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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总妆》，《人种学》，
期，第页。
年总
莱奥（）等：《印度婚姻中的嫁妆：态度、期望及
实践》，为
年国际社会学年会提交的论文。莱奥：《印度大学生对嫁妆的看法》，为
年西南社会学会第
届会议提交的论文。萨罗汉尼（《喜钱：伊朗择偶传统》，《国际家庭社会学杂志》，
页。希德（《嫁妆价值观的变化》，《新兴社会学》，年总
年总
期，第
期，第页。
斯皮洛（：《婚姻支付》，《人类学研究杂志》，年总
期，第页。古迪（）等：《彩礼与嫁妆》。剑桥大学出版社，年。
第七篇 自愿不育
引言
社会学界一般将不育现象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愿不生
育，第二类是不能生育，第三类是暂时不育或延期生育。在西
方，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自愿
不育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新的生活方式，因此又有人称其为“选择性的不生育”。
西方社会毕竟与东方不同，它们脱离农业的宗法社会已有
几百年了。而在中国，五分之四的人口仍生活在农业社会中。
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行为规范又是特别的强大、整齐、划
一，在世界上很难再找到一种文化如中国那样家家都要生孩
子，而且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的民族和文化就靠
着这种强大而固定的行为规范而延续下来，成为世界上仅存的
几个从未中断的文化之一。
第一次听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的人会感到突
兀，因为此话的逻辑不是十分直观的。孝的内容首先是对长辈
的恭敬和侍奉，最大的不孝按逻辑应当是不孝敬父母，为什么
不生孩子反而比不孝敬父母更重要了呢？当本尼迪克特讲到日本人以生养子女为报答上代的养育之恩时（参见《菊与剑》），她也只是将这种在西方人看来十分奇特的逻辑当做一种既存事实来描述的，至于这种现象的成因她也未说清，所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延续种族的本能与需要被抽象为一种固定的行为规范，使人们在害怕陷于不孝的恐惧中达到了延续种族的目的。不知作为炎黄子孙对于这种文化传统是该庆幸呢，还是该叹息？难道弄得今天人口爆炸的不也是它吗？尤其不幸的是，它绝了我们选择的可能性。这实在有点不公平：同样的人，白皮肤蓝眼睛的就可以选择不结婚或不生孩子这样一种生活方式，黄皮肤黑眼睛的就不让选择。如果有人选择了就要遭人议论，硬说不是选择的，而是找不到对象或生不出孩子。生育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吗？许多低等动物也会生，而且比人生得更多更快，它们因此比人更高级吗？写文章说气话本属禁忌，但因一件往事耿耿于怀，心中忿忿，不能不说几句气话。那是
年，我在山西农村插队，一位中年妇女常被丈夫痛打，原因是没生孩子。且不说责任是否在她，即使她真不能生育就当受此虐待吗？我敢说，能否生育在
年的那个小村庄的文化标准中是衡量妇女价
值的一个重要标准。这个标准在其他文化中人看来或许是又可怜又残酷的，可是对于生活在这一文化中的人来说又是那么无可奈何！她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呢？
本篇用意并非希望中国人都选择不育，而是希望中国人达到这样一种境界：他之生育是他选择了生孩子这种生活方式；他之不育是他选择了不要孩子这种生活方式。这篇文章就是以选择不育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为研究对象，内容将涉及他们的现状、促成此种选择的原因及其他有关问题。
文献综述
关于自愿不育状况的研究根据威尔克（）的调查，在
年代的美国，自愿不育呈上升趋势。
年，
至
岁的妇女中有
的人自愿不育，到
年时，这个年龄组中自愿不育者占已婚女性的
，占全部女性的
（威尔克，
年）。派克）等人对
年至
年间自愿不育现象的变化模式的研究得到下列结果：在较为保守的大学中，自愿不育者
年的“无”增长为
从
；在较为激进的大学中，这一
比例在
（派克，
年为年增长为
年）
波尔（）研究了人们的意愿与实际做法的关系。在他的样本中，
年曾表示自愿不育意愿的人基本上是言行一致的；而
没有生育，其中有
年表示有生育意愿的人中却有
的人从要孩子转变为不要孩子，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具有较高的教育程度、较高的收入以及较低的宗教信仰程度。（波尔，
