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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员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己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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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民本思想的仁义之师（2）
这是一段孟子式的智慧对语。文辞未见华丽，想象力不比庄周，然而言辞凿凿有声，论辩绵密谨慎，推理大度开阖，寥寥几句，就让一个国君的利益唯上观分崩离析，甚至惊出一身的冷汗来。同时，这一段对话也有表明，即中国的“唯利”思想，事实上渊源甚久，从战国之际就已经发轫，而且一发而未收拾到今天。而孟子先义而后利的思想，即是从那时起，就开始了。直到现在，这场义与利的思想和论辩仍在进行，从表面上看，“唯利”始终都占有着这个社会的上风。
对于“唯利”思想的渊源，在西方发展史中也同样如此。在昏暗的中世纪，所有的财产以及权力都归属于教会和皇帝，“利”对于民众是不存在的，生存是唯一的条件同时也是最高条件。这样的一个格局在思想启蒙之后获得了打破，首先是“人”作为社会的一切基石和创始条件而获得了其地位的复苏，之后一系列的关于“人”的生命以及财产和思想的保障迅速成为新时代开端的话题。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诸如无政府主义、自由流派和全新的政治哲学。在这一风潮中，英国哲学家以及温和的社会变革家洛克集约了这一时期的各类思想大成，在他的《人类理智学》、《论宽容》以及《政治论》中，他指出了人类自我利益和全体利益之间的远虑，在洛克看来，“远虑”是值得倡导的唯一美德，而以自身的长远利益作为指南，人类道德才有可能获得保障。这种调和公私利益的思想，成为了影响深远的现代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的开端。继洛克之后，他的学生休谟推出了《人性论》，而休谟的一位要好的朋友亚当。斯密，则在这一系列思想的影响下发表了《道德情操论》，从“唯利”思想体系中提出了“利他”的人类道德与伦理观，亚当。斯密试图从人性的本质中将“唯利”划分出“利他”与“利己”的两个支点，以期获得由人性出发的合理社会秩序的科学建立，这一点，他甚至借鉴了当时代牛顿所发现并建立的统一物理世界的万有引力。后来尽管亚当。斯密又从“利己”的角度出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而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之后，人们都忘记了他所倡导的“利他”道德情操观，然而，这一高尚利他的情操毕竟铸就了西方契约的基础，从而使“唯利”得到了哲学思想为基础的社会法规和秩序的完全建立。
我试图通过以上的东西方思想连接和时空上的浓缩而得到一个关于道德和唯利之间思辩的共同结论。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18世纪，这种跨越二千余年的时间鸿沟并没有阻绝人类思想者们在同一个命题上的相同探索，当然也更没有阻绝人类自诞生以来对于“利己”之私的天然延续。我在思考“仁义”这种中国式的“道德情操”模式之所以未能解析出以“唯利”为基础的“利他”与“利己”理论的原因时，会发现，“唯利”论不仅仅是在中国的道德思想上被忽略掉（抑或是一种人为的否定掉）而没有能真正诞生，同时更在漫长的封建君主时代以王权完全抑制了民间唯利思想的生长，重农抑商不仅表明出中国作为农耕经济国家的国民经济史特征，同时也客观上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君权唯上的事实相应和，所以，“唯利”在中国的文化中几乎是一个完全被历史边缘化的东西，它甚至无法出现任何思想来予以哪怕最小的支持。在这一点上，孟子的唯仁义道德观，从根本意义上来解析，所依托的是仍然是“君权思想”。
