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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主人公奥贡喀沃是一个“顽固”、易怒的人，部落的英雄，固执地坚守着部落的文化和律法，辛勤地种植木薯，维持着一个家庭的体面，并且在部落中享有声誉，在祭祀的时候充当“神的代言人”。为了这种坚守，小说中，奥贡喀沃两次挥刀斩人。第一次，在部落的复仇仪式上，他挥刀砍死了自己的养子——一切从此刻开始瓦解，“他就像一个喝醉的巨人长了蚊子的腿脚，不时有股冷战从头顶传到全身”，家庭和儿子永远没有原谅他（小说的后半部分，他的儿子信奉了基督教，这给与他致命一击），部落中的人对他的残酷也感不满，（“如果神说我的儿子应该被杀，我即使不反对他的命令，但也不会亲手去杀死他。”）。第二次，在部落会议上，他慷慨激昂地向白人宣战：“我们所有的神灵都在哭泣……因为他们遭受了可耻的亵渎……我们必须彻底根除入侵我们家园的邪恶”，挥刀砍死了白人的信使。在执著地坚守部落律法和维持自己的“强大”的同时，他没有察觉，部落的律法和文化，社会的结构和人心，已经在悄悄改变。这一改变的过程，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 总序（3）
三、古希腊悲剧英雄的复兴
如果仅有时代变迁的主题，钦努阿？阿契贝依旧是一个二流作家。《瓦解》之所以卓越，在于钦努阿？阿契贝塑造了一个“悲剧英雄”。英雄是文学的永恒主题，甚至是二三流文学的唯一主题，所谓英雄和美女的故事是也。然而，《瓦解》中的奥贡喀沃，是对古希腊悲剧英雄的复兴。奥贡喀沃是一个“暴怒”的人，他在维持部落律法的同时，也在冲撞律法——“他的两个老婆惊慌地跑了出来，恳求他在圣洁的日子里不能发怒。但奥贡喀沃不是那种打老婆会半途而废的人，甚至他也不怕神灵的怪罪”。因为在圣洁的日子对神的冒犯，他被部落放逐。在这一刻，个人的悲剧命运，就与部落衰颓的命运融合为一，纠缠在一起，彼此扶持，走向屈辱的终结。小说的语言始终是克制的，奥孔特沃的命运具备一种古典美：庄严肃穆，简洁，沉稳，清晰。在历史的进程面前，黑非洲文化的衰颓不可避免，英雄的悲剧命运也不可避免。唯有悲剧主题，文学才得以成立；唯有在悲剧主题中展现个人命运不可逆、不可选择的历程，英雄的形象才得以成立；唯有在文学所描述的个人命运中注入悲剧的因子，个人的命运才得以在文学上成立。
中国近两百年的历史，和尼日利亚一样，均处于传统文化与道德溃散、新的文化与道德建立的时代，也就是李鸿章曾经说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实际上也是世界各种文化的共同命运。钦努阿？阿契贝引用的叶芝名诗，“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描述的是基督教文化的溃散。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描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溃散。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则描述了整个西方文化和道德的溃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对于传统文化，钦努阿？阿契贝并没有赞美和哀惋。甚至在《人民公仆》中，钦努阿？阿契贝在小说开篇就以嘲讽的笔触描述了“猎人协会仪式”（西部非洲的某些部族对英雄的欢迎仪式），随即在小说的展开中批判了尼日利亚的部族政治。钦努阿？阿契贝着力描写的是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衰颓的过程，而不是这一文化与道德好与坏的问题。无论好坏，钦努阿？阿契贝以及他笔下的众多人物，都浸透着这一文化的残余因子，成为自身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如同他的小说中俯拾皆是、随处可见的部落神话、歌谣、谚语。身为传统文化与道德中人，面临这一文化溃散的不可逆命运，人的可做可为，实际上是很少的。“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陈寅恪笔下的王国维，就是钦努阿？阿契贝笔下的奥贡喀沃。
王来雨
