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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候，海外贸易的旧制是实行“双抽”税的苛政，后来忽必烈则迅速放宽了这一过重的税收政策，并严令出台了保护海外贸易发展的###新法，在他执政时期，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在中国的发展，致使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得以出现。这一盛况，可以从马可。波罗在泉州所看到并描述的景象想象到：
这里是海港，所有印度的船皆来这里。载着极值钱的商品，许多贵重的宝石和又大又美丽的珍珠。这里也是四邻蛮子国商人们所群聚的一个商埠。一言蔽之，在这个商埠，商品宝石、珍珠的贸易之盛，的确是可惊的。假如有一只载胡椒的船去到亚历山大港或是到奉基督教诸国之别地者，必有一百只船来到这刺桐港。因为你们要晓得，据商业量额上说起来，这是世界上两大港之一。
与这位异国威尼斯商人的后代记录有相似者，是元朝的江南名儒吴澄。这位中国传统的书生文人，对泉州的海外贸易之盛，也是惊叹不已，与马可。波罗的评价不分伯仲：
泉，七闽之都会也。蕃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源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
自1279年南宋败亡而至忽必烈帝执中国之政，在外族而入主大汉民族的历史，从这样的城市发展和海外贸易繁荣的史实来看，是颇有一番改革开放的大元朝新中国的新景象的。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件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事情发生，那就在是1284年11月18日发生在忽必烈帝跟前的一场御前大辩论，题目是忽必烈钦点的：负责掌管国家要务的中书省究竟应当行使怎样的职责？对于国家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为此，忽必烈帝有意在以宰相和礼霍孙为首的中书省官员们面前安排了一位颇善财政的新人卢世荣作辩论对抗赛。和礼霍孙强调内务省的职责是“守正不挠”，而则强调内务省的主旨在于“理财富国乃可强兵安民”的立论，两相比较，和礼霍孙的立论显得迂腐教条而不务实，而卢世荣大力发展元朝经济和国家财富收益的主旨则得到忽必烈帝的赏识。这场辩论的当天结果就是，右丞相和礼霍孙等一干中书省主政官员们被罢黜而由卢世荣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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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见证元朝的开放（5）
这是元朝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件颇具经济国是意义的事情。事件的过程只有一天，然而引动的变化却是十分巨大。尽管半年多后卢世荣也因为敛财过急以及培植私党而而致坐法被忽必烈帝所诛，然而，一个追求财富梦想的开放国家思维模式却在这一小小事件中展现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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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熵与中国文化再思考（1）
现在是2007年1月27日。重庆。一个阳光明朗的日子。之所以记得住这样的日子，是因为这座城市在入冬之后往往很难见到阳光。现在，阳光在这座刚刚直辖十年的城市里普照着。有超过二十天的时间，我没有能够再续写这本《华文漫史》，有时我突然想，它是否会在责怪我。有很多次（习惯性的）把文档打开了，准备进入著写的状态，然而事务却把我拉扯到另外的空间和时间里（很现实的当下）。事情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或者是每一天都是这种状况。然而我知道这并不成为让我仅仅只是关注现实的理由。
这一段时间中我从事了许多件工作，而且属于在许多人看来是极其有压力的工作，在我看来，这些工作很富有积极的现实与将来的意义（在一般情况下许多朋友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这些工作大都是与中国创意产业和社会所需的公益教育有关。在创意产业领域，智谷参加了一次创意投资展，来者如云，这是一个新兴的产业经济，也是全球化时代的引擎，展览中智谷大放光彩，我的同事们做得比我想像得要好。明天，智谷将举行一场投资洽谈酒会，会有超过一百五十名投资者参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意味着创意产业与投资的历史转折。我能够自知的就是：我一边在漫谈过往的中国历史时，同时也在编写着这个国家的新历史，在许多这样的工作者中，我是其中之一，这应当是历史的殊荣吧。
