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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上，关于这对夫妇的截然相反的说法出现了。她的辩护律师说他掩饰着自己的暴力倾向。法庭则认为她幻想着杀死丈夫并且对他投入工作心怀不满。陪审团也注意到了格特凯特一家在经济上的困窘。在谋杀发生的那天晚上，法庭说莉莉莲·格特凯特在他羞辱了她的做爱表现后很是愤怒。 最后，陪审团认为她二级谋杀的罪名不成立，但是杀人罪成立。也就是说，她的行为很难被理解为自卫。在接受判决之前，莉莉莲·格特凯特在监狱里待了11天。最后她自由了。她被释放这一事实让法庭的检举人朱利安·巴菲特（Julianne Parfett）说这一不把她投入监狱的决定传递出一个信息：女人们可以去杀死自己的丈夫，只要她们宣称自己被虐待，即便无法证明也能逍遥法外。 以受虐女性综合症来作为辩护理由同时存在积极的与消极的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对于那些长期遭受着非人虐待又找不到出路的女性来说的确是有保护作用。然而这同时也确实是对女性提供了一种庇护。那些被丈夫殴打的女性采取反击——甚至是杀死他们——被看作是缺乏自由意志的行为。把受虐女性综合症当作为她们辩护的证据，她们的行为也就不再被认为是合乎情理的了，而是被看作是短暂的精神病发作。 如果法庭要释放一个出于自卫目的杀人的女人，最起码他们应该承认她是一个行为正当合理的有理性的人，是和男人一样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才杀害了别人。恰恰相反，因为有沃克制定出来的综合症这一说法，法庭把受虐女性的杀人案当作特殊个案来处理，这其实是有点逻辑错乱。这些女人经常会表现得根本就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事，像魁北克的丽塔·格雷夫勒尔（Rita Graveline），她在1999年杀死了丈夫迈克尔（Michael），最后被宣告无罪。医生在法庭说格雷夫勒尔长期患有“非精神病症的游离行为症”，这是由于受虐女性综合症引发的一种状态。这并不是辩护，但这一说法变得很有名，经常被类似案件的当事人所应用。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五部分 爱与伤痛（7）
那些做事拼命、勇敢，甚至女英雄般救出自己的孩子们的女人，被认为她们头脑有问题的专家所“饶恕”。1992年，《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伊丽莎白·施纳德尔（Elizabeth Schneider）是一个法律专家，她在文中指出“许多被殴打的女性对她们的孩子没有保护能力，因为在法官看来她们是无助的、无能的受害者，甚至无法处理正常的生活事务。如果一个女人被看作太有能力，太善于处理生活，就会与受害者的形象不符，她将不再得到信任。” 在讨论家庭暴力的时候，“好妻子”这个概念经常被提出。1988年，一项基于对有家庭暴力行为的男性所做访问为基础的研究证明，78％的男人认为自己之所以会有暴力行为是因为他们的妻子没有尽到一个“好妻子”应尽的责任。甚至是尼克尔·布朗在一封信中也谈到过“好妻子”，她说：“我想成为一个好妻子，可是他从来不给我机会。”这封信在审判的时候从来没有被提及。 1989年，萨拉·桑顿（Sara Thornton）在杀死她的丈夫马尔科姆（Malcolm）之后成了英国最有名的被殴打的妻子。她是在丈夫喝醉酒后昏睡的时候，用一把厨刀把他给杀死的。案件审判期间，她的性格受到了不好的评价，主要是因为她不符合对好妻子的习惯性要求。她不善于理家，除此之外，还有介绍说她曾经三次堕胎，有试图自杀的经历，一直到结婚前她都不穿内衣裤。1990年，她被判谋杀罪名成立。法官对桑顿说，当面对暴力的时候，她可以“跑出去或者是躲到楼上去”。1991年，桑顿在上诉书中写到：“我不是疯子，我不是疯子，我承受着难耐的压力，这压力一天比一天更令人难以忍受，却没有人愿意关注。当我丈夫威胁说要杀了我的时候，我爆发了……我是一个现代女性，我请求得到现代的审判。”1996年在服刑5年半之后，她经过了复审获得了自由。 《卫报》（The Guardian）在提到桑顿的时候，说她是“被殴打妻子的偶像”。这个时候，她也成了一个小产业的主题。她在监狱里的时候和一个记者的通信被出版了，书名是《插上了翅膀的爱：写在监狱里的希望之信》（Love on the Wing：Letters of Hope from Prison）。她成了第四频道的特别节目《刺激》（Provocation）的明星人物。1996年，BBC电台播出了题目叫《温柔地杀死我》（Killing Me Softly）的纪实剧。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闻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杀死丈夫的女人成了名人。