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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教你绣花，好不好？”
我当然乐意，每天晚上就到她这里来，那个时候好像没什么功课，在学校里就做完了。
灯挂在头上，黄黄的一圈落在正厅里。奶奶拿一个小花绷，把一块白色的手绢绷在上面。她不用描花样，针到了样子就到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她在灯下穿针的样子，一根线劈两根，放在嘴里抿抿，举起来，对着电灯，一下子就穿过去了。像是从光芒中间穿过一样，针和线都闪着彩。
后来，我在医院帮那些急猴猴地想嫁出的人绣枕套，飞针走钱，端得好功夫。全是格格奶奶真传。
我开始叫她格格奶奶，最让我入迷的不是格格奶奶的绣花功夫。
入迷的是做糖球。
那个老男人把一大堆从乡下买来的土糖熬成透明的琥珀一样亮的糖浆，半冷的时候用棒子搅啊搅，然后套到一根木棍上，然后像拉面线一样拉，一遍遍地拉。呼呼的响。最后就摔到面板上，搓成一条细细的糖棒。
格格奶奶拿着大剪刀，喀喀喀喀，一刀一颗糖块。再放上炒熟的米粉。格格奶奶的功夫就出来了。她把糖块放在一只大大的竹匾里，不停地晃啊摇啊。天井里就是哗哗的声音，跟下雨一样。
糖块变成了糖球，她把它们装到一只大的玻璃缸里。那缸子我还记得有一个铁盖，上面有一个骑车的外国人。自行车前轮小后轮大。
第二天，糖块就摆在小摊上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成了不花钱的客人了。有时我会炫耀自己，带同学来拿些糖。那糖一分钱一颗，格格奶奶总是笑着，拿一张草纸把糖包好，草纸不怕潮。
到现在我还记得比我大很多的雯对我说话时的样子，她上高中了。她说：“到晚上十二点，全城的牛鬼蛇神的门都被敲响了。我们是集体行动，破四旧。”她说这话的时候，还举起手做了一个急促敲门的动作，我记得她的手指很白，弯起来的时候，半透明的。
那年是1966年。
破四旧。第一个跑到我们家的是地委的一个阿姨，她拿着一包东西：金耳环、金戒指、玉佩、玉手镯。我们家是军人，东西放在这里没事。我妈妈说是不是写一个收条。
阿姨那张脸在灯下像一个特务：“不用了，不用了。”她跑了，烫过的头发乱七八糟的。没几天她被剃了个阴阳头，天天在街上扫地。谁都可以吐她的口水。
没想到，军队也靠不住。政委家的阿姨也被斗了，她是一个地主小妾的女儿，红军。她和同样是红军的政委结了婚。她把自己的母亲接到军队大院里住，后来母亲死了就埋在公墓里。墓碑被挖出来，上面的字被描黑，放在了军队大院的门口。每天从那块石碑前走过，总会想到那个死去的婆婆，也是笑嘻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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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格格奶奶（3）
我妈妈像小偷一样找到地委的阿姨请她把东西拿回家。阿姨不肯，把东西全扔到河里去了。那些玉佩我还有印象，说起来都是老玉啦。而且雕得非常精致，最好看的是一只青蛙。翠。
格格奶奶的家也被抄了。
鱼缸破了，绣花绷散了，花窗敲烂了。
我天天在街上看斗人游街。只要高音喇叭一唱：东方升起了红太阳，照得人心暖洋洋。就是要斗人了。
什么样的人都有，脸上是墨水，衣服上写着字，有一个剧团的演员让人在脖子上挂了一只破鞋。她以前演戏，别人想和她说话都不行，现在拖到大街上，那些小流氓就上前摸她。她一脸死色。
那天我就看到了格格奶奶被拖到街上去了。
格格奶奶的头发披下来了，蓝褂子上贴着“国民党小老婆”“封建残渣余孽。”（这个字我不认得，还是问了妈妈才知道。）
走了一大圈。格格奶奶被赶回家了，晚上我跑到她那里去。格格奶奶看到我，嘴都惊得圆起来：“你还不跟我划清界线啊？快回家。”
这是她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天亮的时候，格格奶奶又被拖走了，真的是拖。她已经不太能走路了。昨天斗她的人说没有激发出阶级仇恨。要补课。（到现在我还是听不得补课这个词）
格格奶奶的鞋被脱了。她的小脚露出来的时候，那些人开始大笑。有一个人上去踩了一脚，其它人就跟着踩。格格奶奶哆嗦着，没出声。
