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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毛泽东说：昨天的问题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误会，也可能我是正确的，经过辩论可以解决。看来，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可以撤销。这个问题我脑子里没有印象，问了他们才知道，海军司令部里有那么些热心人，就是苏联顾问，他们说苏联已经有了核潜艇，只要打个电报去，就可以给。
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
苏联同志胜利了四十年，有经验。我们胜利才八年，没有经验，你们才提合营问题。所有制问题老早就提过，列宁就提过租让制，但那是对资本家的。
中国还有资本家，但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
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做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
毛泽东说：这些话，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当二把手不好办。
毛泽东还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①
除此之外，毛泽东其他的谈话内容大多是借题发挥，如讲到了1949年年初米高扬来时“摆老资格”，讲到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实际上是“父子党”、“猫鼠党”，讲到米高扬在八大的祝词时“摆出父亲的样子”，讲到他第一次访苏时斯大林等向他进攻，等等。他还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从这篇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多年来一直对苏联、对斯大林的大党主义是很不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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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一致”的背后（5）
在谈话过程中，尤金一再解释，赫鲁晓夫同他谈的时候，没有谈到舰队由谁指挥，也没有谈到要在中国建立基地，只是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跟中国同志研究具体的措施，没有别的意思。
赫鲁晓夫也是一个急性子，没想到一个“共同舰队”问题惹得毛泽东发了如此大的脾气。一个星期后，他急忙飞到北京，对此事进行解释。
赫鲁晓夫一下飞机，就直奔中南海的怀仁堂。随后，参加欢迎的中国其他领导人都离开了，进行会谈的中方只有毛泽东和邓小平，苏方则是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委员波诺马廖夫。
赫鲁晓夫一开始，就绕来绕去只讲过去斯大林如何跟中国搞合营公司，又讲苏联内部对建设海军有各种各样的意见，避而不谈“共同舰队”问题。
毛泽东听得很不耐烦，就打断赫鲁晓夫的话说，你讲了半天，还是没有讲到实质问题。
赫鲁晓夫还是不愿意直接谈及“共同舰队”一事，就大讲海军建设是主要搞潜水艇、鱼雷快艇，还是主要搞巡洋舰的问题。
毛泽东又打断他的话，并且说，你还是没有说清楚，究竟你们要搞什么？什么是“共同舰队”。
这样一来，赫鲁晓夫没办法了，只得辩解说，苏方并不是要搞“共同舰队”，而只是建议帮助中国在黄河这样的河流旁边，搞一个制造潜水艇的大工厂，大量生产潜水艇，又说是尤金把话传错了。他还说，中国同志说我们要搞“共同舰队”，要把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搞到中国来，我听了很伤心，觉得中国同志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政策不了解，这触犯了我们的自尊心。
听赫鲁晓夫这么一说，毛泽东甚为生气，便说：是谁触犯了谁的自尊心？你们提出搞“共同舰队”，正是触犯了我们的自尊心！
赫鲁晓夫听了也颇不高兴，就说：我没有料想到你们会这样粗暴地理解我们。
毛泽东听后更来气了，说道：谁粗暴？是你派尤金在北京向我们五次提出搞“共同舰队”。当时我们理解，你们就是搞“共同舰队”，否则就不给援助。我们说，我们一万年不建设海军也没有关系，你们要搞“共同舰队”我们就不干。我们可以分工，你们去搞核潜艇舰队，我们去打游击战。
赫鲁晓夫说：现代战争条件下打游击战不行。
毛泽东回答说：不行没有办法。我们没有核潜艇舰队，将来索性把海岸都交给你们，你们去打好了。毛泽东还表示，对“共同舰队”一事本来还有些怀疑，但听尤金三次都这么说也就不能不相信。毛泽东说，我们中央商量以后，提出了几个方案：第一个方案，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第二个方案，共同建设“共同舰队”，因为不共同建设你们就不援助。第三个方案，我们撤回要你们帮助建设海军的要求。因为我们不同意搞“合作社”你们不帮助，所以我们不建设海军了，不搞舰队了，不要核潜艇了。第四个方案，把中国所有的海岸线都交你们。第五个方案，把旅顺大连和其他港口都交给你们。斯大林过去在旅大搞过，你们想扩大就扩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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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一致”的背后（6）
赫鲁晓夫听毛泽东这么一说，感到事态确实很严重，连忙说，苏联没有要搞“共同舰队”的想法，永远也不会再提这个问题。①
8月1日至8月3日，双方又进行了三次会谈。这几次会谈都没有涉及“共同舰队”问题，而是就国际形势交换看法。“共同舰队”一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8月3日下午，双方进行简短的会谈后，赫鲁晓夫离开北京回国。同一天，双方发表了会谈公报。其中说：“会谈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②