年）
关于影响自愿不育的因素的研究
鲍姆（）将人们选择自愿不育生活方式的动机概括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出于享乐主义的动机；第二类是出于理想主义的动机；第三类是由于感情的动机；第四类是出于实际的动机（鲍姆，
年）。这种动机分类法有助于对自愿不育行为的理解，并有助于对其发展趋势做出预测。他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在选择自愿不育生活方式婚姻中，夫妻关系更加平等（但也有例外），他们比一般夫妻更加珍重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认为孩子会威胁他们婚姻的质量。此外，他们更重视保持个人旧有的身份和角色。这项研究预言，自愿不育的现象将会更加普遍。（鲍姆，
年）凯兰（）对
名母亲和
名自愿不育的妻子做了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这两组调查对象都声称自己的父母是勤奋而耐心的，关心子女的，同子女感情很好，但是自愿不育者更倾向于用“传统的”和“严厉的”这一类用语来形容她们的父母。此外，自愿不育组与母亲组相比，具有下列突出特征：她们更不驯顺，更看重自我实现，更重物质，更重才智，且个人主义程度较高。（凯兰，
年）
威尔克的研究发现，自愿不育者有下列特点：单身女性和
晚婚者居多，她们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和较高的参加工作的比
例。从他的样本（
岁的女性）看，自愿不育者在上过大学的人中占
，在参加工作的人中占
，在独身女性中占到
以上。在参加工作的女性中，职业等级越高及其
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越大者，越倾向于选择自愿不育的
生活方式。作者因此认为，妇女的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是
存在矛盾的，那些看重工作的人更倾向于选择不育。（威尔克，
年）
拉姆（）等人分析了人们愿意要孩子和不愿
要孩子的原因，其中愿要孩子的主要原因是满足父母的感情需
要和维系家庭的姓氏延续；不愿要孩子的主要原因则是认为生
育会影响自己教育和事业上的成功，因而是人的自我实现的障
碍，他们还担心孩子会成为以夫妻为中心的婚姻关系的障碍。（拉姆，
年）派克等人的研究排列出人们选择不育的头三位原因，它们依次为自我中心（
、为了妻子的事业（
）以及经济
压力（
。其他比较重要的还有健康原因（
，不喜欢
孩子（
，优生学的考虑（
）和婚姻不和谐
（派克，
年）
坎贝尔（）将自愿不育者分为婚前决定和婚后决定两组，二者比较的结果表明，婚前决定不育者多来自有特殊情况的家庭，这种家庭与一般核心家庭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致使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对作父母这件事本身有反感，持否定态度；婚后决定不育者则更倾向于追求不同的生活方式及这一生活方式带来的种种益处。研究的结论是，自愿不育的夫妇会增加。（坎贝尔，
年）
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发现。例如，施亚（发现，参加妇女解放运动对自愿不育的选择无论从期望上还是实际行动上都有影响，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施亚，
年）格林格拉斯（
等人的研究表明，
从传统的男性度、女性度标准来看，自愿不育的女性与愿作母亲的女性相比，男性度较高而女性度较低。（格林格拉斯，年）
人们对自愿不育的看法根据凯兰的调查，自愿不育者往往被视为自私和反常，对
年）布雷克（的调查结果也表明，多数人视自愿不育为无益有害。他们认为，生儿育女虽非经济投资，却是一种社会投资，并非单纯的消费。属于社会下层的人们更容易将生育视为社会投资，这就解释了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家庭人口越多这一普遍存在的现象。（布雷克，
年）他们的同情多于赞许。（凯兰，
劳伦斯（）抱怨，在英国，自愿不育者遭受到社会的和经济的种种压力，他们被视为自私、冷淡、不负社会责任的人；同时还要受到经济上的损失，因为医疗福利等等首先为生养孩子的人服务，而忽略了自愿不育者。此外，自愿不育的男性与女性相比受到更大的压力，虽然传统上一向认为生儿育女对女人来说比对男人来说更重要。（劳伦斯，年）
豪斯奈克（）的研究发现，选择自愿不育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大多在亲友中有支持者。他们充分意识到来自传统社会规范的压力，因此极其需要这种支持（豪斯奈克，
