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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可怕了。他们把英搬到了救护车上，这个动作害了英。
英的胸椎骨折。她躺着，不移动也许有救，可是她被七手八脚地抬上车子。她的胸椎错位了，压断了脊神经。
我们赶到医院。她正处在脊休克状态，随时可能死。
英躺着。被单下面几乎看到她的身子。她像丝巾一样薄。
英醒了。她不住地叫：“我怎么动不了呢？我的手呢？我的腿在哪里？”
英高位载瘫。我和南贴在门口的玻璃上看英。玻璃上全是我们的眼泪。
那个跳A角的演员来了。她靠在墙上。脸白得跟墙差不多。
英每天都在问同一句话：“我的手在哪里？我的腿呢？”
每天必须让她睡的床摇起来，半躺着，怕她的肺出问题。
英的大小便不能自理，每天要垫很厚的尿布。英的呼吸越来越困难，她不得不做了气管切开。英躺着，像一个没有知觉的偶人。
只一周的时间。英死了。除了哭，我和南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那个政治处主任在太平间大哭，拼命用头撞水泥床。血从帽子里渗出来。被人家拉开了。
英的妈妈来了。一个高高瘦瘦的人。英的衣服是她给穿的。英的爸爸，非常笔挺的一个人。现在想来就是黄埔系出来的。他看到我和南，嘴一直抖。我们哭。他说：“她听不见的。”
我第一次看到了英的脚。她的脚趾头上全是厚厚的茧子。趾甲裂开着，很难看。
南端来一盆热水。我们给英洗脚。英的脚冰一样。我和南拿着手术刀，一刀一刀地削着英脚上的茧子。
“这些茧子她不需要了。”南说。
我们给英穿上了那双舞鞋，脏的，脚尖有点磨破了。
有的时候，我们会莫名其妙地喜欢一个人，讨厌一个人，你说不上是什么原因。理智告诉我们，这个人不值。可是你就是扛不住自己的那种情绪。于是就有了死党、狐朋狗友、哥们儿、姐们儿等等称呼。
接下来，你就会死心踏地为朋友尽心尽力，去做一些你自己也不明白的事情。于是，在我的生活里，这样的人就名正言顺地闯了进来。特别是那个相对封闭的时代，打个长途电话都要费老大的劲。身边有一个能说上话的朋友，那就叫“知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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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母亲的代价（1）
认识老任很偶然。
刚开放那阵子，去看中央交响乐团的演奏。老任穿着黑色长裙高跟皮鞋走进音乐厅，简直就是仙女下凡。
天很冷了，我捂着冬装，也就是军棉衣。朋友把我介绍给她。她朝我伸出手轻轻一点，很优雅的握了一下，手冰凉。
“手冰凉，是吗？”她坐下，看节目单，全神贯注。我差不多要崇拜她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也是乐团的，省歌舞团的一个小提琴手。我还知道，省歌在排练《贝九》，她被选上了。她从小学提琴，考上省歌是在七十年代。那个时候就拉《沙家滨》。
老任的丈夫是省歌的一个男中音，也是省歌排练《贝九》的演员，在最后唱欢乐颂的时候，他是四位领唱人之一。
后来老任就常到我们医院里来转转。
我才发现，平日里老任很是随便，简直就是有一点不修边幅的样子。艺术家也许就是这样，要么衣冠楚楚，要么像个要饭的。老任介乎淑女与乞丐之间。
老任对香烟有一种痴迷。她抽烟从来只抽三分之一，而且是把烟插在烟斗里，就是丘吉尔抽的那种。于是看起来就有一点猖狂的样子。她说：“这样抽别人看着怪，可我自己就追求这种怪，这样手也不会抽黄。”
老任的丈夫叫老任“任老师”，因为他从音乐学院分配到省歌的时候，老任已经在这里“混了好长时间了”（老任自己说的）。老任有一头很黑的头发。她把它系在后脑勺上，走起路来，是真正的马尾巴的感觉。但是这些尾巴常常纠缠在一起，被橡皮筋胡乱捆在老任的脖子后头。只有上台的时候，老任一身演出服，长发披散开来，风度翩翩。
老任对我说：“我认识你是蓄谋已久。”
她一直想怀孕，总是火候不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让他们两口子都来检查一下，这不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吗？
检查的结果是老任的丈夫精子量太少。老任非常沮丧。
