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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而创造，这是一个巨大的使命性任务。这一使命的产生前提，乃是基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从诞生直至今天的之于人类的价值争取。这种为人类价值而争取的努力尽管没有在我们的历史中体现太多，但从来没有中止过。因为中国人类这一支，她的属性以及她所具备的某种忍耐和迟慢的宽容度，却含有着自然宇宙创生的某种启迪，以致于让漫长历史中与这个国家发生际遇的诸多民族都无一不对这一启迪而有所获益。从这一意义上讲，蒙古族领袖铁木真（成吉思汗）的后裔忽必烈大帝，便是这样一位以外族身份进而成为中国社会的首位外族皇帝者，他于1271年弃蒙古国号而兴“大元”，取意源自《周易》中的“大哉乾元”，次年建都大都（今北京），进攻南宋，1279年，南宋覆灭，忽必烈帝成为大中华之一统天下的皇帝。这在中国自古以来汉人轮番为帝的历史中，是极有意思的事情。而如此来看，便也可以知道，中华之历史，原来也并非是由单一民族而号令天下的，外国和外族人也是可以领导中国的嘛。元代时游历中国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将忽必烈帝尊崇为“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称赞忽必烈是“人类远祖阿丹（Adam）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并认为这是“彼实有权被此名”，其意是说忽必烈这一盛名是附实而具的。而看看《元史》中对忽必烈的评价：其度量宏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于是我们可以得知，忽必烈帝是一位立经陈纪的一代大帝。而中国传统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对其表彰得并不太多，使忽必烈帝的知名度甚至不如清代的一些平庸君王。
谈中国元朝的忽必烈帝，就不能不言及他的祖父成吉思汗。这是一个在十三世纪初叶震撼世界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中国以致于世界的轨迹（尽管中国历史对此大多都甚少谈及）。
1206年，正是南宋与金国反复攻战的小小间隙度过之时，这一年，宋宁宗在位，又议战派占据了主流，于是宁宗起兵北伐抗金，结果战败，以致再度与金议和，这款议和协议的内容大致如下：宋国皇帝称金国皇帝为伯父，每年南宋向金进献岁币为白银30万两、绢30万匹，另犒赏金军银300万两。可见宋朝之衰落，而这些银两和绢匹，则自然又来自于中国民间了。这场宋与金之间的征伐，自1125年金太宗南下而至1234年金哀宗自杀而为蒙古与南宋合军而灭，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使南宋时刻处在兵临城下的高压之中，所以，当宋朝衰世的皇帝，应当是十分艰难的，即便是寻欢作乐，也只是亡国灭命之前的无聊而已。对此，南宋女词人李清照有深切而生动的描摹，并从一位女子的内心独白中观照出这段难熬历史。我们且看看她的一阙词作，叫《声声慢》的，一窥当时之景状：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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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帝（2）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词人的心际情怀，国家的萎靡时局，的确，早已不能由一个“愁”字而解了。而一首诗词之作，心中哀怨之诉，自然不太可能成为可以改变历史的力量。悲愤出诗，中国的文人们，其所能做的，也大致如此了（这是大多中国文化人所特别喜欢的一种生存方式）。对此，忽必烈帝也在当时洞见这中国文人墨客们的这一通病，曾直接将高丽与中国作对比，指出：高丽，小国也，匠一、奕技，皆胜汉人，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哉！
这是八百年前忽必烈帝帝对于中国的批评意见，今天再看看韩国的经济与文化发展，以四千八百万人口之小众，而获全球经济十强之称号，许多人以为这只是上个世纪二战以来的历史机遇造成，殊不知，早在元代时候，高丽人已经在手工业和技能等方面超越中国了。
李清照填写完这一词之后五十年，即1206年，除了南宋进一步失势于国家，也正是蒙古势力通过草原上长达十五年的内部争夺而获最后统一，草原各部落在斡难河畔举行部落大会，拥戴铁木真为全蒙古大汗，尊之为成吉思汗。
