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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屈原的时候，写得慢了。有朋友就问：你怎么不写屈原了？怎么能不写呢。这其间有许多工作穿插，而另外，则是因为在思考这个人与前面所述那些单纯的思想理论者或是一个帮派的首领时究竟有怎样的不同？为什么我会在写到这个人的过种里自己也会出现至深的感动？这种感动在别处也有过，怎么会在屈原身上有着如此的强烈？老子、庄子以小吏而从容论道，孔子以布衣施教，孟子以仁爱情怀普世，墨子则以敢为天下先而获声名，那么屈原呢？在一个中华文化大爆炸的开端，无数的思想者和他们魄丽的光芒之中，我为什么要收下属于这样的一束？百折而不回，九死而未悔，是因为这样的表达？抑或是这样的一种精神？还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表达者最后的悲剧？是人们总偏爱悲剧中最后死去的那个不完全的英雄？
好了，说得远了一些。作为文化的历史，当每一种思想诞生的时候，我们都有必要对这种思想来作一番探索，以便知道我们今天的来路和曾经出现过的那些人们。屈原在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郢都的那一年（公元前278年），确信自己已无力回天，抱国无望，于是投江自尽了，当地的人民闻知后，都自觉组织起来，驾舟集聚于江面，投入裹着糯米（稻米中最好的一种，富有糍糯口感，米粒细长柔嫩）的棕子，来纪念他。这是一件颇为奇特的事情：今天你若出现在都市大街上的任何一处，都不会有人关注，你在世界的任何一角去世，能够来参加你的葬礼的也只会是你的亲人和朋友同事。在2300年之前，一个人的死去应该是更加的寂寞，世界上不会有人知道你是谁（当年放逐他的王宫更加不愿意听到有关他的任何消息），更何况你是一个被流逐边远的诗人！那些目不识丁的百姓们，平日过惯了节衣缩食的人们，怎么会如此舍得撒弃他们的粮食，并隆重地为这样的一个人而集聚，徘徊不去而久久不散呢？到这里，我的眼睛就湿润了。
兼爱天下勤而行之的墨子与国士屈原（7）
这样的人还有另一个，那就是司马迁。他是一个细心而沉静的人，也是在青灯下孤独发奋著写历史的一个人（这个人我会在后面由衷地向大家介绍到），在他写到屈原抱石沉江之时，也是流下了两行热泪的。
在《华文漫史》这部书中，我意欲将这个国家从一开始所形成的文化思想直到今天作一个现代式的梳理（纯粹是自己想要做的更有点象是没事找事那种），然而这种华文所承载的，则远远不止是所谓字面上的“文化”二字，她的产生，离不开她的人民与这段不可以被忽略掉的历史，那些关头，那些曾经在关头之中出现的人物，以及他们的思想（每一次都会有这么一些人以一种全新不同的思想出现在历史上），这样，才真正构成了中国的文化思想，同时也因为这样的思想影响着后世。自屈原之后，中华儿女中的一些优异分子们，似乎都找到了一个可以效仿的真实目标了，因而并不断在中华的历史上层出不穷，象一条链子一样，结构出了中华精神的中枢主轴，这条主轴的发端，便从屈原这里开始。
屈原流放沅、湘之间，是彻底地由贵族降到了民间，并亲见了2300年前人民当时的艰辛生活。这个原来的王廷高官，一个怀着富国强兵并任贤纳能主张的人，会发现，真正的国家就在他的面前，并以一种切实的感受让他体验。如是他和这个国家的人民一起欢乐与悲伤，一起生活与度日，并将当时民间所流行的鬼神祭祀之歌改编成为楚辞体而作为一种独创的诗赋体裁（我想屈原他并不知道他创新了，他仅仅只是将民间已有的歌乐方式改动了一下并填了属于自己的词）。他在人民之中，一定想到了终日作乐的国君和那些群臣，他终于明白了有些事情是高高在上的人永远也不能理解和明白的。在他的诗中，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句子，可以看到他对百姓艰辛生活所抱的伤感与同情，这种伤感与同情早已超越了他自己的凄凉境遇。
自屈原之后，流放似乎就成了为中国文化史中的一条颇为漫长的支流，几乎可以称为放逐文化。这条支流中，后来出现了许多灿烂的华章，而每一个被流放者，也似乎都不会不记得这个最早被放逐的鼻祖屈原，因此，在这条支流中出现过的中国文化墨客们，都自称为“骚客”，这与屈原的代表诗作《离骚》直接相关。