那些人说：阶级敌人负“偶”顽抗。（后来我知道是“负隅顽抗”）
格格奶奶被拉到石头路上走，那么硬的石头。
她走着。一步一个血印。真的。我站在人堆里拼命忍。
她走着走着哭起来了，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
我也哭了。八月，汗多，我把汗和泪混在一起乱擦。
这时，我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人从后面吆喝着挤进来。他手里拎着一只很大铁壶：“当心，烫着。”
他走到格格奶奶跟着：“你再负‘偶’顽抗！”
他手一抬，一股白烟从壶里冲出来了。水冲到了格格奶奶的脸上。
滚烫的水啊。
我像看到了一场默片。黑白的。
格格奶奶的脸一下扁下去，一下子又鼓起来。皮翻开来了，嘴没有了，只留下牙齿。格格奶奶没有了，躺在石头上的那个人，烂了。一点血也没出。
围着的人全都呆了。浇水的那个人跑了。一路乱叫。
我还站着，走不动。我看到格格奶奶的那两个佣人跑来了。老女人拿着一块布一下子盖到了格格奶奶的脸上。那是一块没绣完的布，上面是一朵朵的桃花。桃花和布一下子都吸在了格格奶奶的脸上。
一群人围上去，朝着那个老女人踢，她拼命叫拼命叫。没有用。我转身就跑。一路跑着一路哭。后来，老女人被踢破了内脏，吐血死了。就死在格格奶奶身边。
老男人被通知来收尸。几天以后，老男人被人发现吊死在格格奶奶家的天井里。天热，他脚下滴了一滩水，爬着蛆。谁收的尸，不知道。肯定是一个好心人。
格格奶奶的身世我是很多年以后才知道的。因为我的一位同学当了当地的副市长。她说格格奶奶姓金，她的丈夫是国民党军官，到台湾去了。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格格奶奶到底是不是旗人。她非常清秀。我曾经在她绣花的时候看她，然后问她：“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很漂亮啊？”。
格格奶奶一下子用双手捂住脸，像一个小女孩子。
我后来才知道，我带同学吃格格奶奶的糖就是吃掉她的饭钱。她没有工作，可是她笑咪咪的。
“我们不知道，我们又怎能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人热泪涔涔，却不是为了他自己。”这话是我在读军校的时候，一个同学抄给我的，她是我的好友。这话好像是俄罗斯作家赫尔岑写的。我忘了。
刻水仙花的鞋匠（1）
村子里的人都叫他“老bei”，这是闽南话。意思就是“爸爸”。没法写成汉字，只好叫他“老伯”，味道就差好多了啊。
老伯是个鞋匠。都想不起来，他是什么时候坐在院门口的大榕树下的。
那么大的一棵树，抵得上几张桌面了。老伯坐在树跟前，人跟树皮差不多的颜色：褐色的、皱巴巴的。海风吹过来，榕树的气根就在他面前晃。有时候就觉得，老伯会和树根一起缠起来，被海风吹到半空中去。
老伯太瘦，尖脸上气根一样的皱纹，脑袋上气根一样的头发。仔细看了，才找得到他的五官。就那么被皱纹从脸上挤开了，委屈得不行。
老伯跟前一幅鞋挑子。一头是个小木柜，另一头还是小木柜。一头的小木柜是有抽屉的，里面放着老伯的工具。另一头的小木柜是敞着的，里头放着鞋砧、小凳子、还有一些杂碎。
走过那里，都会停下来叫一声老伯。他从来不抬头，缝鞋子。没鞋缝的时候，就坐着睡觉。人一动不动，头发在海风里摇来摇去。
当了一年兵，鞋子穿破好几双，解放鞋都能磨出洞来。训练、种地都很费鞋的。托人从北京买了两双黑灯芯绒的“懒汉鞋”，宝贝似的，还是经不起磨，就到了老伯的鞋摊上。
老伯举起我的鞋，朝天上望：“边上缝一下”。他只会说闽南话。小时候我在漳州住过几年，也会说几句。我们就说闽南话，可惜写不出来。
老伯拉开小抽屉，拿出一团白线——小细麻线。老伯又拿出一块黄黄的蜡，把线放在蜡上面，一抽一抽地，线就沾了蜡，透出油光来。
老伯拿了一把小刀，刀尖对着鞋底开缝的地方轻轻划了一道弧线，一条小沟拉了出来。
老伯拿出一把锥子，带小勾的。老伯把锥子对着小沟，手掌推着锥子把，旋了几下。锥子穿过鞋底。老伯把蜡线放在小勾上，一拉，线就跟着锥子拉过了鞋底，再用手指头一挽，线就打了一个小结，结结实实地钉在鞋底上了。
老伯把鞋底放在鞋砧上，套好了，用小铁锤使劲敲几下。好了。一双张嘴的鞋闭嘴了。
“五分钱。”他说。
摸出五分钱，想放在他手上。老伯嘴巴朝小木柜里呶呶：“放那里。”那里面也有钱，都是五分的。