换句话说，桑顿是公众愿意去移情的那个人：首先是一个被虐待的女性，然后才是一个杀人者。媒体的态度也是同情的，就像《独立报》（The Independent）说的：“为了寻找和平，她成了最初的殉教者。” BBC为自己辩护说，由桑顿的故事改成的戏剧“适合最广大读者的兴趣”，但这一改编不但把桑顿的故事做了误解，而且还把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变态当成了女性的正常状态。《温柔地杀死我》还有一个失败之处，就是把桑顿那个酗酒的、残暴的、死去了丈夫马科尔姆当成了桑顿事件最终的受害者。 那些虐待甚至是谋杀妻子的丈夫在英国法庭上也可能证明自己的行为上正当的——如果这个妻子很明显是那种“唠叨不停又蓬头垢面“的人，那这就可以成为丈夫为自己辩护的一个理由。1991年，辛厄·比斯勒（Singh Bisla）扼死了他“唠叨的”妻子阿布纳什（Abnash），为的是让她在行使了两个小时的语言暴力可以“闭嘴”。最后，他被判处了18个月的缓刑。法官说：“因为并非是你自身的错误，你经受了很长时间的折磨。”1994年，曼彻斯特的罗伊·格治（Roy Geech）因杀害自己的妻子被判处2年的缓刑。他在发现自己的妻子和别人有私情之后，怒不可遏，拿起一把厨房用刀，刺了她30岁的妻子一共23刀。“你的头脑受了那么大的刺激，所以你对于你所做的事应该负的责任就减少了，”法官里斯·戴维斯（Rhys Davies）说，“你不仅仅是一个拥有好性格的人，你还是一个健康的男人。”1997年，大卫·汉普森（David Hampson）因为杀人罪被判处6年监禁。因为他妻子老是唠叨，他觉得不堪忍受，就用一把锤子把她打死，然后埋在了花园里。后来他的刑期被减到了4年。在审判时，法庭听取了汉普森关于他在忍受了12年的批评和“虐待”后终于忍无可忍的说法。在最初的判决中，法官阿伦（Allen）说：“我必须记住的是公众对男性生活所持的看法，这样的杀戮即使是可以理解也是很难被容忍的。再有就是你妻子对待你的方式会在你心里留下一些印记，影响到你对事情的看法。”同一年，爱丁堡的高级法院把大卫·斯温伯恩（David Swinburne）无罪释放，当他的妻子对他说准备离开他和另外一个男人生活的时候，他刺了她11刀。 在所有对家庭暴力的审判和阐释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空白之处。从来没有人对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做出解释。比如说，根据1998年的一份统计资料，有大约一半的16岁以上的加拿大女性曾经经历过性攻击或者是身体上的侵袭。家庭暴力之所以看上去数目惊人，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女性主义自身。正是因为妇女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兴起，才把家庭暴力这一问题揭露了出来，让妻子不再是一味地顺从她们丈夫的意志。洛杉矶的心理学家罗伯特·巴特沃斯（Robert Butterworth）认为许多家庭暴力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丈夫们对妻子们在婚姻里想按照自己独立的意志生活而感到愤怒。“随着妇女运动的兴起，角色变化非常巨大”，2002年，他对《卫报》说：“已婚男性不再‘拥有’他们的妻子。许多男性很想远离妇女运动的影响，但是他们做不到。我认为现在有那么多美国男人娶外国新娘，是因为她们在婚姻中可以更顺从一些。”
第五部分 爱与伤痛（8）
现代女性认为自己绝对不应该成为那种屈从的、被控制的妻子，所以许多在家庭中忍受着精神或者是肉体虐待的女性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实际状况。她们不愿意别人知道她们选择的人、她们所爱的人并没有对她们百般呵护，而是无休止的虐待。丹尼斯·布朗在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时，就表现出了这种态度。她拒绝承认她妹妹是一个被虐待的女人。“我不愿意人们有那样的想法。我知道尼克尔。她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如果她被殴打过，那么她不会继续和他待在一起。”这事实上是做出了假设：如果被虐待，尼克尔·布朗将会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离开。但被虐待的女性，即便是那些真正意志坚强的人，经常还是选择留下。 尽管在20世纪下半叶，允许男人对妻子有身体的控制权的法律条文已经被废止，但取而代之的是对激情与占有之间关系的浪漫叙述。这在辛普森的案子中表现得很是明显。