我想象，如果在孟子时代，能够针对梁惠王以及由大夫和士庶万民已构成的唯利现实中，进行一番深入的讨论，并结合孟子自身所弘扬的“仁义”来作本质的思辩，是完全世有可能论证出基于社会仁义道德理想基础之上的“利他”与“利己”的双重唯利观的，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使道德倡行，同时也能够使百姓获得安身立命，在利他与利己之间寻找到一个符合中道的黄金点，以此而解决民众近期利益与国家社会长远发展利益的矛盾冲突。在此，我们可以不谈孔子的中庸之道，而几乎与孟子完全同年的亚里斯多德则已经开始考虑到这个“中道”的问题：他在《伦理学》中和中国同时代的孟子一样，推崇人类的善与德行，而在另一部《政治学》中，则将伦理和政治结合到一起，并提出善与德行的目标应当就是追求整个集体甚至全人类共同的好处。在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当中，他率先提出了国家“有机体”的概念，并推导出“国家的目的是善良的生活”，进一步，亚里斯多德还指出“国家就是家庭和乡结合成为的一种完美自足的生活”。在这一基础上，他又指出，在国家这一基础上，如果失去法律的约束那么人将成为最坏的动物，在这里，亚里斯多德强调的西方文明中最早的国家律法思想，这一思想，成为了后世人本社会中达成社会道德与个人私利之间平衡的重要保障。亚里斯多德赞同国家公民们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同时，他又强调应当以仁爱来教导人民，这样使社会财产的大部分能够成为“公共”的。而在稍早之前，亚里斯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则在他的《理想国》中更强调了国家的正义、勇敢以及共产主义，试图以共产的方式来解决财产的争端，而亚里斯多德则在他的论说中否定了老师的这一观点。当中国处在一个王朝覆灭而群雄诸国争起之际，一个关于社会伦理和民众幸福以及国家强盛与个人财产私利的巨大话题中，孟子为什么没有在这一体系上再落力下一些功夫呢？是什么阻碍了他？或者是，那样一个时代的客观局限性限制了孟子伟大仁爱思想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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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民本思想的仁义之师（3）
在人性、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道德伦理直至最终的社会契约和法制确立的漫长文化链条中，中国仅仅是生产出了最初的几环，并在几个紧要而关键的环节上出现了缺失，从而导致今天整体社会信仰和道德基础性的缺失。所以，一当仁义消亡或式微，天下的唯利是图便蜂涌而起，直至今天，短视与投机取利仍然大行中国之道，以致于干扰并影响到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战略进程。
参看孟子几篇中的对话与独白，我们可经依稀找得到这个巨大历史问题的一些答案踪迹。这样，也使我们能够对中国的文化史和思想史得出一些新的认知。在孟子与齐宣王的几次对话中，宣王的思想和愿望颇能折射当时代诸候列国的君王心态。这些心态中包括了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1、治国制民的之道
2、强兵称霸和攻城掠地之道
3、虐民而利己之道
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各国诸候都日兴甲兵，相互觊觎。这样的事情，究竟是不是每一个做君王的人心中所快意的事呢？孟子也问了宣王，宣王则回答：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我哪里以此为快呀，只不过是追求我心中的大愿而已）。当孟子追问这个心中的大愿时，宣王便笑而不答了。于是，孟子便帮宣王分析了出来：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
这便是所有诸国君王们想干的大业了。这一点，与古希腊时期的城邦斗争史十分相似。不过，古希腊的政治权势的构成要比中国春秋战国的诸候列国复杂得多，从占有土地的贵族（这一点类似于中国采邑制下的分封列国），到地中海沿岸渐斩形成的商人财阀，再到由民主党派支持下的僭主政体，而使古希腊的政治形态变得丰富。尽管当时还有许多未能进化到文明时代的野蛮民族的侵袭（后来希腊文明果然被这样的民族所击溃），但是这种政治上的丰富性使西方文化史由此而具备了多元的基因。这种多元性表现在今天，成为了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基石。
战国时期的中国诸候，从国家生态上讲，颇有一些近亲婚姻的特点（这种近亲政治在后来漫长的中国史中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而在政治的血统上显得过于单一。这种政治上的近亲繁殖引致了来自内部的不和，最后只有以分裂告终并只能通过弱肉强食的战争而达成再次的统一，这就是秦王朝在中国建立第一个统一政权的理论基础，这一基础同时还表明，这种单亲式的强权政治中未能给多元政治或是民主政治留下任何生长的空间，因而在历史上，人文以及民主的思想，仅仅只能保留于几个人文思想者的头脑和他们的劝世主张中。在孟子与宣王的对谈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尽管孟子所赢得的尊重前无古人，然而他始终都只是一个孤独的仁爱者，他的仁道治国理想，从一开始就缺乏这个社会和时代的土壤。