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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怎样看待这一研究的理论挑战呢？如果严重地对待它，将得出浪漫爱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不够准确或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因果关系的结论。但或许这只是一个例外。库恩在《科学理论的结构》一书中曾用大量篇幅讨论这种例外现象，认为当某种现象只是零星的例外发现时，还不足以威胁到整个理论结构，而一旦这种“例外发现”越来越多，旧的理论结构无法加以解释时，则一种能对其加以解释的更能自圆其说的理论结构将取而代之。不知中国社会的研究是否可容纳于浪漫爱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结构，这正是我的研究要探讨的问题。
第三类是关于浪漫爱作为婚姻主要原因的研究。
罗布津斯卡（）在题为“现代波兰作为婚姻决定因素的爱情”一书中指出，在现代波兰，婚姻的决定因素是爱情，其基本目标在于满足双方的感情需要。这一结论是通过对《华沙青年日报》读者及其他来源的
名调查对象的分析得出的。（罗布津斯卡，
年）苏联拉里科夫（）将自己的研究报告题名为“仅仅靠爱情？”。他发现，在
万名调查对象中有是因爱情而结合的，是因为人人都结婚才结婚的，
是因个人利益而结婚的。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因爱而结合的人百分之百感到不幸福，因人人如此而结婚的人中幸福者占十之四五，因利益而结合的人中十个幸福对七个不幸福。作者从而得出结论，因爱情而结合并不能保证婚后幸福。研究还发现，在年龄较大的人当中，因浪漫爱而结合的较少，寻找生活伴侣的动机较多。（拉里科夫，
年）在这一类研究中还应提到朗格（）的《爱情在中国：
与
世纪的社会关系及实践》。文章提出，虽然中国历史上的节妇是孔教理学褒赏的形象，但这种理想化的形象与现实中的中国妇女形象有区别。通过对
出元剧的分析，作者将这些作品中中国妇女的形象及其对爱情的态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赞赏肉体美和婚前浪漫爱情的，另一类是儒教理想中的贞节、孝顺、绝对服从的女性。研究认为，虽然社会舆论偏爱后者（即使是第一类情况也往往要加上一个幸福的结局），但还是可以看出，在理学正盛的年代人们已经对浪漫爱有所认识（。朗格，
年）浪漫爱应当说在中国早有萌芽，但真正成为受社会规范赞许的婚姻动机还是到近现代才有的。目前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正是本文要加以探讨的问题。
研究设计这项研究的样本是根据简单随机抽样的原则从北京一千万人口中抽取的，其中不包括农村户口和
岁以下的人口。具体地说，我们首先在全北京
岁以上人口每人一张的户口卡中随机抽出
人（遇农村户口即换抽紧邻其后的城市户口），在发放问卷之前，由于考虑到有些年龄小的人可能尚未结婚，难以回答我们的一些问题，所以去掉了
年以后出生的
多人。在实际寄出的
份问卷中，
份问卷因
地址不详或搬迁被邮局退回，还有
人因未婚退回了问卷，共
回收有效问卷
份，回收率为
。这在社会
学的调查中已经可以被用作推论总体的依据（一般认为的回收率即可使用，的回收率已属上乘）。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由这个样本所得到的数据能够推论到北京已婚的全体非农业人口。
样本的基本组成情况如下，男性占 ， 女性占
年以前出生的占 年出生的
占 年出生的占 年出
生的占 年以后出生 的占 。汉族人占
，少数民族的人占。籍贯为北京的占，北京以外的占。出生地为北京的占，北京以外的占
，共产党员占，民主党派及非党群众占教育程度：文盲占，小学程度，中学程度（包括初高中、中专中技），大学程度占。职业：无工作的占，工人占，知识分子占，干部占，军人占，农民占。收入在元（月）以下的占元以上的占。以上为研究
中的自变量。
依变量共个，它们是对“下列因素在你们的结合中重要性如何”这一问题的选择答案（“重要”或“不重要”）。这个依变量是（
对方的教育程度（
对方的容貌（
对
方的身材（
对方的健康程度（
对方的年龄（
对方的
住房条件（
对方是否初婚（
对方是否有孩子（
对方
是否初恋（
）对方是否童贞（
对方的民族
对方的
职业（
对方的家庭状况（
对方的收入（
）对方的存
款数目（
）对方的性格（
对方的智力（