年）。自愿不育者本人对这种生活方式的看法一般认为它并无害处，但也存在某些缺点，如缺乏对孩子的正面看法、孤独感和老年无助、脱离社会规范的感觉、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受到歧视等等。（鲍姆，
年）
中国的自愿不育者现状如何？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动机与其他文化中人有无区别？他们的特征与上述社会中的自愿不育者是否相同？做出这种选择的意义在中国现状、文化传统及社会背景之下又有哪些特异之处？这些都是这项研究意欲探究的内容。
研究设计
由于自愿不育者在人口中的比例太小，这项研究不得不放弃随机抽样的方法，而采用非随机抽样方法进行。具体做法是，首先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征集自愿不育者参加调查，由于这些人的朋友熟人中往往有做出相同选择的人，再通过他们的介绍找到好些人。采用这种方法，这项调查共征集到
对已
婚夫妇，此外还有数名未婚男女青年，他们或已经同未婚朋友
商定终身不育，或决心在婚后做这种选择。因为征集启事是在
《北京晚报》上刊登的，所以应征者基本上都是北京市民。样
本中还有一些人是笔者的私人朋友，以及这些朋友的朋友，他
们也都是北京市民。
调查方法采用了访谈与问卷两种形式。调查的第一阶段采
用当面访谈方式，以便发现问题并进一步完善调查提纲，然后
根据在访谈基础上形成的比较完备的调查框架设计了问卷，将
与自愿不育有关的问题全部包容在内，并尽量多采用开放性提
问方式，以使被调查者有发挥思想的余地，畅所欲言。
调查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自愿不育者的社
会经济地位及家庭背景；第二，选择不生育这一生活方式的原
因；第三，自愿不育者受到的社会压力；第四，自愿不育者对
有关现行政策的看法及建议。
研究结果
自愿不育者的基本状况自愿不育者的社会地位及家庭背景同一般人有着显著的差异。
先看本人职业。自愿不育者中职业为干部、知识分子的比例占样本的
，而在北京市随机样本的一般人当中，这
。由此可以得出自愿不育者在职业地位上显著高于一般人的结论。再看教育程度，自愿不育者也显著高于一般人。在北京市随机抽样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人仅占样本的
两个阶层的人仅占而北京的自愿不育者中，男性具有大专以上教育水平的占到样本的
，女性占从收入上看，北京市随机样本中月薪低于
元的占
，而自愿不育者中，男性月薪低于
元的仅占
，女性占
家庭背景用父亲职业、父亲教育程度、母亲职业、母亲教育程度这四个指标来度量。父亲职业为干部、知识分子者在北京随机抽样中占
，在自愿不育者当中，男性的父亲职业为干部、知识分子者占
，女性的父亲属于这两个阶
层的比男性更多，竟高达父亲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者的北京随机样本中仅占
者占
，女性自愿不育者中这个比例高达母亲职业为干部、知识分子者在北京随机样本中占
者占，女性的母亲职业属这两类者高达母亲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者在北京随机样本中仅占
占
，女性的母亲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高达
由此可见，自愿不育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及家庭社会地位都远远高于一般居民。调查中还发现一个特殊现象，即在外资企业的中国雇员中，自愿不育者人数很多（据一位调查对象估计，高达
。这一现象是发人深省的。是他们事业心更强？是他们比一般人更多地接触西方文化？还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对自愿不育的压力较一般环境微弱，致使他们做出了这种选择？
选择不生育这一生活方式的原因
从调查对象的回答中看出，选择不生育这一生活方式的主要原因中占第一位的是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忧虑；第二位是为了使自己生活得更轻松；第三位是为了自我实现。
中国的人口问题是自愿不育者最感痛心疾首的问题。他们说：“人口使我们的国家拖着沉重的步伐去追赶发达国家，太难了！”“我国之所以发展缓慢当然有多种原因，但人口太多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对此感到万分忧虑。”有人提出，毛泽东在
