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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禁激动万分，在叹服马克思观察分析问题精确之余，还使我认识到这套“身份识别制度”绝不能长久运行下去，是一套看起来设计严密其实非常愚蠢的制度。请看，马克思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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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5）
“……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经营有方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指贷款，因其篇目为‘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收入。生息资本（续）’－引者注）也能成为资本家（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这是经济辩护士们赞叹不已的事情，这种情况虽然不断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主义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这和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情况一样，当时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阶级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1974年版679页）
而我们的“身份识别制度”却严格拒绝“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决不“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相反，还把统治阶级内部的杰出人物打压下去。这种“无产阶级专政”能巩固和长久吗？
我之所以在这里特别引用马克思这段话，是因为今天它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今天，我们说我们社会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贫富悬殊，其实根本问题不在这里。根本问题是贫富之间能否流动，阶层之间能否流动。如果穷人永远是穷人，富人永远是富人；“草根”不能长成树木，穷人没有机会、没有可能成为富人，又没有平等的自由竞争机制在富人阶层中将无德无能又无运的人分化衰落成穷人，那才是大问题。
任何社会都分有阶层，良好的社会制度是能保证阶层之间开放性的制度，是“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的制度，是能“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进入领导集团的制度。
四
我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在“身份识别制度”中当然处于最低层，不但“成分高”，并且非常之“高”。还在上中学时候，学生宿舍常丢东西，老师找不到小偷，但又必须找一个出来，因为正值暑期，高三班面临毕业，在毕业典礼之前需要有一个反面教材来进行反面教育。找来找去，只能找我顶罪：一、因为我是班上最穷的学生，又没有资格领助学金，穷就有偷东西的可能；二、我也确实不好，经常旷课跑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看小说，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不及格；三、丢的只是墨水、邮票、信封、信纸、袜子之类的东西，不够向公安局报案的条件，这种顺手牵羊的事神探李昌鈺也查不出，只能靠学校自行破案。而按惯例，任何单位破案的方法都是在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中间排查。刚好，我这个穷学生居然是班上唯一的“资产阶级分子”，又是“关、管、斗、杀分子子女”，我当小偷的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于是，临毕业前我就作为“反动学生”兼“偷窃分子”被开除。
还在青少年时代我就受了黥刑，脸上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给以后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础。（现在，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仍说我曾是个“不良少年”，在文学史上留下不良记录。）
这样，除了“资产阶级分子”、“关、管、斗、杀分子子女”，又添了“反动学生”、“偷窃分子”两顶帽子。
……
（此处略去2000字）
五