对方的幽默
感（
）对方是否城市户口（
对方的政治面目（
对方
的政治表现（
对方的政治观点（
）对方的宗教信仰
）对方历史是否清白（
对方事业是否成功（
对方
）对方的抱负（
的才能（
对方的理家能力（
对方的
）对方的社交能力（
）对方的忠实程度（
办事能力（
对方有无海外关系（
对方是否勤
对方有无生育能力（
俭节约（
对方的爱好（
对方有无家
对方的身高（
双方共同语言。调查对象被要求
庭负担（
双方感情（
在封闭式选择答案的“重要”与“不重要”两项中选择一项，因此这些依变量都是定类变量。
数据分析采用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卡方检定，看每个依变量受到哪些自变量的影响，从而确定是哪些因素在决定着人们浪漫爱情及其他方面的考虑。第二种方法是对数线性回归分析，用以确定几个主要自变量对依变量影响的程度。
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生存环境越是接近现代化，则人们越看重浪漫爱情。这里面包括三项尺度：第一是时间尺度，即假设年轻者比年长者更看重浪漫爱情，第二是空间尺度，即假设越是生活在大都市中的人越看重浪漫爱情：第三是社会生存条件或社会经济地位的尺度，即假设那些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职业等）较高的人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更看重浪漫爱情。
研究结果
数据分析的第一步是通过卡方检定确定各主要自变量对依变量的影响。
出生年的影响受出生年这一自变量影响（显著程度超过
）的有个依变量，如表一，其中年长者指
年以前出生者，年轻者指
年以后出生者。
从表一可以看出，样本中的年轻者注重的多为对象自身的肉体特征（身材、身高等）和精神特征（性格、智力、幽默感、才能等）；而年长者则更注重对象的社会特征，诸如收入、政治面目、历史清白、有无海外关系等等。虽然在“双方感情”这一因素上年轻者与年长者并无显著区别，我们仍可得出年轻者比年长者更注重对象的自身素质，因而更具浪漫气质这一结论。它与年轻者比年长者更重浪漫爱情这一研究假设相符。
表一出生年的影响
答“重要”超过期望值者
身材 年轻者
性格 年轻者
智力 年轻者
幽默感 年轻者
城市户口 年轻者
才能 年轻者
社交能力 年轻者
身高 年轻者
年龄 年长者
是否初恋 年长者
民族 年长者
收入 年长者
政治面目 年长者
政治表现 年长者
政治观点 年长者
宗教信仰 年长者
历史清白 年长者
海外关系 年长者
勤俭节约 年长者
籍贯的影响受籍贯影响的依变量有
个，如表二：
从表二可以看出，籍贯为北京的人认为双方感情和共同语言以及对方的性格在结合过程中“重要”的频率大大超过了期望值，而外地人则更看重对方有无家庭负担及住房这类实际问题。这一重要发现揭示了都市生活对人们结合过程中是否注重爱情的影响。
表二籍贯的影响
答“重要”超过期望值者
感情
北京
共同语言
北京
性格
北京
住房
外地
家庭负担
外地
出生地的影响受出生地影响的变量有
个，如表三：表三出生地的影响
感情共同语言性格城市户口政治面目政治观点宗教信仰海外关系
答“重要”超过期望值者
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外地外地外地外地
出生地的影响与籍贯的影响呈现相同模式
北京出生的
人更重感情、共同语言及性格等个人气质，而外地出生的人更重政治面目、政治观点等社会属性。同籍贯的影响一样，出生地的影响也反映了都市生活环境（空间）的影响。
教育程度的影响
教育程度对以下
个变量有影响（表四）：表四 教育程度的影响
答“重要”超过期望值者
教育程度 大学以上
职业 大学以上
幽默感 大学以上
住房 中学以下
是否初婚 中学以下
是否童贞 中学以下
有无子女 中学以下
社交能力 中学以下
生育能力 中学以下
从大学以上和中学以下两组人对不同因素的强调可以看出，虽然在许多因素的选择上二者没有差别，但在这些有差别的因素的选择上，教育程度低的人重视的是层次较低、离浪漫情调较远的因素，如是否初婚、是否童贞、有无子女及生育能力等等。这一结果基本上符合社会地位较高者更重浪漫爱情的假设。
职业的影响职业对
个因素有影响，如表五：表五职业的影响
答“重要”超过期望值者
干部、知识分子
双方感情
干部、知识分子
共同语言
干部、知识分子
教育程度
职业
干部、知识分子
住房
其他职业
是否初婚
其他职业
是否童贞
其他职业
收入
其他职业
社交能力
其他职业
生育能力
其他职业