年代批判马寅初，鼓励生育，对今天的人口爆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除了人口基数过大，许多人不约而同地谈到人口素质太低的问题，他们说，“素质越差的人生小孩子越多，恶性循环，导致人口素质越来越低”，为此有人提议政府应考虑采取像新加坡政府那样的对策，以立法形式控制素质差的夫妻的生育数量。还有人提出，为了提高人口素质，不应让怪胎、先天性缺陷、弱智残疾婴儿存活。这一建议虽然听去过于激烈，但他们对国家人口素质的忧虑之情却跃然纸上。这些选择不育的人们或则有意识或则在无意之中为解决我国的人口过剩问题做出了贡献。以前者为例，有一对夫妇写道：“中国人口实在太多了，我们就不再给它增加人口了，既然我们也做不到别的。”还有一位写道：“现在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宣传很多很多。我不想发表什么看法。我想，只要我们坚定不生育的信念，为控制人口增长作一点小小的贡献，这比什么都实在。”后者的例子：有一位自愿不育者写道：“我们无形中给社会减少了负担，减少一个孩子就是为社会造一份福。”
选择不生育这一生活方式的第二位原因是为了生活得更轻松些。不少人认为周围的人和父辈生活得太累了。有一位被调
查者说：“人生贵轻灵、忌滞重，如有选择机会，就要选择轻灵。米兰
昆德拉曾感叹于‘生命难以承受之轻’，但还有‘生命难以承受之重’，选择了‘轻’的还可以再选择‘重’，而已经陷入‘重’的就难以再选择‘轻’了，终日为抚养子女辛劳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人活着不是为了过艰辛的生活，应当尽可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虽然有人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的选择是享乐主义的（人生很短，应尽量享受人生），但许多人将追求享乐同追求轻松作了区分。一位被调查者说，追求享乐是追求刺激、追求瞬间的忧愁。但追求轻松却是逃避罪恶，追求一种适意、淡泊、优雅的生活，二者是有区别的。尽管有这些差异，自愿不育者给人总的印象是摒弃了传统中国人的忍辱负重、无条件地为后代作牺牲的生活模式，更看重自身的快乐，不愿以牺牲个人的幸福、快乐和轻松为代价去换取被他们称为“身外之物”的传宗接代。
选择不生育这一生活方式的第三个主要原因是自我实现。自我实现这一目标与寻求轻松的生活相比有较多的积极意味。有些调查对象提到生孩子会毁了自己的事业和成功的机会，尤其是一些中年夫妇，他们痛惜在文化革命中被白白耗去的青春，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不愿为生养后代浪费自己的宝贵精力与年华。
在上述三个主要原因之外，还有大量较为次要的原因使他们做出不育的选择。这些原因计有：对中国的传统观念反感；怕增加家务劳动负担（
；希望更多享受人
；怕孩子过不上好的生活（
；现代意
生乐趣（
识比一般人强烈（
；为避免妻子生育的痛苦
；西方许多家庭
；怕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
；为了事业
都不要孩子，中国人也可以做这种选择（
；享乐主义比一般人多（；追求不同的生活
方式（ ；优生学的考虑，怕孩子有缺陷 ； 经
济上确实负担不起（ ； 不喜欢孩子（ ；不愿作
父母（ ； 怕孩子分去了爱人的感情（ ；怕妻子
变成家庭妇女（ ； 想做与众不同的事情（ ； 妇
女解放运动的影响（
；妻子男性度较高（
；妻子
缺少母性（
）等等。
自愿不育者所感到的社会压力
选择不育生活方式的人们当中近半数是在婚前做出决定的，另外一半是婚后决定的。他们这一决定往往是在相当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做出的。样本中有
的人在做出不生育决定时遭到过父母的反对；
遭到过兄弟姐妹的反对；遭到过来自其他亲属的反对；
遭到过朋友们的反对；
遭到过同事的反对。有
的自愿不育者遭到过人们的公开讽刺，说他们不是不想生育，而是没有生育能力，有的被人疑为“有病”不能生育，甚至有的女同志被讥为“母鸡不下蛋”。当然这些讽刺或暗示并非全是恶意的，有时不过是善意的揶揄，但它同样伤害人。对于这些讽刺挖苦，许多人持不屑一顾的态度。有一位说，说我有病就有病吧，不能损害我分毫。有人愤愤地说，别说自己确有生育能力（样本中有
的人因避孕失败做过人工流产），就是真的不能生育又有什么了不起。生育难道是什么不得了的能力吗？他们感慨于束缚中国人多种选择的心理定式（）之强大，这种心理定式过于看重生死和传宗接代，忽略了人的快乐的自我实
现。然而也有人不那么超脱，样本中有
的人承认自己
担心过别人会以为自己不是不想生育，而是没有生育能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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