2008年6月4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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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仆 第一章（1）
谁也不能否认，国会议员、部长、尊敬的南加先生是举国上下最平易近人的政治家。不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他的家乡——阿那塔，只要你问起他，人们都会说他是个人民公仆。我一开始就得说明这一点，否则我想讲的故事就没有意义了。
那天下午，南加先生要向我当时任教的阿那塔语言学校的师生们发表演说。院子里，五、六群人在不同的地点围成圈子跳舞。“妇女同盟”的姑娘们身穿贵重的阿克拉布制成的节日服装。尽管气氛嘈杂，还是可以听出一位歌手清脆嘹亮的歌声；人们都崇敬她，管她叫“留声机”。她正在赞扬迈卡，说迈卡的俊美举世无双，像石雕的山鹰般英俊无比。自然，这位迈卡就是国会议员、部长、尊敬的南加先生。
狩猎协会的猎人们一式华丽的衣着，他们的到来引起了巨大的骚动。甚至“留声机”也停止了歌唱——至少停顿了片刻。这些猎人是难得露面的，除非他们中间哪个死了，要举行葬礼，或者发生了什么异乎寻常的事件，他们才会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他们像摆弄玩具一样，挥舞着装填了弹药的猎枪。当然，射击声是零零星星的。大多数猎人都保存着珍贵的弹药，以便迎接部长的到来——自从本届政府掌权以来，弹药的价格也同其他物品一样，四年里翻了好几番。
我远离骚闹的人群，呆在一个角落里，等候部长的光临，此刻，嘴里禁不住泛起一股强烈的苦味。这些愚昧无知的村民，正在扭腰顿脚地蹦蹦跳跳，等候鸣放欢迎的礼炮，以向那位使全国掉进通货膨胀深渊的、了不起的人物致敬。
我并非从不喜欢南加。大约十六年前，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是我的老师，我好像还挺受他青睐呢。南加一定是在那不久之后进入政界的，后来又在议会里谋得了一席之位。以后的几年中，我常在报上见到他，甚至还颇以此为豪哩！那时，我刚刚跨进大学，在人民组织党的学生分部里算得上个活跃分子。到了一九六零年，党内出了那些丢人的事，我的希望也就破灭了。
那时，在执政的人民组织党内，南加还是一位不知名的后座议员。###临近了。人民组织党在国内百事顺利，因此不必担心落选。而它的反对党，进步同盟党，却力量薄弱、组织涣散。
后来发生了国际咖啡市场大萧条。一夜之间（在我们看来，差不多就这么短暂），政府便面临着险恶的金融危机。如同咖啡种植园是人民组织党的堡垒一样，咖啡维持着我们的经济命脉。当时的财政部长是一位曾获公共金融博士学位的优秀经济学家，他为内阁提出了一个应付危机的完整方案。
内阁总理对该方案一口否定。在那样一个关键时刻，他不想下调咖啡价格，损害咖啡种植园主的利益，从而冒输掉选举的风险，他打算要国家银行印刷面值一千五百万镑的钞票。内阁三分之二的成员起而支持财政部长。第二天早上，内阁总理将他们全数解职，当晚便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他称这些被解职的部长是阴谋家和卖国贼，他们与国外颠覆分子相勾结，以图摧毁新生的政府。
那天，内阁总理得到了压倒性的信任投票，当时我就坐在议会的公共席里。然而那一天，真理并没有被压垮，只是没有人来认真聆听罢了。我还清楚地记得，解了职的财政部长极度悲伤地率领着他那一批人走进议会大厅，受到党员和群众的大声嘲骂。就在那个星期，愤怒的群众砸毁了他的汽车，向他的房子扔了石块。另一位解了职的部长被人从自己的汽车里拖了出来，人们把他打得失去知觉以后，在马路上拖了五十码远，然后缚住他的手脚，堵住他的嘴，丢在路旁。直到议会开会时，他仍住在医院里。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议会。那也是自一九四八年南加先生教我以来，我第一次见到他。
内阁总理讲了三个小时，他的每一句话都受到欢呼。人们称他是老虎，是狮子，是天空，是海洋，是独一无二的伟人，赋予他数不清的美誉。他说：“这伙‘匪徒’阴谋借助国外的敌人来推翻我们这个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政府，我们已经抓住他们的血手了。”
人民公仆 第一章（2）