职业的区别比教育程度的区别对浪漫气质有更明显的影响。干部、知识分子在结合过程中比其他职业的人更注重感情、共同语言等，而其他职业的人则比干部、知识分子更看重住房、收入一类物质因素，或是否初婚、童贞、有无生育能力这一类更实际的因素。
父亲教育程度的影响调查对象们父亲的教育程度对以下
个因素有影响（表
六）：
表六 父亲教育程度的影响
容貌身材幽默感才能抱负爱好教育程度职业是否童贞政治表现生育能力
答“重要”超过期望值者
中学以上中学以上中学以上中学以上中学以上中学以上中学以上中学以上小学以下小学以下小学以下
父亲教育程度显示出与其他社会经济地位自变量类似的影响模式父亲教育程度高的人更注重配偶的个人素质及精神方面的因素，父亲教育程度低的人则更注重社会因素如政治表现及更实际的方面如是否童贞、有无生育能力等。
父亲职业的影响调查对象的父亲的职业对
个因素有显著影响，如表七：
表七父亲职业的影响
答“重要”超过期望值者
幽默感 干部、知识分子
能力 干部、知识分子
爱好 干部、知识分子
教育程度 干部、知识分子
年龄 其他职业
是否初婚 其他职业
是否童贞 其他职业
收入 其他职业
政治面目 其他职业
政治表现 其他职业
政治观点 其他职业
历史清白 其他职业
理家能力 其他职业
海外关系 其他职业
勤俭节约 其他职业
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对浪漫气质的影响模式：父亲为干部、知识分子的人比父亲为其他职业者更注重的是精神方面的因素，而后者则相反。
数据分析的第二步采用对数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主要自变量（出生年、教育程度、职业）对主要依变量的影响程度作量的分析。三个最有代表性的依变量被选出来做分析。这三个依变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感情的因素，以对“双方感情”在结合过程中重要与否的回答为代表；另一类是“实际”的因素，以“收入”作为经济因素的代表，以“政治面目”作为政治因素的代表。
关于“双方感情”这一因素的分析通过统计软件
对数线性回归分析的筛选，发现解释出生年（
、教育程度（
、职业（
）和双方感情（
）这四个变量的最佳模型为：
其中调查对象回答双方感情这一因素在结合中是“重要的”与“不重要的”之比为依变量，出生年、教育程度和职业为自变量。经运算的筛除只余职业的影响，所得参数如下（括号里是从对数还原出来的真数）：
这一参数首先可以解释为自变量对依变量相对于几何平均值的影响。也就是说：职业为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比值（感情因素“重要”与“不重要”之比）是平均值的
倍，其他职业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倍。即一旦研究对象为干部、知识分子，其比值就会升高到平均值的
倍，一旦研究对象为其他职业者，这一比值就会降到平均值的
倍。
其次，将自变量的一对取值进行比较，使它对依变量的影响更加一目了然。通过计算得到，在职业对依变量的影响中，干部、知识分子与其他职业者的比值之比为
倍，即一旦研究对象为干部、知识分子，其认为“双方
的
感情在结合中是重要的”机会是其他职业者的
倍。这一分析结果证实了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更重浪漫爱情这一研究假设，并给出了数量的描述。
关于“收入”这一因素的分析在回答“收入在双方结合中重要性如何”这一问题时，以
选择“重要”，与“不重要”的频数之比（
）为依变量，自
变量是出生年（
，教育程度（
）和职业（
对数线性回归分析筛选出来的最佳模型为
，
经运算筛除教育程度的影响，得到下列参数，
首先仍看自变量对依变量相对于几何平均值的影响。上述参数显示，年长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倍，年轻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倍，干部、知识分子的比值是平均值的倍，其他职业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倍。再看自变量的一对取值对依变量的影响：在出生年对依变量（收入重要
收入不重要）的影响中，年长者与年轻者的比值之比为，即一旦个案为年长者，则其认为“收入重要”的机会是年轻者的
倍。在职业对依变量的影响中，其他职业者与干部、知识分子的比值之比为，也就是说，一旦个案为其他职业者，其做出
倍。这一分析结果证实了社会地位较低者和年长者更注重实际且较缺“收入重要”这一选择的机会是干部、知识分子的乏浪漫气质这一研究假设。