司马迁在描写屈原这段被放逐的历史中，曾以“被发行吟泽畔”来描述。此时的屈夫子，已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了，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人，曾经是怎样的风流倜傥，博闻而广识，带着一个先王所赐的贵族印记而来到世间，在王公贵族之间挥洒自如地发表关于富国安民的思想，提倡抗秦强兵的联盟主张，而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改变了，一切也都失去了。当他披散着花白的长发，在沅、湘之间的水岸泽畔一边慢慢地行走一边吟着他的诗歌。这个老头，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了，那双充满着善良与慈爱的眼睛，已经不再如他青春年少时那样昂扬眺远了，而是缓缓地凝视着眼前，淡然地掠过2300年前的天空和原野大地，以及那些在大地上劳作的人们，他不断地诵念着那些诗歌，那些由他填入的词儿，将那些由心间汩汩流出的感受，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表达出来。那些原野上的孩们们，有时会跑过来，来拉扯这位长发披肩的老爷爷的衫角，他也只是不被察觉地微微一笑，仍然沉浸在他的诗歌之中。司马迁没有我这样啰里啰嗦写这么多，不过，他倒是记录下了一段颇有意思的对话，是发生在屈原和一位渔父之间的。那个渔父，也应当是大隐于泽的贤士，闻说了屈原的事情，看着屈原仍旧不愿意向国君和那些保守贵族们低头，所以就劝他放弃一些自己的固执。那渔父说：屈夫子您怎么要如此固执呢？那水清的时候，就拿来洗头，水浊的时候就拿来洗脚嘛，为什么不灵活一些（大意如此）？而屈原拒绝了这样的建议，还写了一首叫《怀沙》的赋，之后不久便自投汩罗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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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爱天下勤而行之的墨子与国士屈原（8）
司马迁作为汉代文学家与史学家，对于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这样评价的：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可见司马迁对屈原的敬仰和推崇，而且在情感上更是息息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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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点时刻留给我们的财富和思考（1）
在写有关中华文化发端的思想大爆炸这一时刻时，有时会想到很多。一方面，是惊叹世界的人文史竟有如此相同的共同开端，而且无论是在古希腊还是古中国，人类的先哲们都在考虑两个重要的问题：人与自然、人与国家。稍微不同的是，中华文化思想的祖先们，正好将这个问题的角色倒转了过来，他们考虑的问题是：自然与人以及国家与人。这个细微的权重置换，却有可能决定了两种不同文化在后来的发展路径。
关于中华的文化产生以及演进，各种各样的观点和说法都很多，有一本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一部风格上颇为接近房龙的并没有完全完成的好书）也涉及到了这样一个多元思想集聚的文化丰盛时期。而距此一千前之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在他著写的《文心雕龙》一书中（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文化理论专著也是世界上最早一部对于文学修辞体裁和风格的专著），倒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解析了中华文化的诞生与其发展脉络。在这里，不能不看一看这位先于我们1500年而对中华文化所发表的更早一些看法。
刘勰的《文心雕龙》第一篇，便是《原道》，也就是探寻和揭示文化与中华人文所产生的根源和来路。他是怎么探索的呢？中华文化之本是从哪里发生的呢？且看看刘勰说的：慢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这是第一句）
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这是第二句）
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活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这是第三句）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是第四句）