“我的伟大理想就是生一个儿子，让他成为最伟大的小提琴手。”老任说：“可是我是做了一场梦，一场恶梦。”
老任的丈夫也很沮丧。他觉得自己对不起老任的伟大抱负。
老任问我：“不是可以人工授精吗？不是可以做试管婴儿吗？”
我告诉她，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和技术。
“没有孩子省多少事情啊。”我说：“你这样的脾气和性格能善待他吗？”
“为孩子我可以把命都豁出去。”
说这话的时候，老任把我的宿舍变成了公共吸烟室，扔了一地的烟头。她恶狠狠地盯着我说：“我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做成。从明天开始我不抽烟了，把身体养好。”
老任真的不抽烟了。她开始胖起来，脸色也不像抽烟那会发青。看起来年轻了许多。
国庆的时候，老任回了一趟父母家。她的父亲是我们军区的首长，平常我们只在报纸上看到他的照片。
老任在父母家里待了一个多月才回来。她跑到医院对我说：“我把我的事儿办好了。”
我没有听懂她的话。
“我怀孕了。”她得意地躺在我的床上，抬起一条腿晃来晃去，把我床铺都弄脏了。
我吓了一跳，科学昌明到了这种程度了？
“不是他的。”老任说：“我找了我的前任男友。他很爱我，这么多年都没结婚。”
老任一定是想孩子想疯了。
“我告诉他，我不可能同他结婚，但是我可以回来和他住上一段时间。让他享受快乐。”
老任的脸上的笑容看起来诡计多端。
“你这不是在诈骗吗？”
“只要目的是伟大的，手段可以不计较。”
这样的事情最好离我远一点，可是我太倒霉了，怎么就跟老任搅到一起去了。
“你怎么同你老头说呢？”
“实说。”老任完全是奔赴战场的样子。“了不起就离婚，我自己带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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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母亲的代价（2）
“老任的行为是厕所里扔炸弹，引起公粪（忿）了。”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宁说的。因为老任就是她介绍我认识的。她深感对不起我。我想从一开始起老任就挖空心思，现在我像是她的同谋。
果然，老任的丈夫找到我。
“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她要这么做？”
“我真的不知道。”我想说我很同情他，但是，这话说出来怎么听也会有一种落井下石的感觉。
老任的丈夫失踪了。
宁说：“这个人会不会想不开啊。”
我想到他在台上唱歌的样子：“应该不会啊。”
“绝对不可能。他这个人很懦弱的。除了唱歌，别的事情从来没主意。我就是看上他这一点才嫁他。”老任开始为自己准备东西了，从孕妇服到婴儿包。省歌的人早就把这事传得全城的文艺工作者都知道了。“那个抽烟斗的老任，出事了。”
老任的丈夫回来了。他坐着红旗车，和老丈人一起回来了。
接下来的事情我也是听说的：
老首长带着两个警卫员一个司机。四个人把老任堵在了家里。
“你跟我到军区总院去。”
老任没听明白。
“你不去也行，在这里把肚子里的杂种去了。”老首长对那三个小伙子说：“把她拉上车子。”
老任站在墙角，张牙舞爪：“你们谁敢碰我一下，试试看。”
三个军人都不敢，首长的女儿啊。
“孬种！”首长踢了司机屁股一脚，自己上去捉女儿。
老任一下子就钻到了床底下。
首长够不着了。屋子里转了一圈看到晾衣杆。他端着杆子像是拼刺刀，使劲往床下捅。
老任在里头撕心裂肺地喊，现场一片混乱。
躲不过去了，老任又从床下爬出来，拼命朝首长叩头：“爸，你就饶了我吧。”她的身上被晾衣杆捅得不像样子。头发像个拖把扫着地。
“把她给我抓起来！”首长朝三个军人吼道。
小伙子的力气哪里是老任可以抵抗的？老任象一堆破布被揪着扔到了红旗车了。车走了。开到了我们医院，老任进了我们科。
是主任亲自动的手。
老任被上了麻醉机，处于完全昏迷状态。
出手术室的时候，我看到她的腿上到处是擦破的伤口。衣服也撕了一个大口子。
引流瓶里是老任的骨血，大约二百多毫升的胚胎组织。
首长握着主任的手说：“我教女无方，给你们增加麻烦了。”
主任除了一脸惊恐，我看不出还有什么表情。
老任的丈夫给老任拎了一保温桶糖水鸡蛋。
老任醒了，她好像还没明白，一直用手护着自己的肚子。嘴里不住地嘀咕。没人听懂她说什么。老任的丈夫把头凑过去，老任抬起手就给了他两个耳光，然后就是不停地打下去。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进去阻止， “劈劈叭叭”的声音很刺耳。
