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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人们深刻认识到老者掌握着前人的智慧与经验，敬重老者就是尊重前世文明，因而“老”字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中，长期以来都是尊敬词。尊老、敬老、爱老、养老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传统美德，也是历史上形成的良风美俗，促进了中华文明的有效传承延续。足见，孝道教育正是保证恩格斯所关注的“人类自身的生产”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传统孝道支撑了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构建。中国的孝道教育还体现了恩格斯关于“社会制度”“受家庭发展阶段制约”的思想，这表现在中国封建社会曾借助孝道，促进社会伦理和政治制度的建设上。以家族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基础，其政治体制却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以家族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形同散沙，而中央集权制却具有高度集中的特点。如何使二者能够有机结合，这是保证中国封建社会巩固和发展最为棘手的一大难题。经秦汉之际学术思想的大融合，按照儒家的学说，可以循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次序，理顺国家政权和家族性个体农业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有人说儒家主张的“这种宗法制度用血缘亲属的网络把一些散慢的个体家族凝聚成为组织严密的宗法共同体，不仅不受人口迁徙流动的影响，而且具有顽强的再生性的功能，可以凭借人类的自然增殖在任何地区建立起来。”①也就是说，儒家以孝道为中心的家庭伦理思想，能够将形同散沙般的个体经济整合成为支撑中央集权制的有效社会基础，统治者可以采用“移孝作忠”的理念，建立由王权直接掌控的官僚机构，致使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具有“超稳定”的特性。
不难看出，家庭伦理与社会制度建设的内在联系，中国封建社会提出“以孝治天下”的政策，是与其经济和政治建设的需要密不可分的。足见孝道教育在我国古代倍受重视，绝非偶然，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故而，我们绝不能简单地将孝道教育视为孤立于社会之外的个人修养。家庭伦理，与社会制度永远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告诫我们，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家庭伦理的建设，必须纳入我们治国方略的视野之中。
从家庭伦理拓展为社会博爱。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保存了一些从原始社会沿袭下来的良好道德传统，比如敬老慈幼等。这种传统与历史上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密切结合，对于形成我国人民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良风美俗，有着重大的影响。
就社会伦理建设而言，孔子曾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①孔子的弟子有子更明确地重申孔子的思想，指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与？”②儒家学者确立了孝道教育的基础地位，认为它是培养完美人格的人的根本。当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影响儿童成长的诸多社会因素中，家庭因素显然是最重要的。它是儿童社会联系中出现最早和持续最久的一种，而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又是居于核心地位的一种主要的家庭关系。亲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情感关系将会影响到儿童对以后社会关系的期望和反应。中国古人认为孝是“德之本”、是教育起源之一的思想是正确的。
后来，孟子又发展了孔子的推己及人之道，将孝行由家庭伦理推广到社会，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③的著名观念，大大强化了孝道的博爱精神。《礼记·礼运》篇，还根据孔孟倡导的理念，描绘了人类社会的理想蓝图——大同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奉行的是“天下为公”的原则，具体体现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孝道的博爱思想，经过历代儒家学者的发展，终于使中国的孝道教育具有了开放性的特点，如下图所示：
我国古代以孝道为中心，并不断延伸家庭伦理的思想，逐渐构成了一个覆盖整个社会伦理关系的结构体系，对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建成，有着积极的贡献。它不仅具有社会教化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约束统治者道德行为的作用。例如，《孝经》认为自天子以至庶民，都应当遵循孝道，而且，还应根据各自的社会地位不同，权力的大小，所实施的孝行也应有所区别。
传统孝道创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秩序文化”。经过汉代加工发展了的孝道，是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典型。无论从理顺人际伦理关系的角度，还是从建立政治等级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传统的孝道，都体现了“秩序文化”的特点。