丹尼斯·布朗曾经讲到过她和她妹妹以及辛普森在一家餐馆里的经历。当时每个人都在喝酒。“忽然他把尼克尔抱在怀里”，她说，“他把手放在她的胯部。他紧紧地盯着她。在他眼睛里充满了激情。他说；‘记住，甜心，这里属于我。属于我！’” 当然，他是错误的。她的胯部不属于他。但是他认为是属于他的，这反映出一种强烈的占有欲，这种占有欲在我们的文化中像一股潜流。很显然，媒体在报道辛普森的案子时经常把布朗称作辛普森的妻子，即使是他们已经离婚了。她还是经常被称作尼克尔·布朗·辛普森，即使她的信用卡可以证明她已经把名字改回了尼克尔·布朗。但是关于妻子是丈夫的占有物的观念如此根深蒂固。在2001年放映的电影《在卧室里》（In the Bedroom）中，一个男人残酷地谋杀了一个男人，因为和他疏远了的妻子和这个男人有了恋情。他对自己的行为是这样解释的：“他动了我的老婆！”好像这样一来他的残暴行为就变得合理正当了。 对这种借口的接受反映出的是大众娱乐产业中在激情与暴力中存在着难以解开的关联。我们有时候会跟着收音机一起哼唱披头士的老歌“和你的生命赛跑”（Run for Your Life），在这首歌里保罗·麦克尼（Paul McCartney）唱到他宁愿看到他从前的女友死也不愿看到她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在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的《飘》（Gone With the Wind）中，当瑞特（Rhett）抱着斯嘉丽（Scarlett）上楼的时候，我们感到是那样的激动，尽管知道这一幕未尝不可以被解构为被伪装过的强暴。 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那个晚上，发生了非常有名的一幕。瑞特醉熏熏地往家走，为自己多年未与妻子做爱而满怀愤怒，想到她对阿希利（Ashley）的爱他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嫉妒。当他回到家，一把就把斯嘉丽搂在了怀里，把她抱到了楼上的卧室里。在小说里，斯嘉丽被描写为不住地挣扎和尖叫，“因为恐惧而反应激烈”。突然，她服从于“一种狂野的颤栗……他的手臂是这样有力，他的嘴唇是这样热烈……在她的生命里，她第一次遇到了一个人，一个能够震住她、打动她的人。”第二天早上，瑞特走了，但是斯嘉丽却躺在床上，把头埋在枕头里，沐浴着金色的阳光，沉醉在昨夜的激情里。“他让她变得谦卑，践踏她，让她度过了一个充满野性的、疯狂的夜晚，她深深地被打动……” 女人想被征服的情节在许多浪漫小说里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他追求。她拒绝。他征服。他是危险的、富有攻击性的、有力的。他所向披靡。这是在许多女人那里能够引起共鸣的公式。单单是美国，有2500万女性平均每年阅读20本浪漫小说，被出售的平装书中有49％是浪漫小说。事实上，浪漫小说的情节模式反映出勒诺·E·沃克对暴力的三个阶段的概括——紧张关系的形成阶段；激烈冲突的爆发阶段和平静或者暂缓阶段。不过是用性代替了殴打，这在经典文本《飘》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带着消遣的心情阅读这样的书可以成为一种无害的休闲，这可以被当作一种对乏味的日常生活的逃匿，甚至可以通过沉迷于种种充满浪漫色彩的故事逃避自己所拥有的感情关系。不大好的一点是浪漫小说经常被用来弱化男人对他们的妻子或是女朋友行使的攻击行为的危害性。当纽约市的一个警察把他的前女友从她工作的警察总部拖出来，对着她开了四枪，杀死了她，然后开枪自杀，《纽约邮报》（The New York Post）的标题是“一个害相思病的警察的悲剧”。从这个标题可以看出，这个悲剧是他的。他是失去了爱人的那个可怜人。他的罪行不是把子弹射进了那个女孩的身体，而是爱得太深了。与此类似，当一个失业男人被一直支持他的女友拒绝后，放火烧了她工作的俱乐部，有87个人在这场火灾中丧生，《纽约新闻》（New York Newsday）这样报道：“爱情故事以憎恨结束”。当拳击冠军迈克·泰森（Mike Tyson）在因为强奸另外一个女人要进监狱的前一天晚上殴打了他的前妻罗宾·格温斯（Robin Givens）时，记者写的报道有一个很俏皮的标题：“泰森…格温斯爱情比赛”。当一个男人谋杀了他的妻子以及她的男朋友时，《温尼伯自由新闻报》（The Winnipeg Free Press）在它的头版上报道说：“三角恋爱以伤害告终”。一个男人把与他不和的妻子绑架了，然后强奸了她，因为他想像中的私情而谴责她，最后把她掐死了（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他们的孩子面前），一个记者在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说他“和他的妻子做爱”，后来因为“嫉妒的情绪难以控制”把她扼死。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五部分 爱与伤痛（9）