“绞死他们！”坐在后排的南加先生高声叫道。这一声叫喊是如此响亮和清晰，以致在当时的议会记录中，也被作为发言记在他的名下。“他们的母亲养大了他们，他们却咬断母亲的手指！”南加先生喊道。这话也载入了会议记录，我手头就有一份副本。
我现在已经难以准确地回忆起当时的心情了。我只对那时的一切都感到莫名其妙。内阁总理作了当今著名的（或说臭名昭著的）宣告：“从今天起，我们必须严密警惕，保卫我们来之不易的自由。我们决不能再把我们的命运，把非洲的命运交给那些西方教养出来的杂种，交给那些光会摆绅士架子的臭知识分子们去摆弄，他们为了一碗肉汤，会毫不犹豫地出卖自己的母亲……”
南加先生把“绞死他们”的口号至少又喊了两遍，不过，这可没有载入记录了，显然，那是因为群众的喧嚣淹没了他的叫喊。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叙述这段可耻的插曲，是想说明一个事实：对那位眼睛盯着空缺的部长席、为谋得一个升迁的机会而恬不知耻地嘶声嚎叫的尊敬的南加先生，我没有理由表示热情。
学校的主人兼校长是一个瘦小、硬朗的人，名叫乔森纳？韦格。他为这次接见作了精心的安排，就是证明。也许他对建议中的新机构怀抱希望，该机构有可能接管政府对所有废旧物资的处理权（诸如旧床垫、椅子、电扇、废弃打字机及其他破烂物什），而目前这些废物是由文官负责拍卖的。我真希望他得到委任。这样做的好处是，他可以经常远离学校。
他坚决主张设置警戒线，并让学生们从大路到校门口排成一长列欢迎队伍。教师在学生的队尾，整整齐齐站成一行，以便接受部长的接见。我曾在教工会议上激烈地反对让教师像学生般在路旁列队，并试图号召其他教师一同起来反对。可那所学校里的教师们，脖子以上的部分都已经僵死了。
部长的“凯迪拉克”轿车在一长串汽车前面刚刚停下，猎人们便冲上了公路，射出了最后的弹药，并以吓人的动作把枪支抛上天空。舞蹈家们又是跳跃，又是跺脚，弄得旱季的空气中灰尘弥漫。
先生仍像从前那样漂亮和年轻。他兴致勃勃地向每个人都问了安。你绝不会认为——哪怕你现在看见他——他的笑容里除了真诚，还包含着什么别的。看来一切残忍都是不可相信的。现在轮到我了。我局促地伸出手。我一点不担心他会认出我，也不打算提醒他。
我们的手握到一起了。我直盯着他的面孔。他的笑脸慢慢凝聚成思考状。他不耐烦地挥挥左手，以使那位啁啾不休的校长停嘴；校长如同鹦鹉学舌，重复他那说了不止十五次的客套话：“先生，我非常荣幸地向您介绍……”
“知道了，”部长像是对他脑袋里记忆机能的某个部分说道。“你是奥迪里。”
“是的，先生。”没等我回答，他已经伸出双臂来同我拥抱，把我包在他那宽大的缎袍里。“你的记性真好，”我说。“至少十五……”这会儿他已经把我放松了些，可他的左手还搭在我的肩上。他向校长稍微侧了侧身，骄傲地宣告。
“我教过他……”
“三年级，”我补充道。
“一点不错，”他叫道。即便是找到了丢失已久的儿子，也不能比他此刻更激动了。
“这些年，你一直在哪儿呀？”他说。
我告诉他，我上了大学，过去十八个月一直在教书。
“好家伙！”他脱口道。“我早知道他会上大学的。那时我就常常告诉班上其他的孩子，奥迪里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伟大人物！什么时候毕业的呢，为什么不早告诉我？那样可不好，你知道。”
“哦，”我高兴地答道——我真羞于承认———“我知道部长多么忙……”
“忙？哪里。你难道不知道部长就是仆人吗？再忙也要看望他的主人呀！”
我成了众人心目中的英雄。我茫然不知所措。周围的一切突然变得模糊不清了；喧闹声也好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我想，我应该生自己的气，可是没有生气。我觉得自己似乎是在用过于苛刻的标准来看待政治，而这政治本来用不上这种苛刻的标准。
韦格先生自报了姓名，逐字地拼音，不仅如此，还报出了他的职衔全称“阿那塔语言学校主人兼校长”。接着，他向部长谦恭地叙述，他对组织庞大的欢迎队伍如何尽了他的微薄义务。
人民公仆 第一章（3）
部长向着大厅的各个方向挥扇致意。然后转向韦格先生，说：
“谢谢您，先生，谢谢您。”
主席台上的人都交口称赞，身居高位、却还如此尊敬长者，这样的人难得遇见，部长在这方面确是独一无二的。人们如此热情地赞扬，倒使我有点发窘，这无疑说明我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正在发生变化。
“不管当部长也好，不当部长也好，”他说，“谁是我的长辈，那么他就永远是我的长辈。别的部长和别的人随他怎么做，而我的座右铭是：行我权力，羞煞魔鬼。”