作为“秩序文化”的传统孝道，倡导人伦关系应当具有“相互对待”的特性。例如“父慈子孝”的观念，就是“相互对待”的孝道观，它既要求父母应有仁慈之心善待子女，又要求子女应有孝敬之情侍奉父母。应当指出，家庭伦理关系，例如父母与子女之间，或者长幼之间，都具有不对称性。一般来说，在子女处于养育期时，相对于父母而言，他们属于“弱势群体”；当父母年老体弱之后，相对子女而言，他们又成了“弱势群体”。只有各司其责，各尽其能，才是合理的、具有民主精神的孝道观，否则就会造成家长专制，抑或虐待老人等问题，从而扭曲了孝道的本质。我国古代著名家庭教育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明确指出：“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他将父母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威严而有慈”，视为教育好子女的前提，这是很有见地的。中国的传统孝道认为，任何人在社会上都有特定的角色地位，不同的人在孝道中，应承担不同的义务。这种思路对于建立新型的社会秩序和道德文明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承认，传统孝道教育其所以在中国古代产生过强大的影响力，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它适应了家族宗法制小农经济的需要。历史已经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它依托的社会基础业已丧失。即使在当时具有民主精神的内容，在今天也不一定能够全部接受照搬。这就需要我们站在现代社会发展的立场上，对其重新进行审视。近年来人们自发开展孝道教育的实践，促使我们进一步探讨了它包含的合理内核，以及它对我们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启示。现简述如下。
（一）孝道教育呼唤人性复归
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①
所谓“人性”，它是与“兽性”、“野性”相对的概念。我们当下倡导人性化，旨在引领整个社会远离野蛮愚昧，开创和谐高尚的现代文明。我国古代儒家似乎深谙这一道理，他们在构建伦理道德教育体系时，几乎都根据“人兽之别”提出自己的主张。孝道观念的产生，恰恰体现了人与动物的明显区别。
马克思主义多方论述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就生命活动而言，曾深刻指出：“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①。这一论述对我们理解孝道的人性化特征有着直接的启示：众所周知，“孝”的观念，来源于人类最基本的生命活动——生命的产生和延续。中国千百年来民间流传一句俗语，即“生我者父母”，道出了是父母给予了自己生命这一最朴素的事实，作为获得此恩泽的后人，理应知恩怀德回报先人，“孝”的观念便由此产生。所以，“孝道”是中国先民对人生命活动自觉意识的体现。动物都有生命活动，不过是一种本能，而有了孝道观念的古人，却常常用来证明行孝也是动物的天性，是符合天地自然之道，为孝道寻找到了理论依据。所谓“慈乌有反哺之恩； 羔羊有跪乳之义”，告诫人们如果不行孝，那就不如畜牲了，不配成为天地中的一员。其实，这是人对生物本能所作的“孝行”诠释，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孝道观念的确是人类对生命活动的觉醒。我国古代孝道观念的创立，从人类思维发展的角度而论，又一次反映了中华文明的早熟。为了提倡孝道，古人明言：“知为人子者，然后可以为人”，意思是说懂得自己作为“人子”应尽的孝道，那才谈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人，才算是一个具有人性的人。中国古人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最为重要的不仅在生理上，更在心智上，只有具有人特有的社会意识和情感，才算真正区别于禽兽，具有人性了。因此，能不能理解孝道，实施孝道，便成为衡量一个人人性天良的标尺。
（二）倡导孝道，催生“生命教育”
《孝经》记载孔子所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①，直接将孝道的发端（“孝之始也”），与人的生命体的产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相联系，告诫弟子们要珍惜生命。这是我国古人实施孝道的重要内容，在当前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据辽宁省青少年研究会调查则显示；约有2/3的中学生在抗挫折、适应社会能力方面不及格；面对挫折、困难；不知如何解决；甚至产生厌世、轻生的念头②。
有位学者说，“生，是偶然的；死，是必然的。” 我们应当教育学生珍惜造化只赐予每个人仅有一次的生命，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生命，需要意义的支撑，没有意义支撑的生命，就是无根的浮萍。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曾经写过一首《自勉并勉同志》③的诗：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
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多少白发翁，蹉跎悔歧路。
寄语少年人，莫将少年误。
“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这是珍惜生命者的共同理想与抱负。
我们倡导孝道应当教育人们既珍惜自己的生命；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的生命，不可无视生命的价值，践踏生灵。弘扬孝道教育，应与生命教育相联系，将生与死讲透，借以唤起人性的良知，使全社会都形成珍爱一切生命的共识。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夺去了数万人的生命，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奇迹。我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每一个生命的举措，我国军民万众一心拼死从死神手中夺回每一个生命的事迹，以巨大的震撼力净化着中华民族的心灵。
灾难使人们顿悟了生命的珍贵！
我们先祖在传统孝道中倡导珍重生命的教育，在21世纪初年的中华大地开始变成现实。虽然我们承受着巨大的伤痛，但是，我们却接受了一次亘古未有的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深刻教育。
我们期盼在推行现代孝道教育的同时，能够培育出一大批“生命卫士”！
（三）孝道必须情理相融