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了，不是孟子不为，而是不能为。一如孟子对宣王所说的为长者折枝为不为，挟泰山以超北海为不能的话。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为这个历史扼腕而叹。当孟子以一种硕大而丰沛的民本思想将仁德普世之际，那个时代的中国，却没有一片土壤来根植这棵思想的大树。民本的土壤在中国是如此的稀少，直到今天，中国的民营经济才刚刚得以逐渐释放（尽管它们在中国经济中的贡献已经占到了超过百分之五十），然而民本的思想似乎还没有完全产生，这对于一个拥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而言，是极不相称的。
孟子的伟大人格和思想，在今天，作为倡导我们以人为本的和谐旗帜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作为以民为本的仁义之师，他之所以能够以一人而穿越千年的历史，在今天熠熠发光，是因为以民为贵的这一思想所蕴含的巨大力量，这样的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也是一个正义国家与民众社会生生不息的元力量。
在这里，与其将孟子称为儒家的一派，不如直接将他称为人本与人民的一派，或者更为透彻地确认他为草根的思想家。当一位代表着人民根本利益的人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我想，这样的一段历史，将会因此而永久地留存。在孟子自己所言及的话语中，还有许多的句子至今仍令人沐浴到这一伟大思想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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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民本思想的仁义之师（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好了。今天周日，我哪儿也没去，来往了几条信息，与彭彭对话了民营经济发展的话题。就写了这些了。接下来还有其它一些公务上的事要处理了。回到现实的工作中，想起孟子所言：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便觉得怡然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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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爱天下勤而行之的墨子与国士屈原（1）
我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就在想象：世界或许会因为这样的一次漫谈而对中国的文化认识有所改变？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所希望的改变是怎样的呢？
十月节后，亚马给我来了一条信息，问我忙或不忙？接下来，他就再问到我给他买电脑的事情。他提醒我，这个承诺已经有四年时间了，他在信里说：一个高中生家里没有一台电脑是不应该的。我才想起来，答应给亚马买一台电脑的时候他才十三岁，现在他已经完全长大了。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疏忽。于是我从工资里拿出一些足够让他购买一台电脑的钱来交给他母亲。听亚马的打算，是想自己组装一台。几个小时前，他母亲给我电话，说这个星期天亚马已经把他那台电脑装好了，还东拼西凑了许多外设功能。我在广州的时候，和亚马谈了一次话，告诉他玩电脑游戏是一件好事，可以激发大脑，不过，我特别告诉他：百分之九十的游戏都是别人开发的。“你是中国人”。我对他说，不要沉溺于此，要考虑一些自己创造的事情。几分钟之前，他母亲又发来一条信息，告诉我她在电梯里看到亚马在耳朵上打孔了，一边打了一个。这小子！我告诉他母亲，这就是时尚文化的力量。如果我们没有文化，未来就可能文化灭国了。他母亲复了信，说：也许你是对的。但这样的事情，也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做的呀。我在这一头就微微笑了，眼里浮现出亚马的样子：很酷的发式，遮住了额头，长裤上还吊着一条彩绳的链子，一副哈韩的派头。他居然也在耳上打孔了。比我在这个年纪的时候要先锋很多啊。