我们所办的农民工夜校，第一班也在今天毕业了，所有毕业的同学都修完了整个课时。第一班的班委会给夜校和讲师团授了一面锦旗，讲师团副团长朱艺老师、负责成功学培训的张均老师、校务处的同事和我与第一班班委会的同学拍照留念。在今天的这一课里，我讲了弗里德曼所著的《世界是平的》，与同学们讨论了全球化的问题，谈到了个体、中国与全球同步的关系，讲到了的世界以及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这是一种客观的演进）。我注意到绝大部分的同学思想是乐意于接受这种同步演进的思想的，而且，我们也共同回顾了中国历史中放弃进步所带来的不良与落后的结果。但是，在全球化面前执意于自我并主观强调单边利益的意识形态，仍然存在，这在同学当中、社会当中还很普遍。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总会有人会认为：他的那一亩三分地很重要，但与地球没关系。这是一个很直接也很生动的例子，科学思想、民主思想、启蒙思想都在其中。下课的时候，有同学向我们报告了一件小有趣的事情：在他们发动其他农民工来校听课的时候，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传销班。我看到朱艺老师在微笑着听着。于是我忍不住就对同学说了：当然是传销班了，传销文化和励志创业，这样的传销，当然需要啦。
很多的事物，人们不会立即认识和理解，这是一种客观认识不足的存在。但是，将这种认识不足转移到另外一种很充足的错误认识上，这种错误则往往更容易产生。所以，相对一说，无知可能会比拥有一种错误的认知好得多，也更好给予正确的培养和教育引导。从今天中国的社会观和事业观与人生观的现状来看，教育所面临的更大层面工作，是首先纠正我们对客观事物的错误认识，之后，才能真正输入正确的知识和技能，这个过程，需要科学这把手术刀，需要民主思想的新鲜血液。
在纽约纽约五楼我之咖啡刚刚开始的城市精英读书会上，也来了很多新朋友。一位叫王琪博的诗人朗诵了他的诗作，而丁东的新儒学论则受到了一些质疑，这也是正常的。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仍然处于一个相对封闭而正在迈向开放的转折时期，历史巨大的车轮，它驶去的时候我们听不见，而它驶来的时候，我们也未免看得到。人类在这样的宇宙之中，更多的时候，都是显得渺小而不自知，在自设的观念之中寻找答案。这样的模型，几乎就是中国式的思想，现在，我看到它正在被快速打破。
现实的，当下的，2007年的。还有这本书所记述的1000年、2000年甚至更多，直至宇宙大爆炸以来的100多亿年，尚有未来的所有时间以及人类所有的梦想和可能的经历。这样的大生命，大姿态，大运动，把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微小历史掺杂于其间，神奇而生动，充满着令我们惊叹的体验。历史是如此激动人心和鲜活生动，历史也是如此平坦，然而我们许多人，却把它忽略掉了，其结果就跌入了自设的井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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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熵与中国文化再思考（2）
我在思考着现实、过去和将来的时候，就一直在考虑一个关于“历史熵”的原理。“熵”是热力学系统的一个函数。熵的原文字意就是“转变”的值，描述任何一个系统的内能与其他形式能量自发转换的方向与转换完成的程度。这里面，系统的界定变得很重要。在热力学系统理论中，存在着闭合与开放两种系统模型，同时也就造就了可逆转变与不可逆转变的两种能量转换态（熵值态）。在熵增加原理中，系统的熵值在可逆绝热过程中保持不变（甚至可以被控制到较小），这种可逆性，存在于开放性系统中。而在不可逆绝热过程中则将单调增大，直至系统内所有能量的转换值归于最小而使系统重新达至平衡，这是闭合性系统的根本规则。所有的闭合性系统，无论它的开端是多么的有序，看似多么的繁荣与整齐威武，但都避免不了这个缺乏交流的闭合系统向无序化演进，这种无序化将会愈演愈烈，直到将整体系统可换转的能量耗散干净，重新归于另一种系统的平衡，而熵值，则在这个过程中由最小值演进到最大值。中国的历史以及历史中各个朝代的更替，似乎就是这个热力学熵值向最大化演进的生动例子，它表明，中国社会所存在的闭合性的最大特征（这一系统特征直到20世纪中国所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之前几乎没有根本改变过）。