传统孝道具有情理相融的特点，这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指人的理性与感情的融合；其二，是指“法理”与“人情”的融合。
理性与情感结合。孝道教育中的情理相融，可以有效抵制社会功利思想对人们道德的侵蚀作用。功利心往往会泯灭人的善良天性，儒家提出了“慎终追远，民德归厚”①的主张，以求孝道教育能够克服功利心的干扰，养护人性的理智与情感。当代史学家钱穆指出“慎终”和“追远”都是礼制，是古代先贤追念祖先功德的理性认识，儒家其所以要倡导这种礼制更有其深意在：“儒家不提倡宗教信仰，亦不主张死后有灵魂之存在，然极重丧祭之礼”②，因为这种礼仪能够表达人们对于死和生的一种纯真感情，体现孔子所倡导的仁心与仁道。钱穆认为，孔门经常用孝道教育来“导达人类之仁心”。这种丧祭之礼，对死者不可能有实利可得，对于生者也不可能获得任何酬报，这种礼仪活动有可能“超于功利计较之外”。如果对死者尚有怀念的仁心，可以推想，对于生人当然就更不会违背仁德了，充分肯定了儒家孝道教育注重培育人类仁德情感的旨意（至于今人借丧葬摆阔、散布迷信思想等，则与原始儒家的初衷大相径庭）。事实上，情感是人性的重要体现。儒家极端重视真情实感的教育作用，这是儒家教育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宋代著名儒家学者、教育家陆九渊，曾经为丧祭礼制赋诗道：“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意思是说，人们面对埋葬先人的坟墓所涌动的深沉哀痛，以及在宗庙中所表现的对先祖真诚的崇敬之情，这是人类最为珍贵的、绵延千古不曾泯灭的良心啊！
《论语·为政》篇记载：“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告诫弟子子游说，没有对父母一片敬爱之心，与人养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呀？表明供养只是功利的，敬爱才是情义的，而情义无价！儒家倡导的孝道，具有情与理相融的特点，有助于使儿童尽早地理解爱，学会爱。在一定程度上能抑制功利主义对人的侵蚀，净化人们的心灵。
根据孝道情理相融的特点，自古以来，有识之士都重视发挥其“传递爱”的作用，倡导推己及人，唤醒民众内心骨肉深情的天性，致使民心归于厚道，将爱心从家庭内部传递到整个社会，使社会风气充满温馨。1935年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拍摄了电影《天伦》，通过一个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提倡将一己、一家的爱推广及于全人类。由著名音乐家黄自谱曲的主题歌——《天伦歌》，讴歌了中国古代圣贤所推崇的大同博爱思想。歌中唱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舍己为人无薄厚。浩浩江水，霭霭白云，庄严宇宙亘古存。大同博爱，共享天伦。”弘扬了传统孝道由个人亲情达于大同博爱、实现人类共享天伦之乐的美好理想。这首歌曲，曾经感动过几代学子，昭显了传统孝道思想情理相融的感人魅力。
法理与人情结合。《论语》记载，“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①意思是说，子女侍奉父母，一旦发现父母有过失，应当委婉地劝谏，把自己的意见表达清楚，如果父母不听，还应当照常恭敬，不要违逆，等待机会再劝谏，虽然如此操劳忧心，也不要对父母有所怨恨。孔子的这段教诲，是孝道中法理与人情相兼容的一则典型。父母有过失，按照法理当立即处置。做子女的，应当遵从法理，不要使父母触犯法规，所以负有劝谏的义务。但是，伦理关系，不同于法理关系，做子女的不是直接的执法人员，他们与父母还有亲情在，因此，采取的方式就不同于执法那般强硬，而应委婉，且有耐心，既不要使父母犯法，又不要伤害人伦感情，使自己陷于不孝，故而，需要“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这就是孝道中法理与人情相融的体现。这种做法，往往能够使犯有错误的父母心服口服，起到仅用法理收不到的效果，而且，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回想奉行“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时期，曾经发生过多少子女与父母决裂的惨痛事例，使整个社会陷入“情感危机”，人们备受“人性创伤”，至今仍然令人痛心疾首。孝道教育中法理与人情相融的思维方式，应当说，恰恰是我们走出“阶级斗争”为纲的阴影、创造和谐社会所需要的“新”思维。
（四）行孝要求知行合一
传统孝道教育知行合一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它与礼制的结合上。中国古代的“礼”，既包括礼义，又包括礼仪。也就是说，既要求人们提高对礼的认识，还要求躬行践履。孝道教育欲想提高人们的认识、发挥其情理交融的特点，达到入人心、动人情的作用，就必须借助通行于整个社会的孝道礼制、礼俗，使孝道教育的推行具有“知行合一”的载体。
中国古代的养老敬老制度。孝道教育的“知行合一”原则，是有制度保障的。据我国古代儒家经典记载，早在夏、商、周时代就建立了养老的制度。秦汉以后，建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度，封建王朝在敬老、养老问题上，直接继承了周代以来的传统。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设置三老、五更之官以养老；对年老及退休的官员在政治上生活上予以优待；对全国庶民百姓中的老年人在政策上时有照顾的规定。历代统治者的目的都是希望借助敬老养老，来推行孝悌之道，使国家和社会秩序得到稳定，同时也是对举国臣民百姓实行的道德教育，用以激励风纪，培植良风美俗。
中国大致从周代开始，就建立了官员退休养老制度。退休称为“致仕”、“致事”、“致政”，意思是指把职务交还给国家。古代官员退休的年龄通常在70岁，他们退休后，可以颐养天年，这是一种社会性的养老措施。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众多统治者认识到，许多退休的官员，多是学识渊博、有丰富从政经验的有识之士，有些老年大臣对国家曾经作出过贡献，是具有威望的国之###。因此，历代帝王对老年官员在政治上多表示敬重，在生活上也多给予关怀和照顾。另外，历代封建朝廷还对全国庶民百姓中的老人，也建有养老制度，称为养“庶老”。那是指“民中贤者”，先由乡负责养老，进而“养于学”，让他们直接培养官府的“接班人”。把养国老与养庶老区别对待，这是封建礼制有等差的表现。但养老的精神是一致的。康乾之世，还有轰动朝野的“千叟宴”，乾隆登位50年举行的“千叟宴”，预宴的老人有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