我忽然想：亚马在未来会选择怎样的一条道路呢？或许，我的这些工作，将有益于给他以及更多的年青人提供一些必要的参考？魏武帝曹操在他的《短歌行》中，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的句子，沉郁苍凉，忧思难解。即便是有着一派苍莽大地，而那块心中的块垒，却总是沉甸甸地萦绕心头。与今日中国的全民轻松娱乐相比，这样的心境，恐怕是很不合时宜的。然而放眼四望，偌大的中国，一百年前曾经为这个国家的崛起而付出的人们，他们的身影尚未消隐，而今天的人们则早已经忘记了自己或曾也有一个可以使这个国家更加伟大起来的使命？
当时间浓宿于一滴之际，我想，那些最先被蒸发的将会是所有的浮华和不实的虚荣吧，之后呢，则应是那些并不足以傲世的财富（我们至今仍未能看到能够葆有超过100年的个人物质财富）。有什么将可以留给这样一个国家和她的后代子民作为传世之宝呢？那浓缩的一滴之中，会有什么？如果我们现在不思考这样的问题，一个很可能的结果就是：我们将被排除在这一滴之外。一千年之后，当一位老师在给她的学生回顾地球的文明史时，会有这样的一段介绍：有一个叫做中国的国家，它们曾在人类创始之初建立过灿烂的文化，这种文化后来渐渐消亡，在公元21世纪的时候，它们就彻底式微了。这种情况在地球史上很自然，文化也有着它自身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的特征就是创造。所有不再创造的文化，都会成为遗迹。在此之前更早的时候，这种文化的消亡还发生在巴比伦古国、玛雅古国以及其它一些更加久远的文明国家身上。现在，请同学们看一看，这就是一千年以前的中国古文字，他们用这样笔画组成的方块字来记录他们的思想。这时候，或许会有一个未来的人类之孩举手问道：是谁创造了这样奇特的文字？老师会说：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人。孩子还会继续问：那么他们的文化为什么会消亡呢？老师会回答：因为后来的中国人不会创造了，因为他们选择了只使用更先进的文明成果。
中华文化是不是需要一个这样的结束？或许，她还将对未来人类有所贡献？如果我们还有未来的一千年，如果我们确信必须如此，那么大家就行动吧，少在这个世界上争吵。今天，时间留给我们已经不多了：事实上，在经济、技术、思想、艺术、传播以及文化创造力的等等方面，中国已经失去了太多的自己，这种失去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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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爱天下勤而行之的墨子与国士屈原（2）
好了，对五千年文化的议论之后，毕竟只是一个个人的看法。这之后还是要回到这部《华文漫史》中的，我将为这个世界继续介绍中国在诸子百家当时的情况。这种真实的状况就是：当时的思想繁盛远远超过我们所有的想象，直到今天，它的丰盛以及繁复仍让许多中国人自己都瞠目结舌，而世界，对于这一点的了解则更加稀少（要读懂最早期的中国古汉语并从中获取今天的解释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
如果说在中国诸子百家之中，还有一个将仁爱天下的思想和理念付诸行动的人，这个人就是墨子了。墨子是一个大胆创新而且独树一帜的思想家，也是一个行动者。在中国历史上，他几乎差一点就成为了科学的始祖，甚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成立了一支独立于诸候列国之外的人民雇佣军。这个名称有点不好理解，然而事实上，墨子曾经有过一个十分庞大的弟子团队，而且十分善于攻伐作战，拥有许多自我创新发明出来的攻守器术，这个团队经常奔行于非正义战争之中，专事帮助弱者，所以，我才给它取了一个人民雇佣军的名称。
墨子的年代，约处于公元前468年到公元前376年，墨子名翟，鲁国人，又有说是宋国人，这一点，已不可考了。原是手工工匠，善于制造守城器械等，学过儒学，后创墨家学派。在当时，儒学与墨学都成为了“显学”，即著名的思想学派。这里有一个小小历史问题就是：一个从学于儒学的人为什么最后又去创立他自己的学派？墨家学说和儒学有何不同之处？
可以看到，墨学与儒学同源的地方很多：孔子和墨子都是布衣百姓，而且，都关注国家仁政施德和人民顺祥。二者都有不少弟子追随，以致于成为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治国安邦的思想大派。而不同处也可以很分明地看到：孔子周游列国，述而不作，对于理论天下更加偏好，而对于具体实践则有些不齿。这一点，与墨家倡导的勤于奔走和无论巨细的操作实践截然相反。可以说，孔子是理论派，而墨子则是实干家，如果说这两大学派之所以分离或是墨子决定出来另立自己的门户，对于实践的关注应当是重要的原因：墨子不愿意总是停留于议论和清谈，而是将治国安邦的事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上。所以，历史上是这样来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