他不故作谦虚，倒令我有点敬佩。难道谦虚不也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傲慢？我们都自认为是上等人，谦虚阻止了我们这样称呼自己，但并不会阻止我们希望别人这样称呼我们。当那些天真的理想家们自以为是的为借来的政治洁癖和繁文缛节而斗争时，像南加那样的人却不耐于这种惺惺作态，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们才会成为成功的政治家。
当这些想法——或许并不是以上述那么准确的字眼，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时候，肉麻的赞扬不断在主席台四周回响。
我记得，就在那一刻，随部长来的一位漂亮姑娘，从她的椅子上转过身来看我。我们的视线刚一相遇，她立即又转过身去。我猜想，这情景一定被部长注意到了。
“我的秘书获得了牛津学士学位，”他说。“他本来要和我们一道来的，但我有些工作要他做。扯点题外话，奥迪里，我认为你在这儿真是浪费了才干。我看你最好是到首都的公共部门担任一个重要职务。我们不能把一切都让给高原部族。我的秘书就是打那儿来的；我们的人民必须共同分享‘国家的糕饼’。”
“国家的糕饼”这个旧时的名词，我们有些人还是头一次听到，因此受到了大家的喝彩。
这时我的朋友安德鲁？卡迪伯无意中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失口叫出部长当教师时获得的绰号：“就差个机会文学硕士”①这可糟糕得很，因为安德鲁和部长来自同一个村子。
他对待安德鲁的态度，使我想起了四年前领着一群狗的另一个南加。
“真对不起，先生，”安德鲁可怜地道歉。
“对不起什么？”部长吼道。
“先生，别在意那个傻瓜，”韦格先生忙不迭地安慰。“这是人们过去的说法。”
“我看还是开始吧，”部长说着，仍然一脸怒容。
韦格先生虽然一开头就声明，对这些贵宾无需作什么特别介绍，可他还是足足讲了二十多分钟——主要是自我吹嘘，为他在阿那塔及“周围地区”做的党务工作大事张扬一番。
最后，一个相貌粗陋的村民在十几步远的地方站起来，喊道：“够了，不然我就拉你下来，还要你三便士。”
这下妙极了。哄笑声一英里之外都听得到。韦格先生最后致词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说实话，直到部长站起来，笑声还没有停止。
原来，这里面有段故事。多年以前，韦格先生还是一位贫寒的小学教师，他有一辆破得快散架的自行车。不用说，刹车也不灵。一天，他骑车滑下一段很陡的山坡，冲向山谷里的一座窄桥，看见一辆卡车——那个时候，卡车还是稀罕物——正从对面山坡开下来。看样子，两车就要在桥上相撞了。绝望之中，韦格先生拉开嗓门，向过路的人喊道：“看在上帝面上，把我拉下来！”见行人没有反应，他又加了一点筹码：“拉我下来，给你三便士！”从那天起“拉我下来，给你三便士”就成为阿那塔一带流行的笑谈了。
部长的演说自然而风趣，效果极佳。眼下还没有临近选举，他边笑边说，他并不要求大家的选票；就像“一次家庭团聚——完全是一次家庭团聚嘛。”他宁可不用英语对自己的乡亲们讲话，那毕竟是一种外国语，可是他也从经验中懂得，用方言发表演说，有可能在报刊上造成曲解和误会。听众之中有些陌生人不讲我们自己的语言，他也不想排斥他们。他们都是我的伟大国家的公民啊，不管他们来自高原，还是来自低地，等等等等。
他提到的陌生人，我猜是埃莉诺？约翰太太，来自沿海的一位有影响力的女流，她早已加入部长的人民组织党。她浓妆艳抹，满身飘香，虽然不再年轻，但如果她想要的话，她看上去完全有能力为自己争辩。她坐在部长左首，一边抽烟，一边摇着扇。她身边坐着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位美丽姑娘。我没看见她们交谈，甚至连眼神接触都没有。我不知这位姑娘为什么要混在这群粗鄙的人中间；就好像她只是个搭顺风车的人，打算搭乘他们的车从一间女校到另一间女校。
演讲会结束后，部长连同他那一行人被领到“主人的府邸”——这是韦格先生对他那所水泥砖砌的方正房子的雅称。外面，舞蹈姑娘们重又跳起来，猎人们放尽了最后的弹药，此刻正在耐心地等候事先许诺给他们的棕榈酒。部长随着音乐的节奏，郑重其事地分别同每一伙人跳了几步，并且挑选跳得最好的姑娘，在她汗水淋淋的脸上粘上几镑红色的钞票。每一伙人又另外得到五镑的馈赠。
后来，在“主人的府邸”里，我对部长说：“你今天一定破费不少。”
他望着手里的冰啤酒杯，微笑着回答：
“破费？老弟，你不大了解情况。我把一切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