就算认识老伯了。除了下雨天，老伯跟钟点一样准。我们一吹上班号，老伯肯定在。
就是不知道他中午饭吃什么？坐在饭堂里，我老是看他。
终于发现了，老伯吃煮熟的地瓜，还有咸鱼。放在一个大杯子里。几口地瓜，一口咸鱼。伸长脖子，喉咙耸一耸，再吃。最后一抹嘴巴，两只手在围裙上蹭蹭。
为什么不喝水啊？我看得都噎死了。终于忍不住拿了一茶缸水。
老伯的眼睛从皱纹里鼓出来，差不多都要掉到杯子里去了。把脸伸到杯子里，就听得咕咕咚咚。我也跟着咽口水。当他把脸抬起来的时候，皱纹里全是水汽。
“你不要给我水，我有喝的。”老伯指指远处，那里有一条水渠，浇地的。
“牛喝那里的水，还拉屎。不卫生。”
“你说我吃牛屎？”老伯脸都缩起来。
我不管，只要看到老伯吃地瓜，就送一杯水。老伯从来不谢我。司务长知道了，说：“你这个人就是多管闲多吃屁。热脸贴冷屁股。”
老伯的鞋刀还是刮脸刀。尖尖的刀子从脸上移过去，每一条皱纹在刀尖下拉开来，胡子就从皱纹里翻出来，老伯就用手指头一抹。我看傻了。那刀子就认得胡子，胡子长哪儿，刀子就往哪里走。老伯连镜子都不照，闭着眼，手指头东摸西摸。
“嘴边上还有的。”我说。差不多就要伸手去摸老伯的嘴角了。
“知道。”老伯睁眼看我，就笑起来：“你这个北方兵好玩。”当地人背地里会叫我们：北方兵。闽南音就是“ba ga biang”有一点篾视我们的意思，至少老兵是这么对我们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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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水仙花的鞋匠（2）
“你骂我们啊。”
“没有啊，你们北方人就是这样叫的啊。”
“我不是北方人。我是南方人。”
“就是啊。出了我们闽南都是北方人。”
我就笑起来。那时候，真想当北方人。说话多好听啊，突然就成了北方人了。
“老伯你是哪里的？”
老伯手停下来，瞪着我：“问这个干什么？我是贫下中农。”他举着刀子，“我补鞋子是有大队证明的。”
老伯的头发是村子里的一个老头给他剃的。老头是个剃头匠，也是一副担子：一头是个大木柜，放着剃头的家伙；另一头是一个木架子，放着一只铜脸盆，洗头的。木架上还挂着一条帆布条，磨剃刀的。通常就是老伯刮胡子没几天，老头就来给老伯剃头了。
剃个鬼啊！就那么几根头发，趴在头皮上，太阳就从头发中间舔着头皮，舔得死亮死亮的。老头就蹲在老伯身后头，拿把剃刀把几根头发削削齐。两人说什么，听不懂，都是一些人的名字和事情。两人就笑，一个脸上一团皱纹，另一个嘴里缺东少西。完事了，五分钱。和补鞋一个价。
我就傻站在一边，笑。
老兵就说我：“没事不会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到菜地劳动？成天跟鞋匠胡扯什么？”
胡扯好啊。喜欢看老伯缝鞋子、刮胡子、剃头。
有一天就看到了老伯在干别的事情，他手里有了一颗水仙头。
老伯把水仙头的外皮全削了。在水仙头上用削鞋底的小刀剔来剔去，粘粘的沫子就沾在他手上。
“你这是干什么？”
“刻水仙。”
“我知道啊，刻水仙干什么？”
“好看啊，过年看看，很香的。”
“刻它干什么？”
“让它长得和我想的一样。”
“你想的是什么样子？”
“仙鹤的样子。”水仙就在刀子下头露出白白的身子，刀子狠啊，一个水仙头差不多就留下一半了。老伯把那些藏在水仙肚子里的叶片都削了一边：“这样，它们的叶子就会卷起来，很好看。”
水仙的肚子就冒出粘粘的水浆。老伯的刀子一滑，划到了自己的手上，血就沁出来，一滴一滴往下落在水仙肚子里。水仙就红起来。我跑到门诊拿了一块纱布一块胶布。
“我给你包一下。”
老伯把手放到嘴里，呜呜地说：“口水涂一下就好了。”
我把他的手从嘴里拉开，那手麻绳一样，指头上全是刀疤。
老伯的手指头缠了一块纱布。他看来看去。眼睛挤成一团：“头一次啊。”拿起那块水仙头往我手里一放：“送你了。泡到水里去。一百天开花。三天换一次水。”
“你怎么知道是一百天？”
“水仙的规矩就是一百天。从今天到年初一，正好一百天。我们都是这样算的，年初一开花，吉利。”
宝贝一样捧回宿舍。找了一只瓷盆放好，清水一放，水仙的肚子里冒出很多小汽泡，珍珠一样。
水仙的叶子从肚子里挤出来了，一团团卷着，绿得冒水汽，只有几片叶子挺着。
老伯说：“你把水仙拿来。我修一下。”
水仙又不是鞋子，我还是听话地捧过来了。
老伯拿出一根红棉线，扎住卷起来的叶子。又往里面塞了一个桂圆核，哇嘎！一只鸟眼睛。