与我们看似无关的物理学实际上与人类这一更大的生物物理群落有着其内在的神妙关系。以微观的层面看，熵是组成一个系统大量微观粒子无序度的一个重要量值。在任何一个闭合的系统中，这种熵值总是趋向更大，并使原有的有序变得无序和混乱。这就是热力学过程不可逆性的微观本质。而在开放系统中，由于存在着可逆转换的特性，所以熵值将保持不变甚至趋于较小的值。如果将这一微观的粒子态放大到唯象的宏观理论中，熵定律则可成转换成为“历史熵”的概念。我们可以将一个国家视作为一个系统，而她的人民则视作为大量的微观粒子（我也是这样一个粒子）。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开放的国家，那么，她将会因为丰富的能量转换通道而获得有序的发展和进化，反之，如果她是一个封闭的系统，那么，她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无序化演进。尽管有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然而最后终于避免不了安史之乱直至最后的消亡。而南宋的自保之态、唯我之心，其最后的结局，乃是客观规律自然而然的结果。这样来看历史，就接近了科学观了，我们来评判并汲取历史的成果，便也可以泰然和有所收获了。
之所以在这里提出“历史熵”的概念，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与变迁以“能量转换”的科学观点来检测历史的一个尝试，这种尝试应当是十分有益的，有可能改变我们惯常所接受的传统历史观和教育观。按照“历史熵”的定义，对于中国乃至人类历史，我们应当可以接受以下的观点：无论从唯象的宏观还是微观而言，人类社会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系统。这个系统会因为人类自身的思想意识而导致闭合与开放两种系统存在模式。在闭合系统中，“历史熵”将会趋向增大，直至使人类社会在某一时期而渐渐失去可供转换的持续新能量，这种“历史熵”增加的状态下，人类社会组织（国家、宗族、家庭或个人）将会变得越来越虚弱而失去其持续发展的能力，其文化以及社会价值也将变得苍白乏力（无论这个系统的存在时间有多么的长）。如果这种闭合性发生在一个国家身上，那么这个国家则将面临消亡（我所指的是人类社会学意义上的）。如果这一闭合性发生在一个种族、企业或家庭和个人身上，那么其结果也是不言而喻。观测中国自秦以来的历史，尤其是自宋以后的历史，这种“历史熵”对中国传统社会所起的作用大致如此，每一次，都是“历史熵”达到最大值而一个朝代的政治、军事与文化衰减到最小值时即发生了历史更替。而一当这一系统的能量趋向于零时，重构系统的力量便会呈现出来，元朝帝国的诞生，就是为这个新系统的平衡而获得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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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熵与中国文化再思考（3）
所以，一个时代社会文明进步和国家强盛的发展程度，与这个时代社会系统的开放与否有着密切关系。而“历史熵”的原理，则客观作用于整个人类社会系统的闭合或开放态，与整体社会文明进步存在着必然和科学的因果，在此，热力学就是人类社会学中的发展动力学，也是今天所流行的国家与社会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学，从而从人类社会能量转化的角度来研究人类历史，并作为一种科学的发展理论与人类历史实施契合。
普里格津在上个世纪70年代对此进行了一次科学与人文结合的理论实践，他由热力学中系统闭合性和开放性原理创立了以熵为基础原理的“耗散结构理论”。而欧文。拉兹洛则颇具创造性地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人类历史运动规律的研究，从而建立了“人类历史动力体系”。在这里，我们看到，人类历史的自身发展已经列入了科学的巨大框架之中（事实上一直都是如此）。
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即“熵增加原理”表明，宇宙中所有的封闭系统只能走向无序化，并只有达到熵的最大值时才获得系统稳定（在这里我们可以将之称为系统归零），而只有开放系统才能获得系统的进化与发展，而熵值可保持不变甚至被控制到较小的值。史蒂芬。霍金在他那部科普读本《果壳中的宇宙》中也谈到了更为宏大的自然宇宙的系统结构，一如热力学中所定义的闭合和开放的两种系统。自然宇宙也有着两种不同的生长模型：开放性宇宙和闭合性宇宙。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宇宙，按照哈勃红移原理的发现，所有的星系都在快速离我们的星球而去，表明“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正按多普勒效应在快速地膨胀。以霍金的看法，“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正处于自146亿年大爆炸以来尚未至闭合临界点的一个正在持续开放的膨胀过程中（这个宇宙是否最后将演进成为一个闭合或持续开放的模型，我们均不得而知）。