后来，老任哭起来了。她的声音早就喊哑了，就听到嘶嘶的叹气声。
第二天查房，主任不敢进屋，我硬着头皮站到老任跟前。她把我的手抓着放在她的肚子上：“你摸摸，里面空了，扁扁的。”
老任的手很漂亮，指头修长。冰冷。我不敢把手缩回来，就觉得那股冷一直顺着我的手爬上去。
“安心养好身体。”我说，还温情脉脉地摸了一下她的头发。只觉得自己的脸都麻了。
一个星期后我们才发现，老任得了抑郁症。她整夜睡不着觉，老是听到婴儿的哭泣。她说：“我的小孩子吵得我睡不着。”
她必须服超量的安定才能睡上二个小时。
我们不敢让她出院。
晚上值班，我去看老任。她对我说：“你看到我的烟斗了吗？”
我说：“明天我给你去拿。”
烟斗在她家的卫生间的镜子前挂着。老任的丈夫灰溜溜地跟在我后面想见老任。我对他说：“你还是算了吧。”
做母亲的代价（3）
“我这是对她好啊。”他说。
“你知道什么好歹？”我看他那个窝囊废的样子，想踢他一脚。
老任就天天玩烟斗。
星期天，老任不见了。科里派了人到处找，连太平间都去过了。没见着老任。
下午，老乡跑来说，在水库里发现了一个人。
我们跑了过去。是老任。
她把自己的鞋子和裙子折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岸边，还有那只烟斗。只穿着内衣。
老任是会游泳的，我一直不明白她怎么就这样死了？
听说有三个人为老任的死哭得很伤心，她的父亲。老任的丈夫。老任的前任男友。
老任一九四九年生在解放军渡江前夕，出生七天就跟着妈妈渡过了长江。大名渡江。乳名：小红。他父亲希望她长大了当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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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月（1）
村子让枫树肆无忌惮地盖住了，远远地就是数不清的红色。从浅红到红得发黑，从来没看到这样放荡不羁的红色。芒草在红色中间左右为难地立着，晃着一头白毛。隔着一层层的田梗，水汽冒着，像粥锅。
那里有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水坑，枫树围着，坑里是热水。坑边的石头被水泡黄了，结着一层黄垢。老远就闻到了一股硫磺的味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温泉。老乡叫它“热水塘”。
男人女人们，收了工就跳到里面去。坑的中间有一道低低的石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事的人把石头一块一块在往水底里揭，墙就短下去，成了一道坎，泡在水里，可以看到对面的人露出半个身子。水坑边上有一个小槽，水满了就从那里流出去。水声哗哗，云山雾沼。
这个村就叫热水塘村。我们到这里采中药，“西学中”训练班的必修课，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实践。中西医结合的现场教学，每一个人都在挎包里放一本小红书《中草药基本图谱》。彩色的。一面是草药，一面是药物简介。按着图里的样子，满山遍野找草药。
太阳四点多就钻进山里了。留下厚厚的一层火烧云，军装变成了褐色，枫叶变成了紫色。我们站在那里，看着那些村男村女们泡着热水，尖声笑着。男人们往女人的坑里泼水，女人就跳起来跑。像两群蛤蟆，在那片冒着金色的水气里叫。
村里人洗澡不光着，男人穿着短裤，女人穿着汗衫。只是爬出坑的时候，透着湿衣服可以看到里面那些东西。于是大家都叫起来，先把一个人推上坑，然后七手八脚地往上涌，躲到芒草后头换衣服。
于是，就看到了一个女孩子被推到坑边，很结实的女孩子，男人们就拉着她推来推去。每次都是她。
这成了每天傍晚的仪式。
采了一天的药，我们也想下水。所长跟生产队长说：“我们洗的时候，你们的人回避一下。”
队长额头上的皱纹竖着：“什么回避？”
所长说：“回避就是躲开。”
生产队长说：“噢。知道了，戏里就是这样。县官来了，打牌子：回避。是吧？”
所长说：“你又搞封建迷信。你的水卫生吗？”
“嗬，我们的水坑可以治疮的哟。水是活的啊。这边流进那边流出的。晚上没有人下去。一晚上，水都换好几遍了。”
“我们这些女同志不习惯你们这种洗法。”
队长就笑：“你们洗澡要脱衣服的。”