铁木真所在时代，蒙古刚刚由一个游牧的散落氏族部落民族而集聚成为一个新兴的草原国家，这位被尊称为成吉思汗的草原领袖，从即位起便开始对这个新兴的王朝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推进：建立领户分封的军事国家体制、建立法典、创制蒙古文字等等，迅速推进了蒙古各部落向一个统一大国的跃进。
这个新兴而迅速强健起来的国家，在成吉思汗的统帅下，实施了一系列的世界战争，向南，成吉思汗主要是攻打金国直至进攻南宋，向西，则发动了著名的三次西征，消灭西辽直至锋芒直指中亚的穆斯林国家。到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窝阔台汗时，由成吉思汗之孙拔都于1235年率军翻越乌拉尔山，长驱进入俄罗斯，北越过喀尔巴阡山脉攻入中欧直逼奥地利，还在西里西尼大败波兰与德意志联军，这场西征直到1241年底才告中止。到第三任可汗蒙哥时，蒙古大军再度于1256年进入伊朗，并在1258年初占领当时的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巴格达，1260年再达攻陷大马士革，屯兵巴勒斯坦海岸准备进攻埃及，直到接到蒙哥在重庆合川钓鱼城下中宋军炮石而逝，这番惊天动地的西征才告停止。
这一番历史，皆在中国之外发生又与中国之未来有着密切关联。在蒙古国中，成吉思汗也好、窝阔台和蒙哥也好，对于中国以及汉文化是几无认识的。而忽必烈则是唯一一位对于汉学和汉学士颇感兴味的。蒙哥即位大汗后，忽必烈又受命治理漠南汉地，他的王府随即南迁，这样一来，忽必烈便有了更多机会与中原汉文化相触。到1260年他宣布即大汗位之后，首次采用“中统”的年号，这是蒙古国前所未有的，这种典型的汉法标记直到1271年忽必烈定都北京时，一个蒙古国入主中国的整体战略便告完成，此时的蒙古国已成功转变为中国的元朝。到1279年元追击南宋最后一位流亡皇帝至崖山（今广东新会），逼其君臣投海而死，至此，传统中国便彻底为一个外来的强大民族所替代，而忽必烈在中国的称帝，不仅结束了一个长达三百年几乎毫无作为的宋朝（现在来看这样的历史还是越少越好），更为这个传统而且低迷不振的国家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广大的疆域，在这个疆域中，传统中国仅仅只是这个被称为元朝的国家的一个部分。
当中国宋王朝的君臣们尚不知自己的国家如何会变得如此弱小而苟安于一偶时，另一个民族则在她的基础上开辟出一个最为广大的国家，这样真实例子的发生，恐怕也是一则历史的相对论吧。现在再回头来看朱熹的天理与人欲之论，不禁会有些掩口而笑。一则失去科学与人本价值的思想学术，其必然是误国害人的，而之所以后来还能讨到历朝皇帝与专权者的好，其重要的一点即是它与君王们意欲独大天下而尽灭人心的想法有着惊人的一致。朱熹可能不知道（他也可能很知道），他在这一端对人本思想的一灭，便是让另一端封建专制的独大权力更加无法无天了而日益嚣张了。在这里，还是一则历史和思想史的客观相对论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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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帝（3）
在这里很有必要谈及在元朝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件事，这件事情很可能与我们传统习惯中所葆有的中国大国文化骄傲的情结相去甚远。
元朝自忽必烈1260年坐帝，1279年灭南宋，再到1368年由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并建大明国，正好一百年。这个一百年，可谓是疆域最辽阔而同时也是寿命最短的中国朝代了。“大哉乾元”，大的确是大，而这个乾元却是如此之短暂，算是重新给中国国家再开了一个前所未的有头。
这个开头，对于自先秦以来直至宋末的传统中国人而言，并没有带来什么意外的惊喜，而是从头到脚改变了这个自以为傲的民族的身世处境（这种改变在经历了明朝近三百年之后，又再度在满清王朝那儿转换了地位）。元朝甫一诞生，便由忽必烈帝颁布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以民族为界线划分的等级社会阶级，这种层级的划分显然不再是传统中国简单的君臣父子与贫富贵贱了，而是以蒙古人为中心的种族区分。忽必烈将元朝帝国的多民族人口划分为四大等级标准：最高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则是由西域多族人构成的色目人，第三等才是汉人。诸位不要以为汉人就此便可了，须知道这等汉人还必须是中国北方由原来金国统治之下而南宋无力救还的汉族及其它少数民族在（这里这些汉人已是算为元朝的少数民族了）。而南宋的遗民们，则处在了第四等位置上，即包括了大量自辽金以来逃避战乱而南迁的中国人。就此而言的话，那李清照这样的女词人，那苏轼这样的大才子，辛弃疾这样的硬汉子，若是再迟生少许，便也都成为了元朝中国中最下的一等人了。而我们的许多祖先们，追索其历史，在元朝的时候，看来都不会好到哪里去，延续至今天，大多都是由第四等人残喘而至的结果，是没有什么骄傲可称的。自五代的后晋称辽为父国而自称儿皇帝，到宋称金为伯父之国而岁币献纳不止，再到中国之汉人整体做元朝帝国的下等公民，这一条民族萎靡而自失尊严的道路是现实的，也是令我们从历史之中可以冷静反思的。中国由秦汉之雄风，到演绎唐朝之盛世，中华的国家与文化声名恢恢乎曾响彻寰宇，再到宋元之际的低落颓败，一个大国之裂变，真正算得上是历史的天翻地覆。