对于东方文明，世界的认知还是存在隔膜的。这一点，无论是罗兹。墨菲还是布什，罗素还是马可波罗（这一点包括中国人自己），然而，东方却一直都不缺乏世界对于她的想象。在这些想象中，一旦使用哲学的态度来思考，又会发现，在普天之下的自然法则之中，中国文华与东方文明以及和世界人类文明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沟壑，产生这种隔膜的唯一原因，是我们人类自己尤其是中国人自己。自5000年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中，哲学思想是渐渐脱离了这群越来越庞大的人类生活的，这一点值得特别的关注，而整个文化的倾向，则演变成为一个以现实目的为本的虚假上层建筑，甚至直接成为了这个民族谋求现实利益的一种工具（在社会的各个层级皆表现为这一目的性），所以，这是中华文化之中所发生的最大误会。
哲学思想的发源，是人类对于客观存在的自然宇宙的认识和思考。本来，这种由人及自然的思考链路还可以继续下去并延伸到人类的至远，但是，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放弃了，仅仅只是唯数不多的几个个体，以至于使他们无法形成强大普世的力量。因此，使我们很容易就落到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伪题中寻找结论的境地，把这个客观自然抛在我们的认识之外。
刘勰在《原道》中思考了这个问题。然而后来的中国人又将之置入到鸡与蛋的体系中，作为一部先人的文学理论典藉了。他的“文之为德也大矣”，将文化的客观性开宗明义地表达了出来，而且将“文”视作为“大德”。这个“大德”，与自然天地有关，也与人的认识有关。今天看来，将文化视作为某一种工具或是经验或是某个领域和某个民族的看法显然将越来越呈现出局促。至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论断，也需要以一种客观的态度来看待才会获得真正的理解，否则，将有可能走向文化的反面。“与天地并生”，这是刘勰在很早之前对文化之元的判断，这个判断到现在为止都未必成为了我们的共识（或者我们完全不知道这种判断），在很长时间内，我们将文化分成阶级的、民族的、国家的或者个人的，问题都出在了这一个判断文化起源的立基点上。“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将这种自然客体与人所激荡和碰撞而产生的文明生成之道揭示了出来，也把“人”与文化紧密相合于一体，以致我们无法分离（无论我们对文化采取如何的态度），这种文化的客观性，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首先值得普及和推广。因为在这一点上，拥有宗教思想的西方国家，在考察自身以及社会和文化诸问题上，会更加清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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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点时刻留给我们的财富和思考（2）
前些天参加了一个社会精英集聚的茶会。会上我作了一个关于21世纪软实力时代文化立本的演讲，结果反应很热烈，这使我感受到中国对于文化客观性的重新认知将成为今天的可能。尽管，我们仍然随处可见到文化的狭隘观点，但是，世界的全球化却能够以一种最为切实的方式带给我们以启发。
这种启发，大概就是文化的原道吧。
很多情况下，文化的唯己主义和唯利主义，使我们看不到它巨大无界的客观之本，因此，我们也就很难建立起基于这一客观之本的文化自信心，以至于使我们的文化观在今天愈加捉襟见肘，我们的文化之路也就愈来愈偏狭而局促，最后的结果，便是文化的覆亡。这一点，将是最大的文化憾事。倘若在未来一千年中真的发生这样的一次，让中华文化如同恐龙一样的灭绝，那么，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也将是一个客观的使然吧。我们仍然可以想象未来，因为当中华文化不复存在时，一定是我们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另外更为高级的文化，而唯一值得讨论的是：我们对待中华文化的今天，是不是抱着了一种主动的态度，倘若不是，那未来我们就一定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
从《G点时刻》这一章中，我们得到的财富是多元的。所以，当我们对照今天的世纪时，仍可以看到这种多元存在的客观属性，它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多元的客观世界背后，有我们人类与这个自然宇宙共生的和谐存在，也有着我们在文化和交流上的一种必要存在，同时，更使我们学会客观地看待世界，这将是改变中国传统文化观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当我们尚且不知道任何一个人的客观追求同时就是他的主观之时，一个伪客观的时代就会来临（这样的历史我们经历了很长很长），现在，是结束它的时候了。