关于“政治面目”这一因素的分析
在回答“政治面目在双方结合中的重要性如何”时，选择“重要”与选择“不重要”的频数之比（
）是这一分析中的
依变量，自变量仍是出生年（
、教育程度（
）和职业
。
对数线性回归筛选出的最佳模型为经运算筛除职业的影响，得到下列参数：
出生
将自变量对依变量的影响与几何平均值相比：
倍，年轻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年：年长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教育程度：中学以下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倍，大学以上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倍；
倍。在出生年对依变量（政治面目重要：政治面目不重要）的影响中，年长者与年轻者的比值之比为
也就是说，一旦个案为年长者，则其认为“政治面目重要”的机会是年轻者的
倍，在教育程度对依变量的影响中，中
学以下教育程度者与大学以上教育程度者的比值之比为
，即一旦个案为中学以下教育程度者，则其选择
“政治面目重要”这一答案的机会是大学教育程度以上者的
倍。
这一分析中，二阶的影响也较显著，对它的解释是：在相同的职业中，年长年轻的区别对依变量的影响是教育程度区别
对依变量影响的
倍（
这一分析结果再次证实了研究假设，即年轻者更注重浪漫爱情，而年长者更注重实际，教育程度高者更富浪漫气质，而教育程度低者在配偶身上更看重那些实际的因素
结论
这项研究所获得的数据证实了最初的研究假设：生活环境越是接近现代化，人们越看重浪漫爱情。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浪漫爱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这种现象是否反映出一种文化趋同的趋势呢？
谈到这个问题，我想引用费孝通先生最近一篇讲话中对这一问题的见解，他说，“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的多样性是会像经济不平衡性一样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淡化么？望文生义地想，现代化既是全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趋势，应当包括经济的趋平和文化的趋同。事实可能比这种看法要复杂得多。”在同一篇讲话中他还说：“我还没有被人们的理想最后会趋同的理论所说服。（《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
” 为了追求舒适的物质生活，世界上各种文化的人都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因为发展经济是人们达到物质富裕的惟一途径。人们在这一点上绝不会做出其他的选择。但是文化的问题却不同，由于并没有像经济的富裕与贫困这样一个明显的尺度（标准），就不能像说富裕是好的、贫穷是不好的那样说这种文化现象是好的、那种文化现象是不好的，或说浪漫爱是好的、讲求实际是不好的。美国人可以做出浪漫爱的选择，中国人也可以做出居家过日子、传宗接代的选择。很难说前者就是好的、后者就是不好的。
话又说回来。我们虽然不能评论文化趋同的好与坏，却可以客观地描述趋同是否在发生。在浪漫爱这个纯属文化范畴的问题上，根据我的调查，文化趋同的现象确实在发生，而且对它的解释很可能是在与现代化过程有关的因素之中，如时间的远与近，空间是否在大都市，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等等。北京市民的看重浪漫爱与否如果是同这些因素联在一起的，那么当现代化和都市化过程进一步发展，人们教育程度进一步提高之后，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人在结婚过程中更看重浪漫爱情而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实际考虑呢？从这项研究的结果看，现代化过程与浪漫爱的这种关系确实存在。换言之，如果中国要继续提高现代化的水平，则结婚看重浪漫爱情的倾向也会发展。这项研究也许可以作为文化趋同论的一个证据吧。
参考书目：
①巴蒂斯（：《异性爱的度量技巧》，《国际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