这场天翻地覆的裂变，究其因由，并不在强敌于外，而在于国体和文化之内在。曾经强盛而光辉的形象，却是因为文化的停滞和思想的固守，自五代及宋以来，便是浮出了历史的水面，而且并由此而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儒学克己复礼而不务民本与人本这一看似华丽与文质彬彬的“社会实用美学”功课，终于在它诞生一千年之后发挥出了渐慢效应。这种功效是如此之独特，算得上是中华传统文化之一端与中国封建帝统真诚合作的杰作，到了南宋，其成果已经昭彰。也正因为如此，辛弃疾在他那阙《元夕》的词儿中所吟唱的“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的经典句子，抑或正是对这种曾经风华而过早衰落不济的中国文化的落寞身影所作的一种描摩吧。
那人是谁？那人有什么值得让一代心怀中华梦想的词人来千百度寻找？需要我们重新从历史之中来会心一悟，深刻一想，千回百转之间，21世纪的中国人，也会来找到他吗？是的，中国需要找到这个人。
在元朝，这四等人所获得的社会待遇极其不平等。蒙古人首先是获得最优惠待遇，其次为色目人，而汉人与南人则受到歧视。举元律为证：若蒙古人、色目人殴打汉人和南人，后二者不得还报；汉人、南人若行窃偷盗则刺字，蒙古人偷盗则免；汉人、南人若杀人者即处死，并出烧埋银50两给苦主，蒙古人杀人则仅受罚出征并出烧埋银即可；凡汉人均不得有马，有即全取之充公，色目人有马三取其二，蒙古人有马则不取；凡汉人不得执弓箭。禁汉人聚众打猎，凡汉人百人以上执弓箭打猎者处死，百人以下则流放边远。地方各级政府，长官均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汉人不得重用，如此等等，这样一来，一个中国梦便在这样的种族政策之下破灭无形（若是中国人有梦的话），而做起这个大中国帝国之梦的，则是另外一个来自于北方草原刚刚结束氏族部落的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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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帝（4）
然而即便是如此，中国的国家仍然比宋朝的时代要大大发展了。元朝的大统一以及国土疆域的广大，为裂变以来的中国带来了恢复的生机和更多的开放与交融。自成吉思汗开始的西征扩域，蒙古国在极其广大的疆域中形成了四个大的汗国，它们依次是钦察汗国，据有咸海、里海以及东欧的广大领域和俄罗斯，并承认元朝的最同权威，接受元朝皇帝的册封；另一个是伊尔汗国，这个汗国曾经统辖了东起阿姆河西至地中海、北自高加索而南抵印度洋的广大区域；再一个是窝阔台汗国，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到巴尔喀什湖即今天俄罗斯的远东腹地；再者，就是察合台汗国，掌握着天山南北以及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阔大土地。这四个汗国都与元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由元朝所建立起世界最大的驿站网络而连通一起，并通过它们而与更大的西方世界发生诸多往来。加之元朝对于手工业的偏好，鼓励并扶持手工业者，这样便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快速提升的商业贸易繁荣时期，而中国的诸多城市，也迅速转变成为商业交易的中心，并以大都（北京）与杭州为最盛，而杭州之得名天下，也是由元朝而兴起的。
忽必烈帝，一如他的祖父，似乎是一个对更大世界以及更多世界深感兴趣的人。
在元朝建国之后，一个包括传统中国在内的多民族国家以及多元世界出现在这个蒙古族的中国元朝皇帝面前，很显然，忽必烈没有仅仅将视野停留在传统中国的疆域，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远也更多的地方。他尊西藏土蕃喇嘛教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后又加封为帝师，统领全国佛教，又派丞相孛罗出使拥有着阿拉伯与波斯湾广大区域的伊尔汗国并留居于该国，这样，越来越多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也大量移居到东方中国，并由此而逐渐形成中国特有的新民族回族。这一条移民与文化交流的路径，将中国文化尤其是当时领先于世界的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等等发明，都通过阿拉伯世界传入了欧洲，而与此同时，正在欧洲兴起的基督教也受到了忽必烈的关注，马可。