我自少年时期受了黥刑后，对帽子早已习以为常。头上有“帽子”成了和呼吸心跳一样是一种“不自律的生命活动”，是我的第二生命象征。我有一部长篇小说题为《习惯死亡》，连死亡都习惯了，何况“帽子”乎？所以我从来没有为“帽子”奔波过，不像那位老干部，好像“帽子”摘不掉便不能活似的。好了，“帽子”全部摘掉了，人也半身瘫痪、口眼歪邪了，何必呢？20多年中我戴着“帽子”照样活的很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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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6）
对“帽子”，我真正感到有切肤之痛，已是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个月，可见我感觉之迟钝。我才发觉“帽子”不仅决定了我40岁前坎坷多难的命运，还一直影响到我今后。
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个月，即1976年11月初，是宁夏地区往农田灌冬水的时候。灌冬水是为了农田水分充足，来年农田的墒情好，就能保证第二年获得好收成。这种农田作业城市读者可能很生疏，而北方农民都知道，是农田作业中一个不可少的环节。
一天，我正在一条主干渠边开渠口，准备往支渠放水，忽然听见主干渠的桥上“哗啦”一声，接着又一声“扑通”，我侧脸一看，有人坠桥落水了。桥上倒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闪闪发光的轮子还在空转，有个人影在桥下的水里上下扑腾。我赶紧跑上前去，渠水并不深，我下去一把就把人拉了上来。是个年轻的小姑娘，因为她是倒栽葱式掉进渠里的，所以全身湿透。刚好，桥头有个高粱秆搭的窝棚，我将她搀进去，看她已冻得索索发抖，而窝棚里还有一些碎高粱秆。我上衣并没湿，火柴还能用，我就把柴草点燃，说，我先到外面去，你脱了衣服烤一烤，稍干了再走，要不会着凉的。过了一会儿，听她说好了，你也进来烤吧。我进窝棚看见她用根较结实的高粱秆支在窝棚两头，内衣搭在高粱秆上烤，外衣披裹在身上，在杂草上煨着火盘腿而坐。
我笑着说，你还挺麻利的，收拾的还很快。她说，你裤子也湿了，我怕你冻着。于是我也抓了一把草垫在屁股底下坐在她旁边，一边往火上添柴禾一边烤裤腿。她先向我道谢，这在当年已不多见，“谢谢”两字经过“文革”几乎消失。她说幸亏我把她拉上来，不然就顺水飘走了。我说哪有那么悬，水只有齐腰深，你爬也爬上来了。她说我掉下去就晕了，哪能爬上来。我又夸她镇静，说我没听见你喊叫，遇到这事不喊的姑娘少见。她也笑了，说我害怕得喊也喊不出来了。这样，我们就聊起天来。她高中刚毕业，别的课程都好，就是语文差点，特别对古汉语，怎么都学不会。那时所谓的古汉语不过是《愚公移山》《卖炭翁》和杜甫的《三离三别》一类诗文。这倒是我的强项，我就给她解释了几个疑难词句，她听的津津有味。可是我放的水已经流到田里，顾不上裤子还没烤干就要去干活了。告别时，她问我姓名住址，我想这也没什么关系，就告诉了她。
过了几天，她竟提着一个柳编篮子到我所在的生产队来了。我下工，远远看见她坐在我宿舍门口，那辆引人注目的飞鸽牌自行车立在墙边。当时，我和一个60多岁的贫农老汉同住一间土屋，贫农老汉已经退休，“发挥余热”的任务就是监视我，但见我来了客人，却识趣地走开了。于是我们边吃她带来的鸡蛋和烙饼边聊古文，我还記得是葱油饼，真的很香，我吃饱了，也到下午上工时间。她走后，我再没见过她。
虽然我40岁还孤身只影，从未与女性有过交往，但那时并未想入非非，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没料到大约半个月后，突然有两个膀大腰圆的男人来找我，也是先蹲在土房门口等，自行车靠在墙上。见我来了，忽地站起来，气势汹汹的模样，仿佛是来兴师问罪。我把他们让进屋，贫农老汉又出去了。他俩是她的哥哥，两人你一言他一语交替说了来意，我才听明白原来是她家要给她提亲，可是她“死活不同意”，说她已经找好了“对象”，“对象”就是我，天天闹着要来找我，现在已经被家里“看起来”了。
“对象”一词在当时比现在说的“男朋友”更进一层，直白说就是“未婚夫”。这就严重了。我把我和她认识的过程从头到尾，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同时也把我的“身份”亮出来，申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两人听了相互用眼睛交流了一下。年纪大点的说，今天咱们看到你这个样子，年纪虽然大了点，我们也不是不同意，只是你的“成分高”了，咱们家是“贫贫的贫农”，又是公社干部，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儿，为了她好，劝我不要再跟她来往，“她来了你就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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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7）