“呸。”莲听了吐口水：“流氓。”
所长喝一声：“注意军民关系！”
傍晚，热水塘成了我们的天堂。我们特意在坑边上用军用雨衣围了一个更衣室。莲在上面插了一面红十字旗，以示警告。老乡不来了。
护士长说：“又不是日内瓦公约。”
莲说：“仙女下凡都洗澡的，衣服让人家偷走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紧张得往田梗上看，两只手护着自己的肩，傻站在水里。一会儿蹲下一会站起，人变得像一只煮熟的红心蕃薯。
护士长在坑里说：“你怕别人看不到啊？”
我找了一块石头坐着，只冒出一只脑袋。水暖暖在滑过身子。雾把头发贴在眼睛上，只看一个人从雾里走过来。我腾地站起来：“谁啊？”
莲惊叫一声，呼地滑到坑底去了。
走过来的人笑起来，看清了。是那个被男人们推来推去的女孩子。
她站在水边，背着太阳。黑黑的。
“你们不好用肥皂噢。”
我说：“我知道。有硫磺，不能用的。”
女孩子下到水里面，弯下腰。摸了一块东西放到我手里。滑滑的，黄的，石头。
“用它搓身子，很干净。”她说。眼睛从水汽中透过来，亮得不行。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枫月。”眼睛弯成月芽。
村子里到处都是枫树。一两个人合抱不过来，仰脸看红叶，得扶着帽子。风吹过，红叶花瓣一样漫天旋。屋子，田地，猪圈，牛栏，石头路，都被三瓣红叶胡乱点着。带着一股甜味。本事再大画家到这里也要变成笨蛋。真的。眼睛看到的颜色，永远涂不到画板上，红叶是有魂的，画板不就是一张纸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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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月（2）
“你的名字好听。”
“我妈生我的时候，正好月亮上山了，枫树也红了。我们这里叫枫的人很多的。”
莲划着水过来：“你把衣服脱了洗啊。”
“不行的，女人不好脱的。”
“湿透了也一样的啊。“我说：“他们为什么老是把你先推上去啊？”
“他们想看我。”枫月说。
“太流氓了呀，”莲说：“打死我也不干。”
枫月坐在水坑边，突然很狡猾地朝我们笑：“明天，明天你们晚上来洗。我就来。”
晚上。星星多得压在山尖上，天深蓝。月亮贴在山边，把周围的星星吃光了，我和莲坐在坑边等枫月。老是有枫叶从头上滑过落在坑里。
坑里突然就有人朝我们笑起来，我和莲差点就跌进坑里了。鬼啊？是枫月。她站在水里，肩膀亮亮的。我们朝她划过去。
“枫月啊，你的身材真好啊。”我叫起来。
“难怪他们那些人要看你啊，这些小流氓。”莲也叫起来。不害臊地用手指点点枫月的身子。
枫月结实得像橡皮做的，她抬起手说：“你们别说话。叶子落到水上很好听的。”
我们静下来，虫叫、水流、风响、没有枫叶落水的声音。
“不要响，再听。”
再听。一种贴着水传过来的声音，像水泡破裂的声音。一串串地。那些枫叶，静静地落下来。卟卟卟地响着，像是在亲吻水。我连气都不敢喘了。看着那些红得发黑的叶子从深蓝的天空，滑翔机一样划过水面，随意着陆。
“哈，我知道了。你晚上老是来。要不然怎么知道枫叶落水的声音？”
我们都笑起来了，在水坑里拼命地追枫叶，月亮和枫叶被我们搅得四处飘荡。
实习结束，我们回医院了。枫月对我们说：“我要结婚了。”
“你几岁啊？”我叫起来。
“十七岁。”
“你见鬼呢，十八岁才成人啊。”我说。
“我叔叔说要我嫁的，那个男人是公社粮站的。公粮交完了就没有多少了，我们这里老是吃不饱。我叔叔说嫁了他，就吃饱了。”
“现在是新社会了啊，你有没有觉悟啊？”我都要跳起来了。枫月比我还小一岁呢。
“那个人还有二个小孩。”枫月说，眼睛盯着脚。
“当后妈？死也不能嫁啊。”我在挎包里乱翻，找出这个月的津贴：十元钱：“你去买粮食。”
枫月拔腿跑了。踩得枫叶到处乱飞。村口的墙上写着：“妇女能顶半边天。”
早上起来上班，经过门诊。诸医生瞌睡蒙胧地走出来。
“晚上来一个急诊，累死了。”他说。
“老百姓吗？”
“一个女孩子，自杀的。真绝啊。把镰刀插到肚子里去了。肝都捅破了。老百姓不敢拔刀子，送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嗨，就是你们去采药的那个村子。”
我跑进急诊室看病历。
病历上写着枫月的名字。
我看墙角的敷料桶，卫生员还没来收拾。一支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