情欲一直都被限定在统治与服从的范围内。1986年发行的电影《9周半》（9/2 Weeks）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发生在伊丽莎白（Elizabeth）和约翰（John）之间的一段短暂的性关系。伊丽莎白是一个脆弱的离婚女人，是纽约的一个画廊助理，由金·贝辛格（Kim Basinger）扮演。约翰是一个内心幽邃的华尔街经理人，由米基·洛克（Mickey Rourke）扮演。慢慢地，他把她带入了一个很戏剧化的性游戏中去。他把她的眼睛蒙起来，喂她食物；他让她面对墙壁，用鞭子打她。她完全被他控制了，甚至在他的指示下从商店里偷了一串项链。他让她穿他选的衣服。在一家百货商店里，他把她带到卖床的地方，命令她爬到床上去。“伸开你的腿”，他说。她听从了。他让她与一个嘲弄她的妓女在一起，然后请求他和她做爱。在影片的最后，她离开了他，头脑昏沉，满心迷惑。 在现代西方的色情艺术作品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男性主导女性的叙述模式。戏剧演员里查德·普莱尔（Richard Pryor）在写到他与女演员詹妮弗·李（Jennifer Lee）的婚姻时，这样说：“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女人，她或者是像一个女妖精，或者就是你的。暴力很像是沃都教（Voodoo）。一种魔法。一种黑色的咒语。你必须拥有。”即便是Q·J·辛普森也被浪漫化地描述为一个虚构的人物了，因为他不止一次地被比作奥塞罗。 正像尼克尔·布朗所遇到的情况一样，“爱”是许多女人在明明有能力离开却非要选择留下来的一个理由。这里有某种逻辑在发生作用，即使不是那么的明显。爱，而不是需要，甚至也不是社会期望，成了现代婚姻中的根本动机，尽管其他因素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夫妇变为“一体”的观念，本来是指的法律关系，现在也被转化成了一个浪漫小说的修辞手法。在1996年的电影《杰里·马奎尔》（Jerry Maguire）中，芮妮·齐薇格（Renee Zellweger）说出了“你使我完整”这样的话。在20世纪90年代女人并不是非要结婚不可。她们想要结婚是因为她们在恋爱，根据流行文化的说法，所谓恋爱是一种感觉，与具体行为无关。换而言之，一个女人可以忍受被殴打，只要她还认为她是被爱的。 “你和我一起面对这个世界”的观念充斥在浪漫小说和浪漫的电影里面，甚至在里德达沃特的强奸故事中也占很重要的位置。格里塔·里德达沃特（Greta Rideout）被认为是女性主义者的女英雄，在她的丈夫因为强奸她被起诉又被判无罪后，继续和他生活在一起。一个记者曾经访问过这对夫妇的家，说正在他们家的墙上有一行手写的标语：“爱能够忍受任何事”。 爱所具有的变化能力说明人也能发生变化。最经常被引用的是《圣经》在哥多前林书中讲到婚姻是一种适应。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没有什么是爱不能面对的；没有什么是爱不能相信的，没有什么是爱不能希望的，也没有什么是爱不能忍受的。” 在70年代那部催人泪下的电影《爱情故事》（Love Story）中，也有类似的话：“爱就是永远都不要说对不起。”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女人像尼克尔·布朗一样始终抱有希望的原因所在。 很明显，对那些受虐妻子的访问经常会引来一些与无穷无尽的爱的完美叙述。1995年，60岁的多萝茜·朱迪厄尔（Dorothy Joudrie）因为试图谋杀她的丈夫而被起诉。她的丈夫厄尔·朱迪厄尔（Earl Joudrie）是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市的行政人员，他们长期以来感情不合。她的律师成功地为她进行了辩护，说她在实施这一行为的时候处于恍惚之中，而这是因为在他们37年的婚姻的前半部分她所受到的虐待引起的。尽管厄尔·朱迪厄尔的虐待已经在他被枪击的18年前结束了，但她还是以这一理由得到了辩护。审判结束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朱迪厄尔说她把她的婚姻看作是一场不现实的幻想。“我让每件事看上去都很完美，”她说，“我总是呈现好看的那一面。”对于多萝茜·朱迪厄尔那一代女人来说，这是很普遍的情况，她们受的教育让她们相信好妻子是不会顶嘴的。 在一个看上去更开明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女性的行为就不是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