气氛很快缓和了。因为我对“帽子”已满不在乎，戴在头上仍悠哉游哉，所以当年我虽然衣衫褴褛，可是我“这个样子”用“气宇轩昂”来形容或许夸张，但也决非猥鄙狼狈之相，至少在他们眼里，身强力壮又有文化的我，“商业价值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是个好劳动力。两个哥哥开始表示惋惜，不停地咂嘴：“啧啧！‘成分高’了！啧啧！‘成分高’了！”好像不是“成分高”，这倒是门不错的亲事。临走，给我留下他们身上带的两盒“大前门”香烟，每盒都还剩十几支。
如果我的“成分好”，我这个40岁的人就能娶个18岁的姑娘做老婆。当然，如果“成分好”，我也不会落到如此地步。可是人不往坏处想，想的总是眼前的美事。这一来，反而使我怀非分之想，打破了我的平静，我的滋润，第一次感到“成分”和“身份”对我幸福的阻碍。
我想，她到过我这间四壁萧条的土房，房里连个小板凳都没有，只能坐在土坯上吃葱油饼；土炕上的被褥与其叫被褥，不如叫一堆烂棉花；农场发给我的军绿色棉袄扣子全掉光，腰上系根麻绳，大冬天没棉鞋，也没袜子，光着脚穿一双破旧的“解放牌”胶鞋，一目了然地赤贫如洗。而公社干部家庭出身的她（当年的公社干部等于农村的土皇帝），一个“贫贫的贫农”，一个“贵族小姐”，且不提什么“身份”“成分”，仅那辆自行车就需要二百张“工业品券”才买得到。那天她光临我土房的情景，相当于今天的富豪小姐开着敞蓬的法拉利到农民工破烂的工棚。我俩的贫富差距可说是天上地下。然而她对我却如此钟情，非我不嫁，真可说是我落魄中的红颜知己！“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没想到我与她不期而遇，竟成了“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想到她被“看起来”了的心情，《诗经》中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不正是她的写照吗？她给了我温暖，也使我好几晚上失眠，如《西厢记》中写的“千百遍捣床捶枕”。
我竟开始想女人从而抱怨起“帽子”来。
后来，在谢晋要把我的小说《灵与肉》搬上银幕，拍摄《牧马人》之前，谢晋拿来一摞中央戏剧学院女学生的照片，让我挑选哪个像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我一张张地翻到丛珊，仿佛看到她一点影子。
“就是她了！”我说。
（此处略去2000字）
……
六
没想到，不到半年，我的第一篇小说《四封信》就在《宁夏文艺》（《朔方》的前身）发表，接着我就获得平反，并且“彻底恢复名誉”。
我们今天说“改革开放”起始于安徽小岗村23户农民写血书要求“分田单干”，从而启动了经济领域的改革，而据我看：一切改革都起始于人的解放！
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垮台后，先是解放“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接着是为右派分子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人平反甄别，1978年底，在那个寒冷的冬天，终于在全国农村摘掉全部“地富反坏分子帽子”。这是遍及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使数以亿计的人改变命运的大事。
这一系列举措虽然是紧锣密鼓却不是大张旗鼓进行的，所以在今天一般中青年人中印象并不深刻。而实际上，就其规模、人口数量、国土范围及解放的彻底性来说，“身份识别系统”与“身份识别制度”的取消，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奴隶解放！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地平线上，才出现了一丝人权意识的曙光。由此开始，才有30年后的今天。
“身份识别系统”瞬间分崩离析，“身份识别制度”很快土崩瓦解。只有亿万人摆脱“身份”和“成分”的束缚，才有可能调动全体人民群众投入改革。试问，如果几亿农村人口中“身份”仍然有这样那样的差别，“帽子”仍然戴在数以百万计人家的头上，农村人口中人与人的地位不平等，怎能“分田单干”、“家庭承包”？在技术操作层面上就行不通！我没调查就敢断言：那23户写血书的农民中肯定没有一户是“地富反坏成分”的人家。这些人家当时还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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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8）
中国的经济腾飞起始于乡镇企业的崛起。你可以去调查调查，原先“地富反坏分子”的第二代、第三代，在乡镇企业中曾起了多么大的作用；他们当中许多人是乡镇企业的骨干。他们从地底下爬出来，拂去身上的泥污，积累了多年的智力和能力一下子迸发出来，这才造就了乡镇企业的辉煌。
民间经济的繁荣也是如此。从最早的“能人”、“个体户”、“万元户”直到今天福布斯富豪榜上的人物，看看里面有多少“身份”不好、“成分高”的人吧。如果不首先破除“身份识别制度”，今天中国能成为世界的第四大经济体吗？
“不可接触的贱民”真正成了甘地说的“上帝的孩子”。他们是改革开放最早的受益者，从而也是改革开放的先锋。
1978年以前，编辑发现你的稿子可用，必须先去信征询你所在单位的意见，当然首先是核查你的“身份”。我之所以能重新执笔，就得益于到1978年向报刊杂志投稿再不需要“身份”证明。