在这里，以热力学原理来诠释中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模型，似乎有了一些新的意义。至少，我们回顾历史时，可以将传统历史观抛在一边，而用一个热力学系统的模型来检测它。首先，我们需要对它是否属于一个开放抑或闭合的系统作一个判断。这样一来，从自秦以来的中国历史与文化思想，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闭合性系统的结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理解到，为什么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文化，会在今天显得如此虚弱，如此缺乏创造力，因为，在这样的闭合系统中，所有的能量均已由“历史熵”而耗散掉了，可供转换的能量变得极其稀少。甚至，我们还可以将这一衡量标准由宏观压缩到一个微观的自我，来观测一下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创造力，以便自检出这个自我内在系统究竟是属于封闭或是开放？如此一来，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对于自我存在价值的认识，对于中华传统的认识，就有可能获得一个全新的角度。“历史熵”的存在，使我们开始转向科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观转换。这种转换，需要一个开放的系统前提…这是2007年，中国置于全球化之中，她的文化与未来，将出现一种开放系统中才有的全新转化。这或许将造成习惯于闭合系统的传统者有一些难以适应。一如元朝兴起的戏剧，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种相对于开放的电影、电视以及更为丰富的动漫表现手法而言，这种传统文化艺术的封闭子系统自然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之下，如果我们总是想对传统有所保留，那么对于一种更大的能量交换就无法做得到。
就在前天的读书会上，发生了一些颇有意思的事情。丁东在讲新儒学与21世纪中国时，他的观点被陈斌提出了质问。陈斌问到儒学对于这个世纪的中国究竟有什么现实的意义时，丁东则强调了儒学对于个人心灵的慰藉与一个和平和谐社会的价值。一个正在念大三的女孩则就此发表了她的看法，她认为新儒学如果真的成立，那么一定就不会仅仅是儒学，当然也不会全然成为西学，而是东西方共融而生的第三种东西。她把儒学比喻成土鳖，将西学比喻为海龟，土鳖和海龟相结合的产物，会成为一个新生的文化（这是颇有生动想像力的）。她认为新儒学只会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产物，在未来，儒学和新儒学都将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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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熵与中国文化再思考（4）
这是一个看似尖锐的挑战。现在，许多中国人都在接受着这种挑战（当然也有视而不见的）。而在我谈到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理念并与王琪博的诗并论时，徐恺先生表示了坚决的反对，这种反对之声还赢得了掌声。他坚决地认为诗不应当被经济所替代，商业与诗歌绝不相类，也绝没有联系。这种尖锐性已经十分公开了。
我在后来与诗人作了一个简短的对话与交流。因为我看到了诗人对政治以及经济和民生的关注，当然，诗人更关注了许多有关地球的一切。我谈了我的看法：这个世界，一切相关，而不是无关。在客观的世界里我们会相遇，然而在我们个人主观的世界中，在更多情况下，许多传统文化格局中的中国人都有可能会拒绝接受甚至不认同这种客观的联系。
丁东谈到了关于东西文化在中国近代史开端直至进入到现代中国以来各个时期的争论，他认为，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并没有超出历史，甚至，这种辩论尚未达到历史上所曾经的水准。这一点，我是赞同的（仅就指我们的这些讨论而言）。但是，讨论的水准之外，我们应当看到这场讨论所发生的时间和背景，这一点，在宏观之中就已让所有的历史与此有所区别了。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东西方的文化争论，似乎在说明，这个国家对于由闭合系统迈向开放系统是多么的不敏捷，而传统习惯又是多么之坚顽，以致使我们无法轻捷地产生更为理想的变迁。这又反映到中国的文化与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历史更多是由我们自身的主观所造就，也是由不变的经验所使然，不愿变化的背后，是我们缺乏刺激和想像力，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这种危险并不是让别人超越我们，而是使我们失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获得客观世界的支持（这是一种大本大源的能量）。21世纪的全球化，作为一个更为宏观的力量介入，这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压力，也认识到了它的能量，而对于这种能量以及其所带来的商业文明，我们的认识和理解才刚刚开始。也许，50年之后，当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