可是，在这“完全一致”背后，却由于“共同舰队”一事使双方的心里都留下了阴影。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已是尾大不掉，搞自己的一套了。而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还是想控制中国，使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接受的。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原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分析说：“这次赫鲁晓夫的北京之行，显示在中苏关系上空出现一片乌云、一阵雷声，虽然没有暴雨，但俄罗斯大国主义的幽灵在徘徊，赫鲁晓夫要控制中国的阴谋在进行。从中国方面讲，毛主席在这次会谈中无比坚强地表明，中国绝不屈从于任何外国压力，对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一定要抵抗，也是可以抵挡得住的。这是第一次面对面的抗衡，留下的伤痕久久未能愈合。”①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共同舰队”之事刚刚过去，又发生了中国炮击金门的事件。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马祖两岛，使得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的美国，急忙从地中海、旧金山、日本和菲律宾调集舰队和飞机，结集于台湾海峡，配合国民党防守金门、马祖。在中国方面看来，炮击金（门）马（祖）完全是中国内政，与苏联无关，故在事前并没有通知苏联。据吴冷西回忆，中苏两国首脑会谈中“完全没有谈到三个星期后中国炮打金门的问题，一句话也没有谈到，根本不像有些外国评论评说的那样，中苏事先商量好炮打金门。”②
炮击金门本身的确是中国的内政，但炮声一响，必然涉及美国人，所以也就不单纯是一个内政问题了，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国际问题，变成中美之间的对抗。作为中国的盟友，苏联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可是，中国方面这种事先不打招呼的做法，既使赫鲁晓夫老鼻子不高兴，也使他犯了难。第一，莫斯科方面并不知道中方的真实意图，也不知道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到底会走多远；第二，赫鲁晓夫此时正在想方设法缓和同美国的关系，中国这一炮击，对他和美国拉关系十分不利；第三，美国方面已经公开声明站在蒋介石一边，作为中国的盟友，苏联不能不有所表态，不支持中国，有悖于中苏同盟，如支持中国，则有可能使自己卷入中美冲突并由此引发苏美战争。
“完全一致”的背后（7）
对于苏联人来说，并不像毛泽东那样以乐观的态度对待战争。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要打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打完了照样搞建设。赫鲁晓夫可不这么看，苏联的卫国战争虽然最终获得胜利，但也是损失惨重。二战结束之后，苏美之间虽然搞对抗，但也只敢搞冷战，谁也不敢真正把战争发动起来，特别是核战争。在苏美直接的军事对抗上，两国叫喊都很凶，但谁也不愿也不敢走得太远。
金门炮战之后，赫鲁晓夫决定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来华探底。
在葛罗米柯来华前一天，即9月5日，周恩来接见了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苏达利科夫，表示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并不是就要武力解放台湾，只是为了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如果美国要发动战争，中国全部承担起来，绝不连累苏联，也不会拖苏联下水。
9月6日，葛罗米柯来到北京，在当天的会谈中，周恩来又向其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天晚上，毛泽东接见了葛罗米柯，也说炮打金门，既不是打台湾，也不是马上要在金门、马祖登陆，而是要调动美国人。当然，中国对美国要打仗还得有所准备，但即使这样，中国也会自己承担这个战争的全部责任，不会要苏联参加这个战争。
通过葛罗米柯的北京之行，赫鲁晓夫摸清了中国的底牌，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不但如此，他觉得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有所作为，不妨作点强硬表态。9月7日，赫鲁晓夫发表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公开信，强调：“对我国伟大的朋友、盟邦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忠于自己义务的我国，将尽一切可能同人民中国一道来维护两国的安全、维护远东和平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如果在美国有人得出结论，认为还可以像过去某些列强那样来对付中国的话，那就大大失算了。这种失算可能给世界和平事业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还是让我们把问题完全说清楚，因为对这样的事情含含糊糊和发生误解，是最危险不过的。”①
赫鲁晓夫还特地召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要他秘密转告毛泽东，苏联可以帮助中国加强在台湾海峡沿岸的空中力量。赫还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说可以派携带地空导弹的C—75轰炸机部队到福建来。对此，毛泽东专门致信表示欢迎，但同时又表示，最好是请苏联政府给我们一批地空导弹和岸舰导弹，并派技术专家帮助训练使用这些武器的部队。②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导弹和技术都可以来，但部队就不要来了。部队一来，要送走就不那么容易了。
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只是想试探一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同时也对一直叫喊要“###”的蒋介石集团一个教训，并不是打算一举解决台湾问题。表面上看，赫鲁晓夫尽到了作为盟友的义务，但此事却给中苏关系再一次蒙上了阴影。因为此时的赫鲁晓夫在想方设法缓和同美国关系，而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此举也就给赫鲁晓夫以中共领导人“好斗”的印象。在他看来，如果原子弹、导弹、核潜艇等技术全部给了中国，局面恐怕更难收拾。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后来下令撤走苏联专家、撕毁新技术协定的一个原因。
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1）
当时，莫斯科普遍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据说赫鲁晓夫听了这些话后非常生气。
赫鲁晓夫恼羞成怒，对陈毅说，论军衔，你比我高，你是元帅，我只是中将，但在党内，我是总书记。陈毅也不示弱，回答说：什么总书记，你说得不对，就不能听你的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情况，通过苏联驻华使馆陆续传到苏联国内。当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有关公开报道，也使苏联对此有所了解。可以想象，毛泽东在这年的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关于破除迷信（包括对外国的迷信，对马克思的迷信）的强调，关于正确的个人崇拜与错误的个人崇拜的划分，肯定也会传到苏联领导人的耳朵中。这对于一向以老大哥自居的苏联人来说，就不难想象会产生何种感想。