曾被戴上“地富反坏右”、“反动学者”、“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种种帽子的知识分子及其第二代，只有摆脱了“身份识别制度”才有发言权，才能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主力军！
今天的文学评论家可以说中国的“新时期文学”艺术性不高，甚至可以诋毁它是一堆“文学垃圾”，但正是“新时期文学”开创了今天文学繁荣的局面。今天的“80后”，不可想象我们那时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来闯一个又一个“禁区”。我们为后人开辟了道路。“新时期”作家曾是中国老百姓的代言人，我们说出了老百姓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说出了老百姓想说而说不好的话。中国“新时期文学”可能在世界文学史上没有多高的地位，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推动作用决不会被抹杀。未来的读者和文学评论家将会把中国所谓的“新时期文学”作为20世纪乃至21世纪中国文学最辉煌的一章。
我可以说，在中国作家中，我是背负“身份”“成分”担子最沉重的一个，经受的磨难也最多，所以对“身份识别制度”最敏感。1984年我的小说《绿化树》发表后，有同行讥讽我小说中“踏上了红地毯”这句话太“俗气”。那请你想一想，我这双跨过死人堆、20年之久没有穿过袜子的脚踏上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难道没有特殊感觉？试问我同辈作家，虽然我们都是从艰难困苦中摸爬过来的，但有谁在20年间穷得连袜子都穿不上？
但是，我这双穿上袜子的脚并没有因为“踏上了红地毯”参政议政而自满，软化了我应有的锐气和勇气。
在《绿化树》发表之前的1983年，我就“踏上了红地毯”。一次，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召集了十几位新增的文学艺术界的政协委员到中南海座谈。其中多数现在已经过世，今天仍健在的如我之辈，也垂垂老矣，记得有###才、何士光、叶文玲等人。委员们在中南海富丽堂皇（今天想起来也很一般）的会议室中“分宾主坐下”。我刚从劳改农场爬出来不久，“中南海”这三个字对我来说是个可望不可及的、类似“皇宫”“朝廷”这样的地方，今天居然能在这里占一席之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云泥之别”，令我感慨万端。
阎部长先说了番客气话：请大家来随便谈谈，互相认识认识，然后礼贤下士地倾听每个人的发言。因为阎部长谦和的态度，众人也就不太拘谨了。当时，文艺界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发言者大都围绕这个话题展开，纷纷反映本地区本单位还存在的政策不落实、观念上还有“两个凡是”阴影的现象。阎部长都一一记下，时不时地插言询问。轮到我，阎部长和蔼地向我点点头：“听听贤亮同志有什么话说。”
没料到我一开口就说：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改造共产党！”
我完全不理会当前最紧迫的落实政策问题，而是直接捅到问题的核心。
我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靠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党是无法完成的。改造共产党，主要是改变共产党的党员结构，要把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党改造为知识分子占大多数的党。我们必须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只有知识分子在党内占了多数，我们才有能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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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9）
与会者脸上都表情惊愕，我注意到阎部长也觉得意外。当时，“改造共产党”不但是离经叛道，简直可说是“大逆不道”的说法。
我接着说：“我们共产党人有志改造社会、改造世界，改造人的世界观，为什么不能改造自身呢？我们必须有改造自身的勇气。只有我们自身不断地自我改造，我们才有力量和能力去改造世界和社会。”
不需要激励，也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只要给我一个平台我便会口无遮拦地侃侃而谈，无所畏惧。自那时以后的25年，我连续任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直到今天超龄退出，从来如此。
“不可接触的贱民”变成“上帝的孩子”就向往“天堂”。
我以为在中南海的一席话说了也就说了，没怪罪我已经算走运，没想到两个月后的一天，我们宁夏自治区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刘德一同志给我来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