波罗的父亲与叔父在1266年来到中国时，受到了这么皇帝的接见，并在返回时带去了忽必烈写给罗马教皇的信件，这位心愿博大的元朝皇帝希望能够有些基督教士被派到中国来。后来果然便有了罗马天主教士的接踵而至。而进一步，这位眼观世界的忽必烈帝还用兵北方的高丽、南方的安南和缅甸，将它们都收为元朝的属国，还两次发兵日本，皆以败告终，甚至，忽必烈还在1292年派出海上战船500艘，拥军号称2万，征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结果也是损兵而回。而即便如此，在忽必烈帝在位时，元朝尽管刚刚建立，却已是在整个欧亚非世界里风风光光了，就连中世纪的欧洲人都对其心向往之。
中国历史中对于元朝的诞生以及过程种种，似乎总有些欲言又止，其意识深处，乃是许多中国人（包括学者）对外族而为汉人皇帝的抗拒心理作崇，这一情结，到了清朝满族帝统之时也是如此。而元末起义的汉人义军所打的旗号“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就与清末辛亥革命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几乎完全一致，表现出汉民族在这一点上坚顽的民族心理（关于这一点需要一场社会性的大讨论）。如果更为客观一些，将中国历史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获得更为妥贴与科学的结论，那就是人类社会优胜而劣汰并共同发展的自然大规则。这一规则可以表明，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也不会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优越种族（这一点又有些像我们的电脑软驱以及众多的应用商品），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一定要保持住她的长期与持续的强盛，就必须依循一个积极进取与兼容并包和合作共融的发展规则，违背了这个规则，富者将赤贫，贵者将低贱，胜者败，存者亡。这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人类历史发展观。
而反过来，一个外族入主中原而为帝，对于忽必烈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这样一位继承了祖父喜好征服的DNA的元世祖来说，由一个草原游牧者而坐为大中国之帝王，他倒是很懂得学习汉制和传统中国先进文化的必要，在这一方面，我们对忽必烈帝的这一态度倒是知之甚少（这也让我们再一次失去了向这位帝王学习的机会）。忽必烈是怎样的一个人？作为首个入主中国的外族（外国）人，他又是怎样对待这种巨大的文化、习惯差异的？他又是如何来看待这个中国以及她的历史的？这会是一个极其有趣的历史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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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帝（5）
有几则例子和忽必烈帝所说的话可以让我们看到历史中这位外来的中国元朝皇帝的样子。首先是忽必烈对中国文化的极大兴趣和极强的好学精神。还在他未登基而为王子时，他就是蒙古诸王中最好学汉制的一位“贤王”了。有史载忽必烈28岁时（1242年）就在他的王府接见禅僧海云及弟子刘秉忠，忽必烈问海云禅僧：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这一问，似乎有两重意思：其一是对佛学的兴致，其二更是显示出这位年经尚轻的王子早已怀有“安治天下”的雄心。自那时开始，忽必烈就不断从中原召徕贤人显学之士来为自己讲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了解前代帝王之治与朝代兴替，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之道，讲三纲五常之理。他学习中国先王的贤明圣迹，听取汉高祖平定天下的故事和史迹，更十分仰慕唐太宗盛世治国的才能，憧憬在自己的治下也有贞观时代万国来朝的盛景，为此，忽必烈经常提及自己也要象唐太宗一样有魏征这样的卓越人才来为自己效劳。对于宋太祖的帝迹史料，忽必烈也是每言必听，并说：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可见他对中国故帝了解的详尽程度。待忽必烈平定南宋迁都大都入主中原之后，他颁布的一道《归附安民诏》中，就特别提及：名山大川寺观庙宇，并前代名人遗迹，不话毁拆。由此可见忽必烈对这一异族臣服国家文化的爱护，同时也表明其将所继承的国家正体。这一点，表现出一个积极学习和尊重历史的态度，这一态度，比一些自隐不朝而不知一