更让苏联人不舒服的是，中国人似乎不仅把资本主义国家的英美作为赶超的目标，而且还在暗暗使劲，产生了一跃而超过苏联，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的想法。在苏联人看来，他们的国家要比中国发达得多，但赫鲁晓夫也只敢提十五年赶上美国，基本上实现共产主义，而比他们落后许多的中国，原来还只是说用十五年赶上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的英国，可不久就改变了口号。到了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七年赶上英国，再用八到十年赶上美国。也就是说，赶上美国的时间几乎与苏联老大哥同步了。而到了1958年9月初，毛泽东则干脆提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了。
毛泽东甚至并不忌讳中国要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在延安的时候，林彪同志向我说，将来中国要赶上苏联，当时我还不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因为我们的方法比苏联好，速度比苏联快，再加上有6亿人口和苏联的技术援助，理所当然要走到苏联的前面去。
在同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讲到了超过苏联的问题。他说，中苏对比，我们快，他们慢的关键是，他们的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悬殊，猫鼠关系，我们是干部下放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着，即缺少政治，所以搞得比较慢。另外还有几种差别，工农、城乡、体脑劳动，没有破除。毛泽东还说，不管我们走得多快，还是要给苏联人留面子，我们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渡，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我们可以以社会主义之名，行共产主义之实。他还说，我们10年后就可以搞到4亿吨钢，160万台机器，25亿吨煤，3亿吨石油，还有天下第一田。可是，他们搞了那么久，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还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抢上去。我们过渡到苏联人前面，他脸上无光。
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2）
且不说苏联人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种方式是否赞成，就是中国人这种不但要超英赶美，而且还要先于老大哥进入共产主义的雄心壮志，就必然使一向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头人自居的苏联人感到很别扭。
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时，他就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很不以为然。在会谈的过程中，赫鲁晓夫明确表示：你们这个“大跃进”，我们还是不理解。我们认为有超阶段、忽视规律的情况。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就是联合的生产合作社多，人多力量大；公，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这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从上面布置的。赫鲁晓夫仍是心存疑虑地说：这些我们就搞不清楚了，只有你们自己清楚。总之你们这里搞的一切都是中国式，你们比我们更清楚。说到这里，赫鲁晓夫就将话题岔开了。
其实，赫鲁晓夫并不赞成搞人民公社。1958年11月，赫鲁晓夫访问波兰。在同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他说：“中国人现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吗，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满头包时，他们将会有经验。”哥穆尔卡说：“然而在中国的公社问题上，我们没有明确的立场。他们取得很大的成就，这是事实。”赫鲁晓夫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就试一试吧，我们决不会出来反对你们。”
尤其使赫鲁晓夫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竟提高了毛泽东在苏联的威望。当时，莫斯科普遍流行这样的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还有许多苏联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赫鲁晓夫没有找到这样的道路。据说赫鲁晓夫听了这些话后非常生气。
在1959年1月的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的“大跃进”，含沙射影地说：“由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这是个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不能任意破坏或越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分配基本上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平均主义并不是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所有制的形式不是可以任意改变的，而是在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发展的，它们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承认：“那个文件相当中肯地（而且我认为是非常准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正发生的事情，虽然我当时并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同意‘大跃进’。”
1959年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的波兹南省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