就在这一章结束的同一天，我们看到了报纸上刊出的头条消息（估计今天全球通讯社都会将此消息以醒目方式刊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被判处绞刑。这是一场政治上斗争的结果，与这部《华文漫史》并没有直接关系，然而我想说的是，任何政治和经济上的冲突和竞争，其本质都是文化上的冲突。文化的异同与发展水准，将直接带来文化的软冲突，这种来自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软冲突的发生，不会象真的一场大爆炸一样被我们所感受到，而只会被心智敏锐者所察觉和认识，事实上，人类诞生以来，这一方面的先哲们就早已得出了这一结论。当文化能够如此这般地深入影响过去和今天的人类社会诸元时，也一定会在未来某个时刻产生出属于她的结果。这种看不见却能够最终体显出来的巨大力量，我们不能不予以正视和关注。至于全球化，这在今天，已经是不言而喻的客观现实，任何局部或区域的话题，都将成为世界的话题，而文化，则是这个以人为本的世界最根本的话题。我所希望的是，通过《华文漫史》的产生，而使中华的文化被世界所了解，而更为重要的，则是能对中华文化的自身演进，起到一个不太小的作用。这样，或许在10个世纪之后，华文将与世界人类的先进文化达成真正的融合。
五分钟前，邹娟转达了新浪读书频道乐意为这部《华文漫史》开辟网络专栏的消息。我想，这是一个使这种讨论中华文化话题的方式变得更加好的一个消息。请大家都来吧，她的确关乎各位。
普世的开端（1）
但凡一种文化的兴起，除了思想者的产生和牵引，还需要一个人类时代的中兴。人类文化的生命，如同人一样，往往会以一个过程的方式来表现。从幼儿到少年再到青年和中壮年，不同的阶段将呈现出过程中的差异。文化一方面拥有其自然客观性，同时又具备着人类对文化理解与掌握的主观性，因为社会发展的不同程度而导致文化不一样的成熟度，使它们在各个不同阶段中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态。有时候，这种文化态会因为剧烈的社会动荡而表现出寂静无为，而另一时候则可以显示出它的壮阔波澜。已经查证的人类五千年文化历史中的更多时候，文化往往以一种人们日常生活的种种衍物而化解在平凡之中。所以，文化的不同态，可以作为人类社会以及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某种折射。
中国文化的生发，是一种纯自然的状态，这一状态，也折射出人类最初开始认知世界时的那种单纯可爱与无邪。刘勰从《原道》的角度提出了文章本天成的自然发祥之道，这一点，值得我们参考记取。为什么呢？当文化归复到自然的属性时，人类对于文化的认知态度会更加宽容，否则，因为文化的差异与拥有程度的不同，都容易形成文化的狭隘观点，导致拥有均等文化的人相互轻视、引起不同文化的种类发生磨擦，产生文化差异上的价值鄙薄，现在社会上出现的许多矛盾冲突，尽管表现在物质财富方面居多，而其实质，是源于文化的不同态与不同价值观。
当文化开始产生出普世的影响时，则意味了一个大文化时代的到来。从单体的人类思想到一个大文化的普世，这一个过程，在中国积累了大致有3000年（这一点与司马迁的史记历史相一致），这就好比一棵树的长成。我母亲在广州碧桂园的花园里栽过一棵荔枝树，第一年开小花的时候，结了十二颗沁甜的果实，最是令人惊喜，这就有点象人类文化的大爆炸时代，一批最先的哲人和思想者带着他们纯正而朴素的思想来到人间，而要使它结出更多的果实，则需要待它长成一棵壮硕的大树了。这样的一棵中国文化之树长成，大抵可以由汉朝开始，这需要基于一个国家基础的稳定和社会的宽和，在战国纷争和秦朝的酷律之后，汉朝的到来结束了这一切。而文化的普世，在中国漫长历史中，又有两类不同的人文态度：一类是强权之下的文化话语权，而另一种则是自由与自主的民众话语权。鉴于中国历史中自秦以来几乎从未中断过的高度中央集权形态，因此，文化的垄断性也就成为了这种“普世”的唯一方式，这种状况下，话语权则几乎不存在民间的过多自由，当这种话语权的垄断成为一种文化习惯时，一种“伪文化”的历史就很容易产生，至于普世，往往也就成为了一种虚托的理想，这种文化的话语机制中，天然缺乏了人民与自由的话语要素，故而产生出文化的虚伪，许多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由虚伪文化所粉饰的所谓盛世太平（这种粉饰大多以人民群众不闹出很大的事情来作为标准）。而在更早期的唐尧时代，圣贤先祖们以民生为要，治取无为而治天下的方法，所以才使文化之元得以滋长，《诗经》集风、雅、颂于一体，记录了这个历史阶段质朴、真挚而隽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