戏》看样子要获奖了。“这个局面并不是哈维打开的。”伍利说，“但他利用了这个局面，而且干得相当漂亮。”
1992年10月，随着英国公映日期的来临，爱尔兰共和军启动了新一轮恐怖攻势。《哭泣的游戏》以戴维·贝里（Dave Berry）1964年唱的一首歌的名字重新命名以避开爱尔兰共和军的锋芒，在同一星期公映。虽然影片得到评论界的赞赏，但商业效绩却是灾难性的，票房收入不到30万英镑，还不及其预算的七分之一，更不用说算上印刷和广告费用了。从总收入看，四频道和皇宫几乎无法支付全部拖欠的成本投入资金。
《哭泣的游戏》于同年11月25日在纽约和洛杉矶的一部分剧院开映。即便到了那时，米拉麦克斯的组织仍然一派混乱。伍利惊讶地发现，它还没有给相关剧院提供海报。但是，在影片发行的第一个星期，哈维常常悄悄去影院大堂抓住工作人员问：“这部影片讲了什么？有什么了不起的秘密吗？”伍利说：“别人就回答，你可以跟我老婆睡觉，但我不想告诉你《哭泣的游戏》的秘密！观众觉得非常了不起。这就是这部影片卖得出去的原因。”
在欠着银行债务和勉强能维持生计的困难时期，出现了温氏兄弟梦寐以求的成功。他们已经尝到了金钱的滋味。他们花了双倍的代价想买断米德兰·蒙塔古的股份，最后终于在1992年12月，以310万美元如愿以偿，同时还抵掉欠米拉麦克斯的270万美元。一位曾代表米拉麦克斯参与这项谈判的人说：“我们努力不漏掉一个子儿。那两个家伙已经穷得连个撒尿的壶都没有了。”鲍勃欣喜若狂。他逢人就说：“我们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