老伯把挺着的叶子扎起来，哇嘎！一对鸟翅膀。
老伯把水仙头放在盆子里：“你看好了，开了花就是一只仙鹤。不骗你的。”
换冬装了。冬装两年一换。男兵总是会同我们换鞋换衣服。他们要给家里的老婆换一条女式军裤一双小号的解放鞋。我跟男兵说：“你猜那个老伯穿几号鞋？”
“猜不出来。”
“三号鞋，赌一个皮蛋。”
“一个皮蛋就一个皮蛋。”皮蛋是稀罕物。我最爱吃皮蛋，沾酱油吃，香死了，醣心的最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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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水仙花的鞋匠（3）
拿了男兵那里换来的三号解放鞋，跑到老伯的鞋摊前头。
“你试试。”鞋伸到老伯脸跟前。
老伯把鞋子放在脚底比了一下，正好。
一个皮蛋啊！
老伯把鞋放在鼻尖底下闻了一下：“胶鞋很香的，不过我不要。”
我跟人家赌了一个皮蛋呢。我说。
老伯就笑起来，把鞋放到了小木柜里。老伯的脚，一年四季穿着雨鞋。
再看到老伯是好几天以后了。
老伯呆呆坐着。头发在海风里一飘一飘的。
“他走了。”
“谁？”
“那个给我剃头的，走了。”
“到哪里去了？”
老伯朝天上指指。
“死啦？”前些日子还看到他在村子里给人家的小孩剃满月头啊。
“走啦。头天还好好的。早上看到，人就走了。”老伯抹鼻子抹得好响：“孤老头，送终的都没有。”
除了站在那里，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我老了，做不动了，要回家了。”老伯说。
才想起来，老伯不是这里人。老远地，只看到他挑着鞋担子来，挑着鞋担子走。
“你家在哪里？家里人多吗？”
老伯指指别处。朝我摇摇手。
“解放军同志，问你要一样东西，行不行？就是包手的那个胶布。”
我到门诊讨了一大张胶布。
“多少钱？”
“不要钱。”
“不要钱就不要了。”
“那好，五分钱。”
老伯从抽屉里拿出五分钱。我伸出手去接。老伯放到小木柜上：“你不要接人家的钱，像讨饭一样，你要拿的。”想起老伯从来就把钱放到木柜子里。
我拿起五分钱。老伯突然说：“给你做一个把戏。”
他拿起鞋刀，把五分钱放在刀刃上，一转，钱旋起来，在刀刃上跳舞：“五分钱。也是钱。”
老伯走了。
年三十晚上，我们当兵的会餐。每桌八个盘子，大家还可以喝点酒。我看着窗户外头，榕树的气根上系着一些红布条。那是老百姓守岁用的。气根下空空的，老伯好久没来了。抿了一口酒，鼻子辣得发酸。
初一早上。
醒来，被香气包围着。
水仙开了，只几朵。白得干净，金得不媚。一只鸟站在我的桌子上。我狂喊一声：“仙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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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头师……菜头（1）
太阳从榕树后头落下去，榕树枝像烙铁，把太阳的脸烫得乱七八糟的。等碎裂开来的太阳被榕树吃掉了，天就黑下来了。
鞋匠走了，挑着两只小木柜，晃晃地穿过村子。
剃头师傅就站在榕树下，嘴巴还动，他的话还没说完，他天天就是找鞋匠说话。他说，鞋匠听。鞋匠说一句，他要说上好一会儿。嘴角就积着一堆粘粘的口水，过一会儿就“嗖”吸一下。鞋匠一走，他就没了魂灵一样。
剃头师傅盯着我，我站在门诊大门口。
我知道他为什么盯着我。因为明天是星期四。星期四是我们的星期天。我们野战医院的休息日是和国际星期日错开的，一切为了打仗。帝国主义是常常在星期天发动战争的。不过，这也不是军事秘密。老乡都知道我们的星期天是他们的星期四。
星期四，我们的学雷锋小组要到村子里为人民服务。我们为老乡理发，我是学雷锋小组的，我也要给老乡理发。不过老乡从来不要我给他们理头发，除非是小孩。
一只箱子，里面放一把推子、两把剪刀、一只毛刷、一盒滑石粉、一块手术单改成的围布。这些就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工具。理发全靠推子，那可是手动工具，电动的家伙听都没听说过。理发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